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我不記得自己做過的夢。白日一到，夢中的情境就遺落，影像也變得朦朦朧朧。但為什麼去年十二月的夢，卻清晰如激光束一般，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中？也許人在昏迷中都會有這種不循常理的現象。因為病人既然回不到現實生活，夢就不再是一種容易消散的娛樂，而會一層層堆積起來，形成一長串的虛幻夢境，彷彿是從長篇連載小說裡抽繹出來的。今天晚上，小說中的一個章節浮現在我的腦海。
在我的夢裡，雪花大片大片地飄下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貝爾納發著抖，走過一座汽車墳場，遍地覆蓋著三十厘米厚的雪。這三天，貝爾納和我一直想辦法要回法國，因為法國這時候有一場大罷工，全國都陷在癱瘓中。我們本來暫留在意大利的冬季運動營裡，但是貝爾納發現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鐵道可以通往尼斯，不過在邊界有一群罷工的人阻斷我們的路程，強迫我們下車，害我們只穿著普通的鞋子和春秋兩季的薄衫，在嚴寒中打哆嗦。環顧四下，發現這裡好荒涼。有一座高架橋從汽車墳場上空經過，據說，墳場的車子都是從五十米高的這條道路上掉下去，一輛輛堆積在這裡。我們和一位很有權勢的意大利商人有約，他把他的集團總部設在這座橋的橋墩下，遠遠避開一些窺探的眼睛。我們看見一扇黃色的鐵門，門上掛著一個牌子，寫著："觸電者死"，還貼著一張萬一觸電時該如何處理的示意圖。我們敲門，門開了。大門入口處看起來好像成衣工廠的存貨間：好多上衣掛在架上，還有好幾疊褲子、好幾箱衣服，東西直堆到了天花板。我看到了一個人身穿作訓服，手裡握著一把衝鋒鎗，在一旁迎接我們。他那一頭蓬亂的頭髮，好像是看守地獄之門的那只三頭犬"賽伯拉斯"。他就是波黑塞族前領導人拉多范·卡拉季奇。"我的同志呼吸有困難。"貝爾納對他說。卡拉季奇就在桌子的一角為我做氣管切開術，然後我們經由一條豪華的玻璃樓梯走到地下室。地下室的牆上掛著猛獸的毛皮，旁邊擺著一張椅座很深的沙發椅，一股柔和的光線把這房間襯得有點像夜總會。貝爾納忙著和這地方的負責人討論事情，這位負責人就是菲亞特的老闆翁貝特·阿涅利的分身。有一位說話帶著黎巴嫩腔的女傭人過來請我到小吧檯旁邊坐。吧檯上的杯子、瓶子都用塑料管子代替，這些塑料管子從天花板上垂吊下來，就好像飛機遇難時會有氧氣罩一樣。服務生示意，要我拿個塑料杯子湊近嘴巴。我照做了。一種喝起來有薑汁味道的琥珀色液體流進了我口裡，接著，一股暖暖的熱流漫及我的腳尖和髮梢。隔了一會兒，我想停，不想喝了，而且想從高腳凳上下來。然而我還是大口大口地灌，一點也由不得我。我慌亂地向酒保使了個眼色，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只是神秘地對我微微一笑。在我四周，所有的臉孔和聲音都變形了。貝爾納對我說了一些話，但是從他嘴裡發出來的聲音都慢半拍，我根本聽不懂。我坐在高腳凳上，聽見拉威爾的《波麗路》。他們完全把我灌醉了。
經過了像永恆那麼長的時間以後，我看見大家慌亂成一團，準備要戰鬥。講話有黎巴嫩腔的那位女傭人把我背在她背後，爬上樓梯。"我們要離開了，警察來了。"外面天色已暗，雪已經止息，刺骨的寒風讓我呼吸困難。有人在高架橋上設置了一座探照燈，光束在汽車殘骸之間來回搜索。
"投降吧，你們被包圍了！"擴音器喊著。我們成功地逃走，但對我來說，這是長期流浪的開始。在我的夢裡，我多麼想逃走，但只要我一有機會逃，就會突然覺得昏沉，一步也動不了。我像石像，像木乃伊，像玻璃。我和自由之間如果只是隔著一扇門，那麼我連打開這扇門的力氣都沒有。然而，這不是我唯一擔心的。這個秘密組織拿我當人質，我擔心其他的朋友也會掉進同樣的陷阱。我試著用各種方法來警告他們，但是我的夢和現實狀況完全一致。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