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日益加劇的城市凋敝問題，約翰遜總統於1964年8月20日簽署了《機會平等法》。簽署法律時，總統以他典型的虛張聲勢的方式吹噓道：「今天，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偉大的民族有能力並且也願意作出消除貧窮的承諾。」他所謂的「向貧窮開戰」和「約翰遜大社會計劃」基本沒有消除貧窮，而是為現代歷史上最大的赤字增長和金融掠奪提供了新的借口，實際上這一赤字是靠歐洲美元盈餘支持的。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數百萬美國青年成群結隊地湧向大學，其實是「隱性失業」的表現形式，大學生人數從1960年的不到400萬上升到1975年的幾乎1000萬。這為華爾街另外發行數十億美元的國家擔保公債用於大學建設提供了借口。用於工業經濟擴張的投資開始轉向「後工業」或者「服務經濟」，這與英國在19世紀末走向衰亡的道路類似。社會安全和福利開銷增加，而各個社會階層都有一部分處於永久性的失業狀態。
1966年，國家航天局的航天計劃支出費用達到60億美元的高峰，以後每年，約翰遜都大量削減。美國大學的科技動力開始停滯，隨即下降。與此同時，鼓勵學生利用「社會關係」或者通過信神拜佛尋找工作。大學教育曾經是「美國夢」的中心，但在20世紀60年代變成了低質量的大規模生產，因為標準被刻意降低了。
作為整個經濟的一部分，對交通運輸、電力電氣設備、供水系統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正在逐步惡化。紐約的銀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關心工業產品的生產，那麼為什麼還要投資建設公路和橋樑並把產品推向市場呢？
20世紀60年代，為了兜售事實上不投資於美國經濟的政策，英美智囊機構著眼於長遠，認為必須改變美國傳統的對科技和工業進步的投入。
越南戰爭、麻醉藥品解禁以及奧爾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power）反文化觀念，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權勢集團提倡的事情。在一個絕密的、代號為MKUltra的中央情報局研究項目中，英國和美國的科學家使用迷幻劑和其他改變情緒的藥物進行試驗。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個項目引發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運動，有時也被稱作「新世紀思維」或者「寶瓶座時代」。當時的英雄是搖滾和麻醉藥品的倡導者，例如滾石樂隊和吉姆·莫裡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藥癮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進步，迅速成為數千萬美國青年的信仰。
當約翰遜政府信奉華爾街的「後工業」政策時，政府減少了對科技和工業進步的投入。年輕新銳的精英層，他們滿腦子個人享樂和對國家目標冷嘲熱諷，開始出現在美國大學校園，從哈佛、普林斯頓和其他一些所謂精英大學開始。哈佛大學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響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們，即「敞開心靈，追隨感受，摒棄主流」。
為了改造美國公企業和工業的思想，管理人員也接受一種被稱為「T群組會議」或者「靈敏度訓練」的新式培訓，這種培訓由國家培訓實驗室的外聘心理學家提供。這麼做的結果是使智力變得遲鈍，並為人們接受即將到來的衝擊做好準備。人們沉緬於增加對彼此缺點的瞭解和感受上，這樣他們才不會看到國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當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即將贏得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勝利、對某些利益集團構成威脅時，在洛杉磯他被一個「獨行殺手」暗殺了。就在同一年，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車旅館外也遭暗殺。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金被殺時的戰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為了支持這個城市黑人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為了推動還沒有建立工會組織的南方工人成立工會。在緊隨1957年經濟蕭條之後的「工廠外遷」時期，美國南部的「廉價勞動力」是工業生產的又一個天堂。當時，工會控制了底特律、匹茲堡、芝加哥和紐約等工業中心，只要把工會阻止在「新南部」大門之外，南部的廉價勞動力就將持續存在。
當大工廠跑到南部沒有工會的廉價勞動力地區或者遷到發展中國家時，貧民窟、吸毒成癮和失業就在北方工業城市就像瘟疫一樣滋生蔓延。華爾街不投資於美國成熟工業區的政策開始顯示出了真正的效果。為了搶到越來越少的工作機會，北方城市中熟練的白種藍領工人不得不與不熟練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進行競爭。在紐瓦克、波士頓、費城以及奧克蘭這樣的美國工業城市，像湯姆·海頓這種由政府支持的暴亂分子蓄意製造騷亂。這麼做的目的是，通過給他們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經建立起來的工會組織的力量。這些國內暴亂分子由福特基金會的「次貧地區計劃」提供支持，這也是約翰遜總統「向貧窮開戰」的典型例子。
約翰遜總統發動的「向貧窮開戰」運動由政府提供資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權勢集團政策造成的經濟衰退。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衝破阻力，在美國推行新的工資削減政策。美國金融集團正準備把19世紀英國的殖民式掠奪強加於美國，操縱「種族戰爭」將是他們的武器。
剛剛建立的美國經濟機會辦公室削弱了傳統美國勞工的政治聲音和城市選區機制的影響力。僅在十年前，白種藍領產業工人還被尊稱為美國工業活力的源泉，現在突然被強大的自由派媒體貼上了「反動分子」和「種族主義分子」的標籤。隨著勢力強大的銀行實行不投資政策，這些工人眼睜睜地看到整個社會結構崩潰，充滿了恐懼和困惑。
哈佛大學的院長麥克喬治·邦迪，作為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參與籌劃了越南戰爭。到1966年，邦迪來到紐約，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福特基金會的領導人，他把美國帶進了新的「越戰」。在這個新的「大社會」計劃裡，黑人與白人競爭，失業人員與從業人員競爭，與此同時，華爾街的銀行家卻在削減工會規定的工資水平，減少基礎設施投資，把投資轉移到亞洲或南美洲等勞動力廉價的地區，大賺其錢。作者親身經歷了美國歷史上這一段令人悲哀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