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紀60年代初，戴高樂的獨立自主政策並不是紐約和倫敦金融界所面臨的唯一關鍵問題。1959年，美國的外債依然接近她的官方黃金儲備的總價值，兩者均為200億美元左右。到1967年，也就是英鎊危機威脅到整個佈雷頓森林體系結構時，美國總的海外流動債務已經急劇上升到360億美元，然而其黃金儲備已經垂直下跌到120億美元，只有債務總量的三分之一。
隨著美國短期外債開始超過黃金儲備，一些機敏的金融機構估計，某些規則早晚會被打破。1961年1月，肯尼迪總統第一次向參眾兩院做演講時指出：自從1958年以來，我們花費或者投資在國外的美元與重新回到我們手中的美元之間的差額大幅增加。在過去的三年中，我們的貿易赤字總額增加了將近110億美元，國外美元持有者把它們轉換成了黃金，數目如此之大，將導致我們近5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流失。
有跡象表明，肯尼迪總統在很認真地想辦法解決越來越多的美元外流問題。就在遇難前不久，肯尼迪曾在1963年7月18日給國會的報告中提議，通過一系列旨在增加美國製造業出口的措施，以及通過有爭議的「收益均等稅」措施，對日益擴大的貿易赤字問題進行調整。對投資在國外的美國資本徵收高達15％的稅金，目的是為了鼓勵美國資金在國內而不是在國外投資。
肯尼迪並沒有活著看到他的《收益均等稅法》獲得通過。當該法最終在1964年9月通過時，紐約和倫敦金融界的一些強權人物已經插入了一條表面上看似無關緊要的修訂條款，它規定有一個國家可以免征新的財產稅，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英聯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就成了巨大漏洞的管道，通過倫敦控制的金融機構在中間調停，可以確保美國美元繼續外流。這是英國歷史上老辣的金融妙計之一。
另外，美國銀行駐國外分支機構發放的貸款也免征新的美國稅。美國銀行競相在倫敦以及其他合適的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機構。英國金融界再一次通過發展新的巨額「歐洲美元」銀行和借貸市場，使倫敦成為世界金融和銀行業的中心。
當以前的「世界銀行家」開始囤積轉移出來的美國美元時，江河日下的倫敦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英格蘭銀行和倫敦的西格蒙德·沃爾伯格爵士在華盛頓朋友的幫助下，特別是在副國務卿喬治·鮑爾的幫助下，非常巧妙地引誘美元進入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這裡將成為美國之外最大的美元信貸集中地。到20世紀70年代，據估計彙集有13萬億美元的「短期流動資金」，所有這些資金都是「離岸的」，也就是說不受任何國家或者中央銀行的約束。紐約銀行和華爾街的經紀行在倫敦設立辦事處，辦理興旺的新歐洲美元市場業務，躲開了美國稅務當局監視的眼睛，從歐洲美元市場和大跨國公司獲得廉價資金。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華盛頓欣然打開大門，允許美元從美國海濱流向歐洲新的美元「短期流動資金」市場。
購買這些新的歐洲美元債券——被稱作歐洲債券的買主，都是匿名的，銀行家戲稱他們為「比利時牙醫」，倫敦、瑞士以及紐約操縱著這個新遊戲。這些歐洲債券是「不記名」債券，也就是買主的名字沒有在任何地方註冊過，對尋找機會逃稅的所謂瑞士投資者，甚至是想通過洗黑錢牟取不法利益的毒梟來說，這是非常受歡迎的。擁有由通用汽車付利息的歐洲美元債券黑色收入，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事情呢？
一位對歐洲美元十分敏感的意大利分析家馬塞羅·塞科強調：「歐洲美元市場是20世紀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現象，它正是引起20世紀70年代初期金融動盪的原因。」
但是，與倫敦國際金融家的利益相反，由於加拿大資金漏洞以及由此帶來某些倫敦銀行的美元儲蓄，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時，英國的工業經濟變得越來越混亂，越來越糟糕。
對英鎊這一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繼美元之後的第二根支柱的信心也迅速崩潰。一段時間以來，英國的對外貿易收支差額以及總的經濟形勢一直不穩定，官方一直對外承諾要維持帝國的地位，但是工業基地遭到破壞，儲備明顯不足。自工黨1964年10月掌權以後，危機多多少少開始轉向長期化。
戰後，按照佈雷頓森林體系，英國通過與其殖民地以及以前的殖民地的英鎊集團聯繫，本來可以使英鎊成為硬通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作為穩定的儲備貨幣，與美元抗衡。英國要求英聯邦成員國（當然表面上很紳士）在倫敦存放各自國家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以維持倫敦銀行的英鎊平衡。英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配額僅次於美國。這樣，對於維持20世紀60年代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的美元秩序，英鎊的穩定性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儘管其經濟條件已經明顯變壞。
在20世紀60年代，英國同美國一樣，是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金融資金的資本淨出口國，儘管其工業和科技事實上已經停滯不前，造成了漸增的貿易逆差。相反，由於得益於新的共同市場內部日益增長的貿易以及對科技進行大力投資獲得的生產優勢，歐洲大陸的經濟得到了繁榮發展。
比較起來，英國對於新技術的投資就明顯不足了。倫敦的金融利益集團總是熱衷於吸納資金，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中期，通過維持高於所有主要工業國家的利息率，吸引世界資金流入倫敦銀行，而工業卻陷入衰退，沒有能力貸款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
到1967年，英國的地位變得令人擔憂。儘管幾次通過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急借款穩定了英鎊，但是英國的外債還在持續增長，僅這一年又增長了20億美元，增幅約20％。1967年1月，戴高樂的首席經濟顧問雅克·魯伊夫來到倫敦，建議提高主要工業國家黃金的官方價格。美國和英國拒絕接受這一建議，因為這事實上意味著使她們的貨幣貶值。
整個1967年，英國銀行的黃金儲備一直在減少，國外債權人一旦得知日益疲軟的英鎊即將大幅貶值的消息，一定會用紙幣換回黃金，他們認為黃金的價格肯定上升。1967年6月，戴高樂政府宣佈，法國已經從美國煽動的「黃金儲備池」中撤出。1961年，在華盛頓的強大壓力之下，十個主要工業國的中央銀行成立了後來大家所知的十國集團。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外，這個集團還包括荷蘭、比利時、瑞典、加拿大和日本。1961年，十國集團同意把儲備集中到一個特定的基金——黃金儲備池，由位於倫敦的英格蘭銀行管理。按照規則，當出現緊急事件時，最好採取臨時辦法補救，美國中央銀行只承擔把世界黃金價格維持在1934年35美元/盎司的人為低價所需成本的一半。如果只是暫時的，那麼另外九國，還有瑞士，同意負擔「緊急」干預成本的另一半。
到1967年，「緊急情況」已經轉向長期化，這裡由於華盛頓拒絕控制其戰爭開銷赤字，另外，隨著英國經濟的崩潰，英鎊持續疲軟。戴高樂從黃金儲備池中撤出，不想再向無底洞中投入更多的法國中央銀行的黃金儲備。以倫敦《經濟學人》雜誌為首的美英財經新聞界，開始對法國政策進行強烈抨擊。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戴高樂犯了一個戰術錯誤。1967年1月31日，法國通過了一項新法律，在法國允許對法郎進行無約束的兌換。當時，法國的工業增長居歐洲各國前列，並且法郎有最強大的黃金儲備支持，其可兌換性被看作是自1958年戴高樂任職以來法國經濟政策成功的證明。但是，這很快就成了把戴高樂時代的法國葬送給英美金融利益集團的命門。
在1967年2月的公開演講中，法國總理喬治·蓬皮杜重申，法國堅持由黃金支持的貨幣體系作為唯一避免國際操縱的手段，並補充說，「國際貨幣體系不能有效運作的原因，是因為它給予擁有儲備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一些有利條件：這些國家能夠擔負得起通貨膨脹的後果而不用付出代價。」實際上，約翰遜政府和聯邦儲備系統只需要印刷美元以代替黃金，然後把它們發往國外。
1967年法國的中央銀行決定把它的美元和英鎊儲備兌換成黃金、退出1961年自願加入的黃金儲備池協定時，衝突變得更加尖銳。其他的中央銀行紛紛效仿。形勢到了近乎恐慌的地步，因為到年底有大約80噸黃金在倫敦市場被賣掉，這是五年裡從來沒有過的，阻止投機的努力無效。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整個佈雷頓大廈行即將倒塌在它最脆弱的鏈條——英鎊面前。
1967年下半年的金融投機者都忙著在所有可能的市場上賣掉英鎊，從法蘭克福到比勒陀利亞都在購買美元或者其他能購買商業黃金的貨幣，引起了黃金價格的急劇上漲，再也不是是美國官方35美元/盎司的價格。英鎊危機間接地把注意力指向了國際貨幣體系核心中越來越明顯的脆弱點——美元。
到1967年11月18日，儘管有來自華盛頓的強大壓力，英國的哈羅德·威爾遜工黨政府還是聽天由命，宣佈英鎊貶值14％，由每英鎊兌換28美元降到24美元，這是1949年以來英鎊第一次貶值。英鎊危機結束了，但是美元危機才剛剛開始。
一旦英鎊貶值，投機的壓力馬上轉向了美元。國際上的美元持有者到紐約聯邦儲備系統的黃金折價窗口要求合法地兌換黃金。結果，黃金的市場價格直線上升，儘管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向市場拋售黃金儲備，以阻止價格上漲，但難以挽救局勢。華盛頓在以美元為基礎的紐約銀行的操縱下，堅決拒絕調整每盎司35美元的黃金官方價格。但是，法國——黃金最大的擁有者之一，從十國集團黃金儲備池中的撤出，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到年底，華盛頓官方黃金儲量又下降了10億美元，降到了只有12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