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危機勢頭不減。當年的3月8∼15日之間，倫敦的黃金儲備池不得不提供將近1000噸黃金，以維持黃金價格。英格蘭銀行稱重室地板上堆滿了黃金，不堪重負，幾乎要被壓垮了。甚至動用了美國空軍飛機從位於諾克斯堡的美國儲備系統緊急運進黃金。3月15日，美國要求倫敦黃金市場閉市兩周。
到1968年4月，在華盛頓的要求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十國集團特別會議。美國官員計劃公開另一個方案，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造一種新的「紙黃金」替代品，就是所謂的特別提款權（SDRs），進一步推遲清算日的到來。
斯德哥爾摩會議本來是打算為接下來一個月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正式採用華盛頓特別提款權計劃創造條件的，但是由於法國的反對，協議沒有得到一致同意。法國部長米歇爾·德佈雷再三強調法國政府的一貫政策，要求回到佈雷頓森林體系最初的規則上去。戴高樂的顧問魯伊夫曾經反覆建議，美元對黃金進行「休克」式貶值，貶值100％。這簡單明瞭，不僅可以使美國的官方黃金儲備以美元計算加倍，並且足以使美國兌得大約100億美元的國外美元，同時維持與以前一樣的黃金儲備價值。從人性角度看，這理性得多，又沒有痛苦。但不幸的是，建議沒有被採納。
在法國拒絕支持華盛頓的特別提款權救援方案的幾天之內，法國自己就成了戰後政治最不穩定的國家。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左翼學生為首，學生在全國發動暴亂和罷工，整個法國很快陷入混亂。與政治上動盪的局面相呼應（有趣的是，法國共產黨試圖平息這場動亂），美國和英國的投資家開始恐慌性地擠兌法郎，因為法郎一直受到英美金融媒體的大肆追捧。
1968年5月的學生暴亂，是法國以一國之力違抗倫敦和紐約金融利益集團的命令，並持續與之對抗的結果。法國的新法律允許貨幣隨意兌換，利用這一點，金融機構開始用法郎兌換黃金，到1968年底，法國黃金儲備幾乎流失了30％，法郎出現了全面危機。
令人悲哀的是，英美的反擊成功了。一年內，戴高樂被迫下台，法國的話語權被嚴重削弱。1969年2月，戴高樂在任上的最後幾次會談中，他會見了英國駐法國的大使克裡斯托弗·索姆斯。戴高樂又一次告訴索姆斯，回顧法國戰後的政策，歐洲必須獨立。但是，她獨立的立場已經受到許多歐洲國家「親美」情緒深深的危害，特別是英國。
這時敢公開違抗倫敦和紐約強大金融利益集團意願的另一個國家，是西方最大的黃金生產國——南非共和國。1968年初，南非拒絕按35美元/盎司的官方價格出售新開採出來的黃金來換取英鎊或美元。為了建立以黃金為基礎的新貨幣秩序，改革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法國和南非曾經舉行過會談。但這激起了美國領導下的各國中央銀行對南非的聯合抵制。這一抵制行動，幾乎正好在20年後，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再次被同樣的利益團體重新採取過。
儘管法國的「威脅」明顯降低了，但是，華盛頓和倫敦的成功同時也證明，這是一場代價極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