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洞庭湖農場出來，我的目的地是廣西資源。先從長沙乘火車到桂林，住一夜後，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車站乘長途汽車。坐在車上，想到這輛車將把我送到一個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輩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達一個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車休息，司機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飯。在以後的歲月中，我許多次重溫這個情境，百里村相當於資源的門戶，進出都要在此停留。從百里村駛出不遠，汽車就進山了。山越來越深，越來越高，汽車在彎彎曲曲的山間公路上顛簸盤旋。一邊是崖壁，另一邊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錯車相當驚險。車窗外細雨迷濛，似雨似霧，罩住了群山。下午四點鐘左右，終於到達資源縣城，正遇上開公審會散會，街上人流如潮。
資源是一個小縣，人口僅十萬多一點，位於廣西北部，與湖南接壤，當地農民的生活習慣和方言也與湖南相近。全縣有七個公社（鄉），分佈在越城嶺山脈之中。這裡是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毛澤東《長征》詩曰「五嶺逶迤騰細浪」，越城嶺就是五嶺之一。縣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頭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幾千，只有一條街，幾分鐘就能走完。在農場裡關了一年半，現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隨心所欲地走動了，我感到輕鬆愉快。開始幾天，我天天在街上轉，從這頭走到那頭，看樸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臉，覺得一切都新鮮。資源是資江的發源地，因此而得名。這條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從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縣城一側的那座大橋上，看江水滾滾北流，發出永不止息的轟響。
到資源後不久，一天黃昏，我獨自沿著一條小溪進山去。山谷裡靜悄悄的，殷紅的杜鵑花在澗邊，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開放著。我發現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陽中閃著光芒，便歡快地跑過去。瀑布有數丈高，從一注暗泉的洞口瀉下，噴濺著雪白的飛沫。兩邊的峭壁上佈滿青苔，紫雲英像星星一樣嵌在暗綠色的青苔間。瀑布衝入下方一口綠得發黑的深潭，投一塊石頭進去，聽不見落地的聲音。我心想，這樣的景致倘若在鬧市附近，一定會成為名勝，在這荒山野嶺卻只能默默無聞，至多吸引了像我這樣一個偶然落到這裡的同樣默默無聞的外鄉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據說現在資源已成旅遊勝地，到桂林的遊客往往會進山一遊。倘若我至今仍在那裡工作，看到紛至沓來的觀光客，一定會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資源那一年，分配到這個小縣的大學生多達六十幾人，大多是從廣西本地的大學畢業的，但也有好幾人來自全國名牌學校，其中北大二人，復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這些學生絕大多數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當中小學教師，也有當公社的專職共青團幹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縣革委會政工組工作，機關恢復舊名後，擔任縣委宣傳部幹事。在當時，這使我的虛榮心得到了相當的滿足。我這樣一個年輕的書生在縣裡出現，又安排在縣府工作，大約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時間，差不多半個縣城的人都認識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認識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小小的春風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適合於在縣機關工作。一個簡單的事實是，雖然我在宣傳部工作，但始終入不了黨，四年後便被調到位於一個公社的縣黨校去做教員了。與此同時，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學生則入黨提干，有一位當上了組織部副部長，另一位頂替我做了宣傳部理論幹事。當然，我很快看清了這種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
在縣裡工作，下鄉是經常的事。我喜歡下鄉，一開始是覺得新鮮，後來是為了遠離縣機關的瑣碎是非，圖個清靜。第一次下鄉，是去最偏遠貧困的兩水公社，當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兩水是苗鄉，景色很美，兩條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連結起來。溪上這裡那裡築有橋亭，是當地一大特色。顧名思義，橋亭既是橋，又是亭，木結構，瓦頂，兩邊木欄杆內側有兩排長凳，村民們出工前在那裡集合，夏夜在那裡乘涼。民風十分淳樸，多數婦女兒童沒有出過鄉，以至於我這個臉上架著兩片玻璃的人幾乎被當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裡行走，迎面走來三個小孩，最小的那個立即轉過頭去，把臉緊貼山坡，另外兩個恐懼地瞪著我，握著小拳頭，如臨大敵。我怕嚇著他們，便裝著沒有看見他們，微笑著走了過去。還有一回，幾個戴大耳環的苗家姑娘走來，經過我的身旁時，突然一齊尖聲大笑，撒腿就跑。
從我這方面說，開始時我同樣不適應村民的生活習慣，不免顯得狼狽。我住在一個多子女的貧窮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見主婦把一些螞蚱放在盆裡，用開水浸泡，然後倒進鍋裡，便好奇地問：「螞蚱還能餵豬？」她沒有回答。晚飯時，桌上有一碗乾炒的螞蚱，我才恍然大悟，後悔自己失言。還有一次午飯時，我到廚房添飯，鍋蓋半開著，露出一隻小貓的下半截，我趕緊把它拖了出來。打開鍋蓋，我不由得朝後退，另一隻小貓正蹲在裡面從容地吃著飯。怎麼辦呢？我猶豫了一陣，還是硬著頭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沒有聲張。這個家庭真的很苦，幾根辣椒放在灶膛裡烤一烤，然後搗碎，撒一把鹽，就是下飯的菜了，基本上頓頓如此。不過，我始終很愉快，相處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歡我。尤其是那個十九歲的女兒，每見到我就特別高興，總是甜甜的笑臉，還興致勃勃地教我講苗話。我在這一家住了一個月，臨別時，男主人拉著我的手，眼圈紅了，喃喃說：「對不起……」我知道他是為他家的窮內疚，便趕緊不讓他說下去。我正奇怪沒有看見那個女兒，她出現了，塞給我一包剛炒好的熱花生。她天天穿著補丁衣，現在特意換了一件新衣服為我送行，並且因為我的離去而悶悶不樂。我心中十分感動，但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
後來我下鄉就很多了，走了全縣七個鄉的許多村莊。南方多雨，經常的情景是，我頭戴一頂斗笠，腳穿草鞋，在山間小路上踽踽獨行。山區地廣人稀，村落之間往往相距很遠，有時去某地開會，要走大半天。我還曾經在一個生產隊蹲點，住了整整一年。那個隊離縣城倒不遠，我和農民一起到城裡的公共廁所起大糞，挑回村裡作肥料，並不覺得難堪。縣裡多數幹部下鄉下油了，一般不參加勞動，我畢竟是學生，並且有強烈的改造意識，常和農民一同勞動。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極了，看見農民用手撥開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條大螞蝗。在縣機關，因為我不肯惟命是從，我的上司總批評我驕傲。農民對我的評價恰好相反，他們都說我不擺大學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歡和淳樸的農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為是的小官打交道愜意多了。只有生產隊的開會是我始終習慣不了的，尤其在冬天，會議室窗戶緊閉，燃著濕柴，濃煙刺得睜不開眼，吵吵嚷嚷，往往開到半夜，不決而散。
經常在農村，我對農民的艱難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們的艱難，很大一部分是幹部的強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所謂科學種田，強制推廣雙季稻和相應的水稻矮稈品種。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來到某大隊，下令把已經播下的七千斤高稈種子全部犁掉，大隊幹部要求放鴨子吃，不致完全浪費，這位地區最高長官耍威風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讓你們得點教訓！」一股風吹下去，定了調子，層層貫徹：「有收無收都得給我種！」我到一個生產隊，隊長告訴我，去年種雙季稻20畝，顆粒無收，今年他想少種一些，但硬派下來的任務是80畝，一畝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剎副業，一律判為資本主義傾向。縣農辦主任帶隊進駐一個生產大隊，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個生產隊。正值冬日農閒，有些生產隊搭窯燒石灰，燒出的石灰出售，這原是當地農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辦法，但主任宣佈是嚴重的資本主義傾向，下令制止。生產隊長對我說，不燒石灰，農民沒有錢，連年也過不成，問我怎麼辦。我便召集全隊農民開會，讓大家討論怎麼辦。當然，所有的人都和隊長看法相同。我說，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見辦。石灰燒成後，我才匯報，理所當然地被主任批判為右傾的典型。這位主任以貫徹政策堅決、對農民狠出名，曾親自帶民兵拔掉一些生產隊種的單季稻，越是這樣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後來升為副縣長了。
我在資源生活了八年半，收穫之一是對中國農村問題有了一點感性的瞭解。以前我容易把農村想像成遠離政治的桃花源，其實大謬，中國農民身受太多的束縛，而當時最大的束縛恰恰來自政治。這種政治以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的名義把農民樹為假想敵，給農民的正常經濟活動設置重重障礙。事實上，中國農民之苦，大半來自人為。現在國情有了很大變化，但農民所受的其他束縛仍太多。農村問題的解決說簡單也簡單，第一步是解除加於農民的種種無理束縛，使他們真正獲得經濟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