1952－1957年
當鄧小平被調到北京時，距他四十八歲生日還差一個月。此時，他的嘴角和額頭上已爬上了皺紋，他看上去已不再年輕了。在此之前的五年間，他留起了短鬍子，但在他離開四川時，他刮掉了鬍子。可說來也怪，他當時還剃了個光頭——這不由使中國人聯想到蔣介石的一個習慣——這就是突出額頭的坡度和下顎的稜角。他至少在北京呆了兩年後，才又留起了頭髮。他身體很好，不過他在閱讀長篇文章時要戴上眼鏡。到50年代末，他的耳聾已相當嚴重，尤其是右耳，但他在北京的頭一年，沒有任何照片表明他那時已開始戴助聽器。他生性率直，舉止隨便。即使到80年代，他在接見眾多的外國來訪者時，除非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場合，否則他還是習慣先清一下喉嚨，吐口痰。
鄧小平的妻子卓琳＊，他們的五個孩子（大概還有），(1937年到延安後不久，她便把父母為她取的名字瓊英改為卓琳。同鄧結婚後，她放棄了她的"蒲"姓——原注)他的繼母夏伯根同他一起，或是隨後到北京的。他和家人住在中南海。中南海是緊靠紫禁城西邊的一片湖邊園林，也是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毛澤東和他的家人所住的房子建在園中兩湖之間的一塊狹長地帶上，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築，現在沒有人住，有時對中外遊客開放。毛把其中最大的一間屋子作書房。據說，他經常是拿著一本書獨自在這間屋子裡吃飯１。從房子裡的傢俱和窗簾可以斷定，他和他的家人過著一種非常簡樸、舒適的生活。離房子幾百碼遠的地方是一群古色古香、裝飾華麗的建築群，黨的辦公地便設在裡面。這所房子離政府的辦公地也不太遠，而且對酷愛游泳的毛來說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它離游泳池很近，這個游泳池是1933年建成的，在當時是供公眾使用的。這所房子還緊靠瀛台，瀛台是中國苑囿和建築的一個珍品。它還是皇太后慈禧幽禁光緒皇帝的地方。光緒帝一生中最後十二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裡度過的。所以，他很難再找到他的同僚和把人們召集起來了。
在黨內，毛的權力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隨著他在內戰前和內戰期間的政治和軍事戰略的勝利和1949年9月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權力日益加強。他達到了他權力的頂峰，而且絕對自信。他總是推掉一些日常的政治事務，以便留出時間準備有關大政方針問題的講話和指示。但他也盡力發揮他作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作用，發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作用。從下面這張他在1953年5月給劉少奇的短信中便可看出這一點，他寫道："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２
即使是在這個時候，毛也不習慣於勉強同意他不喜歡的其他領導人所作出的決定。他總是願意用他自己的命令來推翻其他人的決定。但他又並不像斯大林那樣使他的同事們互相對立，或者損害他們當中那些他曾批評過或打倒國的人的名聲。對於他來說，能夠自主行事，就心滿意足了。
除毛之外，1952年，書記處的成員還有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朱是一位老紅軍，他此時的地位顯然沒有他在內戰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那麼高。而且，不管是此時還是後來，他在政治上都不活躍。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他對外交政策及國防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也經常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言。此外，他還是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和以毛為首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因此，在1950年10月開始直到1953年6月停戰的朝鮮戰爭期間，他起者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指揮著五十萬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進行大規模作戰。他在黨內和軍內是一位頗孚眾望的人物，並以性(此處有誤。抗美援朝戰爭是由彭德懷指揮的，彭當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兼政治委員——譯注情耿直而著稱。他代表著樸實和最具魅力的延安傳統，即艱苦奮鬥。
1956年前，劉少奇在書記處中的地位僅次於朱德，但他是在4O年代後期作為毛的主要的政治助手和黨的日常工作的管理者而嶄露頭角的。他同毛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他工作勤奮，處事慎重，而且還相當嚴肅，正如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教授的一句名言所說的，他是一個地位顯赫的灰色人物３。但他又很自負，而且還很固執。他會越過毛毫無顧忌地發指示，或不顧毛的意見而對一些政策問題發表看法。如上所說，毛在1953年指責他擅自下發中央文件；1951年，他還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個批語，並使之廣為傳播，他在這個批語中把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思想說成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４。然而，他的這種獨立性和他對50年代初期的社會變革所持的謹慎態度，不僅沒有使毛決定在這個時候降他的職，或使毛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前景失去信心，反而使毛認為他才是接班人的最合適的人選。
劉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他是在延安成為毛的最密切的政治夥伴的，至於他為什麼會成為毛的政治夥伴和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其中的詳情還無法搞清楚。也許毛信任劉是因為他感到劉比書記處中他周圍的那些知識分子更容易相處。他和劉都是湖南人，他們都來自農村，都是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儘管劉於20年代初在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呆了一年，但他過得並不愉快）。對劉而言，也許他認為積極地把毛推上黨的領袖的地位比採取其他手段更有希望在黨內得到迅速的提升。他在40年代的幾次談話都清楚地表明，他對毛的態度比他同時代的人對毛所持的那種英雄式的崇拜要成熟得多。1942年，他對一些同事說："什麼是主席？我從未聽蘇聯人管列寧叫列寧主席。"1947年，他在一次會議上(這時，毛還不是黨的任何一個機構的主席。不過已經有傳言說他有可能成為政治局的主席，果然他在1943年得到了這一職務——原注說："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領袖，這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的，無論是在中國或其他國家。如果有這祥一位領袖，他只不過是豬鼻子裡插蔥——裝象而已。"５
在政府中，同劉極為相似的一個人物是周恩來，他在1949年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在頗受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領導下行使職權，同時，他還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周恩來才思敏捷，精明幹練，且能言善辯，他以一個外交家和演說家的天才而聞名於世。他還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從未懷疑過，中國必須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建設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必經階段。然而，與毛不同，他並沒有把革命本身作為一種理想。他也不像毛那樣為中國人民的貧窮和愚昧無知而慶幸；相反，他想盡快革除這種狀況。他更不像毛那樣熱衷於群眾運動，也不像毛那樣不信任中國的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有四五百萬人，他們全都受過中等和高等教育。
周工作勤奮，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同劉完全相同。他還十分注意自己的舉止、衣著和講話的每一個細節，對於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有許多故事都是講述他是如何關懷衛士、司機和廚師，以及他是如何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探望病人或為他們安排更好的治療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數百萬老百姓的英雄，在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年代，他毅然挺身而出，為他們主持公道，向他們表示同情。
到1952年鄧到北京時，新的國家領導層已基本上實現了其最初在共同綱領中確定的目標，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早期談話中所提及的目標。在政治上，除台灣和一些近海島嶼之外，已經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了它的政權。在這個進程中，專政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各種暗藏的敵視共產主義的國民黨分子，擁護國民黨的工會組織者、城市匪盜和農村的土匪（包括1927年在井岡山同毛澤東合作過的兩個士匪首領中一個人的兒子）。這場運動從1951年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53年的春天，其特徵是：毫不留情，並依靠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來辨別那些應該受到懲處的人和決定他們的命運，而不是由軍隊和政府出面決定。被處死的人達幾十萬之多，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關進了監獄。其結果是沉重打擊了暗藏在城市居民中的國民黨殘餘分子，從而結束了國民黨在一些城市和農村的不法統治，使全社會對共產黨人產生了一種敬畏之感。
在社會上，領導層已幾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一切任務。在農村，除一部分非漢人居住區外，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區都已經完成。在工業城市，官僚資本家，即那些經營從日本企業主那裡沒收來的工業企業的國民黨官員，已被趕走。許多外國所屬的企業被接管，其中有一些是被完全沒收的，但通常都是向他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交出他們的財產以償還他們所欠下的債務。在近代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中居支配地位達一百年之久的外國經濟已經瀕臨滅絕的邊緣。
在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之後，領導層便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它是掌握政權的四個階級集團中的一個階級。在1952年6月的一個秘密指示中，毛寫道"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四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很快便以"五反"運動而聞名。也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巨額罰款或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支部就開始動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一開始，互助組的規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強加上黨的意志以促進這些"社會主義萌芽"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業已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為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軍事預算而制定的"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在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了控制。儘管經過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並大大超過了1949年的產量）。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國內和平環境的自然的回饋，還有部分原因是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起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黨的最高領導層已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倣傚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徵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面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項目。這時，領導層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似乎也沒有人提出過，要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為何所能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機構及其職能。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領域內的所有的工廠，其中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製訂計劃，並按照這一計劃擬定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也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為現時的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他討厭他們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沒有明確的時限）和"確保私有財產"的口號，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這一點。他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便向全國宣佈了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形式要經歷-個逐步衰亡的過程。
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他被任命為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職，而不是在黨內任職。這時，周恩來同擔任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主好的陳雲。成了他的上級別最親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陸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轉向了更為精細的財政工作，這時他接替薄一波任財政部長。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創建129師根據地時便已十分熟悉的一個北方人（由於他在1952年底採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稅制受到毛的批評而不得不辭職。毛在8月會議上批評他所犯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抬頭"）。
鄧一定認為他會在這個新的崗位上——一個敏感而又重要的崗位——呆上更長一段時間，而實際上，他擔任這個職務僅九個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為中央(原文有誤。鄧是4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譯注)委員會秘書長。這樣，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轉向了黨的工作。這項工作使得他與毛和劉少奇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也使他成為毛劉和全國各地黨組織之間的一條最主要的紐帶。
他這第二次職務變動的背景是，時任政治同委員、國家計委主席的高崗和黨的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妄圖推倒劉少奇和周恩來陰謀活動的失敗。高、饒兩人基於個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不指名地攻擊劉和周，懷疑黨的新時期總路線的正確性；他們試圖通過散佈一份缺少幾個資深的軍隊幹部的政治局人選機密名單（據毛說，這是未經授權的）來挑起人們對劉、周的不滿。他們把這份名單強加在劉身上，說它是由劉在黨內的一個關係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們的陰謀進行得很順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現了變化。高、饒分別遊說鄧小平和陳雲。但鄧、陳認為，他們的行為是無原則的，於是便把這件事報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要求高崗對黨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議，從而揭露了高惡意攻擊劉的行徑，並指定劉主持即將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劉抓住了這個機會；他指責高、饒是反黨陰謀家，並敦促這次會議一致同意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分別對這兩個人的活動進行調查。據說，高曾威脅說要當場開槍自殺，所以沒有立即對他進行處理。不管這是不是事實，但這次會議的確是標誌著這場陰謀的結束。高、饒不久失去了他們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高最後自殺身亡。
除被任命為秘書長外，鄧還接替饒擔任組織部部長，並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會議上作關於這個陰謀集團的正式報告。一個月以後，他被選進了政治局，雖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後一位），但已經超越了中央委員會中的很多同事。總的說來，高、饒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一個高昇的機會。
在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的會議上，毛宣佈，中央委員會（意指黨的領導層）已經決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這也是自1945年以來首次召開這樣的大會。他概要地介紹了這次大會正式的議程，並提出黨要在"一年內"，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邁出一大步"。他宣佈，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黨員之間要互相進行尖銳的批評。
換句話說，毛為這次代表大會擬定了一個為期十八個月的籌備時間表。雖然還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詳細的會議計劃，但對作為秘書長的鄧小平和他的助手們來說，時間應該是綽綽有餘的。然而，到了最後關頭，鄧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塗。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大大改變了政治勢念。在國內，中國已從新民主主義完全步入了社會主義；在國外，赫魯曉夫公然譴責斯大林和他的"個人迷信"，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套新的戰略策略。
在中國，"社會主義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許多黨的領導人就農業出現的緊張情況、該走什麼樣的道路的爭論中取得勝利後開始的。1953年，政府發現，供給城市人口的糧食出現了短缺。為此實行了徵購制度，這個制度規定，所有私營糧商一律不許私自經營糧食，改由國家代銷糧食，對那些私營麵粉業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價的糧食配額。這一變化緩和了城鎮的緊張局勢。但是，由於糧食產量並沒有迅速增長，從而引起了農村部分地區缺糧。毛對此的反應是，要求迅速實現農業合作化，以農業生產合作社取代互助組。剛一開始，合作社的社員是按照他們入社時交納的土地、牲口和農具的多少獲取報酬，不過很快便進入了"更高的階段"，即合作社的社員只實行按勞取酬。
毛堅信，合作化通過建立較大的農場，實行規模經濟，能夠提高糧食產量，政府也更容易獲得供給全國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糧食。他擔心土改以後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會引起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越富裕的農民越能積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而那些較為貧窮的農民則不得不賣掉或抵押他們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會遭到破壞。
1955年4月底，黨的農村工作部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合作化運動要以"停、縮、發"這一方針為指導，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要繼續發展，但另一些地區則要停止或倒退。毛對此決定非常生氣。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他認為"停、縮、發"三字方針，重點是強調"發"，他批評了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觀點，並同他們進行一次"大討論"，而在隨後召開的另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他則提出要徹底改變農村工作部的政策。在這第二次會議上，他是以這段不久便很快傳播開來的名言開始他的講話的：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６
他指出，大部分農民想實行合作化，黨的任務是帶領他們走向合作化；他進而指出，在從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內完全實行合作化，中國的這一目標並不背離蘇聯的經驗。
毛的主張佔了上風。省委書記們都感到，他們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處於得失攸關的關頭，因而他們便立即開始著手把毛提出的"高潮"變為現實，實現農業集體化。果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大約有一億一千萬農戶加入了三十多萬個高級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確定的農業合作化的目標。在實現這個巨大的轉變時，中國雖沒有像蘇聯那樣在合作化運動中採用大規模地剝奪富農或使一部分地區農業產量下降的做法，但它並沒有解決毛想解決的經濟問題，毛隨後採取的政策導致中國的災難，與蘇聯合作化運動的後果相比，至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農村進行的這場運動也引發了城鎮同樣的運動。工廠主和商店主以一種超乎尋常的狂熱，敲鑼打鼓要求把他們的財產交給國家。他們的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們因而成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基本消失。
對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公然譴責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一開始就感到不滿。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棒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７
赫魯曉夫這一做法所帶來的後果是，先是在波蘭引起了暴亂，隨後斯大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統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斷定，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領域犯了錯誤，他對斯大林的攻擊是輕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魯曉夫還在這次代表大會的另一個報告中談到，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國家政權。毛也由此斷定，列寧主義的相當多的東西已被赫魯曉夫丟掉了。在1956年11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毛用了一個最為生動的比喻來表達他的這個觀點：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體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波蘭的〕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大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８。
在1956年9月舉行的中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有四個人作主要報告：毛澤東，他僅致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劉作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周作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長篇報告，這個五年計劃即將在1958年開始實施。鄧的報告是第二天作的，在這個篇幅很長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他概述了中國社會的狀況和黨的任務。由於他的報告在風格上、實際內容上都同其他三個人的講話有著顯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這個報告看成鄧小平個人的政治宣言。其價值不僅在於它反映出鄧個人對當時政治形勢的觀點，而且也可作為一種標準，用來評判這些觀點日後的總體發展。
鄧在此論述了以下三個主要的政治觀點：中國階級關係的狀況；黨員要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以及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黨的領袖的作用。他在一開始就明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中國正處在順利地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是指這個社會僅有一個階級存在，而不是階級已全部消亡）。他在把黨在1945年的狀況同它在1956年的狀況作了比較之後，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的狀況完全不同了。我國的人民革命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已經在1949年獲得了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實現了空前未有的國家統一。現在，除了個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七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９。
在後面的一段講話中，他說：在第七次大會以前和以後的相當時期內，對於不同的社會成分規定不同的入黨手續，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時期，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和職員已經只是一個階級內部的分工……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已經站在工人階級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和學生變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農民和他們的子弟變為職員和知識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變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變為農民、學生、工人和職員。把這些社會成份分為兩類還有什麼意義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麼分得清呢？十
他所說的黨的作用和政策的含義在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中作了清楚而詳細的說明，決議指出，中國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狀況之間的矛盾。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並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在談到黨員的品行時，鄧闡發了他曾反覆重申過的兩個問題：官僚主義作為一種工作作風的危害性和黨同非黨員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評官僚主義的文字中，他指責官僚主義有以下陋習："機械地盲目地搬運"，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處理文電和不必要的過多的開會上面"，把問題"層層下放"，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結論，許多黨員還遠沒有完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他進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並指出，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黨員要"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說，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是自1949年以來一直實施的一個方針；儘管這種合作中間是有"鬥爭的"，但"民主人士"能夠"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
關於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領袖（並不是"一個"領袖）的作用，鄧巧妙地擺正了以下兩種需要，既要顧及到毛的立場和觀點，同時還要表明中國黨既不同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譴責，又不輕視這件事。他一開始便指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或在政黨中的作用。但他接著又明確指出了"剝削階級的領袖"同"工人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差別；同前者不同，後者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他們必須密切聯繫群眾，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對被領導者來說，"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
鄧接著特別闡釋了這一點。他說，蘇聯的經驗表明，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中國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正因為這樣，它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並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採取了諸如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歌功頌德"等措施。"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黨的任務是"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⑾。
在鄧的聽眾中，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一定沒有人會對他闡述的幾條原則提出異議。也一定沒有人會對他簡短地、泛泛地提到蘇聯的經驗而表示反對。更沒有人會反對他為中國黨的態度和實踐所定下的調子；他盡量不用道歉或自滿的字眼。最為巧妙的是，他把毛說成是黨所實行的禁止對個人"歌功頌德"的倡議者，從而為毛開脫了責任。因為有人指責毛澤東鼓勵對他自已的個人崇拜。
但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鄧卻未作任何說明。這就是，黨決定刪去現在黨章中兩處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很難說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說的一切以乎使人們覺得，毛是迫於國內外的壓力才同意這一變動，或者是毛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們一看到修改過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這一改動，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會作這樣的修政。黨的高級官員在簡報中是這樣向他們解釋的，即對此問題無須作任何說明、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現在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但是，從鄧強調這個新黨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準確無誤的黨章來看，這種解釋很難使許多人信服。
實際上，這其中的變化的過程至今仍是一個謎。在此之前，關於鄧小平在這件事裡扮演何種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設是，作為負責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小組的組長和報告人，他所做的僅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次代表大會一結束，新的中央委員會就召開了八屆一中全會，選舉它自己的領導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總書記）、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總書記一職是重新恢復了黨過去曾經設立過的一個職務，不過與過去相比，它的地位已發生了某些變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總書記一直是黨的領袖，而現在只是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代了過去的書記處，並完全取代了它的職責。
鄧當選為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為決策者以及黨內主要負責政策實施的一位領導成員。作為總書記，他領導著一個由黨內高級幹部組成的機構——書記處。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從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譯注)超過了林彪和其他六個人，其中包括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局成員的彭德懷和洛甫。
這些人事變動以鄧的連續陞遷而告終。在四年之內，他從政治局之外的一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一躍而成為中國六位最具實權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傳記中的話來說就是，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⑿。他的陞遷可能多少有點運氣。但主要還是靠他的能力、才幹以及處理諸如修改黨章這祥複雜問題的技巧。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充分證明，毛對鄧有很高的評價。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毛曾指著鄧對赫魯曉夫說，這個人才華出眾⒀。
較年長的中國作家、藝術家或專家一定都不會忘記1957年，這一年發起了百花齊放的運動。對於全國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場運動是以疑惑開始，在希望中度過，以失望告終的。
毛澤東本人是百花齊放運動的倡議者。他是想通過這場運動來促進經濟的發展，把全國黨外的知識分子變為黨的熱誠的擁護者。他堅信，黨需要進行一次新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如果有非黨人士參加將會達到更好的效果。他斷定，防止中國出現像1956年席捲東歐那樣的混亂的最好途徑是，改變專政與民主之間的政治均勢，並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論上加以論證，然後再付諸行動，這已成了他的習慣。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詳細闡述了著名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社會上存在著兩類矛盾：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同他們的敵人之間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後者能夠而且應該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他為中國作出了一項可行性的決定，即黨外人士可以批評黨及黨員的行為，知識分子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愛好來寫作和發表言論。他進而要求這兩個階層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下開始行動。但其結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寬了這些範圍，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於毛不守信用（儘管他後來更願意由他自己承擔不守信用的罪名，不願意承認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不是由於毛的同事們故意從中破壞（儘管他們當中有人曾竭力反對黨接受黨外批評的做法）。而是由於從5月初黨剛一開始正式號召展開批評，不僅黨員當中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而且在整個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發展的緣故。
剛開始，批評是溫和的。但是，當黨的統戰部開始在政府部門中的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中召開了幾次會議後，這種批評便變得激烈起來。當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開始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時，批評就變得更為激烈了。在北京大學，繼承了長期政治運動傳統的大學生們建起了"民主廣場"和"民主牆"，並很快貼滿了大字報。一些新聞記者報道了這些活動，結果，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也開始鳴放。一些學生只批評黨對個別人（例如作家胡風，他在1955年被指責為反革命）和一些社會團體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則指責黨的領導層只講政治原則和問題，認為整風並不能糾正它的惡習，因為這些惡習都是黨本身所固有的。許多言論帶有一股強烈的反蘇傾向。黨外人士總的來說大都比較謹慎，然而也有極少數人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黨所說的"互相監督"同黨員實際上對待黨外人士的態度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
批評——"鳴放"階段持續了五周多的時間。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佈許多人的行動和言論表明，階級鬥爭在中國並沒有熄滅，並把"右派分子"說成是"濫用"整風運動，企圖把歷史推向倒退，是一夥攻擊共產黨、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在隨後的六天內又連續發表了五篇社論。6月19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並在配發的按語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對文章逐字進行了審閱並作了一些"訂正和增刪"。這篇文章包括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這六條標準是後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聽過毛在2月份所作的這篇講話）：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它們是在毛的授意下公開發表的，這意味著一場反擊即將開始了。
這場反擊在一二天後便開始了，並很快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甚至波及到許多在鳴放期間或許是因為過於謹慎或缺少機會，而並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的人身上，因為他們的出身可疑。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黨以他們在其他時期違犯過黨紀國活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網的是許多小的非共產黨的頭面人物，其中有兩個人被點名並被指責為反黨陰謀的組織者。接著，這場運動便擴大到了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教授和學生身上。到初秋時節，工人、農民和省級黨的幹部都成了目標。一些組織還分配到了必須完成的名額。在政府機關，給那些預先內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迫使他們認罪和收回他們的言論，其中有許多人被檢舉者說成是立場不穩的人，接下來就是宣判，不過有時也會在幾周甚至幾個月後才宣判。對絕大多數人的判決都是異常嚴厲的，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被無限期地發配到國家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一些重刑犯都是黨員。享譽全國的女作家丁玲，因與黨的宣傳部中負責文學藝術的副局長發生爭吵，便被送到了遠在東北的勞改農場；年輕作家王蒙，因為寫了一篇有關組織部中的一個黨支部的官僚主義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發配到了新疆。後來鄧提拔他當了文化部長。在後來的二十多年當中，他們都沒能回過北京。
百花的齊放和凋謝給國家帶來的後果是十分消極的。它導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費，以及持續四十多年的新文學藝術時代的結束。它使毛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以一種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他的。他對此的反應有兩個：斷言今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決不能依靠他們；斷定八大把中國的主要矛盾確定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完全錯誤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意味著，階級鬥爭仍然要放在政治議程的首位。
無論是在毛準備發動他的"百花齊放"運動階段。還是在反"右派"運動期間，鄧小平和任何一個黨的領導人一樣，表現得非常積極。
在準備階段，鄧在各種各樣的講台上頻頻發表講話。他的講話表明，他是熱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這個問題上同毛有著明顯的不同。在一次黨的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說，他贊成把大民主——自發的遊行示威，甚至罷工——當作晉通群眾表達他們希望黨改變方法的一個途徑。然而，鄧則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黨的積極分子所作的一個報告中說：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們並不提倡，搞大民主並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幾年才能恢復元氣……波蘭搞大民主也需要相當一個時期才能恢復元氣⒁。
多年以後，他坦言，反右運動是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被"嚴重地擴大化了"⒂。但這是他當時所持的態度嗎？目前所有的唯一證據也是間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全黨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把反右鬥爭說成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即第二個階段，並預言，這個階段很快就會結束。他對此的估計是錯誤的。然而，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這場鬥爭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內，因為在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地區組織任何鬥爭都需要時間和空間。除此之外，他的報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為依據的，毛在這篇文章中說，"人民"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而對後者不應當採取最嚴厲的態度。這並不能夠挽回他的聲譽，但這也許足夠使他得到一個公開的評價。
註釋：
１根據1986年春官方導遊向作者所作的介紹。
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0頁。
３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頁。
４《毛譯東選集》第五卷，第59頁。
５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頁。
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68頁。
７《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86頁。
８同上書，第321頁。
９《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13－214頁。
十同上書，第245－246頁。
⑾同上書，第235頁。
⑿《鄧小平傳略》第23頁。
⒀弗朗茲：《鄧小平》，第165頁。
⒁《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73頁。
⒂同上書，第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