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許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棄他的政治生涯，他們必須達成某些諒解。有許多時間他們不在一起生活。他忙於公務，而她則去法國或是他們在倫敦郊外的鄉間別墅裡度假。邱吉爾從不對其他婦女表示過任何興趣，他們經常通信，書信內容詳細，這些信件極好地反映了他們彼此間深切的愛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爾似乎已不被重視。當他剛剛四十六歲時，許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過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經歷，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繼續提升，人們還保留著對他易黨所帶來的殘存的不信任。他也無法擺脫達達尼爾遠征招來的痛苦的反責。
1922年是邱吉爾經歷幾次低潮時期的最低點，當時急性闌尾炎手術使他無法參加競選活動。由於他無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說才能，他被擊敗了。這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員。正如他略帶嘲諷地說："一瞬間，我發現自己沒有職務，沒有席位，沒有一個黨派，甚至沒有闌尾。"他的情緒很低落。
勞埃德·喬治的前助手之一當時看到邱吉爾後報道說："溫斯頓是那樣的低沉，整個晚上他幾乎沒說一句話。他認為他的世界已經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蘭德曾經說過："在戰場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個人的死亡只是為了東山再起。"邱吉爾的生涯顯然證實了這個真理。當然，一個諺語對一個剛剛落選的人只不過是一點點慰藉。因為我自己落選過幾次，我品嚐過這種
斯坦利·鮑德溫首相原打算任命張伯倫任財政大臣，讓邱吉爾當衛生部長。但在最後一分鐘，張伯倫出入意外地說，他想當衛生部長。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爾正在接待室等待。鮑德溫就改變腳本，問邱吉爾是否願意作財政大臣，這使邱吉爾為之大吃一驚。邱吉爾抓住這個機會騰然而起。
在邱吉爾任財政大臣的四年裡，爭議迭起。無論從哪方面講，這是一件難以成功的使命。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後果，英國的經濟仍然很虛弱。為了使經濟能在可靠的基礎上獲得真正的復甦，許多著名經濟專家敦促進一步緊縮財經。軍方則要求撥給大筆新的軍費開支，以便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和重建英軍的霸權地位。
沒有什麼人為這高昂的社會福利計劃說話——諸如，國民養老金計劃和寡婦兒童保險。這個計劃正是邱吉爾決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有關發放養老金的計劃，在稅收條例方面，他採用了一些新的變革，從而減輕中等階層納稅人的負擔，並且，通過刺激生產力和投資來增加就業。
我認為，作為財政大臣的邱吉爾的名聲，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樣形象受到扭曲的類似的問題。他們兩人時運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蕭條時期。如果不由當權者負責，又該由誰來對這一災難負責呢？胡佛不像邱吉爾，他沒有吸引人的熱情的性格。因此，他也無法使人們瞭解他是怎樣深切地關心著他們的困境。數十年後，當我瞭解胡佛後，我發現他雖然外表相當生硬，冷若冰霜，但卻是一位靦腆的、敏感的、熱心腸的人。在他任總統期間，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講到失業者的痛苦遭遇時淚水曾奪眶而出。
一個意想不到的運氣曾把邱吉爾抬得很高。現在，幾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勢力又把他攆了下來。一個冗長的、孤獨的、令人心灰意懶的政治上的在野時期又開始了。不景氣的"黑狗"經常登門侵擾。邱吉爾沮喪地寫道："我被拋棄，遭孤立、拒絕和受人厭惡。"
在這期間，他寫了幾本書，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爾巴勒》和《偉大的同齡人》，同時，他還為雜誌寫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許多文學評論家嘲笑邱吉爾的文風過於華麗，甚至言過其實。但是，我認為，除了他戰時的領導能力外，他的書籍就是他的最大遺產。
他所採取的一些立場，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聲。他強烈反對政府讓印度獨立的計劃，為此，他辭去了斯坦利·鮑德溫的影子內閣職務，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權者之間構築起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由於支持國王愛德華八世企圖在與兩次離過婚的辛普森夫人結婚同時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離開黨的隊伍。他以提醒議會警惕德國迅速地重新武裝的危險來開始他的競選活動。
不管對他在印度問題和國王退位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如何評價，他關於德國威脅的警告，卻使他成為在一片自欺欺人聲中的真正預言家。邱吉爾的預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為他定期從軍事部門的那些為他們上級的盲目性感到憂慮的文職人員那裡得到內部情報。確切地講，使得邱吉爾有可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的正是這一小部分人，他們的身份現在才為大家所知。沒有他們提供的事實和數據，他可能會立即被當作好戰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會發生改變，否則人們總會為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洩露情報。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目的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因為人們擔心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某一項政策所帶來的危險性。也許有人會提出詰問，那些洩露三十年代有關德國重新武裝的情報的人們受到讚賞，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報界洩露越南戰爭的人們卻受到譴責，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問題是，這兩種情報有本質的不同，對後看來說，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當《紐約時報》開始公佈五角大樓的文件時，已經有四萬五千多名美國人戰死在越南，而且每週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為試圖結束戰爭，我們正在進行極為機密的談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樓的文件以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象洪水般地被洩露出來——破壞了我們的談判，致使戰爭不是縮短，而是延長。我可以肯定，這不是洩露文件人們的意願。然而，這無疑是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洩露給邱吉爾的消息是經過選擇的，使他在議會關於政府政策的辯論中能夠陳述問題。向邱吉爾提供消息的人士做夢也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的原始情報交給記者去發表。我確信邱吉爾也會認為，在戰時洩露五角大樓文件是一種叛國行為。
1939年夏天，當納粹摧毀波蘭這一突如其來的悲劇發生時，邱吉爾的警告得到了證實。張伯倫立刻召回邱吉爾，任命他為海軍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擔任過的職務。"溫斯頓回來了！"這一令人滿意的信號從倫敦發到了全英國的艦隊。
顯然，信譽掃地的張伯倫已不可能繼續長期佔據首相位置。但是，無論張伯倫還是國王都不希望邱吉爾來取代他。他們更喜歡哈利法克斯勳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當首相不能由上院產生的決定被勉強通過後，六十五歲的溫斯頓·邱吉爾才最後出任這一職務。他寫道："大約早晨三點鐘正當我要去睡覺時，我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我終於贏得對全國發號施令的權力。我彷彿覺得和命運女神在一起散步，並且覺得我過去的全部生活正是為這一時刻和這次考驗作準備的。"
如果人們設想邱吉爾當時不當首相，繼續留任海軍大臣去指揮海戰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話，這倒能夠使人們找到一種客廳遊戲的樂趣。但是，我知道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會花費許多時間去思考它。為考慮生活中的"倘使……將會怎樣？"就會寸步難行。
在美國，如果1952年是羅伯特·塔夫脫而不是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塔夫脫在選舉後的十個月就死於癌症。如果邱吉爾死於1939年又會怎樣？他會被看成是英國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動的失敗者之一。他的墓誌銘上將會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邱吉爾的運氣、堅韌不拔、才能和長壽再度得到報償。
當邱吉爾作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發表演說時，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奉獻出來的，只有鮮血、辛勤、眼淚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條：領導能力。如果沒有他的領導，英國不可能生存下來，西歐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國現在也許成為一個在敵對營壘中壁壘森嚴的島嶼。"從來沒有一個人為這麼多的人做過這麼多的事。"用這句話可以解釋他戰時最值得紀念的一次講話的意義。
當他們的地位突然發生顛倒時，邱吉爾十分寬宏大量地對待內維爾·張伯倫。邱吉爾堅持張伯倫應留在政府內，並讓他參加所有的會議。邱吉爾沒有公開批評張伯倫，卻相當和藹地講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這種寬宏大量的行為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政治活動中最好的典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沒有表現出如此的寬宏大量。在他任總統的十三年中，他從未在任何場合邀請胡佛去過白宮。哈里·杜魯門當選總統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請胡佛出席在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會議，使胡佛熱淚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邱吉爾提供了一個與他非凡的能力和個性相稱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戰爭環境裡，偉大的領導能力才能顯示出來，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實。
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之一是羅伯特·皮爾爵士。他作出了廢除"穀物法"的強硬決定。但是他沒有象迪斯雷利或戰時住在唐寧街10號的其他首相那樣為人們廣為懷念。在美國，情況類似的是詹姆斯·波爾克，根據歷屆總統的能力和業績，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爾則是另一種範例。他結束了一場戰爭並且保持和平達八年之久。但是，許多人認為艾森豪威爾總統不如杜魯門總統那樣堅定、果斷。因為杜魯門總統於1945年8月由於歷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擲了原子彈。因此，在大多數歷史學家心目中，發起戰爭比結束或是避免戰爭，更應是衡量人物偉大與否的尺度。
儘管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被徹底打敗了，就邱吉爾個人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簡直不算勝利。
正是斯·皮·斯諾注意到了邱吉爾在其著名講演中說過的一句話："為了主持英帝國的解體，我沒有成為國王的首席大臣。"這個講演是富有戲劇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誠的。因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須履行視察職責。即使沒有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戰後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決定，英帝國內部要求獨立的勢頭也已經勢不可擋。邱吉爾試圖阻擋這個勢頭就會像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湧來淹沒他的雙腿一樣。
甚至德國的失敗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邱吉爾知道，如果需要一個抗衡蘇聯的堅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陸得到穩定，那麼德國必須重建。他也知道德國不得不從廢墟中重建並恢復元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比英國遭到部分削弱更為可齲當德國在重建時，一座新的現代化工廠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廠。英國，雖然作為戰勝國卻不得不對付著使用那些即使在戰前也已經十分陳舊的工業設施。結果是，殘敗國變得比戰勝國更富有、更強大。
英國人民也不得不繼續在配給匱乏中生活。他們厭惡地認識到，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犧牲，英國也已不再能像以前那樣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了。
英美聯合問題早在戰爭開始前很久就是邱吉爾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戰後年月裡，聯合問題更為迫切。邱吉爾之所以需要它，是因為在三十年代，它被視為加強兩國繁榮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國倖存的先決條件，在五十年代後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對付蘇聯共產主義在歐洲和在世界擴張的包圍圈的唯一途徑，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為保持英國對世界事務影響的唯一途徑。
戰後，為了維護英、美聯合，邱吉爾不得不吞下了許多苦藥丸。在珍珠港事件後，我們參戰前的兩年期間，英國為了據守一條防線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價。儘管我們的傷亡是大的，但是他們的傷亡無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比我們的傷亡大得多。他們對我們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為沒有我們，他們不可能倖存。但是他們也應該瞭解，沒有他們，面對著完全處於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歐洲，我們也不可能生存下來。現在，他們已感到有必要聽從美國的看法和意見了。
領導的火炬已經傳給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為我們有更大的實力。我不是說邱吉爾公開地表示妒忌或不滿。但是情緒的低落可以想見，英國人肯定不高興地認為："以我們幾個世紀來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務方面的豐富經驗，難道在領導藝術方面我們會真的不如這些美國人嗎？"1954年，在我們的會晤和對話中，我已經覺察到英國官員們包括邱吉爾在內，似乎已經相當順從，幾乎是不抱什麼希望的了。
雖然美國有許多有才幹的外交人員，但是，在我出國訪問期間，我發現英國的影響仍較大，他們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們的知識更廣博、素質更好。我認為，美國今天的決策者們在作出重要的決定之前，首先應主動地徵求歐洲同僚們的意見，而不只是事後磋商或通報情況，這樣做必將得益非淺，我們必須記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見得是最有經驗、最聰明、最具敏銳的洞察力或是擁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爾覺得美國在戰後不久的對蘇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沒有把兩國關係推到破裂邊緣。在他試圖教育我們的同時卻繼續奉承我們。許多人忘記了他的關於鐵幕的著名講話的中心點是極力主張以英、美聯合作為對抗蘇聯擴張主義的最好手段，當時，這個帶有預示性的講話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埃莉諾·羅斯福說，她認為這種說法是危險的，議會中一百名議員把它斥之為廢話。
在三十年代，當邱吉爾向世界提出了威脅來自納粹德國時，許多人不願正視它。在戰後發起成立聯合國時，許多人希望和祈求一個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當他們在四十年代未聽到邱吉爾提出的關於蘇聯擴張主義危險的警告時，又有許多人不願相信。但是他又是對的。他又一次走到時代前列，對公眾輿論是引導而不是尾隨。
在戰爭期間，為了打敗希特勒，邱吉爾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幫助的準備。在納粹入侵蘇聯時，邱吉爾歡迎斯大林加入反對希特勒的營壘。許多批評家責備他對斯大林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回答說："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想我會在下院為魔鬼說句好話。"
邱吉爾與他的另一個主要的夥伴羅斯福相處得很融洽。這位美國總統曾經寫信給邱吉爾說："在同一個十年中與你相處是件有趣的事。"邱吉爾在提到羅斯福時說："見到他時就如同你打開第一瓶香檳酒一樣。"
但是，兩人經常在政策上有嚴重的分歧。邱吉爾認為羅斯福堅持要德國無條件地投降是災難性的，並且認為讓戰後的德國轉變為一個農業國的摩根索計劃是荒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們對蘇聯究竟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起碼說，從1940年的卡廷大屠殺事件開始——當時據說有一萬名反共的波蘭官員被蘇聯人殺害——邱吉爾就認識到斯大林在戰後可能會像戰前的希特勒那樣貪得無厭。當時，羅斯福對英國帝國主義似乎比對俄國的疑慮更大，"溫斯頓，"他曾經說，"這正是你無法看到的事，一個國家可能不要求獲得即使他們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倫沃爾德在1965年所寫：
邱吉爾發覺自己與羅斯福之間的隔閡愈來愈大。羅斯福並不考慮美、英聯合起來反對"喬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爾和斯大林之間扮演一個仲裁人的角色。從此，一系列災難性的協定開始達成了。其中包括波蘭丟失給共產黨，把俄國人帶入抗日戰爭的行列……，給了俄國人在亞洲的領土和經濟特許權，這些特許權使中國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爾能夠勝過羅斯福，則事件發展的結局會迥然不同。
他對羅斯福愈益信任斯大林而憂心忡忡，並把這歸咎於總統健康惡化。羅斯福去世後，他擔心，與羅斯福很少溝通聯繫的杜魯門正受到天真的親俄國的國務院的影響。
邱吉爾確信，阻止蘇聯佔領整個東歐是很重要的，因為他擔心蘇聯不會放棄東歐。1945年4月初，他寫信給艾森豪威爾，敦促他派遣美國軍隊進駐柏林、維也納和布拉格。他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在東方和蘇聯人握手，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當俄國人向西推進時，艾森豪威爾卻按兵不動。
兩個月後，邱吉爾在給杜魯門的電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盡早召開波茨坦會議。就是在這篇電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為行將到來的冷戰的象徵性的語言："我懷著深切的憂慮看到美國軍隊退卻到中部地段我們的佔領線一側，使蘇聯的勢力深入到西歐的心臟，並且在我們和通向東方的一切事物之間降下一道鐵幕。"
邱吉爾認為讓蘇聯人橫行東歐，艾森豪威爾要負很大的責任。艾森豪威爾不是象邱吉爾那種類型的將軍。盟軍司令官的堅定和在邱吉爾看來，缺乏想像力的指揮風格以及他的隨和的性格也許就是構成他異常和睦的原因，並且構成了盟軍司令部內部合作的特點。僅僅這一點就是贏得這場戰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邱吉爾後來推測，如果當時由麥克阿瑟任歐洲最高指揮官的話，美軍不會不採取行動而眼巴巴地望著東歐屈從於蘇聯的統治。
艾森豪威爾把邱吉爾看成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邱吉爾死後不久，他寫道："我通過和他戰時的合作感到，整個地球似乎成了這個能人的操場，他幾乎能在同一瞬間處理有關部署海陸空三軍那樣刻不容緩的問題和探索遙遠的未來。他仔細考慮那些嚴陣以待的國家的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的作用，以及為他的聽眾勾畫出世界命運的輪廓。"
這番陳述足以證明他對邱吉爾十分尊敬，然而，他與邱吉爾又有分歧，在我們白宮的會議中，他很少提到邱吉爾。在一個非常偶然的場合裡，他曾告訴我，邱吉爾是那些他必須與之打交道的人們中最難對付的人之一。因為無論他作什麼事，他總是那樣易動感情。他說："迪克，你知道，在辯論到他的方案時，他竟然哭了。"我能夠想像出一幅艾森豪威爾不舒服地坐在那裡，而邱吉爾的眼裡充滿著眼淚的場面。
在領袖人物中，這倒並非是個異常的性格。例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試圖讓我同意他們的觀點時，有時也行將淚下。然而，對於他們，我就不瞭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為了得到我的好處而作的表演。
我並不懷疑邱吉爾在需要的時刻或由於自己的講演而失去自制力的時候也會流淚。然而，他是一個有真實感情的人。莫蘭勳爵的日記中記載著，當邱吉爾知道在他中風後，有可能無法繼續擔任領導工作時，他激動得幾乎流淚。他的秘書說過，當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的日子裡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講的結束語時，就像小孩哭訴一樣："我們不會投降或失敗，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作戰，我們將在海洋上作戰，我們將信心百倍、實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島嶼，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我們將在陸地上作戰，我們將在山崗上作戰，我們決不投降。"
日益認識到戰爭結束將給英國帶來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問題這一點，肯定使邱吉爾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擊還未到來。
1945年7月25日，邱吉爾離開了一起參加波茨坦會議的斯大林扣杜魯門飛回倫敦計算戰後第一次大選的票數。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劇痛而驚醒，這是即將來臨的不祥之兆。選舉結果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打擊邱吉爾和世界上其餘的人們。工黨贏得了壓倒優勢的勝利。保守黨被趕下了台，克萊門特·艾德禮擔任英國的新首相。
一旦贏得了和平，傑出的戰時領袖受到排斥的現象並不鮮見。戴高樂也是這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戰時造就的偉人的素質並非在和平時期一定為人們所需要。成功的軍人一政治家惠靈頓，華盛頓和艾森豪威爾則屬例外，絕非規律。
這是怎麼回事呢？當邱吉爾默默地坐在那裡承受其結果時，肯定會這樣問自己：這難道是對他不僅承諾而且已經交付了勝利的應得的酬謝嗎？他像往常一樣用嘲弄來掩蓋他的痛苦。當他妻子告訴他："也許這是偽裝的祝福"時，他回答說："此時此刻，它似乎偽裝得那麼巧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正如邱吉爾本人十年前在他的《偉大的同齡人》中所寫："最輝煌的時刻消逝得最快！"
大選帶來的恥辱，大英帝國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國已經取代聯合王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以及在發起冷戰時期英美聯合的難於維持，所有這些肯定使邱吉爾在此期間非常不愉快。有人認為他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退休，躺倒在戰功簿上。1947年當我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議員去英國時，我所接觸過的人中沒有一個指望邱吉爾能重新執政。畢竟他已是七十二歲的老人了，並且最近中過風。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爾的人中沒有一個會認為他會在恥辱的環境下屈服。他堅持在下院作為反對黨的領袖達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黨重新執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這樣的重新執政看起來像是虛假的，但是別人看來是虛假的，對溫斯頓·邱吉爾來說卻是真實的生活。
當邱吉爾七十六歲再度肩負起首相的責任時，人們普遍認為，他的授權將比他過去任首相時範圍更大。人們還認為，在他圓滿完成凱旋榮歸後，他會把統治權移交給他選定的繼承人安東尼·艾登。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放棄權力就像難於放棄自己的生命一樣。
1970年我在貝爾格萊德時，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總統的夫人。她告訴我關於她丈夫最後一次會見邱吉爾時的情況。當鐵托走進房間時，邱吉爾滑稽地衝他咆哮說："你知道，在戰時我不喜歡你，但是你既然站在與俄國人相對抗的立場上，我發現我更加喜歡你了。"事實上，這兩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老戰士顯然相處得很好。
邱吉爾最終退出政治舞台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他那時抽雪茄和喝酒都已嚴格定量。精力仍舊充沛的鐵托大口噴吐著一支大號的邱吉爾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蘇格蘭威土忌後，把邱吉爾的也喝了。邱吉爾若有所思地看著鐵托說："你怎麼保養得這樣年青？"凡是見到他的人都會感到鐵托非常年青，這部分地是因為他染了頭髮。邱吉爾沒等鐵托回答，就說："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這是權力，正是權力使一個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個上了年紀的政治領袖沒有什麼嚴重疾病的話，他通常會以其智慧和判斷能力來彌補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頭腦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見到周思來時，他是七十三歲；1969年見到戴高樂時，他是七十八歲：1959年見到阿登納時，他是八十三歲。他們仍在執政。因為，他們比他們政府裡的較年青者更堅定、更有能力。
邱吉爾簡直不能自動放棄權力，他不斷地推遲退休日期。
第一次他說等到伊麗莎白女王加冕後退休；隨後說等女王從澳大利亞旅行回國後：之後又說等艾登腹部手術完全恢復之後；接著又說等即將來臨的日內瓦會議結
他半睜著眼斜倚在躺椅上，看上去幾乎像一具殭屍。他的問候聲很難聽清。他軟弱無力地伸出手來。他向他的助手要了一杯白蘭地，酒拿到後，他一口把它吞了下去。然後，他奇跡般地恢復了活力，他的眼睛又煥發出光芒，他的講話也清楚了，他對周圍的事物也變得關心了。
我在晨報上讀到過一篇關於非洲的報道，加納正在考慮併吞幾內亞。我把此事告訴了邱吉爾，並詢問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認為加納不用吞併幾內亞就足夠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堅定口吻繼續發表議論說，羅斯福過早地強迫英國和其他有屬地的列強讓他們的殖民地得到獨立，他說這些國家在未準備就緒以前就讓他們肩負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況比以前更壞。他重複了四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時驅車前往白宮途中的一個觀點。
我詢問了他對東西方關係的看法。他堅持認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強大，才能在全世界維護和平和發展自由。他強調沒有威懾就不可能有緩和。
大約六十分鐘後，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許我不能再見到他了，所以我試探著——我想多少有點笨拙地——告訴他億萬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將永遠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當的話來表達我的感情。
當我起身告別時，他堅持要送我到門口。他需要別人攙扶著離開椅子，在一邊一個助手幫助下，拖著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當大門打開時，我們被電視攝影的強烈燈光刺得睜不開眼，這對他產生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們推開，讓自己一人站著。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著，他的眼睛閃著光芒，他的手舉著作成表示勝利的"V"字形。攝影機嚓嚓地響著，閃光燈閃爍著。片刻後，門關上了。
當攝影機對準他時，他這顆明星自始至終閃爍著奪目的光彩。
年邁可能征服他的軀體，但決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爾對今天自由世界的啟示是什麼？
邱吉爾在戰爭中是一位超群的領袖，他對爭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準備戰爭是為了避免戰爭。他發動戰爭只為一個目的：為了建立一個正義的、和平占主導的世界。他爭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價。
一方面，他堅持主張維護和平的唯一途徑是保持實力。他繼續告誡西方關於蘇聯擴張主義的危險。與現在歐洲的某些領導人不同，他把蘇聯向工業世界的礦產、石油資源中心的猛烈推進，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開進德國中部平原一樣大的威脅。
他會為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對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的冒險主義感到擔心一事而喝彩。他雖然不會隨聲附和美國的每一項外交政策，但是他會使用最猛烈的言詞來譴責歐洲把美國和蘇聯看作為相同的對和平的威脅的傾向。眼，這對他產生了令人
另一方面，邱吉爾願對令人生厭的陳詞濫調賦於生命力："決不要因害怕而談判，但也決不要害怕談判。"為了盡可能地減少衝突，使爆發戰爭的最終衝突盡量地不致發生，他堅持主張自由世界與它的對手進行談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願與蘇聯人進行談判的態度："我認為，那種除非或直至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否則與蘇聯之間什麼也解決不了的看法是錯誤的。"
儘管邱吉爾意識到我們面臨著可怕的危險，他對於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內心裡還是持樂觀態度的。我相信，他於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後一次偉大的外交政策講話中對今日世界的預言，正好反映出這種明快的希望。他在表達了對核武器破壞力的關切後曾說："有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這些具有毀滅性的力量會給人類帶來絕對無法預見的安全……。
無疑，如果人類要有他們心底的願望並且消除了大規模毀滅的恐怖感的話，他們就會選擇……以最快的速度擴大他們力所能及的或曾夢寐以求的物質福利……在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時刻，我們及世界所有各國站在最大的災難和無法估量的獎賞的大門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們將作出正確的選擇。"
莎士比亞寫道："有人生來偉大，有人變得偉大，有人的偉大是強加的。"溫斯頓·邱吉爾漫長的一生和在他的事業中，給人們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種類型，邱吉爾不像那些為權力而謀求權力，或是為了擁有權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領袖人物，他謀求權力是因為他真正地意識到自己能夠比別人更好地運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個時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資格和有勇氣去處理某些重大危機的人。他是對的。
在他為之而努力爭取的大多數事情上，他的判斷是正確的。1940年，當他的祖國最終需要唯獨他能提供的經驗和領導能力時，他有幸還活著。
在有關邱吉爾的一生及其時代的大量優秀書籍中，對邱吉爾的描寫就數艾賽亞·伯林撰寫的只有三十九頁的小冊子的最後一節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簡單的要素形成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時代裡的偉大的歷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堅定和富有想像力，是他的祖國所培育出來的兩名最偉大的活動家之一，一位有驚人才能的演說家，是他祖國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實在的傳奇式的英雄，一位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