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較低價格購買西歐的公司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因此，紐約的銀行開始拋棄美國市場。由於戰爭，工業崩潰，歐洲當時正好需要大量的資金。結果，歐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當時唯一的「國際」貨幣——紐約大銀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頓、花旗等銀行趁機在歐洲牟取暴利，對它們來說，投資歐洲的利潤通常是投資市政債券用於重建美國的污水系統、橋樑或住宅的利潤的兩倍。問題是，華盛頓害怕疏遠強大的紐約金融界，拒絕以任何嚴肅的方式討論這一重要問題。資金逃離美國，到國外牟取高額利潤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戰以來美國資本輸出第一次在數量上超過了資本輸入。1957∼1965年，美國每年對西歐的資本輸出淨值從不到250億美元迅速增長到470多億美元，在當時，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數字。
但是，如果當時流出的只有美元，那問題還簡單一些。問題是，美國的黃金儲備也開始連續下降，有時甚至是急劇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後。戰後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迅速崩潰，但是，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並不關心這些。他們正在全神貫注地傾聽紐約銀行的聲音，1957年經濟蕭條以後，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國公司正在轉向美國之外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以提高利潤率。
20世紀50年代末，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曾經在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中佔絕對優勢的美元，徹底變成了劣幣。當西歐再次著手實現工業獨立時，其生產率遠遠高於美國，到1961年初肯尼迪總統就職以前，美國經濟形勢每況愈下。
1944年美國談判代表用佈雷頓森林體系制定了他們關於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的條款，他們建立的這個體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基礎是「金本位制」，在這一制度下，所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成員國都必須同意固定他們的貨幣價值。但是，其貨幣價值並不是直接相對於黃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對於美元固定，而美元相當於固定重量的黃金所具有的固定價值，即每盎司黃金35美元。
每盎司黃金35美元的價格是羅斯福總統在1934年經濟大蕭條時定的，一直沿用了下來。儘管爆發了世界大戰，以及戰後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在25年多的時間裡，美元對黃金的比率一直沒有改變。
只要美國能一直維持西方世界唯一經濟強國的地位，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戰後的十年間，歐洲的重建以及為了經濟復甦購買美國和英國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國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黃金儲備。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當歐洲經濟開始以超過美國的速度增長時，很多人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佈雷頓森林體系裡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須作出改變了。
但是，在紐約銀行界越來越強大的影響下，華盛頓拒絕按照它在1944年強加給同盟國的規則行事。紐約銀行開始投資於國外新的資源，牟取更高利潤。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兩任政府都沒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資外流，這就是導致20世紀60年代國際貨幣危機的癥結所在。
紐約的國際銀行家並不急於做廣告，因為他們並不依靠對美國未來進行投資來獲得巨額利潤。根據1967年1月提交給國會的總統報告，在1962∼1965年間，美國公司在西歐投資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間。而對美國工業進行同樣投資的盈利水平還不到在西歐的一半！
銀行業悄悄地遊說華盛頓保持現行政策。它們繼續在歐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於把利潤運回美國，投資於美國的發展。這就是歐洲美元市場的開始。它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威脅整個世界貨幣體系的癥結所在。
當然，如果美國國會和白宮堅持，運用稅收和信貸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導這些美元資金投資於美國工廠和設備、先進科技、交通運輸設施，投資於改造日益陳舊的鐵路系統使之現代化，投資於開發對美國工業出口潛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場，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這些都是利好。對美國來說，這也許是更加明智的選擇，但是，對某些神通廣大的紐約銀行來說，卻並非如此。
在一段時期內，例如十年，如果一個國家以同樣的技術水平生產同樣數量的適銷物品，但是發行的貨幣量卻相當於以十年之初的價格計算的物品總價的兩倍，「消費者」把這一結果稱為巨大的物價膨脹。比如，買一片麵包在1960年需要兩美元，但在1950年買同樣的麵包僅僅需要一美元。由於美元的統治地位，當這一影響波及到全世界時，通貨膨脹的隱藏時間會更長。但是，結果將更具破壞性。
在高參們問的參謀下，林登·約翰遜總統剛一就職就推翻了約翰·肯尼迪總統的決定。約翰遜是一位來自得克薩斯州偏僻小鎮的政治家，對國際政治幾乎不懂，更不要說貨幣政策。有人故意誤導約翰遜總統，使他相信，在東南亞發起全面軍事戰爭將會解決美國經濟停滯不前的許多問題，並且可以向全世界顯示，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美國依然是有辦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