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的會合
1951年春一個天氣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歲的日本紳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賞花會。就在這時，他得到了來自美國的消息：杜魯門總統已經解除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包括他的朝鮮戰場司令官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職務。這位主人看來頗為震驚，他向來賓們表示歉意，告辭了。他感到心煩意亂，半個小時以後才算平靜下來。
這位紳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無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傷感的時候。這位慣於用錘子狠狠敲打對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種殘酷的職業。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曾經打得難分難解，現在，麥克阿瑟終於敗北了。杜魯門是對是錯姑且不論，但是，即使這位受人愛戴的將軍今後不在其位，日美關係還是應該繼續發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須謹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國總統，不致使他從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條約籠罩上陰雲。
吉田向他的國家發表了一篇廣播講話，不拘外交辭令地讚揚他行將離任的這位朋友。其實，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鳴。
然而，這種感情與吉田似乎是極其不相稱的。他說："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歷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之一。
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國全體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愛戴。在他離開我們國家之際，沒有任何言辭足以表達我們國家對他的敬意。"
美國報刊報道了吉田的講話。但時過不久，這些講話就被麥克阿瑟去職一事所引起的喧鬧聲所淹沒，並隨著他的餘生煙消雲散了。三十年後的今天，大多數美國人提起麥克阿瑟時，只是想到了朝鮮，或者想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輝煌的軍事指揮才能。其實，他最偉大的建樹，還是在他的事業行將終結時吉田所準確地指出的那樣："正是他，把我們國家從投降後的混亂和疲憊中拯救了出來；正是他，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種子。"在吉田發表這些議論時，麥克阿瑟正被指滴他魯莽好戰的各種批評所困擾。
在日本的復興上，吉田自己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然而，這位首相卻非常謙虛。事實上，是麥克阿瑟和吉田一勝利者和被征服者，西方人和東方人，將軍和政治家——一起使日本迅速地、戲劇住地轉變成為當代世界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
麥克阿瑟是一位美國巨人，一位集各種矛盾於一身的、自相矛盾的傳奇式人物。他既是一位審慎的、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又是一位好擺架子和自負的戰士；既是一位權力主義者，又是一位民主主義者。他還是一位天賦的有鼓動力的演說家，像邱吉爾那樣工於辭令，使成千上萬聽眾備受激勵，並使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為之折服。
吉田是日本最黑暗時期的感情衝動的、暴燥的領導人。這位愛惡作劇的、喜歡雪茄的著名外交家，使他的國家從軍事上被打敗的困境中取得了經濟上的勝利。他由於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言辭犀利，身體結實，而且是在對大部分人來說早已退休的高齡時期登台掌權的，因此經常被稱作日本的邱吉爾。
1945年，麥克阿瑟控制了從實體上到精神上都被打敗了的日本。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這個國家死了二百萬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平民。工廠被夷為平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奠定了日本勢力基礎的對外貿易業已不復存在。食品奇缺。更糟的是，日本人民把他們的全部信仰和能力投入到一場他們認為上蒼不會讓他們失敗的戰爭中去。結果，他們的天皇卻讓他們放下武器。在日本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蒙受投降的恥辱。不久，裕仁天皇又公開地宣佈他放棄歷代天皇的神威，這是日本人民宗教信仰的基礎。軍事上的失敗，只留下了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真空。然而，九年後，當吉田首相下台時，日本已是一個興旺的、活躍的民主國家，正在建設成為自由世界的第二經濟大國。
人們普遍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麥克阿瑟干的。因為使日本改觀的大部分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改革，正是在1945年至1951年他在日本的任期中進行的。我對，吉田則用有時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小規模行動來進行工作。然而，他們每一個人都像對方一樣重要，只不過是在麥克阿瑟巨大的權力和咄咄逼人的個性面前，吉田並不惹人注目罷了。
使情況更糟的是，吉田在職七年間，被許多學者用慣用的手法作了否定的描寫。有人把他刻畫成一個總是迫不及待地、怒氣沖沖地否定麥克阿瑟關於勞動、教育和警察方面的改革的人，一個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另一些人則說，吉田對這些改革的修正，實際上是美國突然意識到在遠東的聯盟中需要一支強大的反共力量的產物。
吉田實際上是一位小心謹慎的政治家，基本上具有開明的素質。他擔心美國刮起的改革之風來得大快、太猛的想法，是無可非議的。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少憎恨外國人的人民，有著"借缺別國文化的悠久傳統。但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控制著新的影響，以便使日本社會富裕起來，而不是使之瓦解。這和麥克阿瑟向日本輸入的概念並沒有什麼矛盾。他創造了一個民主的制度，並且期望日本人民變成民主的人民。吉田懂得，要讓他的人民接受伴隨新的自由而來的利益和責任，這都需要時間。他也知道，在美國行得通的東西，對日本不會都是必要的。
麥克阿瑟和吉田兩人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要求這兩個人具有明顯不同的氣質。我與他們的初次際遇，就反映出他們兩者之間的差異。
我第一次見到麥克阿瑟是在1951年。當時，我是美國的一名參議員，在議會聯席會議上聽他發表"老戰士決不會死亡"的演說。這位致身於現代政治史上最大的戲劇衝突之一的人，看來派頭十足。他的談吐十分有力，簡直令人陶醉。他的演講一次又一次地被經久不息的喝彩聲打斷。當他飽含感情地用"老戰士決不會死亡，他們只不過是漸漸地消失"的話語向大家道別時，許多眾議員和參議員眼裡噙著淚水，如醉如狂地歡呼著、跳躍著。這次演說所得到的掌聲可能是空前熱烈的，超過總統們從前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的講話所得到的掌聲。當麥克阿瑟莊嚴地走下廊道步出會議大廳時，掌聲還經久不息。
有人說，我們剛剛聽到了上帝的聲音。後來，另一位親麥克阿瑟的參議員還以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這次講話使共和黨人激動得落淚，使民主黨人傷心得哭泣。
兩年後，我在東京第一次見到了吉田。我們第一次會談時，他晚到了一會兒，用手絹捂著他的嘴和鼻子。他一再地道歉說，他是防止鼻出血——他又發出令人難堪的咯咯聲，並且補充道，這是因為頭天晚上魚子醬吃得太多了。我不記得有哪位領導人能夠如實供認這類事情，特別是當它對重要的政府工作會造成不良影響的話。
我與他們初次見面得到的印象，又為後來的事情所證實了。麥克阿瑟是一位英雄，一位儀表堂堂、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退休住在紐約時，每一個像我一樣應邀前往他的寓所會見他的人，都恭順地看著他在屋子裡踱著步，靜靜地聆聽著他描述他正在思考的問題。與麥克阿瑟不同，吉田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他低低地坐在一張椅子裡，那惡作劇似地呲牙咧嘴的臉，有時為他的雪茄的煙霧所遮蓋。他喜歡用幽默的談話表現他的見多識廣。
他們也有類似之處。兩人都是博覽群書的知識分子；這兩位大權在握的人，也都已年屆七旬；他們都出生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在公開場台下，每人都擺出一種老式的尊嚴和莊重的姿態。但是，麥克阿瑟從不使自己的舉止顯得軟弱。一位一度當過他的助手的人說："即使受到挫折和譴責時，他也保持著一個紳士的傲慢。"相比之下，在需要這一套的時候，吉田則會表現出使人喜歡的粗魯。在日本議會中，他曾把社會主義者稱之為"笨蛋"。他甚至拿起水壺，往令人厭煩的攝影記者頭上澆水。
如果我第一次和麥克阿瑟及吉田相遇時，就猜測他們一位是傲慢的空想家，一位是頑固的現實主義看，那麼我是猜對了。後來的事實證明，戰後的日本需要他們兩人。沒有麥克阿瑟的幻想，必要的改革就不可能進行，沒有吉田事必躬親的精心安排，這些改革則會使日本更趨於混亂。
就本質而言，麥克阿瑟是西方人，他的生活卻傾向於東方；而吉田是東方人，他的生活卻傾向於西方。他們開創了一種使他們的文化都能適用於擁擠的日本列島的局面，創造出一個新的、強大的自由國家。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也是最炫人眼目的人物之一。他的個性有時比他的成就更引人注目。由於他的貴族出身和誇大其詞的演說，使他成了譁眾取寵的人和愛說挖苦話的人唾手可得的攻擊目標。他們把他描寫成為一個極度愛虛榮的、不合潮流的人，一個晚生了五十年的、傲慢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人。他誇耀美國制度的偉大的講話，總是那樣激烈和鼓動人心，以至於被許多人嘲笑為沙文主義。
但是，他的批評者們發現很難對他產生偏見。他的個性是極其複雜的，以致於一位偉大的演員，甚至象格雷戈裡·佩克這樣的演員，也未能在銀幕上抓住他的特點，不能像喬治·斯科特一樣，抓住另一位偉大而並不太複雜的將軍喬治·巴頓的特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我作為一名海軍指揮官被分配到南太平洋的海軍陸戰隊空中戰鬥運輸隊時，我第一次對麥克阿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聽到的是對他的一致的否定。因為這既受到那些對麥克阿瑟通常心懷偏見的記者們的渲染，也受到常見的陸、海軍之間互相競爭的情緒的影響。
例如，我們使用的C-47型運輸機有兩種座位：不舒服的翻板座是供機務人員用的；一對舒服一點的、航班型的座位是供高級官員乘坐的。後一種座位就被譏嘲為"麥克阿瑟座位"。
總而言之，這位將軍的名聲和事實完全不符。在佔領巴丹半島和柯裡磯多島期間，麥克阿瑟堅持住在地面上的房子裡，而不是住在地堡裡。這樣，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就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了。我們聽到他在巴丹半島上的屬下稱他為"塹壕裡的士兵"。當形勢變得無望的時候，他除了留在島上用他的手槍盡可能多地打死日本人，直至以身殉國以外，別無其他想法。最後，是羅斯福總統下令撤離，他才離開該島。後來我們聽到的情況卻是：當戰事轉趨激烈時，麥克阿瑟帶著他的妻子、三歲的兒子及中國保姆倉猝地撤出該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麥克阿瑟的綽號是"塹壕裡的士兵"，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確實和美國步兵一起在法國的地下掩體和壕溝裡呆過。他作為"彩虹"師的參謀長和後來的司令官，由於戰術嫻熟、臨危不懼而備受他的部隊的讚賞，甚至是尊敬。在大隊美軍衝鋒時，他不只一次衝在最前面。一年裡，他兩次負傷，因為勇敢而獲得了七枚銀星獎章。
他的一生中面臨的死亡多得就像例行公事一般。1914年，他在委拉克路斯執行偵察任務時，墨西哥人的子彈戲劇性地穿透了他的軍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中過毒氣，他的汗衫曾被機槍火力撕成了碎片，他在麥茨的指揮所，就在他撤離的當天被炸毀了。在麥茨的一次早期炮擊中，他鎮靜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對瞭解他、也關心他的幕僚們說："所有的德國人都製造不出一顆能殺死麥克阿瑟的炮彈。"
戰後有一天，他的車子在紐約被一個搶劫者攔在路邊。麥克阿瑟要那人放下手中的槍，用搏鬥來搶他的錢。此人曾經在"彩虹"師服過役。當他得知他企圖搶劫的人是麥克阿瑟將軍時，連連向他道歉，讓他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日本人猛烈地射擊時，其他人會尋思：如果炮彈襲來，應該跳往何處躲避。但人們經常發現麥克阿瑟還是鎮靜地坐在椅子上，用雙筒望遠鏡觀察著戰場。他對軍官們和士兵們懇求他不要冒險的勸告無動於衷。他會說，這些子彈並不是對著他的。
他經常把炫耀勇敢和冒失地走到危險地段的舉止結合在一起。1945年，他在菲律賓群島登陸，去看望他那些被收容在日本戰俘營裡的、營養不良、備受虐待的巴丹半島和柯裡磯多島部隊餘部的士兵。他轉向他的醫生說："大夫，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一直向前定會，直到我們遇見火力。我不只是說狙擊手的火力。"他大步向前走去，越過了日本軍隊的屍體，一直走到能夠聽到敵人的機槍聲在頭頂呼嘯的地方，然後才轉過身來，緩緩地往回走，不怕日本人在背後向他射擊。
麥克阿瑟的一生，包括他所表現出來的有時近於魯莽的無畏行為，是出於緬懷他的父親——阿瑟·麥克阿瑟將軍的公正的戰鬥意識。
無論是出於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他們父子的生涯是極其相似的。1863年，年僅十八歲的阿瑟是盟軍中的一名副官。他由於第一個將他們師的旗幟插上田納西州的教區高地而獲得了國會最高榮譽勳章。這為舒曼向佐治亞的進軍揭開了序幕。由於在柯裡磯多島的英雄行為，道格拉斯也獲得了國會最高榮譽勳章。阿瑟將他大半生時間花在駐守美國邊境上——最初在西南方，爾後在菲律賓群島。道格拉斯從1935年直到1951年被召回為止，也只回過美國一次。
老麥克阿瑟和小麥克阿瑟——菲律賓人這樣區分他們一都被遠東和菲律賓對西方的前途的重要性所困擾。這兩個人的一生，也都被打上了與行政當局發生戲劇性衝突的烙印-道格拉斯對杜魯門總統；阿瑟對菲律賓行政委員會主席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阿瑟當時是駐菲軍事首腦。
麥克阿瑟的母親平姬經常激勵他要以阿瑟為榜樣，畢生奮勇向前，甚至超過阿瑟。當他去西點軍校學習時，她隨他前往，以便保證他能夠專心致志學習，不至於使這位漂亮的候補生陷於羅曼蒂克的泥淖而斷送前程。他畢業的成績是他班上的第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三十八歲的麥克阿瑟上校在法國戰壕裡作戰時，他的母親還給他的上司寫了許多討好奉承的信，其中包括給曾在他父親部下服務過的泊欣將軍寫信。最後，在1930年他被任命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陸軍參謀長時，她伸手撫摸他肩上的四星肩章，說："如果你父親還在世的話，他看到你現在的樣子，一定會感到一切都如願已償了，道格拉斯。"
麥克阿瑟總是感到他被周圍的人搞得與眾不同，這使他頗為惱火，也導致他產生了某種實為無害的怪癖。在軍隊裡，穿軍服旨在顯示指揮員的官階。麥克阿瑟卻堅決抵制，不服從這一套。另一名軍官問到他的不尋常的裝束時，他說："你不服從命令，就會出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經常戴一頂弄皺了的軍帽，而不是戴正規的鋼盔，穿一件高領汗衫，打一條上好的緞領帶，穿一條馬褲。有一次，他被誤認為是德國人，暫時地被俘了。
從1919年至1922年，當他任西點軍校的校長時，人們經常看見他拿著一支短柄尉。共產主義者侵入南朝鮮時，他是第一個向麥克阿瑟報告的值日軍官。
麥克阿瑟幾乎從來沒生過病。他唯一的正規鍛煉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恆，有時一天走幾英里，在辦公室和起居室，在飛機上，或是進攻時在甲板上都如此。麥克阿瑟把他良好的體質和體力歸因於有午休、幾乎不飲酒、飲食適度的習慣和躺下就能睡得著的本事。他是一位篤信教義的人，但不經常作禮拜。
在思想上、講演上和行動上，麥克阿瑟都是一位受過訓練的人。如果說，他給人留下最好的記憶的是他的"老戰士決不會死亡"的講演和他在西點軍校的告別講話，那麼，他最生動的表現則是他在參議院朝鮮問題聽證會上的答辯。當時我沒有參加提問，因為我不是聽證委員會成員。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麥克阿瑟在尖銳的問題面前和只能等待幾分鐘的情況下是如何駕馭自己的，這使我折服。他顯得那樣才華橫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聽他的證詞。民主黨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和其他人準備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難題，旨在證實麥克阿瑟違反了總統指示的精神和拒絕接受文明控制軍隊的原則。
在這樣的攻擊下，一個比較渺小的人會被化成盲粉。但是在這次聽證會的全部過程中，麥克阿瑟始終保持鎮定。他從未陷入要他認輸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辯中，他利用每一個問題進行應付裕如的交鋒和反詰。在結束漫長的、使人疲勞不堪的一天的辯論時，他仍和開始時一樣，才思敏捷、言辭犀利。
他如何闡述問題這一點，比他表述的內容給人留下的印象更為強烈。當時給我
我們談過話後，我坐電梯上樓，到37號A麥克阿瑟的套間去。惠特尼將軍在門口迎接我，陪同我走進了客廳。胡佛的套間以其簡樸、整潔和高雅給人留下了印象。麥克阿瑟的房間雖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顯得頗為壯觀。牆上貼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太平洋工作時搜集的大事記，給我的印象是：在美國最高位置上服務過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藝品。
當我走進房間時，麥克阿瑟向我迎來，握住我的雙手。他說："您能光臨，太好了。"接著把我介紹給了麥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見到的最有風度和迷人的婦女之一。她問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們之後，說聲"請原諒"，就走開了。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談。此後的八年間，我和他之間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談。所有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我們通常討論美國的政治情況和當前的外交事態——更準確地說，毋寧說是他在談論，我在聽。而在我和胡佛的討論中，他總是詢問我對所議各種問題的看法；麥克阿瑟卻幾乎從不這樣做。在和他的會見中，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像是個畢業討論會，每一個來訪者的最好的辦法是：或者靜靜地聽著，或者作筆記。在佔領日本期間，麥克阿瑟與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鐘的約會。這位將軍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絕的話語，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於忘記了他來訪的目的。後來，這位上校得知，麥克阿瑟還把他看成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交談者"。
事實證明，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就是他與艾森豪威爾政府之間十分有限的高層接觸之一。我沒有把談話內容向總統報告。實際上，我記不得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之間曾經進行過討論。我總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只要提起麥克阿瑟，好像別人對他都不大歡迎。
從三十年代起，這兩位美國偉大的將軍曾經長期共事。那時，艾森豪威爾是麥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麥克阿瑟曾不顧一切地想到華盛頓供職。他詳細地向我描繪了一幅圖畫：如果任命他為國防部長或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話，他會如何削減軍費預算，或者"在一個月內整頓好五角大樓"。但他終未如願。
艾森豪威爾或許有足夠的理由不任命這位容易引起爭議的五星上將在他的政府中任職——如果要五角大樓裡的人聽他發號施令，許多人準會發怒——但採用那樣的方式對待麥克阿瑟，他的感情無疑也受到了挫傷。他從未直接貶低過艾森豪威爾，但有時也間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談到艾森豪威爾當他助手的歲月時，曾經說："他可以寫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談談如何堅守或攻佔某一陣地，只要你告訴他什麼是陣地。"
1955年，艾森豪威爾第一次心臟病發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應該再次競選總統的一些猜測。這時，我收到了麥克阿瑟通過考特尼·惠特尼捎來的口信："麥克阿瑟將軍將始終如一地站在副總統一邊，"惠特尼對我說："他還說，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別的人應該馬上離開白宮。"在當時的情況下，麥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適當的，因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得知此事，我將十分尷尬。記得我當時曾經認為，麥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爾離開白宮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進入白宮的心情更為迫切。
麥克阿瑟對艾森豪威爾擁有的聲望感到不滿。他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人們對於艾森豪威爾和歐洲過分的關注，促使華盛頓忽視了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反過來，艾森豪威爾認為麥克阿瑟儘管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但是過於自負和富於戲劇性。他經常持有這樣的看法。1942年。當他收到麥克阿瑟關於戰略問題的一些建議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奇怪的是，他認為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還在學習。他的這一課對於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無益處的。"
在六十年代的總統競選中，麥克阿瑟並沒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費苦心地讓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邊的。六月份，我打電報就他由於促進了美日友誼而受到日本政府嘉獎一事表示祝賀。我熱烈地頌揚了他對歷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貢獻，並表示相信，這些貢獻將會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遺產中留下它們的印記"。他在回信中寫道："您給了我一個不同凡響的祝賀。我已經把您的電報交給報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為總統候選人。"也許只有象麥克阿瑟這樣喜歡自誇的人，才會假定發表我讚揚他的電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過，他對於作出這樣的假設似乎毫不害臊。
他經常在我面前評論肯尼迪，對他甚不以為然。我對此表示欣賞，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這些評論在大選前鼓勵了我，在大選後又幫助我解除落選的痛苦。那次大選前，麥克阿瑟對我講起肯尼迪的魚雷快艇的功績時，曾輕蔑地說，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還說，"肯尼迪或許會在某一戰役中由於缺乏判斷力而受到軍事審判。"1961年6月，即豬灣慘敗後兩個月，他又蠻橫地批評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與吉姆·法利這位傳奇式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和羅斯福的知己談過話。法利指出，肯尼迪的頭腦非常敏捷、靈活。麥克阿瑟的反應則是：他不認為肯尼迪具有判斷能力——在作出決定之前統觀全局的判斷能力。麥克阿瑟繼續對我說，"一個指揮員至關重要的作用，就是從他收到的情報中，把佔百分之五的重要情報和其他佔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報分開。"他說，他認為肯尼迪關於豬灣事件的決策顯然已經失敗，由於這一慘敗，肯尼迪還不幸地失去了軍方和中央情報局的信任。誠然，他認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聰明的"，但又歸因於肯尼迪為他提供了一架飛機，讓他到菲律賓隨心所欲地旅行。不過，他又說，肯尼迪"一到要作出決定時，就傻眼了"。在說了這些之後，他接著強調——他說話時總喜歡強調——"肯尼迪將會佔領古巴。
雖然現在還不是時候，但是將來他必定這樣幹，而且將要這樣幹。"
麥克阿瑟不管談論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差不多總是要把話題扯到亞洲事務上。他曾經對我說，回頭看一看，當初如果撥五十萬國民黨軍隊在鴨綠江一帶歸他指揮，他就能把中國分裂成為兩半，一舉改變世界力量的均勢，可惜時機已經錯過了。
由於共產主義的蠶食，他對於亞洲的前途逐漸悲觀起來。但是，他又認為，捲入亞洲大陸的地面戰爭將是美國的一大錯誤，他最後一次對一位美國總統提出的忠告，就是堅決主張林登·約翰遜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軍隊。他覺得，我們可取的作法是：繼續嚇唬蘇聯或中國支持的造反者，並支持亞洲各國政府反對他們。
他對政治問題的態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說，住在紐約並擔任蘭德公司董事會主席，這使他有更好的機會研究華爾街的商業；他還說，他發現他們"毫無特色可言"，"他們從不堅持原則"。他說，"他們遵循的唯一準則，就是擁護勝利者，並且不顧一切地支持他，無論他站在什麼立場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對我說：高徵稅是美國的主要問題：我們這個國家變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黨全國會議前夕，他又強調了他的這種看法，認為戈德華特不應該被提名，因為他太保守。
1961年，麥克阿瑟還對我說過：1951年，肯尼迪的父親帶肯尼迪本人去沃爾多夫看望他時，肯尼迪似乎已經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了。他稱讚肯尼迪確實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並說，當肯尼迪成為總統之後，對十年前他們在沃爾多夫的第一次會見還記憶猶新，而且異常的準確。使我尤為難忘的是，這也說明麥克阿瑟的記憶力非常之強。
麥克阿瑟也給過我個人一點許多人認為應該照此而行的勸告。1962年，當我問他我是否應該回到加利福尼亞去競選州長時，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說："別去。加利福尼亞雖然是一個大州，但是那地方還是太窄小了。你應該呆在華盛頓，而不是在薩克拉門托。你應該參加國會競選"就在兩小時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層樓之下的套間裡，也給了我同樣的勸告。
在我的頭腦裡，我與麥克阿瑟的談話總是與我和胡佛的談話聯繫在一起的。這兩人都上了歲數，都很聰明，都住在沃爾多夫大廈，而且我經常是在同一天拜訪他們。
我與胡佛的最後一次晤談，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歲生日那一天。我順便去走訪他。他的護士告訴我，他病得很厲害，簡直是不可能康復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訴我，他經常在半夜裡起身，倚在他的黃色靠墊上寫東西。多年來，胡佛對成百封祝賀他生日的明信片，都親自一一作答。
護士說，他現在仍舊閱讀這些明信片，但不能親自作答了。
當那位護士用輪椅把他推進房間時，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裡很難過。然而，他的握手還是很有力，聲音令人吃驚的宏亮，對事物的評論也簡明扼要，且擊中要害。儘管他持強硬的反共路線，但他還是支持那個月美國與蘇聯簽定的禁止核試驗條約。他的觀點是，"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正如他指出的，"由於中國的緣故，赫魯曉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納關於我們可以打中國牌以反對蘇聯的觀點。他指出，她們都處於共產主義的早期階段，因此是特別愛尋釁的。他也告訴我，中國人民是極富感情的人民，但他們不論對外國人還是對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義和團造反的年月裡，胡佛曾經作為一名採礦工程師在中國工作過。這段經歷使他的上述態度顯得更富於色彩了。在排外的義和團攻打天津的外國祖界時，他和他的妻子參加了保衛祖界的戰鬥。當時，義和團和政府軍之間也互相殘殺。胡佛說，他看見從他的駐地旁邊流過的河裡，漂浮著成千上萬具屍體。照他看來，中國革命的大屠殺恰似同一個故事的另一章。他預言，在二十五年內，毛主義還不能使中國人民改變，因為"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傳統，是一件緩慢的事"。他說，美國應該盡可能少地和他們打交道。
他對肯尼迪比對麥克阿瑟要更寬宏大量一些。他評論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對於戈德華特，胡佛與麥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認為，最好的辦法也許是賦予他以極大的權力，使之有機會自己試一試，而且"不要拘泥於我們的制度"。
雖然麥克阿瑟和胡佛在相當廣泛的領域裡有著類似的見解，但是，我記得他們一次也沒有互相提到過對方。起初，我以為他們彼此難得見面。但是，後來我從麥克阿瑟夫人那裡得知，胡佛總統每年有五、六次邀請麥克阿瑟夫婦到他的套房共進私人晚餐。在那些時刻，我們時代兩位最卓越的領導人得以坐下來進行令人神往的交談。
麥克阿瑟之無視軍隊中的方針政策，並不限於對軍官們的服裝條例置若罔聞。軍人以服從上司的訓示為己職。但麥克阿瑟並不經常這樣作，哪怕這位上司是美國的總統。
麥克阿瑟正確而他的上司錯誤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自1942年到1945年期間，他帶著他的軍隊熟練地橫越南太平洋時所受到的兵員損失，遠遠小於美國軍隊在布爾格的一次戰鬥中所受到的損失。他的成功使他對來自華盛頓的命令頗不以為然。
有一次，五角大樓對他說，重新佔領民多羅這個菲律賓島嶼的計劃太冒險。但麥克阿瑟還是干了，並且獲得成功。攻佔了呂宋這個大島以後，他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又攻取了群島的其他島嶼，在這些行動中僅損失了820人。在日本，他突然插手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改革，這超越了最高司令官的權限。
但是，他的成就卻是如此輝煌，以致於後來他雖然因為犯上而被解職，杜魯門總統對他還是無可奈何，而且還嘉獎了他。
除了他父親有例在先外，還有兩個因素對麥克阿瑟在蔑視更高的權威方面起了特別的作用。首先，從他的事業一開始，他就猜疑別的軍官想攻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對盟軍在法國的肖蒙司令部裡珀欣將軍周圍的人就不信任。後來，他的主要對手則是象喬治·馬歇爾這樣的軍官，他在肖蒙時就和珀欣在一起。
小赫伯特·胡佛這位麥克阿瑟的崇拜者在一次與我的談話中，稱這些官員們為"五角大樓小集團"，說他們只有在歐洲的作戰經驗，視野只局限在歐洲。麥克阿瑟認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馬歇爾，出於政治方面和私人關係方面的原因，總想在太平洋地區尋隙阻撓他的每一行動。他也認為，杜魯門和他的軍事顧問們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政府暖昧的亞洲政策，也使南朝鮮在共產主義的侵略面前敞開了大門。
麥克阿瑟還蔑視坐辦公室的人員。他本質上是一位戰地指揮官，感到他與坐辦公室的人比較起來，更瞭解戰場上需要怎麼幹才對頭。美國的歷屆總統們便是最高級的辦公室人員。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頂頭上司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相比，這些總統並沒有使麥克阿瑟感到更加可從三十年代起，麥克阿瑟與他為之效力的總統們的關係都不理想，雖然在每一種情況下引起不愉快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大蕭條時期，他與胡佛發生了聞名的"退役補貼大進軍"的齟齬。當時，25，000名老兵和他們的家屬來到華盛頓，要求給予現金補貼。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質問遊行者動機何在，還親自跑到現場，和他們對抗。胡佛命令麥克阿瑟不要把軍隊派往遊行者們的臨時營地，但麥克阿瑟不顧胡佛的命令，驅散了示威者。
他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關係，儘管表面上看來很懇摯，但在三十年代削減陸軍和空軍預算的問題上，麥克阿瑟與羅斯福意見相反，這位將軍對羅斯福決定不派兵增援巴丹半島上的美軍也深為不滿。在麥克阿瑟得知羅斯福1945年去世時，他對一名下屬說："羅斯福終於死了：一個人要是從來沒有講過真話，謊言對他也就十分順耳了。"
在美國，沒有哪兩位領導人比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更加互相嫌惡了。早在1945年6月，杜魯門就記下了給他自己用的一個備忘錄：美國戰後的一大難題，是"如何對付普賴馬·唐納先生、布拉斯·哈特和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他接著寫道，"我們不得不讓這些蹩腳貨呆在關鍵性的崗位上，這實在是太可悲了。我不明白，羅斯福在九泉之下，為什麼沒有命令（巴丹半島司令官）喬納森·溫萊特回家去和讓麥克阿瑟（在柯裡磯多島上）當烈士呢！"反之，麥克阿瑟認為杜魯門忽視亞洲，"屈從於難以控制的狂潮，"而且（就像一位批評家打算讓他女兒唱歌時，突然要揍人家一樣，）在關鍵時刻容易喪失理智。
這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朝鮮戰爭期間終於達到了高潮。
麥克阿瑟在朝鮮、甚至是在他的整個事業中的最卓越的傑作，就是在仁川的兩棲登陸。這是他關於"在敵人沒有想到的地方打擊他們"的戰略的最佳典範。
1950年秋，聯合國軍隊被阻遏在朝鮮半島東南角的釜山。
如果對集結在釜山前線的北朝鮮共產黨人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將必須冒兵員大量損失之險。於是，麥克阿瑟決定在朝鮮西海岸的仁川——漢城的外港登陸。登陸後，他計劃從共產黨人手中奪回南朝鮮的首都，用他過去在太平洋戰爭中把日本人孤立在島上的辦法，把敵人在南方的軍隊圍困起來。
仁川是一個不可靠的、危險的登陸點。起初，麥克阿瑟的上司對此是猶豫的。八月份，杜魯門派他的顧問艾夫裡爾·哈里曼到東京與麥克阿瑟將軍會晤，研究朝鮮形勢。哈里曼的軍事助手弗農·沃爾特斯後來是我的一位密友，曾被我任命為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
一天早飯後，在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餐廳裡，麥克阿瑟將在仁川登陸時需要的補給品的清單交給了哈里曼。在盟軍佔領日本期間，麥克阿瑟和他的家人就住在使館裡。
"我不相信象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竟不能滿足我微不足道的軍需補給的要求。"麥克阿瑟說著，沃爾特斯默默地聽著。
"告訴總統，要是他滿足我的要求，我就在九月十五日漲潮時在仁川登陸，以這次登陸為鐵錘，以第八軍為鐵砧，把北朝鮮軍隊砸得粉碎！"後來，沃爾特斯告訴我："當時，我脖子後面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哈里曼對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克阿瑟終於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增援。參謀長聯席會議也批准了他的計劃。1950年9月15日，這位七十歲的司令官站在麥金萊峰號旗艦上，注視著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為前鋒的部隊登上仁川，打敗了北朝鮮三萬多人的軍隊，我方僅損失536人。到了月底，他把共產黨人趕回到三八線以北，將漢城還給感恩戴德的李承晚。
仁川登陸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麥克阿瑟的軍隊的目的是要統一朝鮮一事進行投票。這是響應杜魯門政府單方面決定的政策的一個行動。但在十一月底，當麥克阿瑟的軍隊逼近鴨綠江時，成千上萬的中國軍隊在林彪指揮下，競排山倒海而來，迫使這位將軍忍辱撤退。但這是典型的、熟練的和有秩序的撤退。對中國軍隊的這一行動，中央情報局和麥克阿瑟的情報處都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第二年春天，麥克阿瑟在得悉杜魯門決定尋找一個停戰的辦法以後，發表了一篇關於朝鮮軍事形勢的辯護詞，其中包括指出中國軍隊質量低劣，並暗示共產黨人最終將被迫妥協。後來，麥克阿瑟還爭辯說，任何一個司令官在戰場上都有權向敵人發出這樣的信息。他發表這個辯護詞時，口氣咄咄逼人，這也許是不明智的。因為它招來了北京和莫斯科的猛烈批評，也使杜魯門喪失了他的外交主動權。
更糟的是，在他呼籲中國人舉行談判一事公開化以前幾天，麥克阿瑟給國會共和黨領袖喬·馬丁寫了一封信。此前，馬丁曾就蔣介石的軍隊是否可以用於這場戰爭一事徵詢這位將軍的意見。麥克阿瑟在信中復告，應該使用蔣介石的軍隊。他又補充說，外交家們正在試圖用言詞來對付這場反對共產主義的戰爭，而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勝利則必然導致歐洲的陷落。他說："應該贏得這場戰爭。這樣，歐洲庶幾方能免於戰亂，也能維護自由。"他又說，"勝利是沒有代用品的。"
當馬丁在議院讀完這封信時，引起一場狂潮烈焰，橫掃國會，而且席捲白宮。甚至連平時比較冷靜的參議員——那時我已是參議員——也吵鬧起來了。雖然馬丁是在沒有得到麥克阿瑟的允許或認可的情況下公佈這一信件的，但杜魯門立即宣佈了解除這位將軍的職務的決定。麥克阿瑟是從新聞節目裡首次得知他已被撤去所有職務的，這使他蒙受了額外的恥辱。前總統胡佛直接打電話給他，敦促他立刻回國，並告訴他國內情況的另一面：根據民意測驗，百分之六十的美國人支持麥克阿瑟，反對杜魯門。
麥克阿瑟被撤職以後，我向美國參議院提交了一個籲請恢復他的職務的決議案。"我應該說，我並不是那些認為麥克阿瑟將軍是一貫正確的人中的一員，"這是我在參議院裡的第一次重要講話。"我也不是那些認為他沒有作過受到批評的錯誤決定的人中的一員。但是我應該說，在目前這種特定的情況下，他提出了一項可供選擇的政策，它可能、而且將會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他也為我們提供了政策上的轉機——過去那些政策，幾乎使我們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陷於災難的邊緣。"
回顧以往的經歷，我相信，上述的概括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雖然它受到了兩黨的指責。麥克阿瑟無視文明控制軍隊的原則；實際上也干涉了總統外交政策的實施。但杜魯門政府的政策是缺乏自信和模稜兩可的。這就是多年來，使麥克阿瑟備受挫折的根源。而他正是為數極少的、對亞洲有足夠瞭解的美國領導人之一。他們看到不祥的力量正在亞洲發揮作用，我國則由於未能堅決反對這些勢力而招來了禍殃。
麥克阿瑟致馬了的信和他的軍事辯護詞，並不是他對華盛頓的決策的首次評論。後來杜魯門說，他在八月初就已經考慮過撤掉麥克阿瑟朝鮮戰場司令宮的職務的問題了。當時，這位將軍曾經致函"赴外參戰退伍軍人委員會"，談論關於保衛福摩薩的問題。然而，杜魯門當時並未這樣做，因為他不想"傷害麥克阿瑟將軍本人"。
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政府的摩擦隨著政府的政治需要而時起時落。給"赴外參戰退伍軍人委員會"的信發出後，他差點兒被撤職。仁川登陸勝利後，杜魯門卻又飛到沃克島參加一次會議，其唯一的、明顯的目的，就是搞出一張這位被圍攻的總統和那位受人歡迎的將軍站在一起的照片。聯合國軍第二次攻佔漢城後，麥克阿瑟深信我方即將獲得全勝，這成為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障礙。戴高樂在麥克阿瑟去職後的第四天的一次講話中說過：麥克阿瑟是一位戰士，"他英勇無畏的優點在被充分利用以後，剩下的又使人感到可怕了"。
最後，曾經宣稱對麥克阿瑟個人的感情關照備至的總統，居然連招呼都沒有打一下就撤了他的職。麥克阿瑟就此寫道："哪怕是一位勤雜人員、打雜女工或僕人，也不會被人這樣不留情面地解雇。簡直連起碼的禮儀都不顧！"
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個人之間的糾紛，是朝鮮問題上的爭論的最富於戲劇性的集中表現。但是，這一爭吵也可以解釋為持有優先注意亞洲問題的觀點的麥克阿瑟與美國過分注重歐洲的外交政策之間的鬥爭。
杜魯門對歐洲的政策——即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和柏林空中補給線——是強有力和直截了當的。麥克阿瑟的亞洲政策卻相當雜亂。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或朝鮮半島僵持局面的存在預示著亞洲或東南亞其他國家將會落入共產主義之手的想法，對許多政府的決策人來說，似乎是太陌生了。不過，現在人們對它已經不再感到陌生。
大多數美國人對遠東問題也是缺乏遠見的，這也許因為他們的根是紮在歐洲的緣故吧。麥克阿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則是在亞洲度過的。許多人認為，他與亞洲人相處，比與他的西方夥伴相處更為自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在菲律賓服役時，經常無視那種把菲律賓人和西方人隔離開來的、傳統的"種族隔離"政策。三十年代，在他於馬尼拉舉行的宴會上，也難得看到幾張白色的面孔。
現在，中國再次登上了世界舞台；日本的經濟奇跡對美國經濟的霸主地位所造成的威脅也變得日益明顯。美國人開始認識到，下幾代人的世界歷史，可能將是由東方的男女們來支配的。這一教訓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記起1953年，我在擔任副總統的頭一年，就應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要求，用兩個月時間訪問了十九個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總統感到前任政府忽視了亞洲，並希望在作出可能會對亞洲有所影響的重大決定之前，能夠得到有關該地區情況的第一手報告。一路上，我的夫人和我會見了幾百位不同背景的領導人和凡千位不同背景的人士。我們看到了該地區的巨大的潛力；同時也清楚地看到來自北京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共產主義的侵略的威脅。該地區的一些國家，特別是法屬印度支那國家，缺乏有能力的領導來對付這些威脅，我們對此尤感關切。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訪問和討論使我確信，在今後的年代裡，亞洲將會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美國的政策應該盡量考慮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在訪問結束之時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我們國家所作的匯報的核心。
但是，一位副總統的一次訪問不可能驀然改變一個國家的態度。美國繼續面向西方。我在1967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說過："許多人堅持認為建立一個大西洋軸心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但實際上基普林還是正確的：亞洲人民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於美國只是表面上關心亞洲。"
半個世紀之前，麥克阿瑟就已親自對遠東作了一次調查研究，而且完全被它迷住了。他在1903年離開西點軍校後，隨他父親視察了日本在亞洲的陣地和歐洲在遠東的所有殖民地。
全部旅行花了九個月的時間，這是麥克阿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這裡住了將近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還把一半以上的初級產品用於養活後代，"他後來寫道。"照我看來，這是再清楚不過了：亞洲和它的前沿島嶼與美國的未來，事實上，還有與美國的繼續存在，都是息息相關的。"具有革新思想的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當了三年校長（在那裡，他命令掛出亞洲地圖，使士官生們可以研究它們）。在他個人的歷史中，有二十年是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歷史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1930年起，麥克阿瑟本人對美國在東方的地位開始發揮影響。當時他是美國的陸軍參謀長，負責使陸軍和空軍保持可隨時投入戰鬥的狀態。在和平時期，要得到足夠的軍事預算是一件相當棘手和困難的工作，在蕭條時期就更難了。
1934年，在白宮發生了爆炸性爭論的情況下，麥克阿瑟成功地勸阻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使他不再大幅度地削減防務經費。"當時我竭盡我的全部情感，置一切後果於不顧地勸說他。"麥克阿瑟後來這樣寫道，"我還向他描述了我們如果失去下次戰爭將會造成的後果：一個美國男孩躺在地上，敵人的刺刀戳進他的腹部，敵人的皮靴踩在他的喉嚨上。他嘴裡在咒罵著。我知道，他罵的這個人不是麥克阿瑟，而是羅斯福。"當他離開總統辦公室時，軍事秘書對他說，他"拯救了軍隊"；麥克阿瑟也被自己的大膽驚呆了，嘔吐在白宮的台階上。
1935年，麥克阿瑟返回菲律賓，掌管軍隊。當時，菲律賓是美國的一個聯邦。像他的父親一樣，他認為這些島嶼對於美國太平洋地區的任何防務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在軍事方面耗資甚巨的各種需求，卻遠遠得不到滿足。這是麥克阿瑟與他稱之為"北大西洋孤立主義"——即華盛頓忽視美國在遠東的利益、沉迷於西歐的發展的做法——的第一次齟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直至結束之後，這類摩擦發生過多次。
雖然華盛頓終於在1941年給了麥克阿瑟較多的錢，但是菲律賓第二年還是落入日本人之手了。麥克阿瑟帶領部隊令人讚佩地撤退到巴丹半島後，從柯裡磯多島的要塞向他的在奮戰的部隊許諾說，羅斯福正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但是，這些援助卻被送到了歐洲。這使他怨恨羅斯福，並增加了他對"五角大樓小集團"的猜疑。
他在日本擔任最高司令官時，曾對來訪者悲歎道，美國尚未開始認識到日本對亞洲的重要性和亞洲對世界的重要性-或是尚未瞭解到亞洲的巨大潛力。1950年1月，艾奇遜發表聲明稱，台灣和南朝鮮不在美國的防務圈之內。麥克阿瑟就此得出了如下結論：這位國務卿"關於遠東的意見很糟糕"。他邀請艾奇遜訪問東京。但是艾奇遜說，他的職責使他不能離開華盛頓——儘管他在任期中七次訪問了歐洲。1950年，共產黨人侵略南朝鮮，麥克阿瑟最後一次被召回軍隊服役。
麥克阿瑟與華盛頓在朝鮮問題上的爭吵，必須從其前因後果上來全面地認識。麥克阿瑟認為，中國人介入朝鮮戰爭一事證明，"從開頭起，擴張權力的共同慾望就激勵著每一個可能成為征服看的人"，與中國人的妥協，必將進一步鼓勵共產主義在亞洲、甚至在歐洲的冒險。麥克阿瑟認為，倘能獲得華盛頓足夠的支持，他將能擊敗共產黨人，使他們沒有勇氣再作這樣的冒險。那時，中國人和蘇聯人之間還沒有不和。我們國會中的許多人同意麥克阿瑟的看法，認為打敗在朝鮮的中國共產黨"志願軍"，是遏制威脅所有亞洲自由國家的侵略力量的有效辦法。
麥克阿瑟向杜魯門挑戰，並不是因為他渴望把戰火擴大到中國，事實上，他從未打算用美國地面部隊對抗中國的干涉和競爭。直到生命終止時，他依然認為把美國士兵送到亞洲大陸去作戰是一件蠢事。他向杜魯門挑戰，是因為他長期以來懷疑華盛頓的決策人不瞭解亞洲，不瞭解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所形成的威脅。他還堅信，如果讓那種認為侵略者與美國發生小規模戰爭以後依然會安然無恙的想法蔓延，那也是很危險的。
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懂得了威特克·錢伯斯的直覺。
"對於共產主義來說，"錢伯斯在敦促我堅決支持杜魯門的把美國軍隊投入朝鮮戰場的決定時說。"這場戰爭不僅關係到朝鮮、而且也關係到日本。在日本還是非常不穩定、併力圖從戰爭的破壞中復甦之際，如果朝鮮被共產黨人接管，共產主義運動在日本就將得到巨大的推動力。"
麥克阿瑟認為，在亞洲問題上，杜魯門對他已經有過兩次打擊：杜魯門未能保住中國，他模稜兩可的朝鮮政策可能又鼓勵共產黨人去攻擊南朝鮮。現在，中國軍隊參戰了。麥克阿瑟認為，杜魯門和艾奇遜又再次失去了理智。他擔心的是，政府的膽怯最終會危及整個遠東，包括日本。這促使他被解除了職務。
在麥克阿瑟被免職的那一天，威廉·西博爾德這位駐日盟軍外交部門的負責人和美國最為能幹的一位外交官收到了華盛頓的指令，要他去會見吉田首相，讓他相信美國對日政策不變。
西博爾德被領進吉田樓上的書房。正穿著西服在花園裡主持那天下午的賞花會的首相，換了和服接見他。他的客人後來寫道：當時他"顯然十分震驚"。
西博爾德自己也被這則消息搞得心煩意亂。他擔心吉田由於要作出對此也負有責任的日本式的姿態和因為他是麥克阿瑟的密友而想辭職。他告訴吉田，在往後的時日裡，日本人民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以便帶領他們從麥克阿瑟去職一事所產生的衝擊中恢復過來。在會晤結束時，吉田答應西搏爾德：他將不會辭職。
儘管吉田又在任上繼續干了三年多，但是戰後歷史上這極其偉大的夥伴關係結束了。吉田除了一段短時間不在任上之外，從1946年起，他和麥克阿瑟一直在一起工作，以便在舊日的廢墟中重建日本。
麥克阿瑟在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對而言是人所共知的。
吉田卻是戰後世界上的一位無名英雄。他精力充沛，富於同情心，口齒清晰，政治上老練，怠我無私，而且深深地忠於他的國家，誠為戰後各國領導人中的一位巨人。他也是少數幾位退休和去世後仍然卓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甚至到了1982年的現在，日本仍舊按照吉田在三十年前確立的穩健的、有節制的原則進行治理。
世界上每一個學齡兒童都知道邱吉爾和戴高樂。雖然吉田在許多方面和他們並駕齊驅，但是，除了日本人和像我這樣有幸和他個人結識者之外，絕大多數人對他幾乎毫無所知。
就像東方迷住了麥克阿瑟一樣，吉田對西方也著了迷。
他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其他許多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於通過發展與外國的關係，為增進他自己國家的利益找到一條捷徑。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就是許多世紀以來鼓勵接受外國影響，但不允許它們瓦解日本立國之本這兩方面互相結合的產物。
從七世紀起，中國就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日本的政體、軍事組織、土地改革、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的模式。從十九世紀起，日本又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這在許多方面與日本和中國已有的關係類似。這種新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貿易的繁榮，珍珠港事件和巴丹半島上令人痛苦的歲月，廣島和長崎的創傷，以及戰後年代在商業方面和確保安全方面錯綜複雜的合作關係等方面。
用吉田的話來說，"日本的決定性世紀"始於1854年。當時，日本人看到了美國海軍准將伯裡的船隊的甲板上矗立著加農炮，深信他們不應該再頂住要求他們加入現代世界的行列的壓力了。不久，一群維新派人物廢除了幕府時代將軍的統治——它代表軟弱的天皇，統治日本達二百七十年之久。維新派使明治夭皇復位，讓他到東京古老的宮殿裡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宮闈原來一直被限制在政治上如一潭死水的京都。
明治天皇和他的顧問們認識到，現代化是使日本免於象中國的一部分初印度支那那樣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唯一道路。他們也認識到，現代化管理有利於帶來經濟上的繁榮。這樣，在十九世紀後期，日本開始用很長時間認真地觀察美國和西方，很快就借鑒了教育、法律、農業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
明治維新派創造了一個尚有許多明顯局限的民主制度。它更接近於德國的俾斯麥的民主，與美國或英國的民主不同。西方的這一套移植到了東方，但還不完善。西方的民主雖然被介紹過去了，但是東方的極權主義還陰魂不散，日本還存在著形式上的天皇。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出現了經濟危機，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也增加了，這使人數極少的一群軍國主義者得以利用由此而引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奪取了政府的權力。
軍國主義者——吉田稱之為"穿制服的政客們"——獲得控制權以後，命令人們服從他們，就像一個世紀以前的幕府時代一樣。他們控制了皇位，並利用它的權威發號施令。
吉田生於1878年明治維新的激烈變動之中。雖然他出生在東京附近，但是他的原籍是日本最小的島嶼上的土佐縣。
上佐的男人們以伐木和航海為業，在那個崇尚齊心協力和禮儀的社會裡，他們是狙魯的，具有粗曠的性格。上佐人被稱為"日本的巴斯科人"；吉田象來自土佐的其他子弟一樣，也具有粗魯的性格。後來，他因為在政府工作方面作風蠻橫，被稱作"獨斷專行的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