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對美國的石油禁運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可以用「恐慌」二字來形容。從整個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為首的大型跨國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國國內原油短缺的政策，這一點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議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尋常決策，為這些公司開了綠燈。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運的時候，影響可以說是劇烈的。根據1959年美國貿易協議法的規定，白宮有責任控制美國的石油進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為總統經濟事務助理，主管白宮的石油進口政策。財政部副部長威廉·西蒙，曾是華爾街債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員會主席的重任，導致10月石油禁運的關鍵幾個月的石油進口供應政策，就是由該委員會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說服建立一個特殊的「能源三人執政」體系，也就是白宮特別能源委員會，其中包括舒爾茨、白宮幕僚約翰·厄利希曼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儘管在華盛頓或其他地方沒有人意識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爾德伯格的計劃佈局。到1973年10月，美國國內原油庫存已經處於令人擔心的低水平線上。歐佩克的原油禁運引發了公眾購買汽油的恐慌，紛紛呼籲實行配給制度，隨之產生了排長隊加油的現象和經濟衰退跡象。
石油危機對美國最大城市紐約的影響最為嚴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銀行，由大衛·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花期銀行和倫敦－紐約投資銀行、拉扎德兄弟銀行牽頭，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紐約市長亞伯拉罕·畢姆，要他把紐約的巨額養老基金的管理權交給這些銀行成立的委員會，即市政協助公司，否則這些銀行和他們的媒體夥伴將施加影響，摧毀紐約的財政。毫不奇怪，這位強勢市長屈服了，而且紐約市被迫大幅削減了公路、橋樑、醫院和學校的投資，用於償還銀行債務，使得數萬工人下崗。這座美國最大的城市開始變得支離破碎。拉扎德兄弟銀行的菲利克斯·羅哈庭開始成為新銀行家們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體授予「巨無霸」稱號。
在西歐，油價上漲的衝擊和禁運也同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英國到歐洲大陸，一個一個國家相繼感受到了30年代以來最嚴重經濟危機的影響。整個歐洲，破產和失業已經達到令人擔憂的程度。
德國政府制定了週末禁止開車上路的緊急規定，為節約石油進口成本進行最後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機的影響導致德國赫爾斯塔銀行的倒閉，德國馬克陷入危機。1974年，隨著德國的進口石油花費增至駭人聽聞的170億德國馬克，估計有將近50萬人由於石油危機而失業，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令人擔憂的8％。危機帶來的影響使德國基礎能源價格突然增長400％，對工業、運輸業和農業帶來了毀滅性打擊。關鍵產業如鋼鐵、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機。
受國內石油危機的影響，再加上其顧問根捨·紀堯姆涉嫌東德間諜活動被曝光，維利·勃蘭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蘭特向聯邦總統海涅曼遞交了辭呈。隨後，總統任命赫爾穆特·施密特為總理。那個時期，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都因為石油危機影響經濟而被迫下台。
對世界上的欠發達國家來說，能源價格一夜之間上漲四倍的影響顯得更為嚴重。她們大多數沒有多少國內石油資源，現在突然不得不面對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進口成本，已經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說了，因為這些都是從石油裡提煉的。這個時候，評論家開始討論「治療類選法」，這是一種根據緊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決定在戰場上優先治療哪些傷員的方法，並且出現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歐佩克國家）等新詞彙。
1973年，印度貿易收支盈餘，正處於經濟發展的健康軌道上。1974年，印度外匯儲備為6.29億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進口賬單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達到12.41億美元。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在1974年都面臨巨額的貿易赤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1974年，發展中國家承受了總額為35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巨大的數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價也正好上漲了四倍。20世紀70年代初，工業和貿易在經歷了幾年迅猛增長之後，發生了1974∼1975年席捲世界的工業滑坡，嚴重程度超過了戰後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謀劃的1973年石油危機給世界工業增長造成毀滅性打擊時，卻給某些人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紐約和倫敦的大銀行和號稱「七姊妹」的英美跨國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過通用汽車公司而成為美國總營業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龍和海灣石油公司與埃克森公司的情況也相差不多。
歐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環石油美元」，被存入了倫敦和紐約的主要銀行，這些銀行不光處理美元業務，同時也參與國際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頓、花旗、漢華實業、巴克萊、勞埃德、米德蘭——全部在石油危機中發了橫財。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它們在20世紀70年代如何再循環使用它們的石油美元，以及這一點是怎樣為80年代嚴重的債務危機埋下伏筆的。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期間，基辛格與英國外交部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為了說明這一點，引用一段講話非常有用，這是基辛格博士1982年5月10日在皇家倫敦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講話。講話十分坦率。在對兩個世紀英國嫻熟的「均勢」外交大肆讚揚了幾分鐘後，基辛格對戰後美國與英國的「特殊關係」給予了滿意的評價，他說：
「戰後的外交史充滿了英美之間的『和解』與『理解』，有時甚至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這些都沒有寫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國給予美國的實際幫助很多，甚至像是參與到美國的內部籌劃中。這種緊密程度，在歷史上任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從來沒有過。在我任職期間，英國在某些美國與別國的雙邊談判中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宮時，與英國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與美國國務院的交流還多……」
隨後，基辛格舉了美國在羅德西亞前途問題談判上的例子，「在我參與羅德西亞談判時，甚至還沒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內閣批准文件間的區別，就匆匆拿著英國人用英國英語起草的方案上陣了。合作促成了我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