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失敗之後，我和我的全家去歐洲旅行並且在巴黎停留了幾天。使我極為驚訝的，並且使波倫大使更為吃驚的是，戴高樂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在愛麗捨宮共進午餐，並且也邀請了波倫。
在我兩次競選失敗後，我和任何一位美國政治家都不相信我還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樂的邀請似乎是一種出於客氣和慷慨的姿態。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詞中，戴高樂說，三年前當他第一次見到我時，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國的領導方面我會起到一個較為重要的作用。他說，他仍保持這一觀點，他看到我將在未來的"最高級職位"中擔任角色。
這是一個很客氣但也是很真摯的嘉勉。在我擔任總統的任期內和在聖·克利門蒂的全部歲月裡，那些來訪的認識戴高樂的法國官員們，都從來也沒有忘記對我說，甚至在美國報刊還沒有暗示過的時候，他就預言我會當選總統。
在我在野期間，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樂都要會見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儘管他通常只會見那些執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會見表明戴高樂特別欣賞我，然而，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尊重是相互的，並且是多年來逐漸增長的。他是一個美國政治和全球事務敏銳的觀察家，我想他可能審視了美國的政治舞台，但是沒有看到多少領導人對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認為時代需要瞭解世界政治的領導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機會重新掌權。因此，我們的會見對他來說是一個機會，與他最重要的盟國的一位未來可能當領袖的人培植友誼，並使這位領袖理解他的觀點。
而且，我認為他把感情轉移於我是因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個懂得"在野"是什麼滋味的人。
戴高樂失敗的逆境有助於他陶冶一種吸引他的狂熱追隨者的性格。但是戴高樂寫道，一個有性格的人還需要有威嚴才能成為有效率的領導人。"他必須目標崇高，有見解，作事有氣魄，從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權威。"如果他滿足於平凡的事物，他將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奴僕，但"決不是一個能夠肩負起人類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樂的事業是法蘭西。沒有什麼比法國榮耀的象徵更能鼓舞他，也沒有什麼比法國的弱小和失敗更能使他憂傷。
"在我的一生中，我對法國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樂在他的戰時回憶錄的一開始這樣寫道。在隨後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裡，他闡述了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觀點，他談的不是法蘭西的民族國家，而是法蘭西的民族靈魂。他認為，從感情方面來說，他傾向於把法國想像成命運注定要麼取得巨大成功，要麼罹難深重的國家。"如果國領導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協所激怒。有那麼一次，邱吉爾的話超越了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嘲笑，他說："是的，戴高樂確實把他自己看成是聖女貞德，但是我的該死的主教們就是不讓我把他燒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真誠地把戴高樂看成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領袖而欽佩不已。他痛惜許多美國外交官員對戴高樂持否定的偏見：歡迎他在1958年重新執政。他對我強調，儘管戴高樂可能難以相處，要是沒有他領導的話，法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倖存下來。數年後，在1969年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前，我到沃爾特·裡德醫院去看望艾森豪威爾。他七十八歲了，因病臥床，大約只能活幾個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記憶力也很強。他思索著說："在戰爭中，我們對待戴高樂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爾作為總統對戴高樂懷有極大的敬意。他給予戴高樂以通常的禮節，戴高樂則以友誼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關係令人吃驚地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政策制定者們未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禮貌，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來說，只是很小的代價。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受的命運。1969年，我對巴黎進行國事訪問，在抵達時的講話中，我回憶了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話：每一個人都是兩國的公民，他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又是法國的公民。假如一個人停下來思考一下法國已經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和政治上對現代文明作出的貢獻，那麼這句箴言聽起來是對的。戴高樂為確保這句箴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國歷屆政府在採取外交行動前，忽視了與戴高樂磋商，戴高樂就把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體化指揮機構中撤了出來。
1967年我與戴高樂討論時，他對法國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戀表現在他的談話方式和對重大外交政策問題所持的立場這樣兩個方面。我們是在愛麗捨宮他的辦公室中會見的，只有他的譯員在常雖然戴高樂從來不講英語，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語。我在大學學過法文，可以注意到當我們的譯員偶然未領會戴高樂講話的細微未節時，戴高樂常常用非常準確的語言重新表達他的思想，強調那被譯錯了的意思。由於他喜歡無比精確的語言，因此他可能不願說不地道的英語。但是我也意識到他只用法語是因為他認為法語應該恢復它從前作為國際外交語言的地位。他也承認在談話中他用法語有策略上的好處。在等譯員翻譯我的談話和提問時，他可以有加倍的時間來思考和回答。他顯然是這樣想的，因為他聽我講話和聽翻譯時一樣仔細。
1967年阿以戰爭爆發後不久我們會見了。戴高樂要求召開一次最高級會議討論中東和其他發生糾紛地區的問題。在我們會見時他對我說，他認為由於中東事態的發展，俄國很為難，可能容易接受一個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決辦法。
我問他，蘇聯支持納賽爾在中東到處侵略的政策，難道能不對他們尋求公正解決的誠意感到懷疑嗎？他承認蘇聯有一個幫助"社會主義"國家諸如埃及的政策，他們經常試圖利用中東緊張局勢在阿拉伯世界獲得影響和起一種槓桿作用。但是，他強調說，蘇聯沒有完全拒絕他建議的最高級會議。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
最後結果是，俄國人對與西方領導人會談毫無興趣。我認為，戴高樂極度渴望使法國在國際上起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這次在判斷上少有的失誤。正如意大利總統薩拉加特曾經對我說過的那樣："戴高樂是一位誠實的好人，但是他像一個照鏡子的女人，又想照鏡子，又怕看照出來的模樣。"
戴高樂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法國儘管具有作為世界上一個大國的偉大歷史，但經濟和軍事力量只相當於美國的一小部分。他不願意美國和蘇聯在決定所有關鍵性外交政策時不和法國磋商或不讓法國捲入。他也認為，法國人長期的外交經驗使他們有能力以各種辦法在改善東西方關係方面作出貢獻，沒有經驗的和魯莽的美國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儘管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對眼前情況的判斷是錯誤的，但他對中東前途的分析是有預見性的。他認為，以色列在交回它佔領的領土中會堅持非常強硬的條件作交換的。他在談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極端的人民時說："看看聖經中記載的他們的歷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樣的愛走極端的人民。他說："雙方都總是想得到比他們應得的更多的東西。"
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該聯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報復的基礎上爭取和平。他認為，這樣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長遠利益。"迄今為止，以色列已經贏得了與阿拉伯進行的每一場戰爭，而且也將獲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他說，"但是到頭來，他們無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像當時許多西方領導人那樣，戴高樂把中東危機歸咎於雙方。結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給他貼上了"反猶太人"的標籤。
經常批評戴高樂的波倫不同意這個做法，他對我說："問題是他（指戴高樂）覺得猶太人總的來說是國際主義者，而他主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
在結束這次談話時，我說，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之間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問題上美國不應單純依賴於與蘇聯的雙邊關係。他帶著一絲微笑口答說："我記住了。"他確實記住了。
當我成了總統時，我和戴高樂彌合了法國和美國之間的不和。不像我的某些前任，我沒有藐視戴高樂的建議和忠告，而是歡迎它。因為我知道，從他對於世界事務的經驗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淺。我相信僅僅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在改進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樂關於領導藝術的教導既非常簡單而又一針見血。在他的《劍刃》一書中概括地闡述了它的要點。如果一個領導人有神秘性、性格和莊嚴，他就可以獲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結合在一起，他就可以獲得權威。如果在權威外還有先見之明的話，就可以像戴高樂那樣，成為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舉足輕重的領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獨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莊嚴，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戴高樂寫道，一個領袖人物必須在聲望和幸福之間進行選擇。因為偉大和"含糊的憂鬱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內容的滿足、安寧和歡樂，對那些位高權大的人來說是享受不到的。"一個領導人必須忍受嚴格的自我約束、經常冒險和不斷的思想鬥爭。
戴高樂想要恢復他的國家的偉大，願為它獻出個人的一切。他那由於年齡和勞累而刻上皺紋的、板著的臉，使他看上去有領導人所具有的憂鬱氣息。他的嘴唇緊閉，像是永遠感到不滿似的。他笑時，嘴唇咧開了，但嘴角從不向上翹。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雙藍眼睛周圍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絲悲哀。他的左眼總是稍稍向外斜，給人的印象是，他不會得到女子的鍾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遠不可能實現。
為了保持他個人的孤僻，戴高樂覺得他必須迴避同事們的友誼。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用過比"我的將軍"較為親切些的字眼來稱呼他。一位傳記作者甚至說：他把曾與他長期共事的助手調走，只是為了避免他們會和他變得太接近。
但是誰也不能夠永遠那樣地沉鬱、嚴厲。戴高樂的"人性"的一面偶爾顯現到表面上來，例如，他對家庭生活的傳統價值極為重視。他能記住他手下工作人員的妻子、兒女的名字，經常問起他們。
在他通常嚴肅的舉止中不時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法國幽默。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有一次，一個助手由於巴黎電話線大忙而打不通電話的時候，把話筒狠狠一摔，大聲嚷道："把笨蛋統統處死！"剛走進房間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樂說："啊！多麼龐大的計劃，我的朋友！"
馮·德·肯普將軍是幾爾賽宮著名的掌管，他對我講了另外一個例子，當戴高樂在大特裡亞農宮的修茸一新的國賓館視察時，有人說拿破侖的浴缸對於約翰遜總統可能大小了。戴高樂回答道："或許是這樣，但對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適。"
戴高樂寫道，一個領導人不能享受單純的友誼的單純樂趣，但是在社會活動中，他證明自己說錯了。他是非常慇勤的，在官方宴會上，他不支配交談，而是試圖讓每一個人都參加到談話中來，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樂夫人在內。當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偉大的軍官，但是在與他直接交往之後，我知道他也是一個彬彬有禮的人。
許多領導人是那樣全神貫注於國家大事，或者那樣一心地想著自己，以至於他們在宴會上不和其他賓客交談，或對他人表示什麼興趣。但是戴高樂卻不是這樣。1960年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尼克松夫人費了很大的勁兒，在被一張馬蹄形桌子圍繞的一個人工噴泉的周圍，佈置了一些鮮艷奪目的花卉。戴高樂注意到了這個佈置，有禮貌地稱讚女主人得花很多時間去計劃和安排這樣一次官方宴會。尼克松夫人後來指出，大部分來訪的貴賓要麼不會注意到，要麼不會費心為此事恭維女主人。"一個真正的彬彬有禮的標誌，"她說："是他想到別人和談到別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這些公開表現的熱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場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樂對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於處理好領導人所面臨的一種令人最傷腦筋的挑戰：對家庭的義務和對工作的義務之間的衝突。在這場競爭中，對那些進入高級領導層的人們來說，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這不是因為這個領袖不甚喜歡家人，而是因為他知道成千上萬的家庭在等待著他的決策。他必須把很多時間放在工作上，並且必須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經常感到被忘掉了。攝影機無情地搶鏡頭，大群的新聞記者緊隨著，傳播流言蜚語的人到處都是，在這些情況下生活是艱難的，在家庭受到這些干擾時更需要父親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時間卻很少。
戴高樂把他的生活劃成各自獨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愛麗捨宮的辦公室離他的住處幾步路，穿過一個大廳就到了，但那可能像穿過歐洲大陸一樣，因為，這兩個地方是屬於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們知道。當他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離開辦公室之後，戴高樂幾乎是一位無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緊急事件，否則便沒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團聚的時間是他自己和家人們的時間。同樣在他聚精會神致力於國家大事時，他的家庭不打擾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麼事，用這種公私分隔的辦法，他保持了平衡，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點鐘他回到愛麗捨宮的住所，在看完電視新聞，靜悄悄地吃完晚餐後，常常和家人用看書、聽音樂或是閒聊的方式鬆弛一下自己。戴高樂一家對任何體育運動都不感興趣，像阿登納和戴·加斯貝裡一樣，戴高樂唯一的運動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不錯過星期日的彌撒。
作為這個家庭的一家之長，戴高樂很喜歡在週末與兒孫們團聚在拉布瓦塞利。整個家庭總是非常支持戴高樂和他的政策。
對一位領導人來說，家庭的支持向來是很重要的。一個截然把公務和私生活分開的嚴峻而冷漠的頭面人物，與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個溫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幾個完全可以信賴的少數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卸下在公開場合戴著的面具，還其本來面目。一個戴高樂將軍需要有夏爾·戴高樂可以居住的地方。沒有親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樂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的："對於我來說，這個家庭的和諧是珍貴的。"
戴高樂的妻子伊馮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個與蔣介石夫人和埃莉諾·羅斯福夫人那樣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們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樂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機會，巴黎名流對她拒絕穿最新式的時裝，不願在社交場中拋頭露面而感到不悅，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鋼琴家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時那樣，她既彌補了戴高樂的不足，又服從於戴高樂。鋼琴家必須把他的角色昇華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鋼琴家的偉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來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樣能唱好來衡量。同樣，戴高樂夫人把她的作用僅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著迷於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馮·戴高樂並不妖艷動人，但她是一位標準的貴婦人。
總是象貴婦人那樣穿著打扮，行動象貴婦，思想像貴婦。從我和她的交談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務是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在她簡明的談話裡，她把她的態度歸結為："總統的任期是暫時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為戴高樂準備一種簡樸的、脫離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極其滿意。我可以看出他對她深摯的愛慕和尊敬。正如這個家庭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的："很少人知道這位將軍是多麼依賴伊馮，這些年來她一直支撐著他。"
戴高樂夫婦有三個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們不能總根據家庭來對一位領袖作判斷，但是在戴高樂的事例上是可以用來作判斷的。如果一位領導人的孩子不成器，這經常是由於他們沒有能適應政治金魚缸中的緊張生活。如果他們成器，這通常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浸透了使領導人政治生活活躍的價值因素。在戴高樂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俠義氣質，他的基督徒價值，他對婦女的極大尊重，和他對家庭生活的熱愛。他的家庭是他極為感人的遺產之一。
菲利普·戴高樂極像他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戰鬥的法國人一起英勇作戰。他現在是法國海軍的一名上將。當1980年我在巴黎見到他時，他陪我到他父親在野時的住所參觀。將軍私人辦公室的簡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裡沒有華麗的傢俱和精緻的油畫，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舊打字機和幾件紀念品。這些年來，我注意到那些偉大的領導人不試圖用寬敞的辦公室來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常見的是這樣一條規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堅持要大辦公室。
戴高樂海軍上將告訴我，他對政界沒有興趣。他說，他唯一的抱負是作為一名海軍軍官為國家效勞，不幹任何有損於"將軍"體面的事情。戴高樂的女兒伊莉莎白與一位陸軍軍官結了婚，她具有她母親的簡樸、優雅的特點。
在我與戴高樂夫人的一次談話中，她令人感動地談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並使他們過正常生活的困難。雖然她當時沒有提到，但我感覺到，她想的是他們在第三個孩子身上所經歷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遲鈍，死時才19歲。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樂夫人在華盛頓時，對出席上流社會的晚會或觀看歷史遺跡沒有興趣，她只想參觀兒童醫院和兒童養育院，看看人們是如何照顧智力遲鈍的孩子的。
如果對戴高樂是否缺乏人類全部感情還有疑問的話，那麼安妮悲慘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實肯定會使這種疑問消除殆荊伊馮·戴高樂在生第三個孩子前不久被汽車撞了，她沒有受傷，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後，醫生告訴戴高樂，他們的女兒將會智力遲鈍，可能永遠不能說話。他們絕望了。戴高樂夫人有一次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只要安妮能像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樣，夏爾和我願意犧牲一切：健康、我們所有的錢、前程、事業。"他們深深地喜愛安妮，不願和她分離。當有人建議他們把她送進養育院時，戴高樂回答說："她沒有要求來到世上，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使她高興。"
在安妮短暫的一生中，戴高樂是唯一能使她發笑的人。當他和她在一起時，他拋開了全部的尊嚴。科隆貝的一個鄰居回憶起戴高樂"和她手拉手繞著院子走，撫摸著她並悄悄他講著她能理解的事"。據傳記作者瓊·雷蒙德·圖爾努說，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為她表演短小的啞劇，唱民歌給她聽。他甚至讓她玩弄他的軍帽，一見到這頂軍帽，她的眼睛就閃閃發光。
在她高興時，她會發出近乎清晰的聲音，像別的孩子一樣地笑。圖爾努寫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樂，拉著她父親的手去睡覺。"
戴高樂盡全力保護著安妮，使她不與愛好打聽的人和報界接觸。戰時在英國期間，他禁止攝影記者在他鄉間住宅拍照時把他的孩子們拍進去。因為他知道，安妮在場不在場都會引起議論。別的孩子們逗弄她，因為她與別人不同，她的痛苦是複雜的，因為她不知道為什麼她與別人不同。
戴高樂一家害怕他們死後沒有人保護她。因此，他們設置了一筆托管基金，以保證安妮會得到適當的照顧。他們用自己微薄的財力，在米龍·拉·尚貝爾附近的一塊林地上買下了一座城堡。聖雅居教會的修女同意為這所養育院配備人員，養育院在1946年開張了。後來，戴高樂擔保用他的回憶錄的大部分版說來維持安妮·戴高樂基金的償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歲生日前不久死於肺炎。在科隆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舉行的一個簡短的私人儀式結束時，戴高樂和伊馮滿眼淚水，一聲不響地站著，過了一會兒，他拉著她的手說："走吧，現在她和別的孩子們一樣了。"
歷史上難得找到一位像戴高樂那樣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領導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請去愛麗捨宮。我與戴高樂歷次會見中最值得記憶的是最後幾次會見，那時我們都是以各自國家的總統身份聚會的。
1969年2月28日，美國空軍一號飛機在法國奧利機場著陸。這是我作為總統第一次出訪的倒數第二站。我永遠忘不了抵達時壯觀的歡迎儀式——巨大的紅地毯，雄壯威武的儀仗隊，新裝飾起來的接待大帳篷。當戴高樂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氣候中站在舷梯旁時，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認為他安排一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歡迎儀式，可能是因為我代表的國家的重要性。但是維蒙·沃爾特斯對我說，戴高樂堅持對於來訪的小國元首也給予同樣隆重的接待儀式。他對小國領導人與大國領導人同樣地尊敬。這種政策可能起源於他的懷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受到盟國降低他身份的接待。這種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於擴大法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響。在外交禮節上的怠慢和失誤，無論有意無意，對弱小國家領導人的影響遠遠大於對大國領導人。
愛麗捨宮的盛大國宴和凡爾賽宮的精美午宴，使人經常想起法國過去和今天的光輝。但是訪問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們進行了十個小時一對一的會談。會談中他不僅表達了他對法美問題的觀點，還有他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我們話題的廣泛，就像從大特裡亞農宮會談地點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條、綿延不斷的宅園似的。他用手優雅地做了一個橫掃一切的動作說："路易十四就是在這所房間裡統治歐洲的。"在輝煌的凡爾賽宮裡，戴高樂看上去完全就像在家裡一樣隨便。他不擺架子，但是從他身上卻散發出一種莊嚴威武的氣息。
在會談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這個詞的貶意——令人驚訝。他有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有時則冷靜而從實際出發，但始終口齒明亮清晰——象麥克阿瑟一樣——他說的話並不總是正確，然而他總是堅信不疑。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西方對蘇聯的政策。戴高樂的某些詆毀者給他貼過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標籤。但他是一個冷靜求實的人。他鼓吹對俄國人實行緩和的政策，儘管他知道蘇聯的威脅是戰後歐洲生活的主要事實。他相信蘇聯人是願意改善關係的。他解釋說，由於被中國纏住，蘇聯人傳統的懼怕德國的心理現在更加厲害了。他說："他們是從可能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他們知道他們不可能同時與西方作戰。因此，我相信他們最終會選擇與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繼續說："至於西方，我們有什麼可選擇的呢？除非你準備進行戰爭或推倒柏林牆，否則就沒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爭取緩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如果你不準備發動戰爭，那就講和吧！"
然後我們轉到自北大西洋聯盟成立以來就一直令人煩惱、並且至今仍然棘手的問題。我問："如果俄國人採取行動，你估計他們相信美國會用戰略核武器作出反應嗎？歐洲人是否相信我們會採取用大規模常規地面部隊的進攻或以這種進攻作威脅，來回敬蘇聯的進攻呢？"："路易十四就是在這所房間裡統治歐洲的。"
在我提的問題翻譯完後，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鐘。然後他用仔細斟酌過的字眼回答說："我只能替法國人回答。我相信，俄國人知道美國不會允許他們征服歐洲的。但是，我們也相信，如果俄國人進兵，你們不會馬上使用核武器，因為那將意味著要費盡一切努力，使每一個被殺死的都是對方的人。"
如果俄國人和美國都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話。他繼續說，"歐洲就會被毀滅。西歐和英國會被蘇聯的戰術核武器毀掉，東德、波蘭、捷克和匈牙利會被美國的戰術核武器毀掉。歐洲的局面確實會是悲劇性的。與此同時，美國和蘇聯將不會受害。"
由於這種想法，戴高樂顯然認為這個問題已結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談起這個問題。我們開始談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災難性後果。他把多少卷歷史壓縮成一句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歐洲國家都亡了國，兩個國家被打敗了。"大約在戴高樂去世前一年，他對馬爾羅說："斯大林對我只說過一句真心話：到頭來，死亡是唯一的勝利者。"想起這兩種議論，我認為在我們的會談中，戴高樂是在告訴我，如果發生核戰爭的話，那將不會有勝利者，只有戰敗者。
按照他的觀點，唯一理智的東西方關係政策是威懾與緩和相結合的政策。
當我問到他關於共產黨中國時，他說他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但是勸說美國不應該"讓它們離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樣的見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們一模一樣。我告訴他，在與俄國人談判時，我或許也要"在中國問題上有長期的打算"。我接著說："十年以後，當中國已經在熱核方面取得相當進展時，我們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我們和他們的交往要比現在多，這是極其重要的。"戴高樂同意並對這句話使用了一個巧妙的修辭手法，他說："如果你們在它增強到迫使你們承認它之前就承認它，那就更好。"
戴高樂很少利用聯合國，他曾經輕蔑地在我面前把聯合國描繪成一部"機器"。邱吉爾對聯合國的態度與戴高樂的態度極其相似。這位英國領導人曾經對我說過："沒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對一個涉及到自身生存的問題，會允許由別的國家來作出決定。"戴高樂曾經對艾森豪威爾說："你非常贊成聯合國，是因為你仍舊控制著它，但是正是你們和蘇聯由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獨立運動之花盛開，要不了多久你們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繼續說，蘇聯支持反殖運動來製造和利用權力真空，而美國也同樣地幹，因為它在這樣一個錯覺下生活著："喬治·華盛頓是一個把英國地主驅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長。"
他向艾森豪威爾預言，由於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要求結束殖民統治，"你將失去對聯合國的控制而由發展中國家和城邦控制，它們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蘇聯所操縱，但到那時，你將使聯合國成為一個人人崇拜的偶像，當他們命令你去幹和美國的常識和利益相違背的事情的時刻來到時，你將不得不服從。"儘管這對美國甘心向聯合國低頭作了誇張，但這是對聯合國中將要發生的問題所作的預言性分析。當我問到他關於共產黨中國時，他說他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幻想"。
我們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許多時間討論了越南問題。
1967年他向我建議，作為總統候選人，我應該用在盡可能好的條件下盡早結束這場戰爭的諾言作競選綱領。戴高樂不像阿登納，他認為蘇聯要求結束印支戰爭。他告訴我，在一次會議上，柯西金為這場戰爭給蘇聯帶來的問題感到沉痛。他說蘇聯領導人把他的拳頭猛擊另一隻手的手掌說："你不知道，東南亞的這場戰爭給俄國的預算帶來了多大煩惱。"
我認為戴高樂通常很敏銳的判斷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了。他認為，一個領導人的最大責任之一是使經濟完善、通貨膨脹下降和維持幣值穩定，他似乎認為蘇聯的領導人會用類似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問題。當時我認為並非如此，現在我也認為並非如此。雖然，預算問題確實是蘇聯領導入關切的問題，但是他們對追求擴張主義目標的重視，超過了對國內經濟問題的重視，因為他們可以對人民的抱怨充耳不聞。
在1969年我與戴高樂的會談中，他敦促美國從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轉直下——用他的話來講，不要"像是崩潰"。他看到撤退會給我在政治上帶來困難。他說，他的"令人痛苦的"從阿爾及利亞——"法蘭西的一部分"——撤走的決定，遇到的困難甚至更大。但又說這對他來說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認為，為了與蘇聯成功地進行談判，美國必須使自己從越南擺脫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戴高樂的看法是對的：要是沒有越南這場戰爭，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本來不會有那麼多的麻煩。
但是僅僅撤退能否改善談判的氣氛還是另一個問題。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級會議前不久，北越在南方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襲擊。大多數專家勸告我說，美國採取任何一項有力的反措施都會破壞最高級會議。我拒絕了這個勸告，下令轟炸河內和對海防港佈雷。這是俄國人能明白的語言，非但沒有破壞最高級會議，我確信它促進了他們向前走的願望。
儘管我並不總是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他總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會談中，他講話時，面前沒有字條，身邊沒有顧問。我遇到過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在討論任何題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問題時能夠超過戴高樂的才幹、智慧和不時表現出來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們舉行巴黎會議之後一個月，在他飛越大西洋弔唁他的朋友和戰時盟友艾森豪威爾時，我又見到了他。
艾森豪威爾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們在白宮會見一小時，討論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狀況。
戴高樂再次勸說我採取步驟，盡可能快地結束越南戰爭。
另一方面，他認識到我們也不應該慌張地撤退，而應該有步驟地和有計劃地撤退。他確信，一旦我們結束了這場戰爭，美國的力量和威信會大大提高，全世界對美國的信任會重新恢復。
我告訴了他我們提出的撤退計劃，而且說我們已經在秘密地與北越人接觸。並補充說，我們相信談判只有在私下秘密進行才會成功。他說，北越已經向法國暗示，他們願意進行私下秘密談判，以試圖結束戰爭。回顧起來，我認為這次會談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礎，其結果是四年後簽定了巴黎和平協議，結束了美國對越南的捲入。要是沒有戴高樂的後繼人蓬皮杜總統的幫助，沒有法國政府的協助，談判是不會取得最後勝利的。
戴高樂十分關心英國和德國關於用超級離心法生產濃縮鈾的協議。我對他說，我認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許多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為現實。
他很欣賞這一讚賞的話，但是他用實用主義的坦率口吻講到，儘管總的來說他對德國是警惕的，但還是決定與阿登納和解併合作。儘管他承認"德國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幹勁和能力"以及有某種"溫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進行和解，因為他深深地感到，歸根結蒂德國人有一種脈衝式的野心，如果不經常加以扼制，必將使法國和別的國家遭受慘痛的經歷。基於這一原因，法國人認定決不能讓德國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說，他對英德協議極為關注是因為，假如你"有了濃縮鈾並且你又是德國的話，憑著它的技術能力，高核武器的生產就不遠了。"
他補充說，這是法國決不能接受的。
事過十三年後，從今天發展的情況來看他對蘇美關係的看法是特別有趣的。我那時對蘇聯增加它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導彈能力和海軍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關注。然而我們也看到表明蘇聯本來是願意緩和東西方緊張局勢的跡象。
我對他說，我個人並不認識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願意請教他對他們的評價，特別是他對關於鴿派和鷹派之間潛在的分裂的報道的看法，他表示了這樣一個見解：儘管蘇聯有"極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並不是一心想進行那種古典意義上的征服的。相反，他們要使蘇聯變得堅不可摧，與任何國家，特別是美國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他說，波德戈爾內是一位沒有勃列日涅夫"那樣魄力和熱情的老頭"，按照戴高樂的觀點，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宮的無可爭辯的主人。他說柯西金是一位熟練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過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靈活，而且根據法國獲得的情報，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義後入侵捷克問題上的態度要比他的同事溫和得多。
他說，儘管這些領導人可能在象捷克這樣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們認為捷克問題是件小事，而他們在大問題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增強蘇聯的實力問題上。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他發現他們幾乎是直截了當地和坦率地回答問題，甚至很誠懇，但是他認識到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掩飾。他歸結說："全世界都在等待著美國總統去和他們接觸，或是等他們去和美國接觸。"當我問他，是否認為這種直接接觸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絕對的："毫無疑問。"
會談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要我向艾森豪威爾夫人表示他的慰問和敬意。戴高樂不經常顯露他的情感，但是從他談話的方式我可以覺察到他對艾森豪威爾懷有深厚的愛慕和尊敬，對艾森豪威爾的逝世他極為悲痛。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艾森豪威爾的葬禮上和他的會見。
我們早已擬定他訪問華盛頓的初步計劃。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辭去總統職務退休。他並不是因為重大問題而辭職的，而是由於一個小問題，即在關於參議院和地區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敗北。馬爾羅後來問他為什麼會為這樣一個"荒唐可笑"的問題而辭職，他的回答正是人們預料會從戴高樂將軍那兒得到的回答："正因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樂象邱吉爾和阿登納一樣，發現培養和造就一個後繼人是困難的。邱吉爾定下了艾登：阿登納定下了艾哈德：戴高樂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為我所見到的較有能力的世界領導人之一。追隨一個真正偉大的人是極大的困難。杜魯門至少從歷史觀點來看沒有能力接替羅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腳卻沒有另一個人能繼戴高樂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經濟專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稱的繼承人，他給我留下的特別深刻的印象是，在我們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總是從全球觀點出發而不是從地區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在戴高樂辭職後，我給他發了一封親筆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請他來華盛頓，並告訴他："我們的許多城市和州將為你在訪問日程表裡包括它們而感到榮幸。"在結束時我寫道："坦率地說，在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領導人領導的時代裡——美國的精神需要你的光臨。"維蒙·沃爾特斯把我的信交給了在科隆貝的戴高樂。戴高樂讀完後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書桌前寫了這樣一封親筆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極其熱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為感動。這不僅因您身居美國總統高位，也因為這些信件來自於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對您有充分理由懷有無比真摯的尊敬、信任和友誼。
或許有一天我將有機會榮幸地再見到您。此時我向您表示發自肺腑的祝願，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獲得成功。
請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轉達我的衷心的問候，我的妻子附筆表示熱烈的祝願。我親愛的總統先生，請相信我對你的誠摯和忠實的友誼。
夏爾·戴高樂
這封信是戴高樂給我的最後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領導人一起飛往巴黎弔唁。
夏爾·戴高樂一生中，在身材上高過常人，但是他的力量發白內部。蒜頭鼻，略顯渾圓的身材，柔軟纖長的手掌，所有這些對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補益也不能有所減損。這是一種超越於形體的力量——它是一種由己及人的風紀，在它出現時令人肅然起敬。
戴高樂不談懷疑，只談堅信。有時他會出錯，即使是他的錯誤，在歷史上也變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興法國過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們奉為神聖。
用馬爾羅的話說："他是一個比昨天還古舊，比明天還新穎的人。"
他是一個現時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個概念、一種感覺——真實而又不真實；可見而又不可見，可以感觸而又不可捉摸。這正是法蘭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觀念上的法蘭西，而是精神觀念上的法蘭西。
戴高樂向法國人提出一個法國可能變成的法國幻象，而且通過告訴他們這就是法國的過去，他幫助法國變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國人把中國看作是"中央王國"那樣——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邊緣——戴高樂也把法國看成是中央王國一類。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響法國時才有意義。在分析世界事務時，他目光冷靜而遠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為了促進或保護法國的利益。
他是法國的代言人、保護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靈感。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就是法國。法國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整體。他體現了法國，他不僅在世界上代表法國人，而且對法國人來說，也代表法國。
戴高樂不特別喜歡作為一個民族的美國人，由於這個原因。
他也不特別喜歡法國人，但這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他熱愛他的家庭和法國。在他與別的國家的關係中，要緊的不是他是否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民，而是這種關係能為法國做什麼，或者是對法國可能有什麼影響。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戴高樂的一生都被捲入經常是針鋒相對的爭論中。但是，爭論的結論是清楚的，要是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悲劇中倖存下來。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可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復甦。沒有戴高樂，就不會取得法-德和解。沒有戴高樂，法國就不會通過第五共和國憲法，就可能陷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混亂之中。沒有戴高樂，法蘭西精神——許多世紀以來，它的振作、它的熱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獨特結合的特點，都一直在鼓舞著全世界——可能已經消亡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具有生命力和強大。
我對戴高樂和他生平的最生動的記憶之一是在法國巴黎聖母院悼念他的儀式即將結束時的情景。來自世界各地的顯要人物開始魚貫而出。許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謝我作為美國人民的代表前來參加儀式。然後，在我走近出口處時，教堂的大型管風琴開始奏出了激動人心的《馬賽曲》。我停住了腳步，把一隻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壇。就在這時，另一位外賓顯然為音樂所感動，走過來握我的手問候，一個最富有戲劇性的時刻就此消失了。我經常想：正當這架管風琴演奏《馬賽曲》時，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一起轉向祭壇，齊聲高唱法國國歌的聲音與琴聲交織在一起，迴盪在這座古老的大教堂裡，沒有什麼能比此情此景更適於捕捉夏爾·戴高樂的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