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北大時，正值展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並以之帶動國內的階級鬥爭。在這個背景下，學校裡政治學習很多，而多數學生的政治熱情似乎也很高漲。從1962年底開始，反修鬥爭以抨擊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裡亞蒂的方式揭開序幕，不久後就升級為與蘇共中央的公開論戰，報上陸續發表重頭文章。每次發表前，都先行廣播，許多學生守在校園裡的各個高音喇叭下面等候，準備好對那些他們覺得鏗鏘有力的句子大聲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覺得這些人看似立場鮮明，其實並沒有自己的立場，如果生活在蘇聯，他們同樣會為蘇聯對中國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壓抑不住內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裡，他經常向我發牢騷。
「我們說他們是修正主義，他們說我們是教條主義，你知道誰對誰錯？說人家是特權階層，有別墅，咱們哪個領導人沒有呀。我父親走到哪裡，哪裡就有他專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島都有。中國還不是憑資格吃飯，才能毫無用處……」他的渾厚的低音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彷彿從一個風向不定的遠處飄來。我不知道他說得對不對，但我知道他是在認真地為這些問題苦惱，他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遠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學校宣佈要整頓紀律。他對我說：「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戀著北大什麼？是趙老師（辯證唯物主義教員）的講義，還是陳老師（年級主任）的訓話？」陳老師要他為曠課寫檢討，他回答說：「你處分我吧。你按照規定處分了我，我也按照規定受了處分，還有什麼必要寫檢討呢？」
他的情緒越來越煩躁了，經常頭痛、失眠。他告訴我，他的神經衰弱是裝出來的，人有點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紀律約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有一回，他當著我的面用火柴燒手指。還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雙臂捆綁起來，說想試一試用多大的力量能夠掙脫。當時大學生裡基本上沒有人吸煙，而他卻煙斗不離手。其實他沒有什麼煙癮，不過是顯示一種叛逆的姿態，他知道老師和同學們對此反感，愈是這樣，他就愈是當眾大模大樣地吞雲吐霧。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見有幾個工人在鍋爐房外清掃煤渣，便對我說：「以後我就是幹這個的，而胡某某這些人會成為我的上級。他媽的，我什麼也不要，我是天之驕子！」胡某某是我們寢室的一個同學，安徽農家子弟，心胸比較狹隘，最看不慣世英，在大吵過一次後，彼此不再說話。
在平靜的時候，世英試圖分析自己，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人還會頹廢，戰後頹廢還好理解。是因為不自由嗎？我有什麼不自由的？愛不上課就不上課，老師也拿我沒辦法。也許是因為才能不夠，我的才能離我想達到的差太遠了。但我不羨慕別人，我還是喜歡我自己。」又說：「我的思想夠灰的了，但還不算太灰，要不我跟你說這些幹什麼？還是想尋求同情。」
有一天，全校圍殲臭蟲，宿舍樓前的空地上，一張張雙層床四腳朝天。我和世英在一起，我們正向床的縫隙裡噴敵敵畏，他對我小聲說：「告訴你，有一天我要出國。」我嘲笑他說：「你這個樣子，出國能幹什麼？」他彷彿受了侮辱，用激烈的口氣回答：「怎麼，你看不起我？我當個資本家回來給你看看！」我說：「得了，沒成為乞丐就不錯。」他瞥我一眼，說：「走著瞧吧。」可是，一會兒，他苦笑了一下，對我說：「其實我不是很想出國，張鶴慈、孫經武他們出去還有事可幹，我能幹什麼呢？」那天午睡時，我聽見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邊站著張鶴慈，他們想去喝酒，但沒有錢了，向我借錢，還要用一下我的學生證去舊書店賣書。張鶴慈手裡拿著一套《莫裡哀戲劇集》，幾天後我在海澱舊書店裡看到了這套書，扉頁上有張的簽名。他們三人經常去飯店喝酒，在半醉中寫作。有一次，都喝得醉醺醺了，孫經武盯郭世英良久，咕嚕一聲：「死魚的眼睛！」這句話令他大為欣賞。
在當時的環境中，他們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類。他們的行為，一半是對現實的反叛，一半是對西方藝術家的模仿，我估計主要是在模仿《人，歲月，生活》所描寫的洛東達酒吧裡的榜樣。使我越來越擔心的是，世英的情緒這樣放任下去，與現實的衝突日趨激烈，不知會走向一個怎樣悲慘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