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飯菜單很簡單，漢式與藏式兩種，漢式是粥、饅頭、雞蛋，三元一份，藏式的則是酥油茶與藏巴（問了一下老闆才知這是炒熟的青稞面），三元一份。
雖然對聽聞已久但從未嘗過的酥油茶與青稞很好奇，但現在還太早，我的胃可能受不了太有異地風情的食物，我要了份漢式早餐。
正吃著，手機突然響起來，我忙不迭地在手袋裡翻找。拿出手機一看，上面的來電顯示很奇怪，按照經驗，這應該是從國外某個地方用網絡或用廉價電話卡打來的。
我猶豫了幾秒鐘，還是接了。
電話那一頭傳來一個女人用上海話的問候聲，「魏，你好嗎？」
我的腦袋剎那間轟地一下膨脹成無限地大，只聽到無數像小蜜蜂一樣的嗡嗡聲在耳朵四周亂響。
我已辨認出了她的聲音，只是她，——我那已有八年沒有來往的母親，為什麼會在我坐在離上海兩千公里遠的一家小餐館裡吃早飯的時候突然地出現？
我沉默了一會兒，在心裡迅速地回想著前天父親的預言：「你母親很快會給你打電話的。」此時看來他是對的。我吸了口氣，乾巴巴地應了她一聲：「還好。」
她的聲音顫抖起來，「魏……，好久沒有你的消息了，你，過得怎麼樣？」
「至少……我還活著。」我已從震驚中恢復過來，聲音變得控制了。她說得沒錯，我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也就是1998年取得經濟獨立後就拒絕了她每個月匯來的生活費，並割斷了與她的一切聯繫。
這時我突然意識到此刻她能聯繫到我的不尋常性，因為我從沒有給過她我的手機號碼與其他任何聯絡方式。
「你，是怎麼拿到我的手機號的？」我問她，盡量用著平淡的口氣，我不想在跟她說話時顯出厭惡或痛苦或驚詫，不表露你的感情有時是保護自己不受傷的最佳武器。
「希望你不要生氣，」她的聲音依舊是那樣，柔軟，清麗，十分地女性化，只是這會兒聽著似乎惴惴不安，「我是偶爾地從這邊的一家旅遊雜誌上看到一期上海專刊，裡面有關於你與你的服飾店的介紹，上面還附了店裡的電話，我就試著打了過去，一個姓李的阿姨說你不在上海，問我是誰有沒有什麼急事？我說我是你母親……」說到這裡，她頓了頓，彷彿是在確認她的這一番話沒有讓我生氣。
原來是店裡的李阿姨給了她我的手機號。我周圍的人雖然沒聽我怎麼談過我的母親，但都大致地知道我有個住在奧地利的母親。
「有什麼事嗎？」我的聲音依舊不帶感情色彩。
「哦，是這樣，」她的語調這時變得輕快了一點，「一個月後，我會來上海呆幾天。十多年沒回來了……」她說到這裡頓了頓，彷彿有很多感傷之情。算起來，她倒是真的已離開十多年了。
「另外，我想告訴你的是，」她不易察覺地猶豫了一下，然後繼續說，「我跟亞歷山大，正在辦理離婚手續。」
亞歷山大就是她嫁的那個奧地利老頭。我在上海曾經見過他一次。
那是在我十七歲的時候，父親剛去世不到一年。母親有一天帶著我去陝西南路上的「紅房子」西餐館，那是七十年前在上海開設的第一家法式餐館，解放後經過「文革」一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向來都是上海人體驗時髦的歐式生活的地方。
去的那天，母親特意地精心打扮過。我還記得那天她的頭髮是花了兩個小時在我們家附近的美發店做的，做成了大波浪型，又搽了油，顯得柔軟而發亮，身上穿的是自己做的中國式的旗袍，湖藍色的真絲織花錦緞，從胸口到腋下縫了幾隻菊花盤扣。她很早就會做旗袍了，只是家庭生活向來平淡簡單，平時不太有能穿旗袍的正式場合，所以在過去她基本上不穿這種漂亮而隆重的服裝。在那天我也被她要求著洗了頭，然後用一根紅絲帶從劉海後面穿到耳後然後紮成一個結，又穿上了最漂亮的裙子、鞋子。
而在半路上我就一把從頭上扯掉了那根可笑的紅絲帶，我並不情願去吃這頓晚飯，也不喜歡那個即將見到的外國老頭。母親已在事先告訴過我，她是看到這個老頭登在上海某家報紙上的一則徵婚啟事而給他寄了信與照片，他現在來到上海正是為了與眾多應徵者中的其中幾個見面。是他的要求凡是有子女的應徵者應該帶上孩子一起來見面。
我已本能地感覺到了這個外國男人的傲慢、現實與精明。
果不其然，這頓晚飯吃得尷尷尬尬。那個老頭倒是長得不難看，甚至可以說是頗具貴族氣質，又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漢語，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但他灰藍的眼睛看人的時候總有股嘲弄與不信任的神情，彷彿他是在施捨著什麼。而母親始終低眉順眼，臉上掛著謙卑的笑。我幾乎連一口菜都沒有吃，桌上放著的烙蛤蜊、洋蔥湯、紅酒雞、芥末牛排，據說每個都是此店的招牌菜，但在我眼裡卻是那個陌生的外國老頭施捨給一對可憐的母女的賞賜。
據說這個老頭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做古董傢俱的生意做得很大，同時又是半個漢學家，他對一切跟中國傳統有關的東西有興趣，母親那天穿的旗袍顯然博得了他的歡心，而那時三十八歲的母親像朵遲開的春花，風華正茂，看著甚至比父親在世時還要有女性的魅力。
我經常想，母親大約是在父親死後意外地得到了解脫，失去一個丈夫對某一類女人意味著一扇門被永遠地關上了，但對另一類女人卻意味著另一扇門被打開了。我母親就是後者。她那時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看報紙徵婚廣告與寫信應徵上了，信與照片像雪花似的飛出去，帶著她所有的對新生活的希冀與勇氣。
那一夜晚餐結束後，老頭先用車送我回家，而母親並不隨我下車，而是跟著他一起去了他住的酒店。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她才回來。
事情的結果是：叫亞歷山大的這個奧地利有錢老頭與我母親只見了這一次後就決定娶她了。他會在半個月後寄來相關的資料以便我母親在上海的奧地利領館申請護照與簽證。
但當我母親提出要帶我一起去奧地利的時候，他拒絕了。
母親在我與她的未來丈夫的取捨之間掙扎了一陣子，最後她的天平倒向了他。
我就這樣地被她拋棄了。
只是她走得並不容易。一方面是祖父母大為震怒，將她的戶口簿藏了起來以阻撓她辦理護照與簽證。一方面我與她的關係迅速地冷淡下去，一直到了最低點，而與此同時，她的朋友熟人鄰居們也都用敵意的眼光來看她。一夜之間她已墜入谷底，背上了一個「壞女人」的名聲。
電話裡是一陣長久的沉默。
發生在從前的那些事像碎屑一樣被一陣突然刮起的風捲著紛紛揚揚地撲到我們臉上，無處可躲，也不能再迴避，——儘管我已迴避了整整八年。電話的一頭在中國，另一頭在奧地利，當中隔了千山萬水隔了白晝與黑夜還有那無數次破碎的夢境與被遺忘的記憶，太久了，太遠了，而我與我母親在此刻靜靜地對峙，也來得太突然了。她在離婚，她要在一個月後回來上海呆上幾天，對於這些，我都毫無準備。
母親在電話那頭咳嗽了一聲，打破了這種冰似的沉默，接著她輕輕地問我：「魏，等我到了上海後，你會有時間見個面嗎？」
我怔怔地拿著電話，想了一會兒後才不冷不熱地說：「再說吧。」
我這個回答似乎並沒有讓她感到失望，相反，她帶著一種近似感激的語氣說：「好的好的，我知道你忙。我到了上海再跟你聯繫，好嗎？」
我什麼也沒說，就掛了電話。
一直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回過神來。眼前盤子裡的饅頭與碗裡的粥都已冷了，我強迫自己把那碗冷粥喝完。小時候每逢大年初一，父親煮的臘八粥是我的最愛，喝完後我還會把臉放進大碗裡用舌頭兜著圈地舔乾淨。只是現在喝的這碗粥因為剛才的那通電話而變得滋味全無。
我起身付錢，喚了狗一起走出小餐館，朝我借宿的唐剛家走去。
因為是週末，唐剛一家子都在。我推門走進去的時候，他們正在一樓的客廳裡玩翻紙牌的遊戲。看到我，他們起身向我迎過來。
「睡得怎麼樣？」唐剛笑瞇瞇地問。「先吃點東西吧，你一定餓了。」他妻子阿英也是微笑著看著我，說著就起身向廚房走去。「不用了，」我連忙說，「我已經在外面吃過了。」
「那就喝點茶吧。」唐剛說，阿英已經端出一杯紅茶，茶裡放了些蜂蜜。我謝過後，坐下來，問唐剛一個叫「大寨村」的地方應該在哪裡坐車。
「大寨村？」唐剛想了想，「是不是在布科鄉的那個大寨村？」
「我不太清楚，」我迷惑地說，「只知道那地方叫大寨村，——在丹巴應該只有一個大寨村吧？」
「你猜對了，倒是只有一個。我知道在縣城哪個地方坐車可以到那裡。只是具體不知發車的時間還有每天有幾班車去那裡。」唐剛說。他想了想又補充道：「不過也不要緊，反正總能包到車去那裡，現在來丹巴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不少有車的人就做起了載客的生意。」
「太好了！」我一拍手，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
唐剛好奇地看著我，半晌後開口問道：「魏小姐，能不能問一下你去大寨村那樣的偏僻地方究竟做什麼呢？」
「看我的男朋友。」我不想再對他有所隱瞞。
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來是這樣，記得在車上你就說過男朋友是從丹巴來的。」
然後他微微蹙起眉頭，低下頭似乎是費勁地想了一會兒，突然間他抬起頭，問我：「你男朋友是不是叫方哲？」
我吃驚地瞪大眼睛，一時裡說不出話來。
「我猜一定是。」他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我想起在車上時他曾說過十多年裡在丹巴走村訪山收購草藥材，那一帶周圍的人他基本上都認識。
只是沒想到真的會這麼巧。
「你認識他？」過了一會兒我問道，算是默認了。
「五六年沒見過他了，不過他的父母我倒是挺熟。在那一帶他們是唯一的一戶漢人，怎麼會不知道呢？」從唐剛說話的神情與口氣看，似乎他與哲的父母關係還不一般。
「我可以帶你到你要去的地方。」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