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一年級時，上海中學的一些老同學為了保持聯繫，委託我辦一個刊物，由我負責組稿和編輯，然後交清華的同學油印和寄發。這種油印刊物只辦了一期，後來嫌麻煩，就改為手抄本，在北京、上海兩地傳遞。世英知道了這件事，很有興趣地向我瞭解具體的做法。「我們也來辦一個刊物，好嗎？」他問我。我欣然同意，卻未見下文。不久後我發現，這個刊物已經誕生，它就是x。
第二學期開學後，有一天，世英給我看他寫的一首詩，題為《獻給x》。開頭幾句是：
你在等待什麼？x，x，還有x……
得到x，我就充實，
失去x，我就空虛……
他還把孫經武的一篇短文拿給我看，內容是針對他的，說自己可不想和什麼x打交道，寧肯和a、b、c、d……這些小娃娃玩耍。世英顯得挺生氣，表示要狠狠回擊。文章馬上出來了，是一篇寓言，寫一頭大象在森林裡一往無前地行進，遇到任何障礙物，它都輕鬆地用長鼻捲起來甩開。應他的要求，我也寫了一篇，論點是：無論x，還是a、b、c、d，離開s就沒有意義。s是物理學中代表方向的符號，世英看後用一句話打發了我：「s是虛構的，人生哪有什麼目的？」
後來我明白，《獻給x》實際上就是世英為《x》寫的發刊詞了。這份如今被視為地下文學史上的經典的手抄刊物，其實不過是郭世英、張鶴慈、孫經武三人寫了作品互相傳閱而已。圍繞這個刊物有一個小團體，成員除他們三人外，還有一個女孩叫葉蓉青，是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因為與孫經武關係親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後的說法，我算一個外圍。為什麼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釋：郭說是未知數，張說是十字街頭，孫說是俄文中赫魯曉夫第一個字母。
自此以後，張、孫經常在北大校園裡出現了。張鶴慈出現得多些，他的父親張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隨父母住在北大的一個教師宿舍區。我常常看見他到寢室來找世英，然後兩人一同離去。他留著長髮，臉蛋小而精巧，臉色蒼白，臉部的肌肉總在痙攣著，眼中射出異樣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神經質人物。孫經武則是微胖的中等個兒，一雙聰明的大眼睛裡含著不易覺察的譏諷，一副滿不在乎的懶洋洋的神態，更像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當時這二人都失學無業。從一零一中學出來後，孫參了軍，因企圖偷越國境被部隊退了回來。張一度在北京師院數學系上學，以七門功課不及格的考試成績被開除。據說他是故意考不及格的，世英多次以誇耀的口吻提起這件事，彷彿這也是他的光榮。
自此以後，我也經常讀到他們三人的作品了。他們三人的寫作體裁和風格各不相同。張鶴慈主要寫詩，藝術上精雕細刻，寫得精緻、唯美而朦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島、顧城這一代詩人的先驅，中國當代朦朧詩的歷史應該從他算起。我保存著他稍晚些年寫的四首詩，可惜的是x時期的詩作已經難尋蹤跡，我只記得其中的兩句詩：「月亮患了癌症」，「太陽是個大傻瓜」。他也寫短篇小說，文字同樣唯美而精煉。我記得一篇的情節，寫一個美麗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爐火前一邊燒燬信件和日記，一邊回憶往事：她曾經與一個有才華的同學熱戀，那個同學成了右派，她後來違心地和一個當公安幹部的同學姘居，從此幸福毀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孫經武擅長寫評論。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在看歌劇《蝴蝶夫人》之後，寫了一篇洋洋數萬言的長文，對劇中細節的描述之詳盡和準確使世英驚歎不已。世英告訴我，他經常鑽研《毛選》和黨史，然後寫評論文章。我只看過一篇，題為《論紙老虎》，辭藻很華麗，諷刺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論點。其中說，既然是紙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會破的，何必那樣如臨大敵。又說，中國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是修正主義，只因為他是赫魯曉夫。世英讓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孫的文風，描繪紙糊的老虎放在暗處，模樣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難辨，因此哪裡還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氣。世英看後說：「算了，甭給他看了，他準要罵你。」他認為，孫是犯了語義學錯誤，並按這個思路寫了一篇反駁文章。現在想來，當時我的文章實在是夠不上他們的水準，我才幸而沒有成為x的正式成員。
世英的寫作體裁比較多樣，開始是詩和短篇小說，後來很認真地經營一個劇本，最後又寫起自傳體長篇小說來，但由於x出事，劇本和長篇都沒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賞的詩，大意是說，他流著淚喝一杯苦酒，眼淚不斷地滴進杯裡，這杯苦酒永遠喝不完了。在寫作上，他真正堅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興記錄生活和思想的片斷。他不知從哪裡源源不斷弄來許多廢棄的紙張，紙質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寫東西。張、孫的東西都寫在正經的活頁紙上，一筆一劃顯出一種認真，而他使用的紙張本身就鼓勵了一種隨意。他常常對我說：「思想不是追求來的，而是自己跑來被你碰上的。」現在我知道，這句話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過，他的確這樣做了，隨時隨地帶著紙，隨時隨地記錄瞬間閃過的思緒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動。這種習慣對他幫助很大，使他在運用他所激賞的意識流寫作方式時得心應手。
不但在閱讀上，而且在寫作上，世英都是給了我重大影響的第一人。事實上，我有意無意地在模仿他。較早的時候，我正沉迷於屠格涅夫，便以讀初中時對一個女生的暗戀為素材，寫了一篇近萬字的書信體小說，題為《一札未發出的信》。我拿給班上一個似乎也喜歡文學的同學看，沒想到他讀後連連叫道：「太醜了！太醜了！」世英知道了，責備我不該給那人看。他對這篇習作的評價是：「你能寫東西，文筆很流暢。不過，情節太簡單了，沒有曲折和起伏。」又轉述曹秋池的評論，說我寫的不是愛情，而是性慾的覺醒。我聽了為曹的敏銳吃驚，心裡卻不太舒服。後來，我也開始寫自傳體長篇小說，集中寫上北大後這一段經歷，但寫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來得太猛了。我給一個朋友寫信說：「生活尚且來不及，哪裡顧得上去回憶！」當時我寫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緒的即興記錄，即所謂隨感，這個習慣完全是在世英的影響下養成的。我還學他的樣，熱中於用文字描述眼前某個實景，例如課堂上老師和同學的表現，某件事發生時人們的表情，校園裡某一處的風景，我稱之為文字寫生。此外，我十分認真地寫日記，每天都寫好幾頁。我把日記當做我的主課，如果我在閱覽室裡埋頭疾書，攤在筆下的多半是日記本。現在來看，所有這些隨感、文字寫生和日記，雖然不是正式的寫作，卻比任何正式的寫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寫作能力。它們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種獵人似的警覺，隨時隨地捕捉生活中和心靈中有價值的東西，並轉換成文字儲存起來。一個人一旦形成了這樣的本能，不管他以後是否以寫作為生，要他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張、孫當時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並且屬於精神上十分敏感的類型，對西方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又有相當的接觸，因而格外感覺到生活在文化專制下的壓抑和痛苦，表現出了強烈的離經叛道傾向。在他們三人中，張、孫的作品較多涉及政治，郭離政治要遠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還比較正統，對於他們的這種傾向並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慮和害怕。但是，儘管如此，他們的寫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張的詩——對於我仍是一種巨大的啟示，令我耳目一新。他們使我看到，寫作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時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創造和思想探索，一種個人的精神活動。當時我並非很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但種子已經悄悄播下，總有一天會發芽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