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束了這幾次長篇談話之後，我第六次被召見之時，國王就一面參照記錄，一面逐一提出了諸多疑點、質問和不同見解。他詢問我們培養年輕貴族身心的方法，在他們的早年，那段最應該受教育的時期一般做些什麼？又倘若有哪家貴族絕了嗣，議會裡的缺額如何填補？新封的貴族必須具備什麼條件？會不會由於君王一時興起，或給一位宮廷貴夫人一筆賄賂，或違背公利陰謀加強一黨的勢力，以便使某些人升為貴族？這些新貴對於本國法律具備哪些知識？他們又是怎樣獲得這些知識的？倘使別無他法只得上法庭時，他們又如何來裁判他們同胞的財產糾紛？難道他們從不貪婪、偏私，因為不缺錢花就不接受賄賂，不會搞什麼陰謀詭計？而我提到的那些聖職官僚，是否總是因為他們對宗教的淵博知識和聖潔的生活，才得到這麼高的職位？難道他們做普通的教士時就從未隨大流而攀權附勢，從未卑恭屈膝地依附於某個貴族門下？在他們被選進議會後，就不會對那貴族的意志繼續百依百順了嗎？
他想知道，我說的那些下議員是如何選舉產生的？假如一個外地人，只要他有錢，是否就可以使得普通的選民選他為代表，而不選他們自己的地主或鄰近最值得考慮的紳士？既然我承認這事既麻煩又很費錢，沒有薪金或年俸的人往往弄得傾家蕩產，可是，人們為什麼還是那麼強烈渴望往這個議會裡擠呢？這看起來像是大家品德極高，都有為公眾服務的精神，但陛下卻懷疑那可不可能總是出於忠誠？同時他也想知道，這些熱心的紳士們會不會犧牲公利，來迎合一位軟弱、邪惡的君王和腐敗的內閣的意志，使他們付出的金錢和精力得到補償？他又問了諸多問題，就這一題目，他從各個方面細細地考問我，提出了無數的疑問和異議，不過我想在此複述他的話會有失謹慎也不大方便。
有關我說到的我國法庭的情況，陛下也頗有幾個問題想要瞭解。在這方面我比較在行，我從前曾在大法官法庭打過一場歷時很久的官司，砸了不少錢才得到判決，差點傾家蕩產。他問我裁定一樁案子一般歷時多久，耗資多少？倘若判決明顯不公，故意刁難欺壓人，辯護律師或原告是否有申辯的自由？有沒有發生過教派或政黨影響執法公正的事？那些替人辯護的律師是否接受過公平法律的常識性教育？還是只略通一些省、國家或其他地方性的知識？既然律師和法官認為自己有隨意解釋、任意理解法律的自由，那麼他們是否參與法律的制定呢？他們是否會對相同的案件，有時辯護，有時反駁，援引先例來證明相反的觀點？他們是有錢人還是窮人？他們為人辯護，或者發表意見，是否會得到金錢報酬？尤其是，他們能否被選為下議院成員？
接下來，他又攻擊了我國的財政管理。他說，他以為我的記性欠佳，我算出我們的稅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萬，可是後來當我談到各項支出，他發現，有時會超支一倍還多。關於這一點他的筆記記得非常詳細，他告訴我，他本來希望知道我們採取了什麼措施，因為這對他或許有些借鑒之用，這樣他在籌劃時就不會被人欺蒙。但是，如果我對他說的是實情，他還是弄不明白，一個王國怎麼也會像私人那樣超支呢？他追問誰是我們的債權人？我們又如何弄來還債之錢？聽我談及那些耗資巨大的大規模戰爭時，他驚愕非常，斷定我們一定是一個好鬥的民族，否則就是住在我們四周的都是壞人，最後我們的將軍一定比國王還富有。他問，除了進行貿易、簽訂條約和用軍艦保衛海岸線外，我們在自己的島國以外還幹什麼？最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我談到在和平時期自由民族中間還需要有一支僱傭的常備軍隊。他說，既然我們的統治者是按照我們自己的意願選舉產生的，那麼他不能想像，在這樣的君王統治下，我們還怕誰，又要和誰去作戰？他想聽聽我對下面這個問題的看法：一個家庭，它的安全靠全家人來保護，難道不比花錢胡請幾個街上的小流氓來保護強？倘使這些流氓把全家人都殺了，他們不就可以多賺一百倍的錢嗎？
為推算我國的人口總數，我先計算了幾個教派和政黨的人數，他嘲笑這種計算方法，說這方法著實奇怪。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強迫那些對公眾懷有惡意的人改變他們的主張，而不是強迫他們把自己的主張隱瞞下來。一個政府要做第一點那是專制，但它做不到第二點卻是軟弱：因為，可以允許一個人在家裡私藏毒藥，卻不能讓他拿毒藥當興奮劑去四處兜售。
他又談到，提及我們貴族紳士的各種娛樂中我曾說到賭博，他想知道，他們大概多大歲數開始玩這遊戲？玩到什麼時候方肯罷休？要玩掉他們的多少時光？會不會賭得傾家蕩產？那些卑鄙邪惡的小人會不會因為賭技高超而成為巨富，使我們的貴族老爺們有時也要對他們另眼相看，甚至習慣與這幫下流人為伍？這會不會使貴族老爺們完全喪失進取心，輸了之後不得不去學那些卑劣伎倆，再用於對付其他人？
我講述了我國過去一百年來發生的歷史，令他震驚非常。他斷言，那只不過是一堆詭計、叛變、謀害、屠殺、造反和流放，都是貪婪、黨爭、虛偽、背叛、凶殘、憤怒、瘋狂、仇怨、妒忌、淫慾、陰險和野心所能產生的最壞後果。
當陛下另一次召見我，他又不厭其煩地將我所說的一切簡明扼要地總結了一下，對比了一番他所提的問題和我的作答。然後，他把我捧在手中，輕輕地撫摸著我，說了幾句話，這番話和他說這番話時的神情我將永遠難以忘懷：「我的朋友格立錐格，你為你的國家譜寫了一篇極其華麗的頌詞。你清楚地證明：無知、懶惰和腐化有時也許正是做一個立法者所必備的條件；那些有興趣並有能力曲解、顛倒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釋、說明和應用法律。我認為，你們原先有幾條規章制度還說得過去，可它們一半已被廢除，一半被腐敗所玷污。
照你所說，在你們國家，似乎獲取任何職務都無需一絲一毫的道德。人們不是因為品德優秀而得到爵位，教士不是因為虔誠或博學而陞遷，士兵不是因指揮得力和勇猛善戰而晉級，法官不是因為廉潔奉公而高昇，上議員不是因為熱愛國家而當選，參議員也不是因為英明領導而受獎。至於你自己嘛，」國王接著說，「大半生的時間都耗費在了航海旅行中，我多麼希望你能在你們國家的諸多污穢中出污泥而不染。從你自己的言談舉止，以及我費了很大的勁才從你口中得到的回答來看，我只能如此定論：你的大部分同胞們，是大自然古往今來容忍其於地面爬行的小害蟲中，最最惡毒的那一種。」
第七章
作者對祖國的愛——他提出一項對國王極有利的建議，卻遭到拒絕——國王在政治上的無知——該國學術極不完善，也不成系統——該國的法律，軍事事務和政黨。
我熾愛真理，所以我故事中的這一部分不能隱瞞。當時我就是勃然大怒也沒用，事實上我那麼做總是會成為他們的笑料。我只好耐著性子，聽憑別人對自己高貴的、深愛的祖國肆意侮辱。我感到非常痛苦，在這樣的情形下無論哪一位讀者都會感到痛苦，這位君王偏偏又那麼好奇，對於每一件事情都要刨根究底，如果我不盡量予以答覆使他滿意，那我就是知恩不報，或者失禮。不過我還可以為自己辯白的是，我巧妙地避開了他的許多問題，在每一點上，嚴格地說，我講得都要比事實好許多倍。因我對自己的祖國一向是偏袒的，這種偏袒值得稱頌，哈立卡那修斯的狄奧尼修斯１就勸告歷史學家應該具備這種美德，那是很有道理的。我要掩飾祖國母親在政治方面的缺陷和醜陋，盡力去宣揚她的長處和美麗。在我和這位偉大的君主所作的多次談話中，我曾竭力去做到這一點，但很遺憾收效甚微。
１古希臘歷史學家、語言學家。
不管怎麼說，對這位國王我們還是該多多體諒，他完全與世隔絕，必然導致他對其他國家尋常的風俗人情全然不清。而從這種無知裡，就產生了許多偏見和一些狹隘的思想，這些東西我們和歐洲一些較文明的國家是根本不會有的。如果把住在這個遙遠國度的一位君王的善惡觀念，當作全人類的標準，確實令人很難接受。
為了證實我目前所說的話，同時進一步證明狹隘的教育會產生怎樣悲慘的結果，我將在此添加一段敘述，雖然它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為了討好陛下，並獲得他更多的寵幸，我同他說：三四百年前，有人發明了一種粉末，只要一丁點兒火星落上去，哪怕這粉末堆積如山，也會被頃刻點燃，統統飛到半空，聲響和震動勝過打雷。按照容器大小，把這種粉末按一定的量填進一根空的銅管或者鐵管，點燃後產生的力量和速度，足以把管子裡的一枚鐵彈或鉛彈射出去，其勢無人能擋。
用這種方法射出的最大的子彈，不但可以一下子消滅一整支軍隊，而且能把最堅固的城牆夷為平地，能把裝載一千名士兵的船隻擊沉到海底，如果把許多船隻用鐵鏈拴在一起，那麼，子彈會打斷船上的桅桿和繩索，船上的幾百人會被子彈打得血肉橫飛，整個船隻也會灰飛煙滅。通常，我們把這種粉末裝入一個空的大鐵球，用一種機器對準我們正在圍攻的城池，將大鐵球射出去，就可以炸毀道路，炸碎房屋，四處碎片紛飛，所有走近的人也都會被炸得腦漿迸裂。我告訴國王我對這種粉末的成分十分熟悉，那是些平常而又便宜的東西。我也知道它們的配置之方，可以指導他的工人製造一些炮管，和陛下王國內的事物大小相配，最長的不超過一百英尺。只要有二三十根這樣的炮管就可以在幾小時內摧毀王國疆域內的最堅固的城垣，如果京城的人民膽敢違抗陛下的命令，也可以把整個京城摧毀。我謹將此計獻於陛下，略表心意，以報答他對我的諸多恩典和庇護。
我描述的那些可怕的機器以及我提出的方案，使得國王大為震驚。他很訝異，像我這麼一隻卑賤無能的蟲豸（他的說法），竟心存如此非人道的念頭，講起來還面不改色心不跳，似乎對自己所描繪的那種毀滅性武器所產生的血流如注和巨大破壞完全無動於衷。他說，最先發明這種機器的人是在跟人類作對，是個邪惡的歪才。至於他本人，他堅決地表示，儘管學術上或自然界的新發明能給他帶來無比的欣慰，但他還是寧可失去半壁江山，也不願得到這樣一個秘密。他還警告我，倘使我還想保全性命，就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思想狹隘和目光短淺竟會導致如此怪事！一位具有令人崇敬愛戴的所有品質的君王，他有卓越的才能，至上的智慧，淵博的知識，統治國家的雄才大略，他的臣民幾乎都崇拜他。但他出於一種完全子虛烏有的顧慮，竟將到手的機會輕易放過了。這真是我們歐洲人絕對意想不到，那機會會使他成為他的子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絕對主宰！我這樣說絲毫不想貶低這位卓越的國王的若干美德，我很清楚，只因為這一點，一位英國讀者免不了會小看這位國王的品德。不過，我認為他們有這種缺陷是由於無知，他們至今還沒能像歐洲一些比較精明的才子那樣把政治變成一門科學。
因為我記得很清楚，在有一天我和國王的談話中，我曾偶然提到，關於統治這門學問，我們寫過幾千本書，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反而使他非常鄙視我們的智慧。他表示，無論是君王還是大臣，對所有那些搞陰謀詭計、口是心非、趨炎附勢的人，都應該憎恨和鄙視。在他們那裡，既無敵人也無敵國，所以他實在不明白我所講的國家機密是什麼意思。他把治理國家的知識局限在很小的範圍裡，認為那只不過是常識和道理，公正和仁慈，盡快裁決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以及其他一些無關緊要的簡單事務罷了。他還提出了這麼一種觀點：誰能讓原來只能長一串谷穗和一片草葉的土地長出兩串谷穗和兩片草葉來，誰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於人類，對國家的貢獻也更大。
在這個國家，學術很不健全，只有道德、歷史、詩歌和數學幾個組成部分，雖然應當承認，他們在這幾個方面的成就是功於人類。他們的數學完全應用在有益於人生的事情上，應用在改良農業和一切機械技術上，所以在我們看來，這是不足掛齒的。至於什麼觀念、本體、抽像、先驗，我永遠無法把這些概念灌輸進他們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