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這使得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必然地又一次產生對國家政治權力的爭奪，並且這一次更遠遠勝過抗戰以前，那麼，這場斗爭將會不可避免地引發內戰嗎？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斗爭雙方都以聲明及行動表明了各自態度，即雙方都准備作出相當程度的讓步，以建立，或者說是表面上建立一個組織機構，在此機構中雙方的斗爭表現為政治上的較量。推動他們這麼做的力量是強大的。在經歷了數百萬人死亡(原文如此。據統計，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
亡人數在三千五百萬人以上——譯注的八年抗日戰爭以及將近三十年的國內武裝斗爭之後，國內的各個階級都深深地厭戰了。美國人非常希望和平，他們准備通過施加壓力也通過他們的斡旋來獲取和平，而國民黨像在抗戰期間一樣，追切需要美國人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予以支持。俄國人的軍隊在1945年8月間已占領了滿洲，他們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臨必須在國共之間作出政治選擇的尷尬。並促使美國人盡快撤軍。此外，雙方想避免內戰，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產黨並不能保證能在這祥的戰爭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說是有把握取勝。就國民黨一面而言，他們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任務，不僅僅是恢復其在日本占領區的權力，還包括重建被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
另一方面，雙方彼此對對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層的原因是，雙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體制中容忍對方。因此，一旦權力的天平發生嚴重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諒解基礎上達成的協議就馬上會被打破。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只要共產黨手中掌握著武裝力量，如果他們下決心戰斗，那就誰都無法阻止他們這麼做。盡管內戰不一定馬上爆發，但那只是遲早的問題，這一結局是很難避免的。
實際情況是，在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曾經有兩個階段的嚴肅的談判。第一個階段是從1945年的8月到10月，當時在美國人的敦促下，蔣介石和毛澤東（後者有周恩來的支持）在重慶就雙方存在爭議的各種政治和軍事問題進行了為期六周的談判。國、共雙方力量都競爭盡早搶占滿洲地區，總的看捷足先登者將得到俄國人更多的幫助，這就是談判的背景。雙方都作了讓步，從共產黨一方來看，他們放棄了讓蔣介石建立一個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聯合政府的要求，並且同意從他們十九個根據地中讓出九個。但是，還有一點是很難解決的，那就是其他十個共產黨根據地未來的管理方式問題。蔣介石希望共產黨允許這十個位於北方或西北地區的根據地並入國民政府，毛澤東則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時候，這一點仍懸而未決，而且一直沒有解決。
第二個階段談判是從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馬歇爾將軍作為杜魯門總統的特使被派往中國，他極力為停戰做工作，並積極促進雙方政治及軍事上的和解。開始階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達成了停火協議，在這個協議下成立了由三方組成的休戰監督小組，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內還達成了一系列政治和軍事協議。其中一個軍事協議表明，三方委員會制訂出了一個計劃以達到雙方軍事力量的平衡。但是這種有效的干預並未能延續下去。第一個原因是由於並沒有一種至高的權威力量來保證協議的貫徹執行。第二個原因是由誰來掌管共產黨的北方根據地這個問題尚懸而未決。第三個原因則是，共產黨加緊占領那些蘇軍剛剛撤出的城市，而國民黨則是派軍隊驅逐對方，這樣在滿洲地區3月間就爆發了激烈的戰斗。從那時起，違背停火協議的事便屢屢發生。馬歇爾曾組織安排了6月初在滿洲兩周的休戰，但在停火期間的談判中，對一些最本質的也是最實際的問題未能達成一致。7月初，蔣介石在做了幾個月的反共全面進攻的准備後，下達命令發動了戰爭。
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劉伯承與鄧小平依舊搭檔共事。早在毛澤東離開重慶之前，劉鄧部隊就投入了戰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們的邊區（或者用肩來更普遍的稱呼叫做解放區）的西部和中部地區，他們指揮部隊反擊國民黨武裝的進攻。
第一次戰役是打閻錫山——他從194O年起就是劉鄧的對手。1945年9月，閻錫山打算恢復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權勢。所以他准備收復共產黨在山西省東部及中部的根據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區。劉和鄧早有准備對付閻錫山武裝，根據毛的傳統路線，他們誘敵深入至山區。各個擊破閻錫山分散的幾個師。這次戰斗共捕獲兩萬多俘虜，其中還包括許多高級軍官。這場戰役表明，八路軍的部隊能夠對付並且戰勝國民黨的大兵團。同時，也教訓了蔣介石，這就是說如果想從共產黨手中得到任何他們在談判桌上不准備放棄的領土，就必須全力以戰。
第二場戰役幾乎緊接著就爆發了，四萬國民黨部隊試圖沿平漢路穿過共產黨解放區的心髒地帶向北推進。第一次戰斗是在邯鄲，這是平漢路邊的一個大城市，大約三分之一的國民黨軍隊在其指揮官的帶領下投向了共產黨，開啟了日後國民黨軍隊大批投向共產黨的先例。其余的軍隊在潰退中也很快被包圍並被迫投降。這場戰役告訴蔣介石，共產黨不允許國民黨的軍隊在其控制區內進行戰略行動。毛澤東並不想掩飾這一點，在這場戰役結束之後不久，他馬上指出："國民黨當局正在大舉調兵，像洪水一樣，想要淹沒我整個解放區。他們在九、十兩月幾個進攻失敗之後，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規模的進攻。而阻礙這種進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內戰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許他們在鐵路上運兵。"在接下來的九個月裡，共產黨在其控制區內加緊實施階級斗爭。從1937年到1945年，他們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地主及放債者——他們常常也是地主——實行減租減息。但是，通常的情況下當地的黨支部並沒有動員那些佃戶和借債者去騷擾那些富人。然而現在，毛號召要普遍動員起來，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減租必須是群眾斗爭的結果，不能是政府恩賜的"。並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的話"矯枉必須過正"１。地主已經成為了"斗爭對象"。至於斗爭的目的，1946年5月黨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時代已經發生變化，減租運動應該發展為沒收地主階級的財產，包括他們的房子。命令中談到了幾種不同的方法，從溫和地勸說出售土地到強行沒收。在當時的環境下，隨著內戰的日漸緊迫，大部分地方黨的領導選擇了比較強硬的作法。許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眾大會上，讓群眾對他們進行斗爭，指責他們苛待農民的種種惡行，然後對他們進行處罰，甚至剝奪其大部分財產。這表明了共產黨並沒有忘記他們一貫的社會職責，即斗爭的目的一是為了打擊農村統治階級的力量，破壞他們的聲譽，同時也是為了使農業社會的貧苦大眾成為黨和軍隊牢固的後盾。但是第二個目的並未獲得普遍的成功；許多農民害怕一旦軍事形勢發生變化而重新落到國民黨手中，他們會受到報復，另一些農民則不願意為了支持黨和軍隊離開他們剛剛獲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對嚴酷且危險的軍事服務。
鄧是地主的兒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廣安縣，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去世後，他的二弟鄧蜀平接管了他父親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鄧曾反對強行沒收地主和富農們的財產。但現在卻沒什麼跡象表明他對新政策有所懷疑。恰恰相反，作為政治委員，他需要征兵充實隊伍。有關文獻表明，在解放區，黨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樣，鄧從未懷疑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土地政革應該是黨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內戰的第一年，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戰爭爆發前夕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整個武裝力量分成四個野戰軍，在除滿洲之外的全國各個地方展開了防御戰。林彪統帥的野戰軍，幾次從靠近蘇聯邊境的森林及山區地帶出擊、逐步贏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導的另一支野戰軍掌握著南部前線的至關重要的防區。這條防線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壞，國民黨就能夠包圍它東面的另一支野戰軍，同時鞏固從北平到滿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東西部，也就是在黃河南岸由東向西的鐵路線兩側，劉鄧部隊同優勢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他們重創敵人，他們本身傷亡並不重但還是作了不少退卻。1947年1月，國民黨占領了共產黨的老根據地華北平原三十五個縣中的二十四個縣。當年夏天，劉鄧被迫退至黃河以北。在其他地區，共產黨也遇到了挫折。在華東，國民黨發起了大舉進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國民黨攻下。毛及黨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於陝北光禿禿的黃土山區。
因此，內戰爆發一年之後，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情況是嚴峻的。但是地圖並沒有告訴人們全部的故事，它沒能顯示出在這一年裡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傷亡人數呈1O：3之比；沒能顯示出國民黨部隊紀律渙散、道德淪喪。在戰區中的許多國民黨部隊只能作為駐守軍隊，不能用作進攻。在毛稱之為"第二條戰線"的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加速，國民黨政客和政府部門處處蔓延著腐敗與投機現象。對於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人來說，出於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們譴責國民黨遠甚於共產黨，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運動正在不斷發展。
在這種形勢下，毛作出了關鍵性的決定，共產黨應該發起戰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個指示中他對這項決定作了說明，他這樣寫道："我軍執行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方針，當然要遇到許多困難……但是，這種困難能夠克服和必須克服。因為敵人將被迫更加分散，有廣大地區作為我軍機動作戰的戰場，可以求得運動戰；那裡的廣大民眾是痛恨國民黨擁護我軍的；雖然部分敵軍仍然有較強的戰斗力，但一般地敵軍士氣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戰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２這段文字很有說服力，但事實上風險也很大。盡管有軍事的、政治的許多困難，國民黨軍隊並沒有完全喪失戰斗力，同時加緊了他們在華東和西北部的進攻。此外，"外線作戰"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產黨軍隊面臨被封鎖、包圍甚至消滅的危險。
率先發動反攻的任務落在了劉伯承。鄧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當時毛已作出反攻的決定，但上面說到的指示是在兩個多月以後才發布的），劉、鄧指揮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向國民黨發起進攻。在一個月的戰斗中，消滅敵人五萬人，四個師的國民黨軍隊被俘。接下來劉鄧大軍發動第二次突襲，他(魯西南戰役共殲滅敵人5．6萬余人。俘虜敵整編第六十六師中將宋瑞珂，整編第七師中將陳頤鼎、第五十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第七十師少將副師長羅哲東、第六十六師參謀長郭雨林等高級將官多名——譯注)們向南挺進，直插位於南京和武漢之間的大別山區，深入到了國統區的內部。他們在二十天的時間裡，千裡躍進，屢遭艱險，尤其是穿越危險的黃泛區沼澤地，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搶渡淮河，終於在8月底到達了大別山區。
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有幾段話對於接下來幾個月艱難的日子作了充滿感情的描述：
"劉鄧大軍由於連續行軍，極度疲勞；部隊在南方作戰缺少經驗；剛到新區，政權還沒有建立，群眾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糧食、服裝和彈藥奇缺。於是，劉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線展開，擴大根據地。鄧小平和中原軍區副司令員李先念率領精干隊伍在大別山頑強堅持。鄧小平激勵部隊說：一副擔子，有重的一頭，有輕的一頭，我們在大別山背重些，其他部隊和地區就能大量殲滅敵人和深入開展工作，這對全局極為有利，我們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堅持住。他們與戰士同甘共苦，風餐露宿，數日不得一飽，夜以繼日地同敵軍周旋。"３這段文字顯然是根據參與當時戰斗的戰士的回憶寫成的，鄧本人很可能也對這段文字作了修飾，所以它很明確地指出，如果當時鄧的部隊被打敗，那麼毛發動的這一大膽的行動，就有可能要失敗，甚至導致解放軍的砌底失敗。最困難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時間，曾領軍追剿鄧的紅七軍、現任蔣介石代理參謀長的白崇禧從華東和西北戰區抽調了二十萬軍隊開往大別山區。鄧小平率領部隊在大別山艱苦奮斗。
轉機到1948年春天才來到，其他的共產黨部隊防線進入黃河與大別山區之間的空間。這時鄧小平才能離開大別山區進軍豫北。5月份，他在那裡被任命為黨的中原局第一書記和中原野戰軍的政治委員，仍然同劉伯承並肩作戰。
鄧是在這場戰爭的一個停滯階段被任命擔任上述職務的。國共雙方都想停下來作一番休整。共產黨方面，毛澤東不太清楚下一步應該怎麼辦。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毛同他還有其他人就戰略計劃曾有過的幾次會談，在其中一次談話時有人勸阻毛不要命令華東野戰軍直接跨過長江。
也是在這段時間，由於整個冬天處在陝西極為惡劣的環境下，毛的身體感到不適，斯大林邀請他去莫斯科進行治療，毛謝絕了。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接受邀請他就至少要離開中國幾周的時間，但這正是國內戰爭達到高潮，共產黨第一次考慮有可能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關鍵時刻。不管怎麼說，毛有理由懷疑這一邀請潛在的動機。從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國國共雙方的有關決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國民黨一方，從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從抗日戰爭期間蘇方軍事力量的投入，從1945年和1946年在滿洲地區蘇聯對國共雙方軍隊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這一點。毛得出了顯而易見的結論，即斯大林企圖就毛的軍事實力和政治目標盤問他，並覺得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將會沖擊蘇聯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怎樣懷疑，他很快認識到斯大林的觀點發生了變化。1948年夏天，蘇聯政治局的資深委員安·米高揚秘密訪問了當時設在河北山區的中共中央。這次訪問在中國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蘇聯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澤東有關這次訪問的一個談話內容被披露，這才被外界所知。人們從幾個公開渠道可以了解到有關這方面的一些情況，其中包括聶榮臻回憶錄。聶回憶說，當時斯大林派米高揚取道大連（這當時是蘇聯空軍在滿洲的一個基地）抵達中國，要他"親自和毛澤東同志談一談，中國革命究竟還有多大力量，還有多少人能打仗"。聶評論道："因為在他們的印象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經過連年戰爭，恐怕已經沒有多少人了。這說明，他們對中國的革命力量，始終是估計不足的。"４事實上，米高揚認為，中國共產黨全力爭取內戰全面勝利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這將導致美國人的干涉，他們一旦支持國民黨，將會給世界力量對比，也給共產黨本身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因此，中共的正確方針應該是放棄進軍長江以南地區、維持自己對北半個中國的政權。米高揚受到抵制和質詢。後來在談到這段特殊的插曲時，毛澤東曾輕蔑他說，他拒終了米高揚的這些分析和建議５。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間的三大戰役決定了這場戰爭的成敗。這三大戰役每一次都是由共產黨發動進攻並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產黨的勢不可擋的勝制而告終。他們最後完全消滅了東北和華北及中原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將近一百五十余萬的國民黨軍隊被殲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國中部地區、黃河與長江之間的淮海戰役中，鄧小平的軍事生涯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淮海戰役是三大戰役之一。在這個戰役中，共產黨調動了包括劉伯承部隊在內的兩個野戰軍及一些地方部隊，並組成總前委統一領導。而鄧小平正是這個總前委的書記，也就是實際負責人。在這一戰役中，共產黨派出了大約三十萬的軍隊＊並得到了民工
＊原文如此。實際為六十萬軍隊——譯注的支援。鄧小平的官方傳記稱，支前民工達五百四十余萬人。他們運送彈藥和物資，挖戰壕（這些戰壕用來阻陷國民黨所使用的成千上萬的包括坦克在內的車輛）。國民黨一方則投入了幾個兵團將近十萬的兵力。(原文如此。實際為近八十萬軍隊——譯注)
江蘇徐州，是位於鐵路干線樞紐的一個城市，國民黨的兩位主要將領劉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揮部就駐扎在這裡。在徐州的東部、西南部和西部進行了四次重要戰斗。在的三次戰斗中，每一次國民黨軍隊都有大約十萬人被殲滅。第四次戰斗中，又有兩個兵團遭到了同樣的下場。在這四場戰斗中，共產黨的策略是當國民黨軍隊輕率地離開其據點來到開闊的鄉村時就包圍他們。一些國民黨部隊堅持抵抗直到彈盡糧絕，另一些則在嚴酷戰斗剛一開始就馬上投降了。國民黨軍隊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權，但卻無法使用他們的空中力量重創共產黨軍隊，也不能向被包圍的部隊補充充分的食品與彈藥。盡管這場戰役是在開闊的平原地區展開，並且在冬季土地凍得很堅硬，國民黨也沒能有效地利用裝甲部隊。
蔣介石本人常常對作戰計劃進行干預。但這只能給他的戰地指揮官們造成混亂。更何況後勤供應短缺，情報失靈及通訊系統不完善已經嚴重地妨礙了他們的指揮。他們一再遭到襲擊，而且被迫在共產黨挑選的時間與地點作戰。他們為其失敗付出了慘重代價。杜聿明和另一個兵團司令被俘，另外兩個兵團司令則被打阮。一共大約五十五萬國民黨軍隊被消滅。
這次國民黨的巨大的失敗意味著共產黨打開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著和談的條件將由共產黨說了算。在淮海戰場最後一批國民黨軍隊投降之後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就此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國民黨全面投降，這包括廢除國民黨政府，懲辦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戰爭罪犯"，將國民黨武裝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以及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落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在此後卻馬上放碎了中華民國總統的職務。原來的副總統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時也是很少的幾個在抗日戰爭中曾打過勝仗的國民黨將軍之一——成了代總統並且開始與北平的共產黨談判，而這時北平已落人共產黨的手中。但是共產黨毫不讓步。4月，李宗仁的談判代表不得不帶著一份和平協議草案回到南京，這一草案還是包含了原來的所有那些條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絕了和議草案。第二天共產黨對此作出了回答，他們在數百公裡的戰線上強渡了長江。
林彪的野戰軍從東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牽制達三個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極少數的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在此期間堅持抵抗。李宗仁以廣東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可他發現他的努力處處受到蔣介石的暗中破壞。蔣認為保存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途徑是將其撤到台灣。盡管蔣在形式上退休了，可是利用其國民黨政客和軍官的所有老關系，又在一邊建立了一個司令部，組織調動了大約五十萬的部隊，大部分的海軍及空軍力量及中國全部的黃金與外匯儲備。蔣介石指望，由於歐洲的冷戰，美國的反共情緒日益強烈，因此不會允許共產黨攻入台灣。更長遠的看，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他也許能反攻大陸。
劉鄧野戰軍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又打了兩個重大戰役。在第一個戰役中，他們攻下了南京，占領了長江下游的大部分地區。對於鄧而言，這應該意味著戰爭生涯的結束。黨曾計劃讓鄧負責華東地區的政治工作，並且已經任命他擔任黨的華東局書記，華東地區曾是前國民黨的中心。
但是到了7月份，這個計劃發生了變化。當時共產黨認為"帝國主義封鎖的危險"（指美國的軍事干涉）已經消退，他們決心繼續攻克國民黨占據的最後地盤。隨之決定鄧小平繼續留在劉伯承的野戰軍中。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鄧小平和劉伯承在參加了開國大典之後於10月上旬離開北京前往湖南，他們的隊伍同時也向那兒開拔。劉和鄧是乘火車去的，這對他們來說還是一種尚不習慣的豪華享受，在離湘江不遠的一個地方他們趕上了自己的部隊。1934年11月份紅一方面軍就是在那附近陷入埋伏的。
二野這次的任務是解放西南。這個任務完成得很快。盡管國民黨還以重慶和成都作為他們堅守大陸政權的最後堡壘，在四川及另外幾個地方並沒有發生太多的戰斗，幾位國民黨軍官帶著他們的部隊紛紛投向共產黨，還有兩個省的地方長官也投了降。同年12月共產黨軍隊進駐重慶。很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鄧當時是怎樣一種心情，二十九年前年輕的鄧小平離開了這座城市赴法國學習，並且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但鄧會注意到這座城市在過去的歲月中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在抗日戰爭中由於受到日本人的轟炸又遭受了多麼大的破壞。鄧一定看到了這些，因為他就要上任重慶市市長了，他有責任使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鄧這樣老的資(此處有誤。鄧小平當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譯注)歷，如果不是他本人自己堅持，是不會任命他去做這項艱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召開了由中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的近七百名代表參加的會議，制訂了《共同綱領》，這是新民主主義的藍圖。根據綱領，中國共分為六個大區，其中四個大區都由各區的軍事與行政委員會管理，鄧小平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劉伯承任主席。鄧同時還是西南軍區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這後一個職務最為重要，這使鄧的職務高過了劉伯承和西南地區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區的所有黨政軍機構，並就該區所有事務直接向北京黨中央書記處負責。
西南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和西康四個省，這四個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是在過去二十年遭到了很大破壞，先是軍閥統治，接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及軍隊又把它作為主要的征兵征稅基地。貴州貧窮多山，位於緬甸（有許多國民黨殘兵敗將在緬甸避難）和印度支那邊緣的雲南省也是這樣。西康從種族上或自然地理上講是西藏的一部分。在四個省裡，尤其是雲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區住著非漢族的少數民族，他們過去一直認為漢人是他們的敵人。這一地區的總人口大約將近一億五千萬，面積約五十萬平方公裡。
鄧小平、劉怕承與他們的同事為自己制訂了三項基本任務：建立法律秩序，促進經濟復蘇，進行土地改革。由於軍閥主義遺毒，以及這個地區地理上及種族上的種種特殊情況，使這三項任務完成起來卻相當困難，山區裡活動著各種武裝士匪，其中包括不少前國民黨殘余部隊。大量土地被用來種植罌粟，尤其是貴州和雲南，人們常以此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區以外，其他的地方通訊條件十分落後，人們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壽命很短。然而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裡，共產黨和解放軍清剿了這一地區的土匪，並以北方根據地為榜樣建立了一個新的地方政府。由於在此之前共產黨在這個地區只建立過臨時根據地，同時部隊裡只有少數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經驗，所以國民黨的不少管理人員被繼續留用，另外又從當地中學和大學新畢業的學生中吸收了一些充實新的干部隊伍。
要想促進經濟復蘇，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以及抑制通貨膨脹。像在中國其他地區一樣，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只能從兩方面著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抑制需求就是通過發行公債積極鼓勵儲蓄。同時，強制所有企、事業單位，各種行政、軍事機構將手中的現金存到新建的中國人民銀行去，這祥就限制了私人銀行的貸款能力。從供給的一方面看，在恢復了交通之後，成立了國有公司，經營食品和農業產品的批發貿易。在新的政治氣候下，這些措施的采納勢在必行，並且很快地產生了效果。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到1951年已經驟然下降到20％，至1952年進一步降至1O％以下。
在四川，鄧童年時代發生的"保路運動"雖然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但是並沒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鐵路。1949年在整個四川省仍舊還沒有一公裡的標准鐵軌。在公開記錄中，並沒有什麼能夠表明鄧小平、劉伯承這兩個四川人覺得這是他們故鄉的一種恥辱。不過，他們兩人進入四川後很快就決定從並不寬裕的經費中撥款用以修建從重慶到成都的一段三百英裡的鐵路線。這段鐵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鄧即將離開這一地區之前正式啟用了。在這個鐵路開通典禮那天所拍攝的三張照片被收錄到鄧小平的官方傳記裡，從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為自己參與完成的這項事業而驕傲。
在三大任務中，鄧和其他人推動的土改最具有革命特性。195O年頒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６
這是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剝削，同時也是一場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革命。千百年來，地主階級控制了中國農村，包括鄉鎮的社會生活，他們同時也操縱了政治生活，這是因為無論是封建王朝還是民國政府都沒有在縣以下設立政權。所以在中國成千上萬的村莊裡，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維護，公路、河流水利系統的保養，全控制在地主階級手中，他們甚至操縱縣長及其幕僚作為其代言人。他們通過地方自治會，從事大量諸如疹建廟宇，農產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災難時分發救濟糧等工作。而今，從195O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兩年的時間裡，地主階級被消滅，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屬在內）也許有一千五百萬人被剝奪了大部分財產，只留下一小塊土地自行耕種，或到工廠、商店中去做工。他們之中有許許多多人被處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次大的社會革命。
土改使黨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個村莊。在土改期間，黨派出土改工作組去動員那些無地的雇農和其他貧農起來控訴地主，對地主進行痛斥和斗爭，結果是傳統上被奴役的農民得到解放並樹立了革命的責任感。在這之後，黨的力量並未撤走，而是建立起農村支部，把許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農民積極分子發展到黨內來，這些農村黨支部成為政治控制體系中的神經末梢，它們深深地扎根於農村社會之中，這是人們以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
在經濟上，土改建立了相當新型的所有制體系。貧苦農民，也就是那些沒有土地的或者僅擁有一點不足以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階級則失去最多。不論是從土地的占有還是土地的耕種兩方面都達到了均貧富。
鄧小平和其他共產黨領導者一樣積極地推動土改運動，盡管這意味著他自己的親屬，包括他的二弟鄧蜀平，也許還有其他一些親屬也受到剝奪。但鄧小平把鄧蜀平、繼母夏伯根、繼母的女兒鄧先芙和他自己的姐姐鄧先烈接到重慶，安排他們和他自己住在一起。為此，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了猛烈的攻擊。由於鄧文明在廣安的知名度，同時如果地方共產黨知道鄧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鄧小平的親屬，那麼在士改中他們也許不會受到激烈的粗暴對待。但鄧小平采取的辦法卻更為高明，這既保證了其親屬的安全，同時也救了他自己。一旦他的親屬收到威脅而求救於他或者如果地方黨的領導向他請示如何處理他的親屬時，他將面臨尷尬的選擇，而現在這個問題則不存在了。
1952年7月，事先得到或者也許沒得到通知，鄧小平被調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區工作了僅兩年半，但這段生活使得他那本來就已豐富的經歷更加充實了。這段經歷以及他在那些年的功績，使得毛和其同事決定凋他進京。事實上，這一調動是最有決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五年裡，鄧一直在地方上工作，有人認為鄧同毛的私人關系影響到這次調動，這個猜想無疑是錯的。如果稍有區別的話，應該說鄧同劉少奇及周恩來——毛的最重要的副手——的關系起了作用。
注釋：
１《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68－1169頁；第1173頁；第一卷，第17頁。
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30－1231頁。
３《鄧小平傳略》第17頁。
４《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675－676頁。
５施拉姆：《毛澤東傳略》，第191頁。
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