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悲劇性的越南戰爭以來，人們出版了大量關於戰爭起因的論著。但是，坦率地講，儘管有各種荒唐的軍事理由和社會各界的不同反應，但美國國防工業和紐約金融業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們慫恿華盛頓發動了這場戰爭，因為軍事集結會給它們的利益提供一個政治上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國工業將發生重大轉變，多數產業將會因生產軍需品而復甦。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的中心越來越多地轉向了軍事經濟，針對共產主義威脅而採取冷戰的借口，被用來證明花費千百億美元的合理性。軍費支出成了紐約金融業和石油業利潤的支柱，石油業這個19世紀英帝國的應聲蟲，披上了20世紀反共的外衣。
越南戰爭是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瑪拉、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五角大樓的官員和林登·約翰遜總統的主要顧問一起蓄意策劃的。這場戰爭一開始就注定毫無取勝的希望，只能解決經濟中國防工業部門的長期發展問題。華盛頓推理認為，為了阻擊所謂「共產主義」在越南的「邪惡侵犯」，美國選民應當可以接受巨大的戰爭成本，儘管美國財政將會因此而加大赤字，但國防工廠卻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
按照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則，華盛頓可以通過國內巨大的支出赤字使美元膨脹，這樣就可以強迫歐洲和其他貿易夥伴以美元貶值的方式「吞下」美國的戰爭成本。只要美國拒絕降低美元與黃金的比價，歐洲就不得不以20年前的美元價格接受美元，承擔戰爭費用。實際上，1944年以來，美國經濟表現惡化，美元與黃金的比價已經不能反映美元的真實價值。
約翰遜總統因為擔心失去選票，拒絕提高稅收，但是，為了給「大社會」計劃〔20世紀60年代，約翰遜總統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消除歧視和貧困，他自己把這一改革稱為「大社會」（GreatSociety）計劃。——譯者〕和越戰籌集巨額資金，只能印刷美元，發行長期國債，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聯邦預算赤字每年平均在30億美元左右。隨著戰爭支出急劇上漲，1967年財政赤字達到了驚人的90億美元，1968年達到了令人震驚的250億美元。
這一期間，歐洲中央銀行開始聚集大量的美元作為官方儲備，這就是所謂的存於歐洲非美國銀行的美元在國外的聚集現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1年華盛頓要求歐洲盟國、日本以及十國集團保留日益增長的美元儲備，減少美國黃金儲備的流失，而不許按照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定調整美元對黃金的比值。
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通過投資美國政府的長期國庫券獲得利息。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因越南戰爭而產生的巨額財政赤字，實際上使用了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的資金來彌補。據說美國的未來主義者赫爾曼·卡恩得知這些赤字財政是怎麼被彌補時，對他的一個朋友驚叫道：「我們已經贏得了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我們比大英帝國做得巧妙多了。」但是，到底誰做得更巧妙，這個時候還不那麼明顯。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倫敦城正準備回收境外的這些美元。
很明顯，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擬定時的1944年比，1964年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的經濟地位已經明顯不同。但是，美國的政策圈子拒絕傾聽歐洲的主張，特別是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勸告。他們認為，美元貶值會削弱紐約銀行在世界資本市場上「無所不能」的力量。華盛頓已經重蹈了1914年之前英國的覆轍，英國當年的損失是十分慘重的。
起初，當紐約銀行家剛開始在美國籌集資金，到西歐或拉丁美洲進行投機時，肯尼迪總統曾試圖鼓勵復興美國的科技樂觀主義精神，通過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建立國家航空和宇航局，鼓勵投資新科技。1962年，美國的大多數人仍然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找到自己走出危機的出路。
但是，1963年11月22日，約翰·肯尼迪總統在得克薩斯的達拉斯被暗殺。當時參與調查該案件的新奧爾良地區檢察官吉姆·加裡森也在調查過程中被暗殺。幾年後大家堅持認為，暗殺是中央情報局操縱的，得到了某些犯罪集團成員包括卡洛斯·馬塞羅的幫助。在被暗殺的幾天前，肯尼迪總統與退役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進行了談話，據肯尼迪的一位密友兼顧問阿瑟·施萊辛格證實，肯尼迪決定改變政策，當時他正在考慮要撤出越南。
約翰·肯尼迪被暗殺的原因仍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為了建立自己的美國政策模式，這位年輕的總統當時正在調整各種戰略重點。其中，在一個個關鍵問題上，他與控制著東海岸自由派權勢組織的強大金融和政治利益集團意見不一。
1961年5月，在那次致命的達拉斯迪萊廣場汽車巡遊兩年多前，肯尼迪總統去巴黎會見了戴高樂將軍。在《希望的回憶錄》（MemoirsofHope）一書中，戴高樂對這位美國總統進行了生動的個人評價。肯尼迪向戴高樂表達了美國的觀點，美國支持吳庭艷在南越的專制統治，並且以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為掩護，安置美國遠征軍。肯尼迪跟戴高樂說，有必要建造一個壁壘，阻止蘇聯向印度支那的擴張。「我並沒有給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訴總統說他選錯了道路，」戴高樂寫道。
「你會發現，」戴高樂告訴肯尼迪，「干涉這個地區會引來無休止的糾纏」，戴高樂繼續詳細闡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傾聽我說，」戴高樂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離開了巴黎，我是在與這樣一個人打交道，他的年齡和他的雄心壯志都會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來，他像雄鷹一樣搏擊長空。」而回到華盛頓的肯尼迪在6月6日「致美國人民的報告」中講，他發現戴高樂將軍是一個「對於未來的英明顧問，對於他參與創造的那段歷史，他無疑是一個見多識廣的領路人……我對這個人再信任不過了。」
法國總統和年輕的美國總統之間建立起的這種信任將導致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面改變，對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強大利益集團看起來並不抱多大熱情。林登·約翰遜於1963年11月22日成為總統，從來沒有人指責他激起了類似的希望。作為總統，約翰遜從來不敢違抗強大的華爾街的利益集團。1963年11月22日，對肯尼迪總統的刺殺標誌著美國政策的分水嶺，明顯的證據是林頓·約翰遜總統開始在越南大規模集結軍隊。根據各種非正式渠道傳聞，包括羅傑·希爾曼的渠道，在被殺之前，肯尼迪已經下決心逐步結束中央情報局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某些調查員指出，當時麥克喬治·邦迪就在場。
林登·約翰遜很快把越南從中央情報局的「技術咨詢對像」上升到全面的軍事衝突，向這場自取失敗的東南亞戰爭中投入了千百億美元和50萬軍隊。戰爭使華爾街債券市場變得異常繁忙，為創紀錄的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同時，某些與國防有關的美國公司從亞洲戰爭中不斷贏利。美國持續的經濟停滯曾使政客約翰遜擔心，但是戰爭支出帶來了繁榮，問題好像解決了。因此，在1964年大選中，他擊敗共和黨人巴裡·戈德華特，贏得了壓倒性的重大勝利。但「勝利」的代價是十分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