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灣湖農場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終，我的心情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迷惘。從北京到農場，途經長沙，我們幾個同學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頭，不免想起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那時候他也是一個學生，從農村跑到城市，組織新民學會，風華正茂，指點江山。現在我們也正是這個年齡，他老人家卻把我們從城市撒向農村，從此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萬丈如青年毛澤東，如果生活在這個他老人家領導的時代，又能做些什麼呢？哪裡才是今日新民學會會員應走的路程？我身邊的兩個同學從來喜歡高談中國向何處去、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需要是什麼之類的宏大話題，現在他們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來，他們自以為站在歷史必然性的高度上，這只是年輕人的幼稚的誇張病。我比他們清醒得多，也消極得多，個人軟弱無力的觀念像陰影一樣籠罩著我。一個人猶如一粒微塵，飄落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大網上，我們根本不可能做舉網人，只能被這時張時收的大網支配著。
我問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麼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顆天真的、單純的、敏感的心，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有在文學上或學術上顯露才華的機會。總之，我是擔心這平凡的生活之波，這群眾的汪洋大海，把我這個雖然渺小卻無比珍貴的個體徹底淹沒了。毛澤東給知識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農中去，毫無保留地與工農結合，徹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願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倘若沒有了靈魂深處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人們給時代這個詞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詩意，高喊著投入時代的口號激情滿懷地衝向地獄，我也要毫無返顧地往下跳嗎？
表面上我也有振奮的時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時常，當我參加著各種活動，或者和大家一起開著玩笑，一種抑鬱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電擊似地感到劇烈的空虛和不安，把我與周圍的一切隔離開來。每天的生活除了勞動，就是關於勞動的重複又重複的訓話和討論。再苦的勞動，咬一咬牙總可以挺過去，並且漸漸適應。真正的痛苦在於這種生活強制性地破壞了知識分子的一切習慣，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甚至頭腦中自幼及長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隨之遭到了根本的打擊。當時文匯報發表丁學雷的文章，宣稱對於古的和洋的藝術的全部內容必須進行徹底的掃蕩，我讀了十分反感。我們實際上已經身處在這樣的直接現實之中了，除了「紅寶書」，任何書都不准讀，也讀不到。我的靈魂被拋入無邊的沙漠裡，看不見一片綠蔭，找不到一點寄托。我對自己說：也許，總是尋求著一種精神寄托，無所寄托就惶惶不安，這種狀態仍不免是小資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還有當時盛行的「三忠於」之風，什麼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繡寶像、表忠心，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號一響，所有的人邊穿衣服邊衝向室外，列隊站在空地上，揮動「紅寶書」，高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每頓飯前，都要集隊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在當時的日記裡寫道：「『頂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詞。事實上，一切宗教儀式都應有盡有了：禱告，懺悔，唱贊詩，誦經文……」公開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實在覺得參加這類活動是愚蠢的，便消極怠工，裝得動作緩慢，等我趕到時往往儀式已經結束。
面對這樣的環境，學生中有兩種表現比較常見。一種是主動敏捷地適應環境，在那些機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頂。有一個當飼養員的同學竟然親自品嚐豬食，以表示熱愛養豬工作。大糞是香的——這幾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們以此證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覺都已經徹底勞動人民化。當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極端行為一樣，這些舉止背後都有強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則迅速地成為庸俗的現實主義者，唾棄一切理想，成天談論和思慮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對我說：「什麼理想、事業，有什麼用？還不是一樣在農村呆一輩子。」我雖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義。我回答說：不對，生活有無意義，不決定於環境，而決定於精神狀態。同樣的生活環境，不同的精神狀態，生活的意義也就完全不同。理想雖然不能變成現實，但仍有作用，就是賦予現實一種方向和品格。在人們看來，我與環境的不協調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紛紛勸我學一點生活哲學，這樣才可以使我的遭際與我的才能相稱一些。有一天，一個同學盯我良久，說：「我對你的一生，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都表示同情和遺憾。」還有一個同學預言：「你將來或者青雲直上，或者大禍臨頭，反正不會像一般人那樣活著和死去。」甚至那個老實的副連長也勸我學會適應環境，否則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總算熬到了頭，1970年3月中旬，我們離開農場，奔赴各自的工作地點。雖然日夜盼望這一天，但是，這一天來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輪在蒼茫的湖面上航行，遠處的那一小角陸地，那一塊我們曾經在上面流過汗的土地，逐漸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兩個曾經同游橘子洲頭的同學一起站在甲板上，他們也去廣西，我們靠著欄杆，長久地沉默著，各想著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給黨安排——這句話該怎麼理解呢？」其中一個說。「進去了，還能不能出來呢？」另一個彷彿自言自語地說。我凝視著湖面上若隱若現的幾點白帆，它們像風箏一樣，從遠處的天空輕輕地飄過來，滑過眼前的湖面，又輕輕地飄向另一頭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著，不知道說什麼好。好不容易從地圖上找到一個小小的點，標著我要去的那個地方的名稱，也許我將永遠生活在那裡了。其實，去什麼地方，從事什麼職業，我並不很在乎，使我憂慮的是我將處在什麼樣的人群中。一個同情者曾半開玩笑地問我：「到了下面，你的詩還有什麼用呢？」是的，我的詩，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還有什麼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