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是一位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的上佐人的第五個兒子。
日本被佔領期間，長子繼承權被廢除了。在此之前，長子以下的兒子們經常被別的家庭收養。吉田的養父是一位叫吉田謙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歲時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實的家產。
1906年，吉田從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職業外交官。或許是由於他的鄉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國供職，那裡是外交官們陞遷的一條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從家裡繼承過來的高標準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顧問。
牧野作為日本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讓四十歲的吉田同他一起參加活動，這大大地提高了這位年輕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懷著對威爾遜的門戶開放政策充滿樂觀的態度去凡爾賽。根據威爾遜精神，牧野建議在條約中加進明確規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條款。但是，對日本和它日益增長的海軍勢力深感疑慮的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否決了這一條款。吉田發現，明治維新的理想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敵不過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嚴酷現實。他悲傷失望地回國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田，是在1964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他在大磯的莊園吃晚飯。時已八十六歲的這位退休首相長時間地回憶了他在凡爾賽的經歷。他說，他經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能夠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觀點，那麼，歷史的進程就會不一樣了。我發現，吉田從未因有這些經歷而使自己對英國和美國耿耿於懷，這給予我的印象尤為深刻。這是一個標誌，說明吉田在年青之時，就已具有偉大的個性和強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會對他還是發生了影響。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增加了。美國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許多其他日本人一樣，對保證日本產品在亞洲有暢銷的市場和為日本工廠提供足夠的原材料等問題，日益感到關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擔任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時，為他的國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滿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絕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時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於軍國主義之時，他開始和軍國主義分道揚鑣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駐外大使們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爾賽呆過的愛德華·豪斯上校——大戰期間，他是威爾遜的親密助手和顧問。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個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也給德國人提出過同樣的忠告——豪斯說：在解決對外糾紛中，如果日本採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話，明治時代以後苦心經營起來的一切必將化為灰燼。
受到明治以後親西方傳統的儒染的吉田，此時已成為一位國際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回到日本後，把豪斯的口信傳達給那些願意聽的人。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們"對他的嫌惡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變的軍官在東京發動了一場預謀的政變——政變中，牧野伯爵險些遇難——軍國主義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擔任外相，希望築起一道反對軍國主義者的防線。但這個提案被軍方否決了，吉田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
他的這一任命是幸運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使吉田離開了日本。當時，日本由於"秘密偵探"的滋擾，軍方的對手們處於危險之中，備受磨難、監禁，有的甚至被暗殺：其次，三年的時間裡，他對英國政治的進一步瞭解，使他溫和的親西方的政治哲學牢固地樹立起來了。如果明治維新派們的夢想後來得以實現的話，那麼，日本在許多方面就可以變成英國式的了：日本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君主立憲政體、議會制和堅強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強大而卓有影響的島國。京時，這所軍事監獄遭到了直接破壞。於是，他被轉移到郊區的牢房裡。（他後來寫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燒死了，那將是多麼不幸。"此後不久，他就獲釋了，回到了位於東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磯的莊園，在那裡休養。他錯誤地認為，他將會作為一位小有名氣的退休外交官在那裡度過他的餘生。
在日本被佔領期間的一天凌晨，吉田驅車在大磯和東京之間一條被廢棄的公路上行駛。"兩個美國大兵突然出現在面前，向我的司機打手勢，要他停車。"他後來寫道，"我猜想他們是要攔路搶劫。但是，他們原來是想返口東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於是讓他們搭上車。"我們沒走多遠，他們遞過來了巧克力，然後嚼著口香糖，最後又遞給我雪茄。"
這是吉田特別喜歡的故事之一。"我記得我曾經這樣想過，"他寫道，"他們當時的這種做法，就他們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國人這種內在的優良本性，使日本被佔領期間完全沒有發生衝突。"我在1953年遇見一群自由主義的日本知識分子，他們似乎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們告訴我，日本雖然存在相當程度的反美情緒，但這並不是由於美國軍隊的行為引起的。
美國的友好，肯定是對日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態度接受了被打敗的現實，並坦蕩地接受了伴隨失敗而來的變化。麥克阿瑟立刻意識到，日本人民這些素質，將使日本在進入被佔領狀態後，能夠有一個成功和令人鼓舞的開端。
1945年8月30日，麥克阿瑟飛抵橫濱，在那裡設立了臨時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拒絕投降的神風飛行隊員和25萬武裝的日本士兵。雖然世界大戰在兩星期前結束了，雙方仍以高度不信任的態度互相注視著。
許多日本人預料，獲勝的美國人佔領他們的國家後，會像他們自己從前所幹的一樣：姦淫擄掠。反過來，許多美國人則擔心天皇會帶著他的殘餘部隊逃進山裡，進行曠日持久的游擊戰。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在菲律賓進行過"死亡進軍"和在硫球島及其他太平洋島嶼上敢於奮戰到最後一個人的這支軍隊會很快投降。
除了麥克阿瑟自己之外，別無他人。他還不顧助手們的勸告，堅持獨自在完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在橫濱著陸。他甚至不許他的助手們帶隨身武器。他確信，顯示出絕對無所畏懼，比炫耀武力更能使不順從的日本人馴服。這是一場特殊的賭博。但麥克阿瑟做對了，他在橫濱安全著陸。邱吉爾把它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成中最勇敢的一次單獨行動。
正是用了如上所述的這種方法，麥克阿瑟實際上也已成了菲律賓人民崇拜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並與日本人民建立了類似的關係——基於絕對相互信任的關係。他總是用這種令人鼓舞的信念來鞏固這種關係。當時許多人——英國人、俄國人，甚至華盛頓的一些人還堅持要把裕仁作為戰犯處理。這位天皇也破例地到美國使館去，向麥克阿瑟表示，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應該由他一個人承擔。
但是，這位將軍看到了日本民族對天皇的敬畏。即使在投降後，他仍然是把日本人民團結起來的精神支柱。裕仁在1945年8月發表廣播講話，要求他的人民"忍受不能忍受的東西"和投降，這是麥克阿瑟能夠在橫濱安全著陸的一個原因。麥克阿瑟很快又喜歡上了讀書，對當時門庭冷落的這位高貴的君主也不擺架子。最後，這位司令宮決定保持天皇的地位，在整個佔領期間，與他和睦相處。按照麥克阿瑟1947年頒布的憲法，裕仁成為憲法上的君主。憲法對他的禮節性的作用有許多具體的限制。當時，麥克阿瑟還收到許多反對這一決定的勸告。他能作出這一決定，除了他的洞察力之外，還出自於他對他所管轄的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人民的深切瞭解。
後來，麥克阿瑟並沒有完全廢除天皇從前的那種絕對權威和把它轉為己有。他把他的常駐日本司令部設在皇宮護城河的對岸。他在五年的統治中，就像裕仁以前一樣深居簡出和神秘。每天，人們只能在他的辦公室、他在美國使館內的家或在往返這兩處的途中見到他。1945年到1951年間，他只離開東京兩次，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在此期間，裕仁則到工廠和農場巡視，有時在棒球場上出現，還到他的人民中間去，這在從前是沒有的。雖然權力已經從他那裡轉到了麥克阿瑟手中，-1952年，又轉到了人民手裡-但仍然給人以一種感覺：麥克阿瑟將軍就像以前的幕府將軍或明治維新派一樣，依然是奉天皇的旨意來治理國家的。
一位日本人在談到麥克阿瑟時說，"天皇再也找不到一位比他更好一點的人了。"
雖然吉田是一位議會民主的擁護者，但是，他赤誠地效忠於天皇。他認為，麥克阿瑟對天皇的上述做法，是對日本的佔領獲得成功的原因，它比別的因素更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吉田對麥克阿瑟十分愛戴的原因。
1946年，當六十六歲的吉田成為日本戰後的第三位首相時，他感到相當出乎意料和勉強。由於麥克阿瑟清除了與軍國主義有聯繫的人，保守的自由黨實際上找不出首相候選人了。
當時，吉田已經離開大磯，出任外相。自由黨領導人轉而想把最高領導職務交給他承擔。他感到很勉強，最後還是同意了，但預先警告該黨：他將要避免黨內爭吵和通貨膨脹。當時，他只是被當作一位看守首相，後來卻當了七年首相，五次組閣。
他是一位果斷的、有時甚至直率得使人不易忍受的領導人。例如，他對於那些能應用於社會的學問雖然懷有戒心，但還是真誠尊重的；而他對學者們卻沒有特殊的興趣，除非他們和他意見一致。他公開號召人們不要成為一個"墮落的學者"。他在1947年的新年賀詞中，說工人運動中出現了"叛徒"。這助長了全國性的罷工，使麥克阿瑟不得不親自下令取締，也使吉田的第一個政府倒台。1953年，他將日本被佔領期間一些難以推行的改革作了修改，使之更為穩妥，但遭到一位社會黨國會議員的阻攔。盛怒之下，他罵這位議員是"八格牙路"（混蛋）。他的對手為此發起攻擊，對他的政府投不信任票。然而，他仍在嗣後的競選中獲得勝利，照樣幹下去。
吉田這位日本的邱吉爾，是按照英國的邱吉爾最為現實主義的一個信條來管理國家的。邱吉爾曾經這樣寫道："在危難之時不準備作不迎合潮流之事、在喧鬧面前又不能處之泰然的人，不適合當部長。"戰後的日本處於混亂之中，人無定見，事無定評，公眾輿論混雜。吉田卻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按照他自己的直覺辦事，就像他的岳父牧野伯爵所稱讚的："茂可能缺乏吸引人的個性，但他是個有主心骨的人。就這一點來說，他是可信賴的。"
他沒有象康拉德·阿登納不信任德國人那樣猜疑日本人。
他僅就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災難譴責了本國的帝國主義小集團。首相的一位親戚告訴我：事實上，吉田對他的國家的人民是絕對信賴的，而且堅信只要他們的領導是坦誠的，他們就能夠重建家園。
他經常戴一頂貝雷帽，穿一件長披風，在東京的街上散步，聽聽人們說他些什麼。他很少被人認出來，而且不只一次地聽到人家說他是"光桿"首相。他沒有把這種說法看成是侮辱。對他的戰略進行批評的，大多是少數黨人，因為他們首當其衝；其次就是來自反吉田的新聞界。人們發現他是意氣風發的，甚至是有趣的。另一些政治家則紛紛指責他辱罵國會中的一位反對派是"混蛋"。但是，一位美國記者寫道，一個人如果稱一位出租汽車司機是"八格牙路"，得到的可能是"咧嘴一笑，而不是皺眉頭"，因為人們有時不外是把它當作口頭禪而已。
吉田對他的下級，有時也像對待政治上的對手一樣強硬。
有一次，他為威廉·西博爾德舉行宴會，也邀請了一位即將到美國任職的日本外交官員參加。這位官員和他的妻子提早離開了宴會廳，以便趕上回郊區家的末班火車。幾天後，西博爾德獲悉，因為這個人先於貴賓離開宴會廳，吉田已經取消了對他赴美工作的任命。吉田認為，這位外交官的做法，對於日本紳土和即將擔任日本駐外代表的人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
儘管他有時是專橫的，但他還是具有在做出決定之前傾聽專家和顧問意見的好名聲。他不是那種面對新的情況或有益的爭執卻傲慢固執、不肯改變自己想法的人。他尊重在某一領域經驗比他豐富的人。例如，吉田知道他自己在經濟政策方面不大內行。於是，他像艾森豪威爾一樣，在經濟方面更多地求教於商業家，而不是官僚。實際上，他是少數幾位任命商業家參加內閣的日本首相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像戴高樂和阿登納一樣，善於選擇能幹的財政部長——池田勇人即為其中之一。
他是受吉田保護的人，後來也當上了首相。
吉田雖然缺少經濟方面的知識，但他具有抓住基本經濟問題的某些直覺。例如，他確信日本必須使其工業基礎現代化，才能在戰後的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這是對的，"值得慶幸的是，由於空襲，日本被夷為灰燼，"他曾經惡作劇他說，"如果日本現在引進新的機器和設備，它會變成一個生產能力遠遠超過戰勝國的、光彩奪目的國家。為了拆除機器，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這個破壞是敵人給我們造成的。"吉田雖然愛開玩笑，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是完全正確的。
從1953年我與吉田在東京的第一次談話，到1964年他在大磯請我吃飯這段時間的接觸中，我發現他在私人場合的表現與他在公開場合中的暴躁的樣子截然不同。在私下的談話中，他才智敏銳，善於使人消除疑慮。他的話語對於不習慣枯燥乏味的、日本式的幽默的西方人來說，有時是很難立即領悟的。
1953年，在招待我們的宴會上，吉田衝著坐在他身邊的尼克松夫人說：一艘美國驅逐艦已經停靠在東京灣，"請告訴我，他們是來保護你們，以免使你們受到我們傷害的嗎？"
這位首相由於板著臉，又蓄著樸素的平頭，起初看來似乎很嚴肅。當我們發現他的眼睛閃著光和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時，才知道他是在開玩笑。
在外交場合中，吉田經常說實話。戰後，許多亞洲國家吵吵嚷嚷要求賠償戰爭損失。印尼總統蘇加諾在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時，可能心裡確實也有這種打算。首相對此採取了攻勢。
"我期待著您的到來，"吉田和顏悅色地說。"從你們國家經常刮來的颱風，已經給日本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我正等待著您的到來，以便就你們的颱風對我國造成的破壞要求賠償。"
說完，吉田開心地笑了。蘇加諾一生中很少像這次一樣，完全怔住了，決定不再提戰爭賠償的問題。
吉田以其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來的自信和某種近乎天生的優越感，饒有興味地管理著國家，過著日子。每天早晨剛到六點鐘，他就在首相官邸散步，用鐮刀割去他心愛的盆景周圍的雜草。娛樂是一種很好的社交活動。他是一個天生善於講故事的人，又是一個很好的聽眾。他還是一名騎手。吉田小時候，是他家周圍為數不多的、能騎馬上學的孩子之一。他成了首相以後，就在皇家馬場裡騎馬。
除了中國食品以外，其他各種食物他都喜歡。他嗜愛特殊風味的日本米酒，並以每天三支的頻率吸雪茄。他喜歡閱讀日本最傑出的外交家們的傳記，也讀法文和英文書籍，熟悉這兩種文字的文學作品。他失眠時，就靠讀書以入睡，而不是吃安眠藥。
象正統的明治維新派的日本人一樣，吉田每天讀《紐約時報》和倫敦的《泰晤士報》，把他認為助手們應該閱讀的文章和段落作上標記，送到各部門去。他很少有時間接觸日本眾多的新聞界，認為他們是難以駕馭和過分固執己見的。有時，他單獨會見他欣賞的記者。但是，他也經常用準確無誤的方式，向廣大新聞界表達他的態度。他曾經叫警察把記者們從一次菊花觀賞會上攆走，並且經常揮舞手杖轟走攝影記者。
吉田深深地愛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一位業餘的詩歌作者，其作品曾受到日本評論家們的讚賞。她把日本的主題和外國的風貌結合在一起。毫無疑問，這些詩是根據她對吉田出使外國時他們住過的地方的回憶而寫的。戰爭爆發前兩個月，她去世了。在她病倒住院的三個月裡，吉田每天都在她的身邊。美國大使約瑟夫·格魯的妻子每天也去探望她，並給她帶去家裡燒的湯。
吉日以後沒有再結婚。有一次，當有人問他對續絃有何打算時，他簡捷他說，"自從我的妻子去世後，我就不再考慮這個問題了。"
吉田夫人去世後，他家正式的女主人就是他的懂多種語言的女兒阿曾和子夫人了。有時，她被稱作"寶座後面的掌權者"，儘管她蔑視這種提法。1953年我們訪問日本前夕，曾經擔任過羅斯福政府駐俄國和法國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對我說，在他看來，阿曾和子夫人和蔣介石夫人一樣，都居於國際舞台上的第一夫人們的前列，從各方面來衡量，她都是符合這個標準的。她極其聰慧、優雅，是她傑出的父親的可貴的同伴。有一次，她對我說：許多領導人是偉大的男子，但不是好的丈夫，"我寧願要後者"。不過，很清楚，她認為她父親兩者都是。
人們普遍認為，雖然要麥克阿瑟報答吉田對他的溢於言表的公開讚揚這並不符合這位將軍的天性，但他們兩人之間確實存在著很牢固的私人友誼。
每天早晨，麥克阿瑟和他的兒子阿瑟在分別去司令部和上學之前，都要牽著他們心愛的小狗，在大使館附近高高興興地走著。吉田的一位親戚告訴我一件事：有一天，吉田到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發現這位將軍情緒很低落。麥克阿瑟說，他們的一隻狗突然意想不到地死了。
從那以後，吉田喜歡上了阿瑟，好像他就是自己的兒子一樣。這位首相沒有對麥克阿瑟說什麼，而是不聲不響地找到了一張這只寵物的照片，交給他的農林相，要他找到另一隻和這隻狗一模一樣的狗，在國立畜牧業研究所找到了一隻以後，吉田親自把它放進私人小汽車裡，帶到美國大使館，送給了阿瑟。麥克阿瑟在一旁高興地看著。
另一次，他送給麥克阿瑟一匹精製的玩具馬，那是他在東京街頭微服出巡時為阿瑟買的。幾天後，當吉田再次到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拜會他時，看見玩具馬還在這位將軍的辦公桌。
上，就在他喜歡的玉米軸煙斗旁邊。吉田問麥克阿瑟，為什麼他還沒有把它交給他的兒子。這位最高司令宮有點侷促不安，說，他自己也玩得很有趣。後來，他勉強地把這個玩具給了阿瑟。
麥克阿瑟尊重吉田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也許是他允許吉田繼續當首相。由於盟軍佔領日本，二十多萬日本人——包括被吉田取而代之的自由黨原總裁在內——被清洗掉了。如果這位首相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違抗麥克阿瑟的旨意，這位將軍還可以像他幹過的一樣，輕而易舉地把吉田也清洗掉。相反，他還應這位首相的要求，清除掉吉田政治上的對手，這是盡人皆知的。
吉田正如沒有用謙恭或不搞摩擦來贏得日本人民的好感一樣，也沒有通過屈從來博取麥克阿瑟的尊重。1946年，當他正在遴選他的第一個內閣的成員時，東京的街上擠滿了遊行示威的人群，抗議食品短缺。他馬上放出風聲說，除非麥克阿瑟答應從美國運來大量食品，否則他就不再任命內閣成員。他私下還說，"美國人一旦看到整整一個月裡全國人們的手裡揮動著紅旗的話，一定會給日本運來食物。"
麥克阿瑟聽到這些話後，派了一輛有篷吉普車把這位新首相接到他的辦公室。二十分鐘後，吉田回來了，看起來非常鎮靜。麥克阿瑟已經答應在他主管日本期間，決不讓一個日本人餓死。吉田馬上應允當晚完成組閣。
麥克阿瑟不得不向華盛頓兜售他的上述意見。當時，華盛頓一些自以為正直善良的人們反對用庫存的軍事物資餵養美國從前的敵人。因此，他寫道："要麼給我麵包，要麼給我子彈。"結果，華盛頓還是送去了食物，使麥克阿瑟得以履行諾作為一位首相，吉田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因為他在發揮個人的首創精神方面受到嚴格的限制。他的政府用大部分時間對來自麥克阿瑟和他的下屬的指示作出反應。對一些改革，他誠心誠意地接受了，另一些他進行了抵制，但還是不得不接受了；又有一些他是反對的，並且最後撤消了。
吉田受著夾板氣。他的對手們把他稱作美國的替罪羊。
1953年我們訪問日本時，約翰·艾利森大使告訴我，在日本的某些反美情緒，實際上就是反吉田的情緒，因為他採取親美的姿態；與此同時，美軍佔領機構裡的一些工作人員則認為他是一位令人厭煩的人，並且在1948年他第二次組閣時，試圖使他下野。
吉田支持麥克阿瑟對日本的廣泛目標：非軍事化、民主化和恢復經濟。這位將軍制定的土地重新分配計劃和新憲法，是他首先取得的、影響範圍最大的成就之一。這些決定性的打擊迅猛地粉碎了造成日本軍國主義的兩大基礎：在日本軍隊中瀰漫的農民的不滿；很容易使軍國主義分子在以天皇為中心的政體中掌權。
截至1945年，大部分農民耕種的土地還都屬於地主所有。
麥克阿瑟認為，這種情形"實質上相當於奴隸制"。吉田也認為，農村的不滿很可能像三十年代為軍國主義火上加油一樣，輕而易舉地在日本點燃起共產主義革命之火。按照麥克阿瑟制定的路線，吉田政府設想出了一套徹底進行土地改革的方案。
到1950年為止，百分之九十的日本耕地已歸農民所有。
麥克阿瑟的土地改革給農民帶來了兩種意識：個人可以發家致富；通過刺激可以促進生產。這次土地改革完成後，共產主義在日本幾乎完全成為局限在都市裡的一種現象，因為麥克阿瑟已經悄悄奪走了共產黨人的大片農村。正如傳記作家威廉·曼徹斯特所指出的，"麥克阿瑟將作為一位想在戰場上解決共產主義問題的人而為千百萬人所懷念，這真是一個諷刺。"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台灣的"經濟奇跡"——它可以在特點上、而不是在規模上與日本"奇跡"相比擬——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於蔣介石從大陸來到台灣後不久實行了開明的土地改革計劃的結果。蔣介石從前要是能夠在大陸上實施這一計劃，毛澤東就不可能利用農村的不滿使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獲得成功了。
如果說麥克阿瑟最顯而易見的目標是農業制度的改革，那麼，他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是日本上層機構臃腫的政治制度。
日本人民沒有明確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麥克阿瑟以令人驚歎的速度，給予他們這些權利。他頒發了人身保護法，取消了對公民自由的所有限制，解除了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員的職務。
他也給了婦女投票權，正如他向一位助手吐露過的，他相信"婦女們不喜歡戰爭"。1946年4月，一千四百萬婦女第一次參加了投票——許多人顯然認為，如果她們不參加，麥克阿瑟會懲罰她們。還有三十九名婦女，包括一位聞名的妓女，當選為國會議員。
一些渴望民主制度在日本能夠一蹴而就的日本政治家認為，妓女參加選舉是不祥之兆：一位神經質的、老資格的議員還跑到佔領軍司令部去，當著麥克阿瑟的面，撕碎了有關的報紙。最高司令官問他：這位女人得到了多少票？這位議員歎口氣說：二十五萬六千張。麥克阿瑟後來寫道："當時，我盡可能莊重地答覆他說：那麼，我應該說，一定還有更多職業比她的更為暖味的人參加了選舉。"最後，他還是向所有的新議員、包括那位妓女發了賀信。
在麥克阿瑟的"學校"裡，關於民主的教科書就是麥克阿瑟的憲法。當吉田前任的日本政府在重新草擬普魯士式的明治憲法而遇到挫折時，這位將軍手裡拿著黃色的拍紙簿，親自繪製新憲法的輪廓。由他的下屬用不很熟練的日文寫成的最後一稿，是美國最高行政議會制度和英國議會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它廢除了貴族爵位，規定在解決與外國的爭端時不使用武力，還開列出了各種權利的清單。最重要的是，它使日本人民當權，並把天皇只當作"國家的象徵"。這部憲法被議會通過後，天皇宣佈它為國法。
麥克阿瑟憲法經常受到批評，許多人說它是不合法的，因為它是外國人寫的，而且是外力強加給這個衰弱的、無決斷權的國家的。然而，到目前為止，日本仍未放棄一切試圖修改這部憲法的企圖。大部分日本人顯然也贊成把天皇作為憲法上的君主。
麥克阿瑟巧妙地回擊了蘇聯想對佔領日本公開施加影響的企圖。在佔領日本的問題上，他們是美國名義上的夥伴。當斯大林在東京的人士說，俄國人可能佔領北海道最北部的島嶼時，麥克阿瑟斷言，只要有一個俄國士兵踏上日本的土地，他就要把他投入監獄。就這樣，麥克阿瑟把日本從被分裂成共產黨的北部和非共產主義的南部的苦惱中拯救了出來。
但是，日本內部的共產主義者更為狡詐有害。1949年，斯大林最後釋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戰俘時，他們已經被進行了灌輸，並被安排為骨幹。在蘇聯命令日本共產黨強調非法的恐怖戰術並放棄尋求"和平革命"的政策後的年月裡，共產黨人煽動的暴力活動還在升級。
我於1953年去日本時，我強烈地感覺到，共產黨煽動的暴力行動，已經為取締該黨提供了法律根據。麥克阿瑟在1951年被召回以前，已經和吉田一起，從政府中和事業部門中清洗了共產黨員。然而，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吉田這位我所見過的最堅決的反共人物，竟然反對毫無保留地剝奪共產黨的權利——除非它對日本的威脅繼續加劇。
他對於我們在1945年到1950年間對共產主義的搖擺不定的態度尤其感到難以捉摸。"美國人真有意思，"他曾經說過，"你們1945年來到這裡時，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共產黨員關進監獄，你們要求我們把他們統統放了。現在，你們又要我們把他們關到監獄裡去。你知道，那得費多大勁埃"到了1953年，吉田大概就不太願意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來反對共產黨人了，因為那時的日本經濟正在全速復甦，土地再分配已經完成。我當時和一些農民談話，就已發覺他們充滿了積極性和活力。由於上述結果，共產黨在選舉中慘敗了。
不過，吉田仍舊擔心共產黨人。在我和他1953年的一次會談中，他還反覆琢磨著"我們自然地傾向於同情共產主義"的問題，對年青知識分子支持左翼激進派的傾向感到關切。阿曾夫人當時還補充說，知識分子支持共產黨人，是因為這是時髦的做法。"只有當保守派才不是時髦的。"她說。由於共產黨關於自由、平等和工人應該享有權利之類的口號聽起來比麥克阿瑟的改革稍為響亮一些，問題就更複雜化了。吉田認為，許多日本人缺少對於什麼是民主的直觀的感覺，把民主與放縱和無政府狀態混淆了。麥克阿瑟在民主的實驗上邁開了大步；吉田不得不穩住它，不能讓它沸騰得溢出來。
例如，麥克阿瑟亟想鼓勵自由勞工運動。但是，他的下屬們——包括許多理想主義的、年輕的、喜歡交際的工程師們——卻吸收日共黨員幫助他們建立新的工會。毫不奇怪，這些共產黨人是易於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進行罷工和暴力活動的。在社會主義反對黨聲嘶力竭的喧囂中，吉田抓住時機，對新勞工法進行了修改。大多數工會終於脫離了共產黨。
美國人不僅熱衷於推行反托拉斯法——不只是削弱大的聯合企業或三菱之類的財團——而且也盯著一千多個較小的公司。佔領軍中的許多工作人員錯誤地認為，日本和美國三十年代的萬惡之源都是大企業。吉田則正確地認為，如果沒有健康的工商部門和不抵制反對壟斷的運動，日本將難以生存下去。
許多拆散壟斷組織的計劃終於放棄了。1953年，吉田政府又成寬了苛嚴的反壟斷法。
吉田由於抵制了麥克阿瑟的僚屬們堅持要實行的某些改革，遭到了日、美兩國自由主義者的嚴厲批評。但回顧過去，證明他還是正確的，因為在從勞工、商業、教育的改革到加強法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中，有許多是不適用於戰後日本的情況的。在一段時間裡，吉田固執地反對那些日本難以接受的、激進的改革，以便保護他的國家利益。這是麥克阿瑟對日本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雖然吉田在緩和佔領軍某些走極端的國內措施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大遺產，還是其明智的外交政策。這包括兩個部分：反對大規模地重整軍備。這是一個與錯綜複雜的國際情況聯繫在一起的國內問題；決心尋求與美國訂立和平條約，並締結安全聯盟。這些政策加在一起，意味著日本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就可以保證國家的安全，並且可以把它的全部注意力和資源用於建設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經濟大國。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並不支持吉田外交政策的全部內容。
但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和領導能力方面的觀察員，我從他的見地和他大幅度地推動了經濟的恢復方面，欣賞他的外交政策的穩鍵。在冷戰的現實向日本和美國壓來之前，麥克阿瑟就認識到，日本應該成為一個新型的國家，一個永遠放棄通過戰爭解決與別國爭端的企圖的經濟大國。他使用了"東方的瑞士"這個詞，並將這種想法寫進了麥克阿瑟憲法第九條關於"不要戰爭"的條款中。
弗農·沃爾特斯曾經告訴我，"大部分將軍們只注意到了結束戰爭。麥克阿瑟的視野卻超越了戰爭的界限。"日本憲法的第九條就是最具體的證明。麥克阿瑟耳聞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夢想著出現一個不再需要戰爭的世界。不幸的是，他的這種樂觀態度為時過早。在四十年代未，許多美國人認為第九條的規定是一個錯誤。由於蘇聯和1949年出現的共產黨中國就在日本西邊的側翼，日本需要具備某種自衛的手段。朝鮮戰爭爆發後，麥克阿瑟帶領他的大部分軍隊去朝鮮，並在日本組成了一支七萬五千人的保安部隊——後來稱作自衛隊。吉田認為，日本雖然已經放棄了進攻性的戰爭，但在受到別國侵略時，不應該放棄正當的自衛權利。他不顧社會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的反對，立即著手建立一支盡可能有效的武裝力量。
顯然，不管七萬五千人的軍隊如何有戰鬥力，也不可能保衛一個面積相當於一個半英國的島國。但是，在1951年獨立之前和之後，吉田都頂住了要他進一步擴軍的壓力，其原因大部分是經濟方面的。他說："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那怕建造一艘戰列艦，也會打亂政府的財政。"
杜魯門指定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詳細擬訂日本和盟國之間的和平條約。杜勒斯利用他的地位，試圖對吉田施加影響，要他重新武裝日本。但是，當他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位首相就回答："別說廢話。"不過，這個問題到了艾森豪威爾任內還是繼續存在。杜勒斯當了國務卿之後，仍然關心這件事。
1953年，在我出訪日本前夕，杜勒斯建議我在東京公開談論一下這個敏感的問題。以試探美國和日本雙方的反應。我在11月19日的日美協會午餐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自從美國把這部憲法的第九條加在日本頭上以來，形勢變得嚴峻和危險起來了。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不受武裝征服的威脅的世界，但這種希望已經被蘇聯的侵略行徑粉碎了。
我說，因此，第九條是好心辦了錯事。"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錯誤地判斷了蘇聯領導人的意圖……我們現在才認識到，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自由國家的裁軍將會導致戰爭；原因之二，是因為我們想要和平，也相信我們已處於和平之中。從1946年起，我們已經加強了軍備，相信日本和其他自由國家也一定會分擔重整軍備方面的責任。"日本新聞界以通欄大標題報道了這個講話。毫不奇怪，他們強調的主要之點，不是放在我呼籲重整軍備上面，而是強調我承認一美國犯了錯誤。
吉田的反應是有禮貌的，但又是不明朗的。他直到1954年退休以前，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常從那時起，日本的國防支出緩慢地增長了。但比較起來，仍不到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美國則佔百分之六。蘇聯的國防開支卻高達百分之十八。雖然自衛隊已經逐漸成熟起來，在規模上也增加了三倍，但它仍舊弱小得近乎荒謬。舉例說，日本穿軍服的人比北朝鮮、我相信，日本為自身的防務付出更多的力量是絕對必要的。不過，我不能因為在這方面和吉田意見不一而對他吹毛求疵。一位優秀的外交政策制定人的標誌之一，是他能以盡可能少的代價，為他的國家獲得盡可能多的好處。根據這一標準來判斷，吉田制定的政策是很出色的。
像他的許多其他政策一樣，從政治上來看，上述政策對他也是危險的。他既要反對大規模地加強軍備，又要支持和鼓勵自衛隊，這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當和平主義在日本蔓延開來時，隨時都會把綏靖政策塞給他。由於把日本的安全置於美國的羽翼之下，他又會同時招致主張重整軍備的右翼分子和反美的左翼分子的憤怒。
公開接受某種形式的泛亞中立主義，這在政治上對吉田會更好辦一些。然而，他知道，對於一個弱小的國家來說，中立是毫無意義的。他提醒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回想一下日本古老的格言："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吉田是現實主義的，完全知道日本必須防禦來自外敵的侵略。事實上他也很清楚，日本人民缺乏足夠的力量承擔抗擊外敵的所有代價。但他很聰明，知道美國會付出這些代價。
吉田的與美國結成安全聯盟的政策，是日本意見最不一致的一項外交政策。批評者們說，它會把日本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美國的殖民地。在1960年重新修訂這項政策時爆發的騷亂，使艾森豪威爾總統取消了對日本的訪問。它還成為二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根源。這一條約儘管受到批評，但對日本發展成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還是發揮了巨大作用的。
如果他簡單地屈服於他的對手要"美國佬滾回去"的沙文主義的壓力，接受被委婉地稱為"全面的和平"的方案，即一個包括中國、蘇聯和被剝奪了必要的自衛權利的日本在內的協議，那麼麥克阿瑟所說的"東方的瑞士"就可能變成東方的芬蘭，即一個事實上的共產主義衛星國——可能名字不是這樣。
相反，日本能夠一心一意地進行經濟建設，並創造出世界各國所羨慕的生活水準。
1954年吉田下野後，又活了十三年。看到自己的政策結出了果實，他感到極大的滿足。他的對手曾經說過，他會使日本成為"亞洲的孤兒。"相反，他幫助日本成為一位巨人。
吉田的政策能夠結出果實的另一個原因是，從1957年到1972年，他的繼承者岸信介和後來的池田勇人及佐籐榮作——他們都是"吉田學校"畢業的——繼續執行了他的政策。我有幸認識這三位人物，發現他們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很多偉大的領導人難得推薦年青人繼位，因為他們被自己的成就迷住了，以致於認為沒有人可以取代他們。這是人之常情，但吉田是一個難得的例外。
我經常被吉田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納之間的極其相似之處所打動。他們都是在七十高齡還繼續當政的。三十年代，兩人都勇敢地反對極權主義者控制他們的國家。戰後，他們又都主持了戰敗國的恢復工作，並使它們成為經濟上的超級大國。
在1954年吉田的世界性訪問中，他們在波恩相會了。吉田對阿登納說，由於他們的環境和背景是如此地相似，他總覺得自己是在與德國進行一場友好的競爭。
然而，他們兩人也有著顯著的差別。吉田精心地為他的大藏相池田準備了接班的台階。阿登納對待他那位能力與池田相當的財政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做法卻是十分蹩腳，以致於艾哈德1959年與我議論到這個問題時，竟控制不住他的悲傷的感情。
比起阿登納來，吉田沒有必要那麼自傲。一個領導人在離開政治舞台以後，看到自己的政策還在長期起作用，事實上就是最大的自我滿足。他的訣竅是，不要認為自己是能夠扮演某一角色的唯一演員。阿登納落人了陷阱，吉田卻從容地避開了它。
我在擔任總統之前就已經認識佐籐。我在總統任期內，又和他進行了內容廣泛的會談。我們的會談最有意義的成果，是沖繩島的控制權於1972年歸還日本。甚至到了那個時候，吉田似乎還是我們會談中的一員。佐籐經常提起他的這位良師。這次會談之前，佐籐派一位密使來華盛頓與亨利·基辛格進行預備性的會談。為了安全起見，他用了一個假姓名，這就是"吉田先生"。
吉田和麥克阿瑟一直保持聯繫，直到這位將軍1964年去世為止。1951年9月，當麥克阿瑟盡力促成的美日和平條約簽字時，吉田很想見到這位將軍。但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由於懷恨而拒絕邀請麥克阿瑟參加在舊金山舉行的簽字儀式。國務院還告訴吉田：他返回日本之前，在紐約拜訪麥克阿瑟將是"不合適的"。吉田很失望。
1954年，吉田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成為大戰以來第一個訪問美國參議院的日本領導人。作為副總統，我有幸主持了參議院對他的歡迎。我能夠把他作為"美國和自由事業的一位偉大朋友"介紹給大家，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和麥克阿瑟取得了多麼巨大的成就。參議員們起立歡呼，向他表示敬意。
一個月以後，日本議會對他的第五屆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下野了。由於種種原因，包括許多他已無法控制的因素，他的聲望低落了。他的政府裡的某些成員與一起造船業醜聞有牽連。很典型的是，有些人批評他已經成為一個美國人，另一些人又批評他在訪問華盛頓時未能得到美國更多的援助。後來，許多被麥克阿瑟清洗掉的保守主義者捲土重來，進行各種活動，力圖攫取權力。在結束佔領狀況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他仍然擔任首相職務，並完成了盡可能多的業績。政治上的清洗，也檢驗了他的工作水平和適應能力。
吉田快然下野了。他離去時的局勢也是混亂的。對於那些反對他或不喜歡他的人，他總是不講外交禮節和不客氣的。甚至當他還是一位外交家時，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他曾經勸告一位可厭的上司說，你要麼老實點兒，要麼把自己送進精神病院去。他作為首相參觀日本動物園時，會用著名的政界人士的名字來叫猴子和企鵝。他不拘小節的做法，有助於減輕日本人民被打敗和佔領的痛苦，但也觸到了他的敵人的痛處。
最後，他們終於為自己報了仇。1954年末，日本議會對不信任案的辯論是蠻橫的。吉田有時停止作筆記，慌亂地"礙…礙…"著：他的對手們也祖魯地大聲叫嚷："礙…礙…"。
十二月中旬，吉田政府的左派和保守派的對手們聯合起來反對他，通過了不信任案。原來以為他會在投票中再次獲勝，結果卻是相反，已七十六歲高齡的吉田終於被打敗了。
除了佐籐以外，其他日本首相沒有一位任期象吉田在任的七年零兩個月那麼長，也沒有一位能夠像他那樣經受住任期內那種經常發生遽變、政治上動盪不安的境遇。吉田掌權的歲月，恰逢日本被軍事佔領時期；後來接踵而來的，又是短暫的民族主義浪潮、朝鮮戰爭、四十年代後期使人茫然的通貨膨脹、五十年代初期同樣令人茫然的經濟復甦，以及動搖了日本根基的社會和政體方面的改革。
吉田下野後不久，就像失勢的政治家通常所做的一樣，隱居起來了。但他的門徒佐籐和池田還定期地到大磯去向他求教。他寫回憶錄和文章，偶而也接受他的繼承者請他辦的外交任務。凡年後，他對日本的穩定和經濟上的活躍所作出的貢獻，又開始得到廣泛的讚揚。他去世時，依然是一位受到尊敬的老政治家。
吉田結束政治生涯大約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他又受到了新一代的尊敬。日本的政治家每當來拜訪我時，經常對我說他們是如何欽佩他。不僅羨慕他的業績，而且敬佩他的人品-他的勇氣，他絕對的坦率，他在巨大的政治壓力面前維護自己的信念和日本利益的智慧。正如戴高樂和邱吉爾仍然活在他們的人民的記憶裡、特別是成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的榜樣一樣，吉田在日本又呈現出新的生命力。
1960年，在我競選總統處於高潮之際，退休在大磯的八十二歲的吉田再次被請出來為他的國家效勞。日本政府請他率領代表團到華盛頓參加慶祝日本第一個外交使團到美國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我們邀請他和阿曾夫人到我家作客。飯後，吉田送給我一件雕塑品。他說，這是請一位日本藝術家專為我製作的。由於當時我的頭腦裡淨是自己競選的事，當吉田用一種含蓄的方式說明這件作品的標題是"勝利"時，我競未曾報以表示讚賞的微笑。
在那年十一月的大選以後，他又給我寫來了一封非常有禮貌的短信，說大選的結果是"令人悲傷的"。他還說，希望我會再度返回"國內和國外的"領導崗位。那時我特別感謝他的短信，因為他這種友好的表示是在我被擊敗時發來的，這比我獲勝時來得更有意義；況且此後他也沒有必要再作出這種表示了。吉田執政之時，就已經成為一名頑強的、老練的政治家。
他的敵人把他斥為冷酷無情和自私的人。但我對他瞭解得更清楚一些。在我處於逆境之時，事實向我表明，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我對此是十分珍視的。
1964年的一次會議以後，我在大磯最後一次見到吉田。原定那年春天召開的這次會議，由於命運的兩次不幸的捉弄而被推遲了。那年春天，我準備出訪遠東；吉田也邀請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但在四月五日，即我將到達東京的前四天，麥克阿瑟去世了。吉田和阿曾夫人立即到美國參加他的葬禮。當我再次訪問亞洲時，宴會重新安排在那年的十一月。
我們乘車行駛四十英里去大磯，交通比洛杉磯的高速公路還擁擠，使人神經極度緊張。這次旅行雖然有許多麻煩，不過述是很值得的。吉田穿著和服在門口迎接我。在我們以前的會見中，他總是穿著西服，還特別喜歡露出維多利亞式的高領。
第一次看到他穿著傳統的日本服裝，使我再次覺得明治維新的這種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東西方影響的混合體。我認識的所有日本領導人中，吉田似乎是最西方化、又最日本化的。後來我得悉，三十年代，麥克阿瑟在擔任陸軍參謀長時，有時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裡也穿著和服。
吉田的家寬敞舒適，但並不豪華，從那裡可以看到富士山的壯麗景致。阿曾夫人再次擔當我們的女主人，舉止優雅。房間的裝飾和陳設，反映了日本人通常有的、對協調和均衡的審美觀。但就吉田家的情況而言，這又是東方事物與西方事物之間的均衡。西方的著作和日本的工藝品井排放在一起。吉田睡的是榻榻米而不是床，但在我們吃飯的平台上，用的卻是西式的桌椅，而不是矮腿的日本式桌子。就連他招待我們的飯菜，也是日本菜和西式菜兼而有之。
在涉及到世界性的、內容廣泛的交談中，吉田追述起他與牧野伯爵的凡爾賽之行。在議論到我在1953年關於重整軍備的講話時，另一位客人弄錯了日子。我還來不及說什麼，吉田很快就糾正了他。我想，這個講話給他的印象，一定比他當時流露出來的反應深刻得多。
他對戴高樂以及我對這位法國領導人的評價表示出特殊的興趣。我告訴他，我不完全支持戴高樂的國際政策，特別是他在如何對待北約上的矛盾心理。我建議說，用特殊的、日本式的術語說，戴高樂在國際問題上"採取高姿態"的做法是可行的，因為他在國內獲得了成功，很有聲望。我接著說，就日本的經濟力量而論，像戴高樂一樣，日本政府在國際事務中也處於可以採取高姿態的地位，這為日本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較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國家提供了可能性。我明確地表示：我確信，"日本不會成為一個經濟上的巨人和軍事上、政治上的侏儒"。就像他在1953年所作出的反應那樣，他有禮貌而堅定地避開了我的建議。
回顧1964年我們內容廣泛的談話，其中最重要的話題還是中國。這是十一年前的1953年我在東京第一次見到他時就談過的話題。在那一次，由於當外交官而成為"中國通"的吉田告訴我，他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對它一直深為尊重。他相信，正如沒有哪個侵略看曾經永久地征服過中國一樣，共產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企圖消除孔夫子多少世紀以來的影響的做法，最終也是注定要失敗的。吉田說，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953年暫時的黯然失色了，但是，他們終究會勝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
然而，吉田不同意當時流行的蔣介石仍然可能在中國大陸發揮作用的觀點。吉田爭辯道，雖然蔣介石本人是一位儒家學者，但他疏遠了知識分子，這在政治上是無可挽回的致命之處。
在這一點上，吉田與裕仁天皇的觀點不一致。我這次訪問見到裕仁時，他依然堅決支持蔣介石。
吉田與中國在哲學方面幾乎具有天生的親緣關係。這使他相信，增加中國與亞洲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貿易，最終會使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支持自由事業。像艾森豪威爾一樣，他熱忱地相信，潛在的敵人之間的貿易會導致和平。他還認為，中國介入朝鮮，這是一種脫離常規的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擔心其邊界可能受到威脅。他相信，中國人民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他們只會反抗侵略，不會發動侵略。
在美日和平條約提交美國參議院審議之前，吉田由於對北京持有上述的態度，使他向北京暗示，他想打開與大陸的關係。參加條約談判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訴吉田說，如果他承認中國，參議院就可能拒絕這個條約——因為當時中國正在朝鮮和美國人作戰——首相於是放棄了這一想法。我1953年訪問日本的任務之一，就是重申杜勒斯的警告。我當時預言，對於他任何可能作出的、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近的行動，美國都會作出強烈的否定的反應。吉田對我的預言沒有表示不同意；但很明顯，我沒有動搖他對與北京重修舊好的意見的支持。如果他不是在1954年退休的話，日本很可能在五十年代就與中國重新建立關係了，而不必等到七十年代才這樣做。
因此，在吉田1964年與我會見的議程中，中國問題仍占很重要的位置，這就不足為怪了。吉田和他的日本客人們對那年一月份法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事表示擔憂，因為事前戴高樂並沒有通知日本。吉田問我，美國是否也會這樣做。當我說我不能替約翰遜政府回答這個問題時，前日本駐美國大使朝下幸一郎說，他在華盛頓有點令人傷心的經驗：當美國官方宣佈與日本有關的政策決定時，事先也不通知他。他預言，在將來某個時候，美國會不通知日本就直接與中國談判。我有點未卜先知地回答——就像後來事實證明了的——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我們在進行導致了1971年出人意料地宣佈我將於翌年訪問中國的消息的談判時，討論的情況不得不對日本及我們在全世界的其他朋友保密，因為任何洩露都會破壞這種剛剛開始的行動。當我宣佈這一決定時，它在日本馬上被稱為"尼克松衝擊波"。儘管人們常常認為，美國此次向中國打開大門是觸發中日於1972年9月恢復邦交的火花，但實際上中國和日本多年以來就在進行貿易和非正式接觸了。成群結隊的日本人——包括政治家們——時常訪問中國。因此，這兩個國家建立官方的關係，與其說是尼克松衝擊波造成的，毋寧說主要是吉田二十年之前就預見到的兩國逐漸和解的必然結果。
吉田全神貫注地關心著政府的連續住等問題——有的工作可以由一位領導人著手進行，由另一位領導人完成它。我的拜會結束後，吉田陪我走向門口。在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時刻，吉田上述的想法顯得更加清晰了。當時我對他說，我期望再見到他的那一天的到來。他笑著回答，"不，我想不會了。恐怕我太老了。但是你還很年輕（那時我五十一歲），你將來會走上領導崗位的。"
我見過的所有領導人中，吉田和赫伯特·胡佛一樣，都是雖然年事日高、卻越來越優雅大度的人。之所以這樣，部分原因是因為他雖然下野了，但由他選定的、現在仍然尊重他的意見的領導人繼續推行著他的政策。因此，他的內心是安寧的。
他確信，自己去世以後，他的優良政績仍然會傳於後世。
吉田1967年死於大磯，時年八十九歲。正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池田首相聽到這個消息後，即刻飛回日本，來到大磯，當著眾人在他的導師的遺體前痛哭。幾天後，日本為吉田舉行了戰後的第一次國葬。
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麥克阿瑟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卻是白白地度過了。他的智力沒有衰退。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按理應該得到應用的智力並沒有得到應用。
其原因之一是，派系鬥爭使他的名譽被玷污了。他1948年在日本工作期間，在共和黨竟選總統候選人時插了進去，參加提名。但在第一次全國性無記名投票中，他僅得到了丟臉的十一票。他1951年從朝鮮回來後，又向議會發表演說，並在國內從這一頭跑到那一頭，開展反對杜魯門的亞洲政策的活動。
在1952年的提名中，麥克阿瑟公開偏袒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不擁護艾森豪威爾。在六月的芝加哥大會上，他被選出來為大會的講話定調子；我們這些站在艾森豪威爾一邊的人，當時對他的講話可能會在代表大會上為塔夫脫拉選票這一點甚為關切。這位將軍本人甚至認為，代表們可能會轉而投他的票，把他看作"黑馬"候選人。
但是，這次講話是令人詛喪的。講話稿雖然已經寫好並已發出，但由於某種原因，它就像林肯所說的，"完全沒有成功"。的商業家和政治家們，都在談論著他成為1952年共和黨候選人的可能性。除了艾森豪威爾以外，所有的人都在這樣談論著。當問題提出來後，他卻巧妙地把話題轉到歐洲和大西洋的前途上。
1951年5月，他的夥伴、來自堪薩斯州的參議員弗蘭克·卡爾森堅持要我在訪問歐洲之行中去拜訪艾森豪威爾。他確信這位將軍打算參加競選如果這樣，他將要求我支持他。在巴黎的盟軍司令部裡，我看望了艾森豪威爾，談了一個小時。他熱情地向我表示歡迎，但沒有談論他自己，而是誇獎我在阿爾傑·希斯事件的調查中的公正態度，並請我就美國對北約的觀點作出估計。他具有罕見的能力，能夠使他的來賓們感到沒有拘束，認為是他們自己做的好，而不是他本人。結果，大多數人像我一樣，在離開艾森豪威爾以後，變成他的熱心支持者。
讓官職找上門來、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去謀取職位的做法，增加了他竟選總統獲勝的機會。相反，麥克阿瑟1948年在日本任上時，儘管公務繁忙，還處處表現出在謀求官職的姿態。在杜魯門解除他的職務以後，他的行動又給人以更加強烈的、他亟想成為政界人物的印象。
這不等於說麥克阿瑟不會成為一位好總統。他對外交政策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在日本期間，他表明自己能夠處理好國內問題，能夠用一種明智的、公正的方式，全面地處理好從勞工關係到教育問題等方面的事務。但是，他也為通貨的穩定、穩健派的壓力和財政政策的連貫性等問題所困擾。事實上，他年齡越大，在經濟上就越趨保守。我在艾森豪威爾和戴高樂的生涯中，發現也有類似的問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麥克阿瑟雖然再也不會擔任公職了，但他還經常就預算的平衡、減稅、恢復金本位制等問題教訓我。
麥克阿瑟如果要當總統，主要問題可能是會出現如下的情況：他在行使政府權力方面所受到的各種約束，比他在部隊當將軍時或在日本擔任佔領軍最高司令官時所受到的約束還要多，屆時他將會發現，這是很難忍受的。另外，他一旦擔任總統以後，又得處理伴隨整個職務而來的、沒完沒了的日常瑣事。
因此，麥克阿瑟在美國也像他在日本時一樣。還需要有一位吉田式的人物，來把他富於想像力和創造性的政策付諸實施。
麥克阿瑟忙於在一大堆政治問題上追趕形勢。然而，他又是時勢和軍事形勢變遷的犧牲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由於在法國戰壕裡的英雄業績而成為美國步兵們心目中的英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則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儘管有著同樣的英勇的記錄，卻已經是一名"重新服役的超齡軍官"了。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克阿瑟所代表的那些價值——勇敢、愛國主義、熱愛自由——已經開始不合時宜了。它們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復甦，但在朝鮮戰爭和在越南遭到近乎致命的打擊之後，又再次褪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像艾森豪威爾和佈雷德利這樣慈祥、謙遜和平易近人的將軍們，就已顯得更加符合於知識界、甚至美國大兵們的口味。總之，他們被當作本世紀的老百姓中的大人物。麥克阿瑟儘管有許多成就，包括在太平洋戰爭中運用他的戰略拯救了數萬名美國士兵的生命，但這些成就不可能掩蓋他在人們心目中作為一個裝腔作勢的寡頭政治家的形象。
他還想撥動美國公眾的心弦，就像他從朝鮮回來時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歡迎一樣。然而，公眾很快就對他產生了惡感，選舉了他的對手艾森豪威爾當總統——他們兩人都凱覦這個職位。這是公眾作出的一種選擇一他們選擇了一位代表團結和穩健路線的人，而沒有選擇一位曾經是吵吵嚷嚷的黨徒和經常引起爭議的人。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解放了菲津賓，重建了日本，又在仁川登陸和後來的日子裡阻止共產黨人控制南朝鮮。他作為一位引起激烈爭議的人物回國，不久就從他的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幾乎沒人瞭解亞洲和麥克阿瑟本人，或是不瞭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很少有人懂得麥克阿瑟的命運就是保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為此奮鬥了二十年。
作為麥克阿瑟的欽佩者，我從來也沒有完全弄明白像他這樣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為何在美國知識界中卻是如此不受歡迎。在麥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擾著他的那些惡毒的攻擊，可以部分地用布萊克勳爵為迪斯雷利撰寫的古典傳記的跋中的話語來解釋。
布萊克勳爵指出：雖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卻同樣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評。他寫道，"事實確實是，他們兩人雖然風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時，像大多數在議會民主制度下管理國家的、有才華的人一樣，他們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惡，為構成人類的大多數的庸碌之輩所不信任。"
如果麥克阿瑟隱退以後，到他從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賓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會那麼空虛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記住他擔任最高司令官的歲月的人們，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賓進行激動人心的旅行時獲悉，菲律賓軍隊在每次集合檢閱時，都要呼喚他的名字，並由一位軍上接答："精神永存！"許多美國人讚揚麥克阿瑟對日本人襲擊珍珠港進行復仇的行動。然而，不論是日本人、菲律賓人和南朝鮮人，都沒有把他看作一位復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從極權主義和對天皇的崇拜中獲得自由：使菲律賓人民從日本人手中獲得自由；使南朝鮮人民從共產黨人手中獲得自由。
在許多美國政治評論家看來，麥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時代的錯誤。但是，縱觀他在亞洲的整個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在本世紀初期，他隨他父親去遠東旅行後，就推測日本可能打算統治它的鄰國。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日益增長的威脅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進步的改革，無論從廣度或深度上，都超過了華盛頓坐辦公室的官員們為美國佔領日本所描繪的藍圖。在朝鮮，他知道共產黨人不僅是為南朝鮮而戰，而且是為了控制整個亞洲而戰。
他關注的問題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貫注於日本對遠東的威脅，在戰後又全神貫注於別國對日本的威脅。在他管轄日本的五年中，出現了兩種表面上看來都自相矛盾的議論：第一，麥克阿瑟雖然精通於戰爭，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獻身於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極端專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從極權主義的統治下永遠解放出來的任務。
當然，第一種說法確實不是荒唐的。那種認為士兵們和將軍們由於本性難移，使世界處於持久的交戰狀態的想法，從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學上的一點殘片了。正如麥克阿瑟1962年在西點軍校的極其動人的告別演講中所說，"軍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為他們必須經歷和忍受戰爭所造成的深重災難和創傷。"
在美國歷史上的和平時期裡，沒有人被授予絕對的權力。
為了防止濫用職權，民主國家裡的政權被分散到社會的不同部門中去。然而，麥克阿瑟在日本時卻擁有絕對的權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別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時事評論員就佔領日本問題寫道，"麥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採取暴力、專制和經濟混亂的方式，一定會把它建設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民主的、繁榮昌盛的工業化國家。"這政治家是在有意識地開玩笑，但是他基本上還是說對了。日本人學得很快，不久就學會死記硬背地談論民主的抽像原理。當然，要他們從心眼裡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讓·雅克·盧梭面對著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問題，寫道：人們……是不會用抽像的觀，點來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們快樂，否則他們不會快樂；為了使他們熱愛幸福，必須使他們感到幸福。這就是英雄施展才幹的一種職責。……盧梭的觀點是在一個新社會誕生的早期提出來的。它的價值必須由某些聰明的、具有遠見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輸下去。
就日本而言，麥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熱愛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視自由，並且因此而願意維護自由。事實上，在現代政治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像麥克阿瑟一樣更近似於半神式的、被稱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個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遠見和能夠按照理想的模式獨自重新創造社會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治維新派人士一樣，麥克阿瑟運用他的特權地位，把徹底的政治改革引進到日本社會中。他廢除了天皇那易被濫用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明治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首先，他把裕仁巨大的、實際生活上的和精神上的權威全部轉到自己肩上，然後，他又親自把它最堅硬的核心砸碎，制定了新的憲法，進行了土地改革。接著。又逐步把權力移交給吉田這位日本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人物。十分重要的是，在日本被佔領之前和之後，吉田能夠緩和麥克阿瑟已經決定了的政策。他們這種獨一無二的夥伴關係，產生了現代日本這個偉大的、自由的、象徵著最美好的希望的國家。亞洲的其他國家，總有一天也會和日本一樣，共同享受到民主、公正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