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鐵幕
1963年，上了年紀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納正在最後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聯邦議院的一次會議，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遭受到柏林牆危機的嚴重損害，使這位八十六歲的總理在1961年勉強當選。他屈服於年輕的政治家們的壓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兩年後下台。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臨的是四年內不平靜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長期以來就是聯邦議院的反對派人士，當他也許感到這位從不饒人的阿登納很快要被攆下台時，他可能會表示寬容。
於是，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對這位總理說，他設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納為北約組織的成員國還是對的。
阿登納冷冷地看了這人一眼，然後作了一個簡潔的回答："你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我是事前正確。"
阿登納用這幾個字精僻地歸納了他自己的經歷，同時也相當精僻地歸納了所有偉大的領導人的經歷。像這位反對派的代表一樣，許多人都有事後識別的能力，而阿登納具有先見之明的才能。阿登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風雲變幻莫測的時期執政。當延續數代人的國與國之間的結盟確定之際，他有勇氣也有智謀去採取需要採取的行動——並且具有戰勝那些害怕或是不願採取行動的人們的反對的政治手腕。溫斯頓·邱吉爾在評價世界領導人方面，很少出過差錯。1953年，他對下院說，阿登納是"自俾斯麥以來德國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納是西歐戰後秩序的主要建築師。作為萊茵地區的人，他一向謀求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友好邦交，並且畢生抱有一個歐洲聯合的理想，使前幾代人蒙受災難的紛爭不再發生。他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蘇聯代表的是舊歐洲一切壞的而不是新歐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堅不可摧的決心保住了自由歐洲東部的堡壘。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阿登納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種專制——無論是一個國家對另外一些國家的，還是一個政府對人民的——最終是一種罪過，因為它窒息了個人的自由權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廢墟上，並且被納粹時代的恐怖變得更加強烈了的他的歐洲聯合的理想直接來源於對專制的僧惡。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由歐洲受到了來自外部勢力的威脅，這股勢力遠遠超過了從前受到的來自內部威脅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幾個人理解這種威脅的本質或嚴重性，然而阿登納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台後，就像一塊岩石一樣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東方前哨。不為蘇聯的威脅所動搖，並且蔑視他們偶然提出的、損人利己的和平倡議。但是，他認識到披解除了武裝和孤立的德國不可能單獨地遏制這種新的威脅。在五十年代，美國和英國堅定地支持了歐洲和世界其它地區的防務。免受蘇聯的威脅。由於在七十五年間，法國三次被德國的強權所惹怒，因此對於任何重新武裝它的東方鄰國的計劃都持極大的懷疑態度。但是，如果歐洲要有一個有效的反蘇聯盟，而沒有法國參加則是不可想像的。所以，阿登納再次致力於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歐洲人的各種障礙。這種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實際的，幾乎是詩一般的抽像概念：現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頑強的精神去付諸實施。
就在努力把歐洲結成一個反對蘇聯威脅的聯合陣線的同時，他也謀求建立一種使歐洲連結在一起的、相互依賴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從而最終結束來自歐洲內部對和平的威脅。通過諸如加入北約、建立歐洲煤鋼聯營，及1963年簽訂的法德友好條約等倡議，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納的聲譽也大為提高。
十多年來阿登納是我們自己的鐵幕——個有著鋼鐵意志然而又有極大耐心的人，他對基督教教義的深刻信念，使他成為西方反對那個他認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壓迫基礎上的帝國的最有效、最有發言權和始終如一的代言人。儘管他表情嚴肅和堅決反對共產主義，他卻同時是一位熱情的、脾氣好的、舉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們的愛戴，對一個曾被引入迷途的國家來說，他是一個寬厚的父親般的長者。
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上，阿登納就像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著。對於他被打敗的人民來說，他是一位"老人"，是國家蒙受恥辱和混亂時期的信念和堅韌不拔的象徵。他通過鎮靜自若、端莊自重，甚至還帶有某種校長般的優越感消除人們的疑慮。在反對他的擋道人時，他是一位善於共謀的、無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他是新民主德國的忠實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內把它從一個國際流浪兒轉變成可靠的自由堡壘。
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友誼是罕見的。他們通常是在紛亂的事件和外交禮節的範圍內進行會晤，而這種會晤往往沉浸在回顧歷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譯們的包圍下進行。籠罩在他們會晤中的國家自身利益的幽靈總是約束著相互間的友誼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雖然我與許多外國領導人進行過友好的會晤，但是只有其中幾個能稱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納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之間的友誼長達十四年之久，無論當我們兩人在朝或在野期間，這種友誼始終保持著。
1947年秋，我是眾議院委員會的十九名成員之一，克裡斯琴·赫脫為該委員會主席。我們訪問了歐洲，為貫徹六月份已經宣佈的馬歇爾計劃做一些說明。我們在德國的逗留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軍的炸彈完全夷為平地，我們發現數以千計的家庭擠在倒塌樓房的瓦礫堆中和地堡內。食品奇缺，面黃饑瘦、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向我們走來，他們不是乞討，而是向我們出售他們父親的戰爭獎章或者用它們來換些東西吃。
另一位委員會的議員，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訪問中他所遇見的孩子們所深深感動，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著的毛衣都給了他們。他後來對我們說："我把最後一塊巧克力給了一個大約十歲的懷裡抱著一個約一歲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樣處理那塊巧克力的嗎？她自己沒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個小孩的嘴裡，告訴他這是什麼東西，叫他吃。看到她這樣做時，我簡直無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車裡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給了孩子們。"
在華盛頓，議會曾經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給我們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戰士們戰爭補貼；在艾森，我見到了一個礦工，他和他的妻子與二十二歲的兒子住在一個地窖裡。雖然他的兒子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但他既沒有收到一分撫恤金，也沒有得到一文救濟金，因為他的傷殘被認為並不那麼嚴重。
在參觀一個煤礦時，我們看到工人們把他們作為午餐的稀薄的沒肉的湯節省下來，以便可以帶回家去讓家屬分享。德國煤礦在工人數量相同的情況下其產量卻大大低於戰前，因為礦工們由於飢餓和營養不良而身體虛弱。
拒絕乞討的兒童們和分享他們極少的食品的男人們，這一切都向我表明，阿登納1945年下半年宣佈的德國人民是"深深地低著頭，但……沒有消沉。"這句話說得對。
以盧修斯·克萊將軍為首的美軍佔領當局曾向我們肯定地表示，德國人確實具有他們所需要的精神的力量來恢復元氣。
克萊說，至今所缺乏的是領導。在戰爭期間德國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潛在的領導人物，數千人因為與納粹有聯繫而失去進入領導崗位的資格。他告訴我們德國必須為公共和私營部門發掘和培養出一批全新的領導人，那些戰時和戰前時期的人不行。尤其急需的是要有一位堅強的獻身於民主原則的國家領導人，他能夠帶領他的人民回到自由國家的大家庭中去，同時保護他們不受來自東方的新威脅。
克萊關於德國需要什麼樣的領袖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假設這樣的一位領袖不能來自戰前的隊伍裡的說法是錯誤的。
康拉德·阿登納生於1876年，父親是科隆的一名法院職員，母親的情況幾乎毫無所知。只知道康拉德父親為了娶他母親而放棄了在普魯士軍隊裡一個有發展前途的職務。父母勤勞，信仰宗教。康拉德在天主教堂裡成長起來，並且一生都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他的童年是嚴峻而簡樸的，但也是無憂無慮的和令人喜愛的。家庭收入微保有一年，他家經濟非常拮据，孩子們只能選擇，是否幾個星期天全家人的正餐不吃肉，以便積錢購買聖誕樹和蠟燭。康拉德和其他孩子們挑選了聖誕樹。
雖然在學校他學習成績不錯，但是他父親開始告訴他，家庭負擔不起他上大學。儘管康拉德內心感到失望然而表面上看來處之泰然地接受了這個裁決，當了一名銀行職員。工作了兩周後，他父親看到他非常可憐。於是，他進一步壓縮了家庭支出，使這個孩子可以上大學，他在大學學習法律。康拉德知道，為了他能受教育，他的家庭付出了很大代價。因此，他發奮學習。為了增加學習時間，他有時在夜間把腳放在冷水桶裡以保持頭腦清醒。
年輕的康拉德的固執是與他的冒險精神相適應的。畢業後兩年，他到一家屬於科隆中心黨的一名領導人的法律事務所工作。這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黨，也是阿登納自己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前身。1906年的一天，二十九歲的阿登納獲悉，他的名叫科森的僱主打算派一名年輕的法官到科隆市參議會任職。他徑直走到科森的辦公室去要求道："為什麼不委派我？我相信我和別人一樣好。"這樣做需要有勇氣，也需要有自信心，這兩個特點在阿登納一生中不斷地得到體現。事實上，阿登納是一位稱職的律師和勤奮的工作者，他聲稱和別人一樣優秀是絕對正確的。科森委派了他，阿登納從此開始了持續達五十七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從年輕的阿登納與四個朋友在農村遊玩時的一張照片上看到，孩子們把他們的下巴都埋在乾草堆裡，他們都頑皮地咧著嘴在笑。只有阿登納的臉上顯出嚴肅、憂鬱的表情，這種表情由於他的顴骨和嘴巴下面的深深的陰影而顯得更為突出。但是在鏡頭裡，他揮舞左手，舉起的左手正好超過了草垛頂部。這是典型的阿登納，雖然他故意地表現出含蓄和超然，也還是自得其樂的。
我第一次見到阿登納是在他1953年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他當時七十六歲，他那沒有表情的臉上布著纖細、勻稱的皺紋，這些皺紋像是沙層濾過的清澈見底的溝水。儘管臉上還保留著從前那種超然的寧靜，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張臉了。四十一歲那年，他的司機有一次不小心與電車相撞。有著特有的禁慾主義的阿登納自己從破損的汽車裡爬了出來，鎮靜地向醫院走去，他的臉上全是血。只受了點輕傷的司機卻被用擔架抬走了……
阿登納的顴骨碎了，面部其他處也受了傷，這次事故使他看起來更嚴肅了。後來許多作家把他的臉描寫成象中國清朝官員的臉。這是一個極其貼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關東方人的神秘莫測的話來描寫阿登納是再恰當不過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負有盛名的美國第一任駐德國的高級專員約翰·J·麥克洛伊另有一種描寫。他告訴我："他有一張堅定的、不以苦樂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臉，他看上去像格羅尼莫。"
由於阿登納嚴肅的外表，他的許多批評者，甚至是對他瞭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認為阿登納是無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無情的人。但是儘管他不是一個愛用雙關語的、或是拍別人的背以示親密的人，阿登納的內心裡是一位充滿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銳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阿登納很少把精力浪費在不重要的問題或無望的事業上。
同樣，他習慣於將他的幽默服務於某種實際的目的。1959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在白宮為前來華盛頓出席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葬禮的外國貴賓們舉行了一個招待會。阿登納在招待會上看見我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站在一起，葛羅米柯是剛從陷入僵局的關於德國和柏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飛來華盛頓的。阿登納向我們走來，我輕鬆地向他講述，許多人說葛羅米柯和我長得相像。
這位總理笑著說："很對，為此我有一個打破日內瓦僵局的建議。你坐上葛羅米柯的飛機回到日內瓦去，讓葛羅米柯留下來作副總統。那麼，我相信，我們就能打破這種僵局。"這話使總是鬱鬱寡歡的俄國人也發笑了。
儘管阿登納是說了句開玩笑的話，這恰恰是蘇聯在日內瓦的不妥協態度的生動的描繪。許多年後，當他已經下台，他曾用幽默的語言對他的接班人路德維希.艾哈德的政治敏感表示失望。在確定某一天會見一位記者時，他問道："我們是討論嚴肅的政治問題，還是艾哈.德總理？"
1917年，汽車事故後他住在黑森林療養院療養時，兩名市政官員曾來探望過他。當時，市長的職位已空缺，市參議會想讓阿登納接任這個職位。該代表團的使命是讓阿登納參加有關市政事務的談話以便判斷這次事故是否影響了他的大腦。他卻很快地領會了來訪者的用意，告訴他們說："先生們，只是從外表上看，我的頭部還不太好。"這些官員們笑了，並把這項任務當場交給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科隆市一片混亂。阿登納立即把它接了過去。
一開始，這位四十一歲的市長手頭工作很多，忙於為居民和退伍士兵找到足夠的糧食和住所，使人民在國家被打敗和德國皇帝退位後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情況下，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當生活恢復正常後，阿登納就著手從事修復科隆珍貴的古代文化和建築的宏偉計劃。他興奮地告訴一位朋友說："在政治大動盪時期特別適合於新的創造性冒險行動！"他的注意力已經超越了德國邊境。他把他的城市看作是聯繫德國和西歐的一個新的紐帶。
甚至在那時，為了讓他的同僚們能一起來實施他的計劃，他有時表現得既足智多謀而又狡詐。1926年他要在萊茵河上架設一座吊橋，但是市參議會的大多數成員卻想建造一座拱橋。
他找了參議會中共產黨的成員們，告訴他們架設吊橋會像列寧格勒的吊橋一樣呈現她罕見的和特殊的美。阿登納實際上一點也不知道列寧格勒及其吊橋，但是他很瞭解人的本能和德國共產黨人心裡對革命的俄國懷有的熱情。他得到了吊橋，並且也贏得了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的名聲。
也就在這時，阿登納拒絕了一次出任總理的機會。魏瑪共和國時期，在他們的立法聯盟崩潰之前，總理在任的平均時間只有七個月。中心黨的領導成員們認為阿登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組織一個持久的政府，於是，他們在1926年邀請他組織政府。
此事對他有一定的誘惑力。但是，他那沒有表情的臉部隱藏著一位駕馭著能排除無望的事業的政治家的精明。這不是因為他不願意冒險，而是因為他確實遵循了仔細權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這一慣例，把周密的分析和與之非常協調的政治直覺相結合。當他去了一趟柏林並試探了政治氣候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打破這種力量對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備。所以，他拒絕了這個建議並回到了科攏不斷增長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使在德國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難，甚至會壓垮康拉德·阿登納。然而，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這位擁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領導人當時成為總理的話，歷史又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深刻變化。希特勒就會在他攫取權力並且給德國和世界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之前遇到了難以對付的敵手。
三年半後阿登納第二次當選為任期十二年的市長。那時，他五十三歲，他期待著任期結束後退休。但是，當希特勒任總理後，納粹黨人不要像阿登納這樣的全國知名人士和有獨立見解的領導人理政。他從一開始，就把他的頑強的獨立性表白清楚。在幾個星期之內，他三次拒絕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頭提出反對納粹廢除普魯士國家議會，但是沒有成功，阿登納從1917年起就是該議會的一名議員。後來，在1933年三月選舉前的一次競選旅行中，希特勒訪問了科攏阿登納直截了當地拒絕到機場迎接他。兩天後，在希特勒發表科隆講話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萊茵河橋上的納粹旗取下來，並派遣一隊警察保護他們。
選舉後，納粹掌握了絕對的權力，阿登納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他在公開場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過虛構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銷了市長職務並被逐出該市。雖然納粹對他懷著敵意，但是他沒有被列入需要盡快消滅的人員的名冊。
1934年，他在長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殺之後，他安然無恙地獲釋了。在納粹執政的大部分歲月裡，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裡養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運，差一點喪命，但終於倖免於難。他顯然被邀請參加卡爾·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謀殺希特勒的密謀。當他估計了力量對比和判斷這個計劃可能失敗之後，他拒絕了與這些共謀者們合作。暗殺確實失敗了，之後，他被捕入獄。他裝病逃避了轉移到布肯瓦爾德去。然後，在一位居住在盧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幫助下，從醫院裡逃走。最後，蓋世太保發現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裡，他們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兒子馬克斯，一名德軍軍官，去柏林懇求釋放他的父親後，納粹黨人討·最後放了他。當美國人第二年春天佔領科隆時，阿登納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儘管有這麼一個插曲，阿登納在納粹分子統治時期，他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非常單調乏味的生活中度過的。當他在1933年春天從科隆被驅逐出來後，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個人來到離萊茵河十五英里的貝內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內至少可以暫時逃避納粹黨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長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納在那裡住了將近一年，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進行思索，在樹林中漫步和讀書。該修道院有大量的歷史藏書，他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閱讀了。
在希特勒掌權之前，阿登納是成功的，有實力的"科隆之玉"，是嚴厲但又充滿深情的一個正在日益壯大的家庭的家長。現在他的權力已經不復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離了，而且他正過著一種毫不誇張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當他考慮到一個民族因為屈從於好戰的民族主義和專制而招致嚴重的危險時，他開始以日益強烈的感情詳細研究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建立一個歐洲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在這個新秩序裡，自由和基督教義是第一位的，國家權力和個性是第二位的。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運，差一點喪命，但終於倖免於難。
這些想法是幻想徹底破滅的人的唯一的田園詩，十五年後，當他在西德掌權時，阿登納的實際的政治直覺再度佔了統治地位。但是，切合實際的考慮是，確保歐洲聯合防務的唯一途徑是克服法德之間的分歧，阿登納從哲理上已作了準備。他總是想把這兩個國家結合在一起，現在它可能成為達到一個偉大目標的手段——保衛西方反對新蘇維埃帝國——而不只是為了自身的目的。
1945年當美國人佔領科隆時，他們搶先恢復了阿登納的市長職務。但接著改由英國人佔領，他們很快地解除了他的職務，並且禁止他從事政治活動，其原因卻始終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他相信英國工黨政府想要讓社會民主黨人接管德國政權，因此不希望讓一個保守分子留在象科隆市長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位置上。這次解職沉重地打擊了阿登納，因為對他來說，重建科隆是他真正熱愛的事業。
總之，科隆的損失是德國的收穫。阿登納再次被攆下台過著在野生活，這次不是納粹黨人而是同盟國所為，現在理論和付諸實施的機會巧合在一起。在強迫他退休的兩個月裡，他致力於自己對德國命運的觀點轉變成一個具體的政治行動的計劃。當英國人再次允許他參加政治活動時，他馬上開始將精力集中於基督教民主聯盟，一個新的保守黨。這就是1963年前他的政權基礎。用他的說服力、辛勤勞動和唯意志力，阿登納贏得了對該黨的控制並迅速地把它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全國性的力量。他精心選擇時機的權力遊戲也給他提供了幫助。在一次重要的黨內會議上，他走上前去，坐了下來並宣佈他主持這次會議，因為他是會場中最老的人，就這樣，他把會議主席接了過來。其他與會者如此震驚以至於沒有表示抗議。
有人也許會認為，一位較晚進入議會政治生活的領袖會覺得枯燥乏味的競選運動令人煩惱，甚至今人感到屈身於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日本首相之前是一位職業外交家的吉田茂就是這樣。但是阿登納卻不是這樣。在1960年春天，關於即將到來的美國選舉，他給了我一些精明的戰略性的忠告，並問我是否喜歡競選。我對他說，我感到這是一種折磨。我說，一次競選之後，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我在太平洋服役之後的感覺，我不會留戀它，我也不想再經歷一遍。他不同意我這種看法並使我感到意外地說："我喜歡競選，我喜歡能為我所信仰的事業去奮鬥，與愛非議的人去辯論，去還擊他們。"
在此意義上說，他不像他的偉大的朋友戴高樂。阿登納喜歡個人間在政治鬥爭上的短兵相接；他喜歡與他的政敵一起參加競眩戴高樂幾乎是斷然拒絕這樣做的。與人們預料的相反，戴高樂這位法國人是內向的。而這位德國人，阿登納是外向的。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所走的道路卻完全不同。
在1949年戰後德國第一次選舉前的幾個星期裡，這位七十三歲的阿登納在遊歷各地做政治演說中證明他是異乎尋常的能幹和精力旺盛。他有著年輕人的持久性，並就選民關心的問題與選民保持接觸的驚人的訣竅。他的受挫的對手們，社會民主黨人，在戰後曾期待著立刻成為西德的執政黨，只能乞靈於嚴厲的人身攻擊，但他幾乎未作任何反應。在選舉中，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了七百三十六萬張選票，比社會民主黨多得四十萬張。通過一次投票，新聯邦議院選舉阿登納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總理。
作為一名被佔領國家的領導人，阿登納的實際權力受到嚴格地限制。在處理與盟國和政府中的對手時，他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識和他的頑強的、鋼鐵般的忍耐力。在談判和辯論中，他習慣性的做法不是在一開始就去壓倒他們，而是先聽別人要說什麼。當他最後講話時，他用他冒險家的直覺迴避對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夠取得勝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難以對付的秘訣就是基幹事實，要有道理和作好準備。他全面地研究了議事日程上的每個專題。他很少閃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對對方的論據作出回答。英國高級專員，伊馮·柯克帕特裡克爵士說過阿登納："總是迅速地察覺對方防禦上的任何薄弱環節，然後把他的矛頭向著那裡刺去。"
然而，除了運用邏輯這個冷武器外，他還有別的武器。當內閣會議遇到困難時，他有時會將辯論中斷片刻，把一瓶葡萄酒傳遞一圈。在幾懷酒和友好的閒聊之後，他再重新開會。那時，反對派實際上就不太堅決了。
阿登納是一位名酒鑒賞家。他不僅喜歡他的家鄉萊茵地區，而且也喜歡萊茵葡萄園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時在午餐會上他會擺上一瓶萊茵葡萄酒或莫塞爾葡萄酒和一瓶波爾多白葡萄酒，但是他會把法國酒全部留給客人。約翰·麥克洛伊對我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一次小型宴會上，他預備了他認為是一種他從美國陸軍消費合作社搞到的德國餐桌上的名酒時，他發現阿登納只喝了半杯。第二天他收到了這位總理送來的一盒"伯恩卡斯特爾多克托"酒，一種莫塞爾酒，一種世界最佳名酒。這正好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種酒，有時，我在白宮的國宴上也用它。
阿登納最大的資本之一是，即使在七十多歲的高齡，他似乎也不知疲倦。他曾經告訴我，一位最優秀政治家是一位"能夠坐得比別人更長的人。"如有必要，他願意把會議一直延續到深夜，他耐心地坐著，直到一個接一個的昏昏欲睡的對手們同意他的觀點為止。
像我所熟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領導人一樣，阿登納在他所從事的每一項活動中幾乎都是一名激烈的競爭者。如同艾森豪威爾一樣，儘管他有著使人毫無懷疑的友好和隨和的風度，在高爾夫球場上和橋牌桌上卻是一名兇猛的對手，阿登納最喜愛意大利的草地滾木球，但他從不讓人。麥克洛伊是一名優秀運動員，年輕時是一名國際水平的網球運動員。他發現阿登納是一名難以對付的競爭者。他告訴我，阿登納打草地滾木球時，技術嫻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時，他也決心要贏得勝利。他是不會同意俗話說"重要的不在於勝負，而在於風格。"阿登納玩得公正，但是他總是為了贏過對方。
他的政治風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爾，阿登納也是一名卓越的議員。在1949年聯邦議院會議上，他清楚地闡明了他的計劃，表現出了他的另一種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與幽默引而不發的能力。
作為十六年中德國第一次合法選舉的獲勝者所作的實際上是就職演說的時刻應該是嚴肅和莊重的。阿登納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德國人是否已經學會如何成為民主主義者。但是在他的講話中間，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手們開始向他當眾諸問。人們會認為一位像阿登納那樣真正自負的人會對會場氣氛受到破壞表示氣憤，認為像他那樣無幽默感的人也許會十分冷淡地對話難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擊敗了他們。當一名叫海因茨·倫納的共產黨議員譏諷地叫喊說，阿登納的有關蘇聯部分的講話是由"一名專家起草的"。阿登納停了片刻後說，"赫爾·倫納，你是一個愛妒忌的人廣這句話博得了滿場喝彩。
阿登納的運用高壓戰術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領使他贏得了冷酷無情的名聲，而他對此似乎並無反感。一次，有人指責他橫暴地對待反對派時，他有節制地反擊說："這不全對。"阿登納和另一名前軸心國的戰後領袖、日本的吉田產生了強烈的相互敬慕之情。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倆人都是堅定地獻身於民主這一事實促成的，而每人實際上都有一種一人說了算的嗜好。
不像有些人，阿登納對報界向來是抱容忍的態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並且拒絕承擔把一個壞問題作出好回答這種職業政治家的責任。他對一位記者大聲喊道："我會為此給你在外交業務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納當總理十四年中，盟軍佔領期延續了六年之久。
他經常對我說，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和四位傑出的美國人：迪安·艾奇遜，盧修斯·克萊，約翰·麥克洛伊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持，他決不會取得他已經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願與盟國妥協，如果當這種妥協允許德國獨立、經濟恢復和與其他西歐國家一體化的目標得到進一步的保證的話。
象吉田一樣，阿登納知道與盟國間的合作距順從相去甚遠，雖然當他有時被某些特別不耐煩的德國人的刺耳的話所激慈時，他會說："那麼，他們認為是誰輸掉了這場戰爭？"1949年，當他任總理前，在瑞士的伯爾尼向一個國際小組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對一系列佔領政策進行了尖刻的抨擊。他也說過德國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的話，就需要有一種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處未用民族主義一詞。
在這次講話後，許多批評家，包括同盟國首都的報紙生氣地指出，同盟國面對著一個頑固不化的德國民族主義分子。但是阿登納與瞭解他的軍事管制者們之間的關係沒有改變，而他在同胞們中的聲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獨立性，突出地表現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種尊嚴對於德國人是巨大的鼓舞，他們亟不可待地要使他們的民族尊嚴得到恢復。
1953年4月的一個陰暗的、下著雨的早晨，我在華盛頓的國家機場上第一次見到阿登納。他來華盛頓是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進行會談。杜勒斯和我作為艾森豪威爾的代表在機場迎接。
由於兩方面原因使這位總理的訪問具有重大意義。首先，從來有過一位德國總理訪問過美國。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以來，阿登納就是第一個德國官方的來訪者。這次訪問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僅僅八年。阿登納在美國受到無論是政治領導人或廣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會表明不管希特勒還是納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緩和。
美國支持阿登納的外交政策並不堅定。許多有影響的美國人建議，美國應該拒絕參加歐洲防務，如果我們與阿登納的會談是徒勞的或是不友好的話，那麼這種孤立主義就會得到進一步抬頭。在安德魯斯機場的小型而又沉悶的儀式將是數百萬美國人民和歐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發源地。
當我最初看到阿登納從他的坐機裡出來時，他的六英尺二英吋（1．88米）的巨大骨架，他的生硬的、筆直的姿態，輪廓鮮明的，猜不透的面容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有些男子的面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他們的感情。而像阿登納那樣的人有著自製、完全不露聲色的表情。在政治活動和國際關係方面，如果一個當事人從研究他人的表情中能夠準確地猜到人們正在想什麼和有什麼感覺的話，則他會大為受益。阿登納的表情是淡薄的，幾乎是禁慾主義的自我控制，絲毫不流露自己的喜怒哀樂。
在我的歡迎詞中我想要表明的主要之點是阿登納的訪問，標誌著我們兩國之間富有成果的關係得到再生而不是誕生。由於這兩次世界大戰，正步走、民族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普魯土一納粹已經成為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人們普遍認為，"德國鬼子要麼揍你，要麼向你下跪。"然而，我卻知道德國和德美關係還有另一側面。尼克松夫人的母親生於德國。我自己的母親在大學專修德語，一向高度讚揚德國大學的造詣和水平。在杜克法律學校裡，我從朗·富勒教授那裡知道，德國學者們對發展西方法律原則方面具有深刻的影響。
在歡迎阿登納時，我想引起人們對早期的回憶並提醒美國人，德國人從一開始就曾經幫助過建設我們的家園。我告訴阿登納，距離他在華盛頓期間下榻的布來爾賓館只有幾步遠處，矗立著一尊普魯士軍官弗裡德裡奇·威廉·馮·施托伊本男爵的塑像。在1777-1778年冬季，他在福傑山谷與喬治·華盛頓一道服役，他接管訓練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軍隊，成績卓著。
我說，美國人民決不會忘記馮·施托伊本和數百萬德國人對我們這個國家作出的貢獻。
阿登納在答謝講話中，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剛才提到了巴龍。施托伊本男爵。我想對你的寬宏大量表示感謝，你讚揚了美國和德國之間的友誼而沒有提到最近幾十年的事。"經他授權的傳記作者後來寫道，他顯然被這次歡迎所感動。第二天他在馮·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獻了花圈。
阿登納通過一生中最根本的教訓制定出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他是在對德國的忠誠和對法國的本能的喜愛並存的這種政治、文化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他謀求法、德恢復友好關係，以便利用兩國之間的悠久的和睦親善作為東西方對抗的當今世界的一個戰略楔子。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虔誠的熱愛自由的天主教徒，他謀求國家之間和社會利益集團——政府，商業和勞工——之間的夥伴關係，這樣能夠防止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對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暴政。最重要的是，因為他熱愛自由，並把它看成是人類精神生存的必需，所以他準備為保衛他自己的和其他自由社會免受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威脅而戰鬥。
他的思想既不複雜也不原始，他是健全的和全面的，他具有作為一個偉大領袖人物所需要的把目標統一起來的能力。目標的統一和良好的觀念當然並不總是一致的。我接觸過一些領導人，他們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但是他們沒有明確的理想。我遇到過另外一些領導人，他們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家，就連如何達到他們的理想的最模糊的概念都沒有。阿登納是罕見的領導人之一，他的實際的政治才能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在把他的深切的宗教信仰轉變成有效的政治行動的基礎方面，他可謂是一名罕見的煉丹大師。
阿登納懂得民主的基礎扎根於猶大——基督的倫理道德學中。事實上，無論共產主義還是納粹主義，最使他耽心的是，人們可能會被迫把他們的精神本身奉獻到唯物主義的祭壇上去。但是他並不是一名現代的十字軍參加者，出來改變非基督世界。他認為，一個良好的基督政府最重要的是，讓每一個人能學他的、以他自己喜歡的方式向上帝訴說他的願望。
阿登納的基督政治把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尊嚴視為他們的最高準則，同時，把創造西德經濟奇跡的任務也置於最重要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直覺足以代替技術訣竅。他對經濟懂得不多，並不參加起草特殊的財政貨幣政策，他把這些瑣碎工作都交給了他的精明強幹的財政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去處理。而艾哈德是根據阿登納的"分權原則"執行的。十二年的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對蘇聯情況的瞭解，已使這位總理清楚地認識到把權力過多地集中於公眾或集中於個人手中的危險性。他既反對國有化工業和壟斷企業，也反對罷工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
1951年，在阿登納和德國主要勞工領導人之間的一次歷史性會議上達成了一項協議，即允許工人與工業監督委員會的管理人員平起平坐，享有同樣的選舉權。這種夥伴關係使得西德三十年沒有重大的勞工騷動。
由於這個協議和艾哈德的精明的經濟管理，再加上1949年阿登納說服盟國不要大量地拆除德國工業，使西德贏得了近三十年的驚人的經濟增長。今天，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於美國，它的工業產量是戰前未分裂時的大德國的一倍半。
正是由於阿登納的夥伴觀念給西德帶來了繁榮，也有助於給西歐帶來和平和經濟聯合。阿登納對戰後的景象曾描寫道："以我之見，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證，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為他們贏得一個安全可靠的未來。"
阿登納和法國外長羅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個把大部分歐洲的鋼鐵和煤炭生產置於聯合控制下的國際權威組織。在法國的卓越的經濟學家瓊·莫尼特的指導下，這個史無前例的安排導致了歐洲共同市場的誕生。然而，他的由每個國家各派軍隊組成一支歐洲軍的理想由於法國議會對德國人長期不信任，拒絕考慮，而告破滅。但是阿登納克服了他的最初的失望，在邱吉爾和安東尼·艾登的幫助下，他設法使西德於1954年加入了北約組織，並於1955年從同盟國的控制下贏得了徹底的獨立。阿登納和夏爾·戴高樂通過成功的互訪，並於1963年簽訂了友好條約，從而兩人重修於好。
有時，人們把阿登納和沙勒曼相比較，沙勒曼這位超群人物，通過個人的力量和信念在八世紀末和九世紀初短暫地把歐洲統一在一個基督帝國之下。這個比較在許多方面是貼切的。
沙勒曼和阿登納兩人都身材魁梧。雖然兩人都有深刻的信念，但是都享受優裕的生活。兩人都以實幹家而不是偉大的思想家著稱，每人都被同樣的理想所吸引，並且都具有把理想變成現實的手段和能力。
沙勒曼帝國在九世紀由他的三個孫子瓜分了。從那時起，法國和德國，這個分裂後的帝國的最大的兩部分，就定期地捲入敵對行動。阿登納在野的年月裡，當他仔細研究和思考後，他愈來愈感到有信心，那就是團結在信奉基督教義的周圍並在各國友好的政府的領導下，歐洲人民能夠再次聯合在一起。戰後，他首先考慮的是建立一個反對蘇聯專制政府的自由歐洲聯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合的理想有著陰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德國人認為，阿登納對於重新統一已經分裂的日耳曼民族並無真正的興趣。當阿登納面向著西歐時，他們則看到他背朝著東德的一千七百萬同胞。這種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
阿登納出生在萊茵地區，那裡是中世紀法國和德國之間的"中央王國"的一部分。許多萊茵人生來就有一種內含的矛盾心理：他們都是德國人，同時又有點法國血統。他的某些批評家指責說，與其說他親德國，不如說他親萊茵，或者甚至更親法國。他的心的確總是留在萊茵土地上，他也一點沒有象普魯士軍隊對待法國人的那種反感，然而他的愛國主義從未有過半點值得懷疑。
約翰·麥克洛伊是這位總理的摯友，他仰慕阿登納。在一次和我的談話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話來描寫阿登納："哎呀，我的胸中有兩個靈魂。"這兩個靈魂中，一個是德國，另一個是歐洲。一個靈魂熱愛祖國，另外一個為它的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插曲所擊退。阿登納要把西德的首都設在萊茵，這是把他的新德國從舊普魯士中分離出來的一個想法。波恩離法國比離柏林更近。
阿登納厭惡普魯士德國可能是導致他最終垮台的原因。
1961年8月東德人開始修建柏林牆時，他九天來去柏林。這一遲緩給他招來了鼓噪一時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評。在危機一開始時，如果他就在場的話，可能對該城市的兩部分人都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當他終於抵達並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蘭特市長的冷遇的時候，他堅定地朝著裝有倒鉤刺鐵絲網的波茨坦廣場走去，並站在離它四、五碼遠處，凝視著鐵絲網的另一邊。
東德的官員們通過擴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堅守陣地。這是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對抗的瞬間，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許多西德人民對他沒有能早些趕來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個月的選舉中，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失去了在聯邦議院中的絕對多數。
在整個總理任期內，雖然阿登納總是說，他致力於兩個德國的聯合，但是對他自己的話究竟深信到何種程度，始終是值得懷疑的。他曾經說過有三種德國人：喝荷蘭杜松子酒的普魯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亞人，和喝葡萄酒的萊茵人。他說，只有萊茵人頭腦清醒，足以統治其他人。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許一直在考慮著這麼一個問題，在聯合以後的德國，更為開放的東德選民們可能會使他勉強當選總理的獲勝限界受到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