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奧秘
1970年11月12日，雲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甚至超過了該市是一個橫跨全球的帝國中心的時候。三天前，距離八十壽辰不到兩個星期，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裡·戴高樂突然去世了。現在，前來弔唁戴高樂的六十三位現任的和前國家元首及政府領導人默默地走過二百六十英尺長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為美國總統，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我同時是以朋友的身份參加葬禮的。
我們前來並不是單純來參加他的葬禮，而是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幾年前，他就為他的葬禮留下了嚴格的遺言：不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不要全副武裝的軍人護送靈柩，不邀請要人，只是在科隆貝雙的村子裡的那個小小的教堂墓地裡，舉行一個樸素的私人儀式。遵照他的願望，他被殮放在價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裡，由他的幾位同鄉——一個肉店夥計，一個乾酪鋪掌櫃和一個農場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愛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遲鈍，十二年前，當她十九歲時就去世了。根據戴高樂生前的意願，墓碑上只銘刻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幾個字。
在聖母院舉行的大規模的追悼儀式不是出於戴高樂的想法，這是政府對整個法國和全世界想向戴高樂致敬的人們的一次遷就。
要是問到一個人，戴高樂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時，他可能說"個子高"，或者說"嚴峻"，或者說"不易相處"，或者說"意志堅強"，或許他可能把戴高樂與法語中的"偉大"這個詞聯繫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齡稍大的人，或許他還會回憶起，他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洛林雙橫十字架的旗幟下領導"戰鬥著的法國人"，或者還可能回憶起傳說是邱吉爾事後的評論"在我所掮過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當我想起戴高樂時，就想到了所有這些亭。我回憶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禮和體貼別人的人。無論在我執政期間或在野的時候，我對此都有同樣的感覺。像他那樣的人，他提出的意見，那怕我不同意，也總是極其尊重的。
戴高樂到底有哪些東西給我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為什麼他能成為二十世紀罕見的大人物，比許多強於法國的國家的領導人還要高出那麼多呢？
我們紀念領袖人物不僅在於他們的作為，而且也在於他們的本身；不僅由於他們的貢獻，而且也由於他們的性格。儘管其他人作出的貢獻比戴高樂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樣堅強的性格。他是一個頑強、任性、自信心極強的人，極端利己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個極端無私的人，他想得到的東西，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法國。他生活簡樸，理想遠大，像演戲一樣，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創造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只適宜於由一個演員來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適應這個角色。他創造了戴高樂這個公職人員——法國的化身。
夏爾·戴高樂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這是他刻意求取的結果。然而，他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二十世紀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對於法國來說，他是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人物之一，就像法國美酒的配方那樣，複雜、強烈而又令人難以捉摸。他的性格就像美酒那樣，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是在1960年他重新執政的兩年之後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多年來，我對他抱有許多固定的看法：長期以來，他是人們進行脆弱的冷嘲熱諷這種特殊形式所喜愛獵取的對象。華盛頓的社交界爭相以這種嘲諷譁眾取寵。正如他的形象適合做漫畫諷刺素材一樣，戴高樂的舉止常成為口頭諷刺的素材。那些喜歡通過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拿戴高樂當作靶子。
在我見到戴高樂之前，我對他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狹小，態度傲慢、難以容忍的自以為是，幾乎無法和他打交道。邱吉爾的洛林十字架的評論，使我對他的印象起了極大的作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簡單的一句話可以對一個頭面人物帶來多大的致命傷，造成的印象幾乎使人不能磨滅。艾麗斯·羅斯福·朗沃斯把托馬斯·E·杜威描繪成"結婚蛋糕上的新郎"就產生過類似的後果。有人甚至認為，這種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競選中失敗。如果杜威的反對者當時用器量狹小、自負、易受擺佈和矯揉造作等等形容詞來描繪他的話，就比不上那麼簡單的一句話所起的作用。
當我在1947年作為一個國會議員訪問法國時，幾乎從我遇到的所有法國和美國官員那裡都加深了我對戴高樂的否定的看法。他們對他不屑一顧，稱他是狂妄的極端分子，永遠不會再掌權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國外交官對戴高樂幾乎公開蔑視的影響。甚至查爾斯·波倫——他是美國最有才幹的職業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手下任過美國駐外大使——也很少掩飾他對這位法國總統的厭惡。羅斯福總統的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訴我，波倫在他的大使館的宴會上經常用不留餘地的詼諧妙語談論戴高樂，並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飾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談、舉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樂風聞波倫不喜歡他，也對波倫作了回敬。許多人認為戴高樂有反美的偏見，但我常覺得，這種個人攻擊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採取這種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實際上是關於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鴨式突擊課。我瞭解他的情況越多，就越覺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像麥克阿瑟一樣，在戰爭中勇敢非凡。他預先告誡國人潛伏的危機。下列這個事實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像邱吉爾那樣，在進入最高領導層以前就已寫出了題材廣泛、文采出眾的許多文章；象邱吉爾那樣，他也曾經"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職位。他便利用這些歲月從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也像麥克阿瑟、邱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等世界偉人一樣，他們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實際的高大得多，而又距離我那麼遠。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低級海軍軍官，坐在太平洋的一個島上，讀著有關"戰鬥著的法國人"的這個任性的領導人的簡略新聞報道時，我從未想像過十六年後我會在華盛頓歡迎他，更沒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後，他和我會作為法國和美國總統在巴黎並坐一起。
當我在1960年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時，他的外貌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個高個子——六英尺四英吋，是法國軍隊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將軍——但是他那軍人的姿態使得他的身高給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後來，我才注意到他略有點駝背。
在他訪美期間，我注意到，就他個子來說，他的動作是非常優雅的，從不顯得遲鈍或笨手笨腳——無論是在手勢上，或者走路時，還是在使用銀餐具時。他具有寧靜的、給人以印象深刻的舉止，並伴隨著某種舊時顯貴的風度。
1960年我見到的戴高樂，與記者們和外交官員所描繪的傲慢的、盛氣凌人的性格相去甚遠。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有點難以描述的羞澀。他不熱情，但也不是一個嚴厲的人。我願說，他幾乎是文雅的。但是，正像大部分領導人一樣，文雅的舉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則是另一回事。
我所認識的大多數領導人在他們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們稱作文雅人那將是一個錯誤。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於行使權力的。一個領袖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時必須要強硬到殘忍的地步。如果因為工作棘手而過於煩燥，如果他過分地被柔情束縛住的話，那麼該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隨著這些年我對戴高樂的加深瞭解，對他作為領袖或他個人，我都逐漸產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對對方有同樣的感覺。1967年，我的朋友維蒙·沃爾特斯到巴黎去擔任美國大使館武官，他從1942年起就認識戴高樂了。戴高樂在為波倫大使舉行的告別午餐後，召見了沃爾特斯，問他最近是否見到過我。沃爾特斯回答說見過。他便以強調的口氣說他相信我是會當選總統的，又補充道，他和我"都已越過荒涼的境地"——一個他經常用來描述他失去權力的那些歲月的詞。之後，他又說了一句話，沃爾特斯不可思議地發現竟是個預言："尼克松先生像我一樣，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流放的日子。"
戴高樂是二十世紀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紀的。他把法國引向前進，又引向倒退。從他整個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國歷史的延續和法國的過去。從他的名字本身——夏爾·戴高樂能聽到夏爾馬涅和高盧中的迴響——偉大、光榮、崇高——法文grandeur一詞，用在戴高樂的文章或講話裡的時候，有時譯者就用這幾個意思去表達，在他看來，這個詞對於一個國家，特別對法國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樂說成是歷史人物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決心那樣幹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於使歷史按他想像的格局來形成。正如一位評論家寫的那樣，"對戴高樂來說，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藝術；它是有志者的藝術。"對戴高樂來說，意志是國家的主要動力。他對自己能夠用意志鑄造歷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國決心朝著偉大的方向發展。他始終如一地號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雖然這些"高峰"只是隱約可見或朦朧難辨的。對於戴高樂來說，重要的事是讓人民自己覺得是在攀登，只有這樣，這個國家才能變得偉大。他曾經說過："法國只有在從事一個偉大的事業時，才能顯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國的化身，他的責任是奮發法蘭西精神。
作為一個人，戴高樂是有誘惑力的，這不僅因為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為他在充當領導人必備的條件和如何發揮非凡的洞察力的領導藝術方面給予我們啟示。在分析問題的說服力方面或寫出那樣透徹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與他比擬，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對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後，使籠罩自己的迷霧並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釋他是如何做到的時候，也總是能把這層神秘的迷霧緊密地圍裹著自己。他是一個幻想大師。像熟練的幻想家那樣，他是一個萬能的魔術師。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種程度上——這在多數偉大領導人身上是罕見的——揭穿戴高樂的神秘，其關鍵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僅可以在他的表達非凡的文學作品中和有創見的回憶錄中找到，也可以從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嶄露頭角後又接著掌權的很久以前，就寫了一本實際上相當於領導指南的小冊子——《劍刃》，原先是作為法國軍事學院的講義而寫的，以後於1932破了複雜的情況，抓住了本質。然後理智才能把從客觀得來的所謂"原材料"進行闡述、塑造和提煉。
他爭辯說，只有當一位領袖在理智與直覺之間保持正確的平衡時，他作出的決定才可能具有先見之明的特點。
預見，就是知道向什麼方向引導，是偉大領導人的領導藝術核心。領袖這個詞就蘊藏著有充當嚮導能力的含義，在擬定通向未來的航程時，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況。我在1969年訪問法國時，戴高樂對我說："我要為後天的報紙制定政策。"大多數領導人被糾纏於當天報紙的大標題新聞及瞬間的壓力，結果就見不到長遠的前景，然而戴高樂並不是為"瞬間"而活著，他是利用"瞬間"的人。
在戴高樂出名之前很久，他就顯示出一種超過同時代人觀察事物的天才。實際上，在反對馬其諾防線的爭論中，在作出反對向希特勒投降的決定時，在反對草率地拼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時，他基本上都是孤立無援的。然而，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上，事實證明他都是正確的。
1934年，戴高樂在一本名為《未來的軍隊》一書中，概述了他關於現代化戰爭性質的理論。他爭辯說，由於技術革命：內燃機的發明，那種事先精心策劃好的戰略已經過時。他寫道："機器掌握了我們的命運。"各種機器改變著生活的各個領域，戰爭也不能例外。真正的開始。那時看到這點的法國人並不多。他飛到英國，決定繼續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願抵抗。他堅持說："法國輸掉了一次戰役，但是並沒有輸掉這場戰爭。"
在他第一次從倫敦發出的廣播呼籲中，戴高樂宣佈法國不是孤立的，因為法國的戰鬥已經點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之火。
他說，法國的殖民地在英國海上優勢和美國軍火生產上的巨大潛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這場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並能最終取得勝利。那種先見之明使得戴高樂永遠活在法國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個極為黑暗的年代裡，成為法蘭西靈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戰後，戴高樂對法國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變"這塊巨石上碰得粉碎。儘管法國人把戴高樂擁為救世主，但是對他建議的各種憲法修改方案卻置之不理，因而使戰前的政治家和各政黨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樂反對恢復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制度，因為他認為由於軍事政策不健全而導致的1940年的慘敗，應歸咎於議會制度。
那時有那麼多的政黨，但沒有一個政黨能獲得多數票，得以制定出一個合理的軍事政策來。吵吵嚷嚷的會議與霍布斯所描寫的自然界狀態一樣，是一場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的混戰。戴高樂警告說，如果議會制恢復的話，那麼議會政府只能產生一系列極其軟弱無能的聯合內閣。這些內閣在最輕微的政治震動下就會倒台。正如許多年後他說的："議員們只會使行動癱瘓，他們不能發動行動。"
戴高樂知道，法國在本質上是一個拉丁民族的國家。一度為波多黎各總督的路易·穆納茨。馬林講到自己的拉丁傳統時，曾告訴我："我為我的拉丁傳統而自豪。我們對家庭、教會的忠誠，在哲學、音樂和藝術方面的貢獻是令人羨慕的。但是我們拉丁民族恰恰不善於搞政治。我們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搞平衡是很難的。我們走極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樂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國保持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
因為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對回到"黨派政權"去，許多左翼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們指責他尋求建立專制制度。他們對他判斷錯了。在法國解放鬥爭期間和解放之初，確實需要戴高樂所謂的"某種君主制度"。當環境許可時，他毫不拖延地允許人們選擇自己的政府。他從不向統治權屬於人民的原則提出挑戰。但是他相信，統一意見的領導就是沒有領導，總統或總理必須領導議會而不是跟著議會跑。
在1945年後期，戴高樂認識到他在這場爭論中失敗了。
第四共和國憲法建立的是控制著一個軟弱的行政機構的、有無限權力的立法機構。他深信應辭去政府職務，應該在"事情把人甩開之前，從事情中擺脫出來"。他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宣佈了他辭去職務的決定後，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間，引退了。
他堅信法國召他來領導的時刻會到來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條件來領導。戴高樂又一次表現出他的預見性，他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他有一種命運感，並不想為當總統而當總統。只有在他覺得唯獨他能實現國家所需要的領導時，才願意當總統。在政治活動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區別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頭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則是做一番事業。戴高樂想要權力，並不是為了權力能為他做些什麼，而是為了用權力去做些什麼。
在放棄權力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戴高樂發動了一場氣勢磅礡的運動去奪回權力。他改造自己的個性，以求能成為偉大事件中的主宰。現在他輕蔑地注視著別人笨拙地處理小事情。
由於不耐煩再繼續等待法國來召回他，便發動了一場政治運動，建立了法蘭西人民聯盟，使自己重登政壇。
1947年，冷戰的陰雲剛在地平線上出現，法國人民正忍受著物資匾乏、工資低、物價高的折磨。戴高樂沒有去關心他們的生活瑣事。他說，他解放法國並不是為了"操心通心粉供應定量問題的"，相反，他矚目於全球力量的問題，並宣告法國的偉大。
在那些混亂的歲月裡，被法國人經常稱為"暴風雨中的人"的戴高樂，他的政治股票戲劇性地上漲了。1951年，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中贏得的席位比其他黨派要多。從一開始戴高樂就禁止他的代表們支持任何政府，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蘭西人民聯盟與共產黨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
由於來自左、右兩翼頑固的反對，幾屆中間派政府接連下台。但是，情況儘管如此，他們到五十年代初期時，還是幾乎不費氣力而在改善國內和國際處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實上，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是沾了這位"暴風雨中的人"的光。戴高樂似乎也承認："共和國政府治理不好法國，但它把自己保衛得不錯。"——這是戴高樂在失望中向來訪者說的話。
到1952年時，法蘭西人民聯盟顯然已經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國了。在戴高樂命令他的代表們拒絕籌組政府的邀請後，黨的紀律渙散了。到1953年，背叛聯盟的人越來越多，法蘭西人民聯盟在議會裡的地位微弱。在以後的幾次市議會競選中，由於境況淒涼，戴高樂便脫離了這個運動。
法蘭西人民聯盟這一段長插曲證明，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並不一定是一貫正確的。戴高樂對未來看得很遠，但是有時現實卻愚弄了他。有時他對他的人民有一種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時候，他又不關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黨的失敗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他對議會制政體的批評將證實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時機還未成熟，他為實現預言所做的努力卻帶來了災難住的後果。
造成戴高樂重新掌權的危機起源於1954年下半年，阿爾及利亞的部分穆斯林人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並且開始發動游擊戰爭來反對法國的殖民當局。戰爭拖延了多年，隨著戰爭受挫，法國軍隊的殘忍性在增長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表明，是戰是和，他們自己都沒有能力來結束這場戰爭。
1958年，這個政權無力解決它在阿爾及利亞遇到的各種問題，因而導致了一次政府危機。特別是1954年軍隊在印度支那蒙受失敗的恥辱後，法國軍隊已下定決心，將不惜一切代價使法屬阿爾及利亞仍歸屬法國。戴高樂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主義者與軍隊站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反對法國政府，準備在政府沒有能力時採取行動。
當阿爾及利亞問題達到危急關頭時，第四共和國正處在從戴高樂1946年辭職以來的第二十四次內閣危機中，無政府狀態幾乎已達一個月之久。一群暴徒襲擊了在阿爾及利亞的政府大樓，而當地治安部隊卻靜悄悄地在一旁觀看。將軍們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法國阿爾及利亞政府。不到兩個星期後，駐守在科西嘉島上的軍隊參加到反叛將軍一方去了。阿爾及利亞的將軍們打算繼續幹下去，想在幾天之內征服宗主國法國，政府卻沒有能力來阻擋他們。
在整個事件中，戴高樂表現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絕譴責，也拒絕公開贊同軍事政變，儘管捲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於在他最後宣佈已經："準備接管共和國權力"的時候大家都聽他的。他一直注視著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用盡他們所有的招數，最後轉而向他求教的時候，便可以按他的條件進行合作。
雖然政府對他提出的條件唯命是從，可是這些條件中並沒有使他成為獨裁者的條件，然而，許多法國人繼續以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傳記作者布萊恩·克羅澤寫道：在聽了戴高樂重新執政的條件後，國民議長安德烈·勒·特羅奎爾對他大聲說："所有這些都是違反憲法的，從阿爾及利亞事件以後，我就對你瞭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獨裁者的靈魂，你太喜歡個人的權力了！"戴高樂嚴厲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國，特羅奎爾先生。"
到戴高樂接管政權時，第四共和國政府已分崩離析，陷入如此可憐的狀態。如果說戴高樂是靠政變上了台的，那就錯了。
他不過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權免受痛苦而給予慈悲的一擊而已。
戴高樂要求第四共和國授予他權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通過這些辦法，他頒布了第五共和國憲法。憲法的核心是總統的職權。總統被授予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權力，而不受國民議會不適當的干涉。這樣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癱瘓狀態，而這些狀態曾把第四共和國推向政治、經濟、社會崩潰的邊緣。
有人批評戴高樂給了總統如此多的權力。但是從事後清醒的認識來看，我認為這部憲法給法國帶來的政治穩定是戴高樂的最大的遺產，正如拿破侖法典是拿破侖的最大遺產一樣。
在我任副總統期間，總是我去機場迎接來訪的各國首相。
因為按當時的外交禮儀，文森豪威爾總統只是去機場歡迎採訪的國家元首。在戴高樂重新掌權之前的年月裡，我幾乎每單雙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國總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總理。意大利仍舊沒有擺脫政局不穩的局面，而戴高樂卻在法國解決了。任何一個精明的制憲法學者都可能設計出一個類似的政府結構。但是只有戴高樂既能預見到對它的需要，而又有權力去頒布它。
在希臘神話裡，阿波羅給了卡珊德拉預知未來的天賦，但是後來又使聽過她警告的人不相信這些預言的手段，把這種天賦變成對別人的咒罵。戴高樂知道光有先見之明是不夠的。一個領袖人物不僅必須正確決定該做什麼，而且還應該說服別人。
去行動。白宮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這個時候或那個時候感受過卡珊德拉的咒罵，都面臨過這樣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當看到有一條正確道路可走的時候，推動不了官僚機構、國會或公眾朝著這個方向走。在《劍刃》中，戴高樂寫道：一個領袖"必須能夠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國中樹立信任精神，他必須能夠確定他的權威"。
戴高樂爭辯說，權威來自名望。而名望"大體上是一種感覺、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決於具有基本的天賦。而天賦是一種無法分析的天生的穎悟"。這種天賦是少見的。他寫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說在出生時就具有這種洋溢著的權威的品質，它就像一種液體，儘管不能確切他說出它的成分是什麼。"
這一點近來常用"領袖魅力"這樣一個時髦詞彙來表示，它仍然是一種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品質。
戴高樂寫道，除了這個無法言傳的品質外，一個領袖人物還必須具備三種具體的品質：神秘、性格和莊嚴。"首要地，"他聲稱，"沒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為親近滋長輕視。所有的宗教都有它們的神龕，任何人在他的貼身侍僕眼裡都成不了什麼英雄。"領導者在他的計劃和舉止中，必須永遠有些東西使別人感到高深莫測，這些東西使其他人迷惑、衝動，而又能吸引住他們的注意力。
我口憶起1963年11月，戴高樂來華盛頓參加肯尼迪總統葬禮時那種引人注目的儀態，仍然歷歷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從我們下榻的五月花飯店的一個套房的窗戶裡觀看送葬行列。
來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將成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後面。戴高樂不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舉止莊嚴、形象和領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過他人。
每當我見到戴高樂時，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人會見，他都顯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貴的儀態。他的果斷的舉止，使他在某種程度上給人以孤僻的感覺。有人把這種果斷說成是自以為是，故步自封，但是在戴高樂身上，並非如此。自以為是，故步自封的本質不是天生的，在戴高樂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當他與別國首腦打交道時，如果認為對方和他才智相當，他便從容自然，但決非不拘禮節，甚至對親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這方面，戴高樂很像在我1969年就職前所認識的除了林登·約翰遜外的所有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約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魯門都有非常濃厚的離群素居的傾向，不喜歡別人以一種過分親近的態度來對待自己。
甚至在年輕時，戴高樂就和他的平輩疏遠。他家裡的人開玩笑說，他個性那麼冷冰冰，一定是嬰兒時曾經在冰箱裡被關過。
他並不反對其他人這樣做，但是他覺得他這樣做的話就和性格不相稱了。但是與此同時，他的個人態度卻從來沒有那種屈尊求教的味道，而這種情況對於那些佔據高位的小人物來說，卻是屢見不鮮的。
作為一個國家要人，戴高樂吸引著一幫赤膽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幹分子。但他和他們保持著相當大的距離，這反映了他自己的銘言："沒有名望就沒有權威，而不保持一定距離，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愛麗捨宮的辦公室裡，在靠近他書桌的一張桌子上有兩部電話機，可是鈴聲從來不響，他把電話看作是現代的一個無法容忍的討厭的東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顧問，也不敢直接打電話給他。
和麥克阿瑟一樣，對於閒聊，戴高樂也極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會見，顯然他總是想把話題轉到嚴肅的問題上去。在語言的準確性上他也像麥克阿瑟，無論是在記者招待會上，在即席講話中，在回答問題時，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談中，這兩個人都使用了精煉的語言，準確地掌握語意的細微差別。
假如這兩人進入美國國會裡的話，那麼編入他們的發言的《議會記錄》在排印之前，是不會要求他們修改自己的發言的。
戴高樂不能寬容不稱職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為他舉行的官方宴會上，由法國駐美國一個主要城市的總領事充當他的翻譯，在翻譯戴高樂的祝酒詞時，這個譯員兩手發抖，來回亂翻講稿。我看出戴高樂很惱火。後來，我得知他打發走了這位總領事，挑選了另一人陪他繼續旅行。
戴高樂從不參與閒聊。在內閣會議上，他常全神貫注地傾聽他的部長們的發言，認真地記錄。如果他想與一位部長交換看法，通常會安排一次私下的會見。
對重大的事件所作的決定都是由戴高樂獨自作出的。他不認為他有所羅門那樣的聰明，但他確實相信自己具備所羅門那樣的判斷力。對於一個問題，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來，憑著他那無限深入細節的能力，把應該知道的東西都弄清楚。然後打發走顧問，獨自深思，作出結論。他知道對於一位領袖來說，有時間去思考是多麼重要。在他的堅持下，他手下的人員每天要留出幾個小時讓他去專心思考問題。
象凱撒和麥克阿瑟那樣，戴高樂在他的文章裡經常以第三者自稱。例如，"向戴高樂呼籲的願望越來越強烈"，需要"向戴高樂作肯定的回答"和"對戴高樂將軍怎麼可能會別無其他選擇"等等。有一次，一位記者要求他解釋這個習慣的由來。
他回答說，儘管有時是出於寫作風格偶爾使用第三人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發現在別人的心目中存在一個名叫戴高樂的人，而那個戴高樂實際上是一個與我無關的獨立的人。"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
他第一次認識他的公開角色的力量是在戰時訪問法屬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時，成千上萬的人站在道路兩旁歡呼："戴高樂！戴高樂！戴高樂！"在他擠過人群時，他意識到戴高樂將軍變成了一個活著的傳奇式人物，一個使夏爾·戴高樂相形見絀的人物，一個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後來說："從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須和這個人，這位戴高樂將軍作比較，我幾乎成了他的俘虜。在我作一次講話或是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之前，我總得問我自己，戴高樂會同意這個嗎？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樂的行動嗎？這是否符合戴高樂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著說："有許多事我本來很想做但卻不能做，因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樂將軍的身份的。"
無論是一個細微未節，還是一個重大姿態，總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樂將軍的角色。到晚年，白內障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視力。如果不戴上厚鏡片的眼鏡，有時連和他握手的人是誰都認不清。喬治·蓬皮杜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戴高樂一同乘車穿過歡迎群眾行列時發生的事：這位法國總統側身問他的總理，在群眾中是否有人向他揮手致意。夾道歡迎的人有那麼多，但他竟看不見他們。戴高樂將軍的形象又不允許他在公開場合戴上眼鏡。由於他的虛榮心和非凡的背誦講稿的能力，他從來不用講詞提詞器。
象麥克阿瑟一樣，戴高樂不為個人的危險擔憂，他敏銳地知道這種勇氣所能帶來的巨大效果。皮埃爾·德馬雷和克裡斯琴。普盧姆在他們的《瞄準戴高樂》這本書中，描寫過三十一次企圖謀殺這位法國總統的事件。1962年，當他乘車經過巴黎一個郊區時，一道密集的機槍火網向他的汽車猛掃過來，一顆子彈從離他頭部僅兩英吋處飛過，當他在機場走下汽車時，他撣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後說："我真幸運。這次很險，但是這些先生們的射擊技術太蹩腳了。"
戴高樂老練地安排了在各種公開場合的露面。他的一年兩次與新聞界的會見更像是在召見他們。會見是在愛麗捨宮的節日廳裡舉行的，大廳裡金壁輝煌的天花板上垂掛著枝形的水晶燈盞。僅僅這些就夠得上一次盛會，它吸引著上千名新聞記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對巴黎的一次訪問中，我在波倫大使辦公室裡的電視機上看過戴高樂的一次記者招待會的實況。在接到提示之後，兩個打著白領帶、穿著燕尾服的男子拉開了舞台後的紅絲絨帷幕，每個人都站立著，等待戴高樂的入場。他站在麥克風後面，他的部長們站在他的兩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選好的一個題目講了二十分鐘，然後又只回答了三個問題，會見就結束了。
我們獲悉，他為這次會見所作的講話一直到那三個問題，事先都寫好了講稿，而這些問題是他的新聞官員們事先在某些記者中佈置好了的，他事先記住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切是佈置好的，這似乎有一種催眠作用。在戴高樂結束會見後，經常用藐視口吻談論這位法國總統的波倫只是搖頭驚呼："多麼令人吃驚的表演！"
他對其他公開集會也同樣重視。1969年，戴高樂在為我們來訪的代表團而舉行的國宴上，發表了一個似乎是即席的流暢的祝酒詞，因為他面前沒有講稿。事後，我的一位助手稱讚戴高樂發表長篇講話時始終未用講稿的才能。戴高樂回答說："寫下了講稿，把它記在腦子裡，然後把紙扔了。邱吉爾經常這樣做，但他不肯承認。"
戴高樂雖然是一位善於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歷次的會見中從來沒有運用過這種才能。我從未見過他提高嗓門說話。他從來沒有企圖用嚇唬，或者虛張聲勢的辦法使別人接受他的意見。如果他不同意某種意見的話，他會把它拋開，而不是假裝同意。當他對某件事深有感觸時，常常作出幾分強調而又優雅的手勢。他的思維質樸而又明快。這一點反映在他的公開的和私下的談話之中。他從不草率地談論和思考問題。他下的結論不一定正確，但他有罕見的從頭到尾思考問題的才能，最後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說服力的邏輯來表達他的觀點。
新聞報道上經常出現一些頭髮整齊而油光臉滑的政治家，在這樣一個時代，值得人們回憶戴高樂是其中第一個達到頂峰的人物。夏爾·戴高樂在無線電廣播中創造了戴高樂將軍的形象。許多領導人已擅長使用電子新聞工具，但戴高樂的出色成就卻堪稱先驅，在他號召法國人民奔赴他的事業時，無線電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講台。正是通過在倫敦發出的無線電廣播，戴高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年月裡，成了法國傳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後期重新掌權時，電視正成為傑出的宣傳工具。戴高樂登場了。他認識到電視可能給人帶來眼花繚亂的效果，正如他後來聽說的："突然間，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現的工具。"他知道為了在電視中取得成功，必須改變自己的風格。他本來總是照著講稿宣讀廣播講話的。"但是，現在的電視觀眾在廣播裡聽到戴高樂的聲音的同時，還可以從屏幕上看到他，為了忠實於我的形象，就要象面對面談話那樣，不用講稿，不戴眼鏡……"他寫道。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在無情的燈光下，孤零零地一人坐在桌子後面，表情必須使人覺得生動而自然，不用借助有損自己形象的過多手勢和不切場合的怪相來吸引觀眾的注意。
他講演的口才是出色的。他的低沉而爽朗的聲音和他安詳自若的風度結合在一起，使他給人一個鮮明的父親般的形象。
他操法語就像邱吉爾操英語那樣，華貴而豪放。這是一種古典的、近乎古代的法語。他口齒清晰準確，餘音迴盪，我想甚至沒有學過這種語言的人也會理解他的意義。
在一次戲劇才華大放異彩的場合——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者和將軍們向他的權威挑戰時，他身穿將軍服，在電視屏幕上向全國廣播。許多美國評論家嘲笑這種舉止，並稱之為老掉牙的戲文。他們不可能理解穿著將軍服的戴高樂能撥動所有法國人心底深處感情的琴弦，並把他們團結在一起——這種團結只有在最困難時刻盼望好日子來臨時才存在。
但夏爾·戴高樂並不是光靠象徵、口才或演技來創造戴高樂將軍的。還靠他在公眾中露面的全部場面——依靠情節、背景、精湛的表演技巧、常常由他自己編造的巧妙的雙關語的準確性等等，去爭取各種觀點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支持，因為他的講話對興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戴高樂將軍是一個門面、但不是假門面。它的後面是一個有熱情、智慧和訓練有素的人。這個門面像是一座大教堂前的雕塑，而不是好萊塢的那種背後空無一物的騙人道具。
神秘可以誘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為此，領袖人物需要的是戴高樂稱之為性格的東西。大多數人把品質看成是道德的力量和堅韌性，但是戴高樂給領導的品質下的定義是強烈的願望和發揮自己意志的內在力量。他說："把一個人放在他同輩之上，只有在他能夠用他來自性格的、給共同的任務以推動力和完成任務的把握時，才可說得上合理。"
戴高樂在文章裡說，在面臨事物的挑戰時，具有性格的領袖就躬身自問，只依靠自己。具備這種"追求獨立自主"精神的領袖，"在困難中可以找到特殊的樂趣"，因為只有在和困難搏鬥的時候，他才能檢驗並擴大這種精神的極限。他在作出決定時毫不畏縮，而是採取主動，大膽地去迎接這種時刻。
他寫道，有性格的領袖能使集體的努力秩序井然。"統洽集團中自命不凡的笨蛋們"——腦海中一直想著如何保住他們的等級地位和職務的軍人們和部長們，永遠不能博得別人的信任和熱情。因為"他們是寄生蟲"，他們奪取一切，而什麼也不給別人；他們是群軟骨頭傢伙，兩腿永遠發抖，他們是些跳娃娃，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毫無顧忌地背叛變節。
他又寫道，只有在那些用行動證明自己品德的、勇於正視並克服困難的和"不借一切犧牲的"領袖們才能贏得群眾。他還說："有這種性格的人輻射出一種磁力。對追隨他們的人來說，他們是取得最後勝利的象徵和希望的化身。"
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級的歡心，而是極力忠於自己的職守。他那帶刺的個性和不講情面的行動，使他得不到那些不懂得應該使用有堅強意志的下屬的上級的寵愛。他寫道："國家最好的公僕，無論他們是軍人還是政治家，極少是那些最溫順的人們。主人必須具有主人的智慧和勇氣。最糟糕的政策是不任用性情鯁直的人。理由呢，充其量只是他們難以相處罷了。和睦相處的關係，在事情順利的情況下什麼都好，但是到了危急時刻就要導致災難。"這可能是在下意識地描繪他自己。
戴高樂經常勸告其他領導人要堅強，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獨立自主。戴高樂向對他懷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國王說："我對你只進一句忠言，然而卻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維護獨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勸告肯尼迪總統採取一項一直在指導他的行動的原則："只聽從你自己的！"1969年，我們乘車從機場進入巴黎市區時，他轉身朝著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你看上去年輕、精力充沛、大權在握。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樂的戰時領導，體現了他關於性格的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艱巨任務擺在他面前時，他顯示出了非凡的熱忱。在這點上，戴高樂很像毛澤東。當面對重大考驗時，這兩個人似乎都承擔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處是，毛澤東打亂舊秩序以發動鬥爭，戴高樂是用鬥爭求得秩序。
當周思來和我驅車前往北京機場時，周恩來講到毛澤東回到離別三十二年的故鄉時寫的一首詩。他說，這首詩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逆境是良師。我同意這一點，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看只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十二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補充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
一個偉大的領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有些政治領導人從未遇到過逆境；有些從來克服過逆境。
只有少數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樂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他對逆境並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傷得如此嚴重，差一點死在戰場上。結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戰爭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戰鬥，以挽回法國的榮譽。勝利後不久，他又被全國所拋棄。然而，十二年後他又重新執政。
當戴高樂從政界退隱後，他就"在野"了。大多數政治家一旦嘗過權力的滋味，都捨不得丟棄它。美國有許多參議員在選舉中被擊敗或者退休後不願回到他們家鄉所在的州去。他們寧願呆在華盛頓，守在權力的邊緣上。但是戴高樂從不忘懷家鄉，總是口到家鄉並從那裡汲取力量。
科隆貝雙城是戴高樂的避難所——在比喻上和實際上都是"原野"。科隆貝雙城位於法國香巴尼地區朗日高原的邊緣。
它離巴黎東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圖上找不到這個地名。戴高樂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間房間，是一座有褐色瓦頂和一端有個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築物，在樹木和灌叢的籠罩之中，遮斷了過往行人的視線。戴高樂在這個小鄉村莊園裡同外界隔絕，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環境了。
在科隆貝，戴高樂發現如果在最高的職位上可能感覺孤獨的話，那麼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更加孤獨。但是這沒有什麼可悔恨的。他寫道："在這紛繁的大千世界裡，隱居原是我所嚮往的，現在則是我的伴侶。幾經滄桑，還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人滿意的呢？"
儘管邱吉爾和戴高樂在戰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失去了領導權。然而，他們採取極不相同的方法試圖重新掌握權力。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失敗對戴高樂的教訓是：在政治活動中，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很少是直線。1955年，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退出政治生涯後，他選擇了一種超然的、鄉紳的生活，幾乎沒有作過任何努力要求公開露面。他是一位偉大的演員，像多數偉大演員一樣，知道什麼時候該退場。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師。直覺告訴他，尋求高位一定得像向女人求愛那樣。他遵循法國諺語的教導："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爾一樣，他本能地知道，有時得到權力的最好的辦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爾的性格。
邱吉爾繼續在議會中領導忠誠於他的反對黨，從來沒有一個時刻不公開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來奪回權力。兩人都成功地奪回了權力，儘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國政界中，我總是勸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們：心裡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負又是另一回事。
對於一個領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當的品質，後者是叫人遠避和產生反感的品質。
戴高樂每星期一次離開簡樸的外省住處——科隆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爾弗裡諾街上的辦公室和人們約談。儘管第四共和國的人們反對戴高樂當領袖，卻仍有許多熱情的人來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們離去時經常覺得，他從與他們的談話中所得到的要多於他們。通過這些會見，戴高樂變成了法國對第四共和國活動方式和失敗經過的最好的見證人。
他還與狂熱地獻身於他的擁護者保持接觸。這些人在他失敗時甚至比他在勝利時更效忠於他。他們是戴高樂極其重要的政治資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時機來到之際抓住機會，重新掌權。當他掌權時，他們也給他以強大的、可靠的支持，這種支持在危機時刻，對於一位領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許多追隨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樂更左的安德烈·馬爾羅是如此地被戴高樂的性格迷住，以至於成了一個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訪華前不久，在為馬爾羅舉行的一次白宮晚宴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用崇拜的口吻說到戴高樂："我不是戴高樂——沒有人是戴高樂，"他說："但是如果戴高樂在這裡，我知道他會說些什麼，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從事什麼的人向你致敬！"個人崇拜經常隨著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樂主義並非如此，這是由於對戴高樂的懷念，戴高樂主義甚至現在在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減弱。戴高樂在科隆貝居住的年月裡，他經常會見這些追隨者，培育他們對他忠誠的情緒。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時期，戴高樂變得更加聰明起來了。阿登納告訴一位記者，在科隆貝的那些年月裡，"對他好處極大，現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幹的政治家了"。偉大的領袖人物們總是從錯誤中比從成功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戴高樂在他的三卷《戴高樂回憶錄》中重新檢討了自己的行為。在論述他的行動時，常常以檢查當時可能採用的別的方案的價值，來重新估價他的行動。為了進行這樣的重新評價和自我批評而必須具備的不偏不倚的立場，這種正確觀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領導人中是少見的。但對於一個試圖東山再起的人來說，它又是絕對必要的。
戴高樂的一位同僚寫道："寫這本回憶錄使他成為一個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當上總理後不久，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了。他要求議會給他處理國家危機的特權。舊日的戴高樂本來會要求議會給他這些權力，並用辭職作威脅，而新戴高樂知道安撫的重要性。他這個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給機器加油，它就會運轉得更平穩。
當他來到議會時，他對議員們盡情打趣逗樂。在休息時，他親切地和他們聊天，來爭取政敵。他向他們保證說，他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為著"使共和國更強大、更健壯、更有效和堅不可摧。"他恭維他們說："我想要你們都知道，今晚有機會和你們一起在這裡聚會，我是感到多麼榮幸和高興。"聽了他這番話之後，那些竭盡全力試圖阻止他重新掌權的議員們都目瞪口呆。他們鼓掌喝采，同意給戴高樂想要的權力。
戴高樂也能透徹地分析美國的政治。在1960年訪美期間，他對美國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邊，但是他確實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訴我，他知道我作為副總統，將要並且也應該在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政績基礎上進行競選，但是我要得到他認為時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難的。他非常強調地說："你必須用建設新的美國作綱領來競選"當然，我不能這樣做，因為那樣的話，我就會像是批評現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這個政府的一員。但是，忠告是正確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國"這個主題來競選的，而結果他獲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