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王府井曾經搞過這麼一個行為藝術：大約兩百多位觀眾圍在一個由畫廊改造而成的「豬圈」周圍，賞玩一隻印著西文字母的公豬「強姦」另一隻印有漢字的母豬。據說，驚世駭俗的行為藝術家想借此表現「文化強姦」這一為後殖民主義論者津津樂道的宏大命題。
應該說，這是一次十分牽強附會的強姦。公豬和母豬都很無辜。因為，這裡所有的文化象徵，都是行為藝術家們一廂情願操辦的。其實，觀眾看到的「豬圈」裡的一幕，不過是家豬世界裡的日常生活。既談不上誰強姦誰，也談不上誰服務誰。如果讀者諸君一定要找出個兇手出來，我覺得應該找那位行為藝術家，是他以隱喻的手法，欺負了這雙可憐的小豬兒，即使不算強姦，至少也是聚眾猥褻。
最近，許多人都在罵章子怡。章子怡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經常能看到關於她的電影海報及報道。「神五」上天不久，巴黎某雜誌封面便是用了章子怡在《臥虎藏龍》裡的扮相，足踏火箭，差幾厘米就飛到了雜誌頂部；著名的《巴黎競賽報》也曾經拿章子怡當過封面，一個「大」紅人，在半空中躍進，很像當年樣板戲裡的紅色娘子軍。
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擊，是因為她在好萊塢電影《藝伎回憶錄》中有了「醜事」——她飾演的日本藝妓「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員渡邊謙飾演的富商壓在床上。網上真真假假的劇照，讓一些愛國的網民出離的憤怒了。他們分明感覺到章子怡那輕盈的肉身有傷中國沉重的「國體」。他們看到被壓迫的不是章子怡，而是親愛的祖國！若不就此開除章子怡的國籍，「非得找個地洞鑽下去！」我們發現，網上無休無止的謾罵，正在把本已聲名狼藉的「愛國」淪落為一種髒話。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寫過一本小說，敘述抗日戰爭時期普通中國人的命運沉浮，裡面講到了另一種愛國——「床上愛國主義」。唐德剛說，日本妓女舉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戲。當時淪陷區有專為日本人服務的皇軍慰安所，日本妓女以一當十，如狼似虎。但是，皇軍需要慰安婦時，一切都是免費供應。所以，為了賺點外快，日本妓女時常偷偷越界，要與華民俱樂一番。於是，「華民為向日本天皇洩憤、雪恥，也不惜作阿Ｑ、開洋葷、出重價。這次張老參雖然足足花了三十塊銀元，終能在一個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國了一番。」（《戰爭與愛情》，208頁）
如此一來，既可以愛國，保持一點民族自尊心，又可以盡情享受，可謂兩全其美。雖然「張老參」們不能像那些才子佳人一樣代表中國的良心，至少也要代表中國的腎，把自己當成「國體」，覆蓋另一具「國體」，在享樂中殺敵——像大宅門的白景琦說的那樣，「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賊巢穴，待我衝將前去，殺他個乾乾淨淨。」
當然，這種可以用次數來計算的愛國未免有些滑稽，經不住推敲。遙想當年郭沫若、周作人等君，定然不是出於什麼愛國的目的才娶了日本太太。魯迅和周作人家裡鬧出的那點糾紛，自然也不是因為魯迅當日想愛國，周作人不肯。歸根到底，將一個人的性愛與他是否有愛國情操扯在一起，風馬牛不相及。
不久前，我採訪法國思想家吉爾·德蘭諾瓦（GilDelannoi）先生，我們不約而同談到「替罪羊」問題——為什麼那麼多自稱「愛國」的人，都熱衷於尋找替罪羊？為什麼中國人對自己的同胞不寬容？在我看來，最大的原因就是「尋找替罪羊」式的「愛國」是個只賺不賠的買賣。理由如下：
其一，在國家面臨危機時，「愛國者」會竭盡全力從外部或內部尋找敵人，認定它們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將自己的責任一筆勾銷，以此維護所謂的民族自尊與國家榮譽；
其二，單方面地賦予某些人以「愛國」責任，然後監督他們是否愛國或叛國。在這種邏輯下，自己永遠是愛國的，別人永遠是被指責的對象。指責別人越多，自己就越愛國，越有成績。指責或控訴別人因此成為一種既有利可圖，又無風險的事情。正是因為上述第二種邏輯，使章子怡一夜之間成為「民族罪人」。事實上，「愛國者」們所謂「愛國」，並不是因為自己做了有益於國家的事情，而是因為他們認定別人「有罪」。
在我看來，章子怡說到底不過是個有著自己夢想的鄰家女孩，一個依靠個人奮鬥獲得了成功的普通的電影演員。她只是共和國的一位公民，既不屬於國家，也不屬於人民，只屬於她自己。章子怡的肉體與中國的「國體」毫無關係。
國家與尊嚴，從來不是空洞之物，都不應該超越於個體之上。無論愛國，還是愛民族，歸根到底是要愛國民，要在自由、進步、寬容等價值的指引之下，尊重個體的成長與選擇。正如富蘭克林所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我相信，我們讓祖國有尊嚴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祖國這自由從同胞身邊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