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要真正相愛，其艱難程度，有時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其容易程度有時也超乎我們的想像之外。
我想如果我們用愛、自由和美來抗拒暴雨、抗拒狂風、抗拒霜刀雪劍，我們就有了必勝的信心。
一、廷生的信
寧萱：
不知道什麼原因，我還沒有收到你的回信。是不是我的信給郵局弄丟了？請原諒我的催問，我實在是害怕失去一個能深入談心的朋友。
每當攤開信紙給你寫信的時候，我才明白"天涯若比鄰"的意思。地理意義上的"遠"和"近"，跟心靈意義上的"遠"和"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心靈接近了，空間上的距離就可以被輕易地克服；而心靈遙遠，即使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也會如同陌生人一樣。
校園裡一般來說都是平靜的，我喜歡這種平靜的氛圍。但是，最近我們系裡卻發生了一個不平凡的事情。這是一個發生在我身邊的悲慘的愛情故事。在這裡，我想給你講述一下。
學校快要放假了，今天我去系辦公室，發現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有一對中年夫妻正在聲嘶力竭地呼喊："兇手！兇手！還我女兒！"天氣很熱，他們一頭汗水，淚流滿面，臉上的肌肉也因為憤怒而扭曲了。
在北大中文系門口發生這樣的事情，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於是，我趕緊向旁邊的同學打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果然，系裡前幾天發生了一起驚天大事。我一向對學校裡的"新聞事件"不感興趣，獲知各種消息也頗遲緩。誰陞官了，誰得獎學金了，向來不在我關注的範圍之內。但這件事卻讓我深受震撼。
原來，這對中年夫妻的女兒是比我低兩級的小師妹。女孩是北京人，家境優越，能歌善舞，剛進大學校門就顯得分外引人注目。高中的時候，她埋頭苦讀，不知感情為何物。進了大學，情竇初開，愛上了班主任老師。
老師是剛剛畢業的博士，一表人材，口若懸河，學識淵博，自然輕而易舉地擄獲了少女單純幼稚的心。女孩瘋狂地愛上了老師，不顧一切地愛上了老師。那第一次噴湧而出的愛，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抑制的。老師剛剛離婚，也正寂寞著，便半遊戲半認真地接受了女學生的愛情——在他看來，有，總比沒有好。
女孩把自己給了老師，她給老師做飯、洗衣、打字，她像籐一樣依附在大樹上。然而，老師不願意當大樹，老師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春夢。夢醒之後，便如同什麼也沒有發生過。老師是研究"後現代文化"的，希望自己的現實生活也充滿"後現代"的遊戲色彩。
有一天，老師輕輕鬆鬆地告訴女孩，他已經不再愛她，她應該去尋找更好的愛人。老師認為，他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周喻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兩不相欠。
女孩的世界崩潰了。女孩默默地離開了老師，沒有流一滴眼淚。這不是女孩一貫的反應。
老師感到有些詫異，更多的卻是如釋重負。
女孩回到家裡，父母還在上班，要晚上才能回家。她做了一頓豐盛的飯菜，自己吃了一小半，大半都留給父母。她還在桌子上留了一張紙條。
然後，女孩走進衛生間，打開浴缸中的溫水。她安詳地在衛生間裡脫去全身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躺進浴缸裡。
她拿起小刀，毅然割開自己的手腕。她忍住疼痛，她的心已經死寂，肉體的疼痛算不了什麼。
鮮血湧了出來，像一眼汩汩的泉水。鮮血與浴缸裡的溫水融合在一起。她靜靜地閉上了眼睛。
剩下的便是父母回家時的驚叫，以及呼嘯而來的警車。
然後，便有了我此時此刻見到了這一幕——傷心欲絕的父母到系裡討"說法"來了。這一行為雖然不可能喚回女兒，但這是父母減輕痛苦的唯一方式。
女孩看了太多的小說。她選擇了一種浪漫的死亡方法。她遭遇到了殘酷的愛情，她只好用生命來報復。我們可以不理解她，但除了她的親人以外也沒有權力指責她。
愛情如山峰，人就像登山者。
這座表面寧靜的校園裡，其實隱藏著洶湧的暗流。
每個人都掌握著進攻的主動權。即使是一個沒有一兵一卒的將軍，最後還可以對準自己的頭顱開槍。這一槍就是將軍最後一次偉大的進攻。
我不想從道德倫理的角度譴責那個老師，許多人已經那樣做了。他與我想要談論的"愛情"無關，他不值得我浪費筆墨。
我想談那位小師妹。她與我同處一個校園、一個系。我也許沒有見過她，也許見過——在哪位教授的課堂上擦肩而過。我能夠體味到她的執著和決絕，雖然她身邊的女孩們都會嘲笑她"太傻"。
九十年代是一個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全面勝利的年代。九十年代的信仰只有一個字：錢。在我們這個沒有上帝的國度裡，金錢成了上帝。這是一種可怕的"偽信仰"。
那些人，他們會為《泰坦尼克號》中虛假空洞的愛情而流淚，卻不會憐憫身邊朋友慘烈的悲劇。他們的愛情寫在紙上，印在電影屏幕上，吟唱在流行歌曲中。他們會對身邊的叛經離道者和真情至愛者自始至終地持以冷漠與嘲笑，因為叛經離道者和真情至愛者破壞了他們已經相互默契的"遊戲規則"，並將他們置於一種難堪的境地。他們的"自尊"是不容傷害的，在現實生活中，他們要維持這樣一種不溫不火的"度"。歸根到底，他們其實不相信愛情。
而我，始終相信有愛情的存在。
所以，我為那個女孩而哀痛，她像一個美麗的瓷器一樣破碎了。
破碎了，便不再流淚；破碎了，便不再疼痛。
詞人元好問歎息說："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是千古的疑問，任科技如何發達、政教如何昌明，人類還是無法解決。寧萱，你的身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嗎？
明天，我要把我的其他幾本書寄給你。雖然每一本書裡都有那麼多讓我不滿意的地方，但我還是想讓你讀到我的每一篇文字。我想，我的最好的作品，應該永遠是"下一本"書。
你只看過我的第一本書，它僅僅是我的思想和生活的一小部分——到了今天，許多觀點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希望你能夠瞭解到我更多的想法，我更希望獲得你尖銳而鋒利的批評。
直覺告訴我，你對我的批評會毫不留情面，會切中肯綮。你會是我的一名"畏友"。
在如同白駒過隙的一生中，"畏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
二、寧萱的信
廷生：
我剛剛從一個與現代文明隔絕的地方回來，從死亡的邊緣回來。
你的兩封信都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像是上輩子發生的事情。
原諒我沒有告訴你我的行程。因為在啟程前，我就決定不告訴任何人，包括爸爸媽媽在內。
我去了一趟西藏。不是坐飛機去的，而是跟探險隊的朋友一起開車去的。我們從青海進入西藏，專門挑險路走。一路上，我們遇到了好幾次千鈞一髮的險情。就連那些常年登山和探險的壯漢，在生死一線牽的時刻都嚇得魂飛魄散，人人都以為真的回不來了。
然而，即使在最危險的時刻，在那泥石流向車隊湧來的時刻，在不遠處的雪山崩塌的時刻，我也沒有絲毫的驚慌。別人都驚歎：你小小年紀，居然有如此定力，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說，真是不可思議。
其實，電光火石之間，我突然想起了你，我遠方的知音——你在幹什麼呢？在圖書館裡"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嗎？
我去西藏不是為了看風光、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為了尋找信仰、為了體驗死亡。我想看看西藏那些有信仰的農民是怎樣生活的，我想看看他們的笑容和眼淚。我甚至想跟他們一樣，高高興興地葬身在那冰川之上。
記得你寫過一篇《徐志摩：我想飛》的文章，我很受感動。徐志摩想飛，他終於讓自己的靈魂飛翔在天空中，他終於不再受到世俗的牽累和羈絆了。他離開的那一瞬間，快樂一定多於恐懼。
我不想飛，我只想找個地方安安靜靜地呆著，嘗試著過一過那種沒有遭到污染、沒有受到腐蝕的生活。我只想重新定義"健康"、"幸福"和"充實"。
在去西藏之前，我寫下了一段潦草的文字。本來是想萬一我回不來了，給親人們看的。現在，既然我又回來了，我想把它燒掉。它代表著我那段陰晦的生命，幸好都已經成為過去。
在燒掉之前看，我抄幾段給你：
我想要去西藏，吃苦受累也要去西藏。
今年，我二十四歲，我從大學畢業已經三年多了。
在我的靈魂遭受一次創傷之後，我的身體是多麼的疲憊和虛弱，我的精神壓力是多麼的巨大和沉重。我吃不好，睡不沉，整日惶惶然沒有著落。
在這個喧囂的城市裡，無論是佳餚、醫藥還是健身，都已不能再拯救我了。我必須去過簡單的生活，勞動、陽光、空氣，不想亂七八糟的事情，餓了吃得香，累了睡得沉，不是心累，而是體力勞動的累，那樣酣暢淋漓的累，酣暢淋漓的睡。
我總是看書，看了無數的書，沒完沒了地看，以至於有時厭倦到了極點，只想嘔吐，再也看不下一個字，對一切書都厭倦，只覺得它們像沉重的石塊壓在我的心上。
我卻從來沒有寫過什麼。其實，我想寫，也應該寫，我覺得心中淤塞著真難受。
我太寂寞了，我渴望交流，卻容易瞧不起人，那麼最好的就是以文字寫出來給人看，作這種單向的、安全又真實的交流吧！
其實，我從來不想做虛偽的人，我比誰都真誠、熱忱，是容易扒心扒肝地對人的人。可是我卻看不到值得我信賴的人，總是令我失望，總是讓我更加失去希望，讓我越來越厭倦這個世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那麼幸運，遇到了我真愛的人，我就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他，把我最羞於見人的"壞"告訴他，把一切一切我苦苦掩飾的秘密全部都清清白白地告訴他。我一定要在真愛的人面前做最徹底最真實最輕鬆的我！絕不對他有半點的保留，就這樣給他一份最真實最誠摯的愛！我渴望！
我馬上就要去西藏了，如果我回不來，這就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文字，爸爸媽媽和弟弟會看到。廷生卻看不到。爸爸媽媽和弟弟都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沒有見過面的朋友。癡心熱愛文學這麼多年，卻一直疏於動筆，好歹這也算一篇作品吧。
雖說天空不會留下翅膀的痕跡，可是匆匆飛過的小鳥卻依然希望地上有一瞬注視的目光啊！
寫著寫著，我又想流淚了。為什麼一再發誓永遠不哭之後，我仍然那麼容易流淚？我恨自己，總是要哭，要流淚，真恨不能去做個手術把淚腺切除了！再不准哭了！
這大概算是我的"遺書"吧。但願裡面那些厭世的、冷漠的情緒不要感染和影響你。
我已經平安回來了，經歷了一次精神的洗禮，身心都舒暢了許多。
當我在西藏仰望到以前無法想像的那麼高、那麼藍的天空時，就感到個人小小的痛苦實在算不了什麼。當我站在地球上離天空最近的一塊土地上時，我躁動的心靈開始安靜下來。
在這裡，時間就像轉經輪一樣，永恆不變、亙古如一。
每個人都有一條自己的朝聖路。我要讓自己的心胸像高原一樣空曠、像天空一樣清澈。
我在西藏兩個月，認識了不少藏族的朋友，有老人，有少女，也有孩子。我在墨脫的一戶牧民家裡住了整整一個月，我跟他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勞動，一起祈禱。
我蒼白的臉頰被高原的陽光照耀得脫了一層皮。我學會了喝酥油茶，學會了吃羊肉，學會了擠羊奶。累了就在草地上打幾個滾，與大地的胸膛親密接觸，我聽見了大地的心跳。
滿臉皺紋的藏族老奶奶說，好姑娘，我看到了你的心裡有一處傷口。不過，不用擔心，我們這裡的地氣是最好的藥物，連你心口上的傷也能醫治。
跟我相好的藏族女孩，還給我取了一個藏族名字——"格桑美朵"。
你說這個名字好聽嗎？你知道它是什麼意思嗎？
我在西藏的故事，兩天兩夜都講不完。有的感受，是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複述的。以後，我會一點一滴地告訴你。那些浮光掠影的關於西藏的遊記，千萬別去看，它們就像是腐敗變質的食物，會敗壞你的胃口。說到底，西藏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特殊，它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在西藏尋找不到純潔與安寧，因為純潔與安寧只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中。
我在布達拉宮的大殿裡，看到了不少腦滿腸肥的老闆，有來自沿海的，也有來自港台和東南亞的。他們將大把大把的錢塞進香火櫃裡，但他們臉上的神態，依舊是貪婪、焦灼和傲慢。他們捐香火錢，不過是想求得更多的錢罷了。對於他們來說，西藏跟上海、廣州、香港、新加坡又有什麼差別呢？
回來以後，我更深刻地體認到，只有心靈自由了，才能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尋覓到自己身體的自由；只有心靈透明了，才能用一雙透明的眼睛透視曖昧的、不透明的世界。
去西藏只是一種形式，一種"證明"。這次旅行讓我更加珍惜我的內心。
我會慢慢地給你講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大學裡學的是金融。本來想學文學，可是爸爸不同意。我便違心地進了國際金融系。那是一個最熱門的、也是離心靈最遠的學科。我對課程沒有多大的興趣，卻照樣能夠得到最好的成績。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詩歌和小說，我敢說，中文系十有八九的學生讀的書趕不上我多。
後來，我慢慢發現，學金融也有學金融的好處——文學只能當作業餘愛好，不能當作職業。當一個人有了一隻飯碗之後，再回過頭去面對文學，心態會從容很多。一個作家如果整天想著作品要賣多少錢，他的寫作必然受到傷害。為什麼俄羅斯的作家能夠寫出驚天動地的巨著來呢？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貴族出身，衣食無憂，不必擔心油鹽醬醋的問題，所以他們才能在形而上的領域內高高地飛翔。
你們四川有一位叫鐘鳴的作家，寫過厚厚的三大本書，書名就叫《旁觀者》。我很想做一個文學的旁觀者。許多時候，正如蘇東坡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而我作為一名旁觀者，反倒能夠看得清清楚楚，看出大人物們肺腑中的陰影，看出文字背後的虛弱和慌亂。我有這樣的自信——我自認為我的文學鑒賞力強過許多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儘管迄今為止我連一篇正經的評論也沒有寫過。
英國作家毛姆是一家公司的小會計，他白天在公司裡拚命地記賬、演算，晚上利用僅有的一點點業餘時間在家中寫作。我比毛姆幸運，在公司還有"一官半職"，上班時常常偷看文學作品，就像學生時代那樣，狂熱而帶著一點懼怕。學生時代害怕老師，現在害怕老闆。
初中時候，我在上語文課時看李敖寫的《千秋評論》，一不小心被老師收繳去了。結果，這本書讓老師自己也看得入迷，後來再也不肯歸還給我。現在，因為我在公司裡工作能力強、工作效率高，算是"小紅人"，香港老闆多少還有些"縱容"我。他看見我讀閒書，至多咳嗽一聲。我聽到之後，飛快地將書塞進抽屜裡，然後正襟危坐、像模像樣地盯著電腦。
你信中講述的那個悲慘的愛情故事，我很受震動。與之類似的事件，當年我們學校裡也發生過。我相信，今天很多校園裡依然還在發生著。我最難過的是，最後它們都成了看客們的談資。多少鮮血和眼淚，也喚不醒那些麻木的心靈。我最厭惡的便是看客，可是他們像蒼蠅一樣多。
心靈的"石頭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危險的趨勢。當我們成了石頭和鋼鐵製造的人之後，我們固然刀槍不入，可是我們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
人類理性的增長，並不意味著愛的減弱。洛扎諾夫說："我們不是因思考而愛，而是因愛而思考。甚至在思想中，首要的仍是心靈。"
每年，我都有好多機會到國內外出差，尤其常到北京。以前，我是最不願意出差的，舟車的勞累以及異鄉的陌生感覺，讓我在每一次出差之後，都留下不愉快的記憶，好久才能恢復過來。
以前，北京給我的是"大而無當"的印象。我感覺到，北京有一種不可一世的"霸氣"，北京的街頭巷尾充斥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我曾經與皇帝做過鄰居"的神態。自小在江南長大的我，習慣了江南的細膩與溫馨，當然不喜歡大大咧咧、吆三喝四的北京。
但是，現在不同了，北京有我一位心中牽掛的朋友，北京成了一個我夢中思念的地方。以後，我有機會到北京，一定去京城西北角的燕園看你。
那時，也許會是秋天。聽說，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有許多金子般的銀杏葉，在秋日暖和的陽光下閃爍著。
不知道在京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在一張張陌生的面容之中，你能否分辨出哪一個是遠方的來客？
寧萱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三、廷生的信
寧萱：
收到你的信的時候，我剛從四川家中回到學校。
我沒有收到你的回信，帶著遺憾回了家。即使在家中，也一直在想：回學校後，有沒有你的回信呢？我真的有這樣的擔心：會不會從此與你失去聯繫？你會不會像一道閃電一樣，在我的生活之中閃爍了一下，就突然消失呢？每當想到這裡，我就產生了從所未有的慌亂和空虛。
沒有想到你居然經歷了這麼重大的一個事件。事前，我在你的信中，沒有發現你打算去西藏的蛛絲馬跡，你瞞住了我。儘管我知道你很孤獨，但我沒有想到你被孤獨折磨得如此之深。要是知道你如此孤獨無助，我會給你寫更多的信，我會及早抽空到揚州去看你。
西藏是一個有信仰的地方，一個有神的地方。對於那些虔誠的人，我向來保持十分的敬重。但是，我認為，對漢人來說，西藏永遠只能是一面鏡子，我們不可能真正"進去"。他們與我們太不一樣了。我們應當尊重這種"不一樣"，歧視和嘲笑，最終侮辱的還是我們自己。
但願西藏之行，能夠帶給你巨大的精神力量，帶給你澄明的生命意識。你在信的最後幾段中所表達出來的態度，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的生活態度：明朗、坦蕩、充實、欣喜。
我詢問懂藏語的朋友，他說"格桑美朵"的意思是"草原上白色的花朵"。"美朵"是一種只有西藏才有的純潔的小花。這的確是一個美麗的、讓人浮想聯翩的名字。
其實，"寧萱"這個名字我也很喜歡。"萱"就是忘憂草的意思，你要是真能夠忘卻所有的憂愁、快快樂樂地沐浴在陽光下就好了。
你的藏語名字是花，漢語名字是草，它們都是土地上美好的生命。它們的根系伸向母親的懷抱，它們的臉龐朝著陽光的方向。它們謙卑而快樂地生長著，向上蒼表示感激。《聖經》中說：
謙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以豐盛的平安為樂。(《詩篇37：11》)
我祈望你平安，祈望你快樂，祈望有了我這個遠方的朋友，你從此將不再孤獨。
這學期，我打算搬到宿舍外面去住。北大有著全國高校中最好的"軟件"設施——最好的學習氛圍、最好的老師、最好的圖書館；但是，北大的"硬件"設施卻連某些重點中學也比不上——北大的教室、食堂和浴室永遠人滿為患，排長隊是北大每個學生的"例行功課"。而且，北大的宿舍大概是全國大學中最差的。
本科時候，我們是六個人一間小小的宿舍，上研究生以後稍微好一點，減少為四個人。四個大小伙子擠在一間十五平方米的小窩裡，就連轉身都顯得困難，偏偏大家又都是中文系的學生，中文系的學生有一個相同的特點——每個人都擁有一大筆藏書、每個人都是癡迷於書籍的"書蟲"。書比人還需要空間，書堆在窗台上，堆在床頭上，堆在每一個可以堆放的角落裡，直到連一根針也插不進去為止。
我的小床上，有"半壁江山"就是由心愛的書籍佔領著。晚上睡覺，連翻個身都很困難。有一次翻身碰倒了一堆厚厚的書，它們像傾瀉的洪水一樣，立刻將我掩埋起來。同屋的同學都驚醒了，以為發生了一場地震，模模糊糊地都想往外邊跑。幸好是虛驚一場，我也沒有一點皮肉之傷。此後，還得在提心吊膽中進入睡眠，因為可愛的書籍們還在不斷地蠶食著我的地盤。我找不到別的地方來安置它們。
而且，我們的宿舍晚上還要定時熄燈。這是學校裡最不合理的措施之一。聽說，八十年代的學長們曾經就此事憤然抗議，並獲得成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又恢復原狀，這時的學生再也沒有"仰天長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氣度了。在九十年代死水般的校園裡，學生是最無足輕重的一個階層。風雲激盪之後，我們又成為被束縛在各種"規矩"之內的螺絲釘，連用電的自由也不敢去爭取。有時候，我寫一篇文章，正寫到興頭上，偏偏燈給熄了，好不掃興。只好點燃一支蠟燭，與古人一樣"秉燭而書"。
有出去單獨住的想法已經很久了，但一直沒有得以實施。這學期，我想無論如何也要搬出去，因為很快就要做畢業論文了，我希望有個安靜的、獨立的空間。
我打算跟法律系的一位好朋友蕭瀚一起合租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共用客廳、廚房、衛生間，然後每人單獨擁有一間小小的臥室兼書房。沒有個人隱私的集體宿舍的生活，已經讓我無法忍受。
不過，北大附近的房子很緊張。漂泊在北大、清華附近的年輕人，據說有好幾萬。他們懷著單純而天真的理想在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掙扎，他們撲騰著一雙雙傷痕纍纍的翅膀，想從這裡開始最初的飛翔。他們幾乎把周圍空餘的房子都租光了。然而，踞傲的北大和勢利的社會卻很少承認他們的努力。
這幾天，我跟蕭瀚在外面四處奔波找房子，看了幾個地方都不滿意。正在給你寫信的時候，蕭瀚又來電話，說打聽到一個信息，讓我一起去看另一處地方。但願這一次不再撲空。
我要出門了，只好匆匆忙忙地結束這封信。本來還有很多話要對你說，下一次再慢慢聊吧。
也許，不久之後，你到北京來出差，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子裡款待你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四、寧萱的信
廷生：
其實，上個星期我一直在北京，從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四日。京城確實如你所說，居之不易，像我這樣"白居"更是不易。悶熱難耐，粗食淡飯，交通堵塞，舉目無親。因為是辦公事，沒有玩耍的心情和時間，所以更覺無聊。
我來北京好幾次了，既沒有去故宮，也沒有去長城。我對這些大家趨之若騖的地方，沒有絲毫興趣。故宮不過是那些變態的皇帝們陰森森黑漆漆的家，而長城的"偉大"又怎麼能夠跟孟姜女珍珠般的眼淚相比呢？
我只去了一個地方，你猜是什麼地方？
是地壇。是史鐵生的地壇，而不是皇帝的地壇。
地壇原來屬於皇帝老兒所有。每年春耕時分，他們都會勞師動眾地來到這裡，裝模作樣地拜祭一下土地，種一下莊稼，表達一下對土地的敬畏和對子民的關懷。但是，這種敬畏和關懷都是虛偽的和言不由衷的。
皇帝和王公大臣們，在莊嚴的地壇裡恭恭敬敬地履行完所有祖宗制定的繁瑣程序以後，回去照樣接著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或者虐待後宮的女子，或者屠殺直言的書生，或者將農民背上的賦稅增加一倍。
而地壇和地壇裡供奉的神仙，幾百年如一日地沉默著。神聖與邪惡，莊嚴與卑劣，同時存在於這裡。只有古老的柏樹冷冷地看著帝王們的表演。誰的演技高超，誰的演技拙劣，它自有評定。
過去，地壇不允許老百姓進來，門口有皇家的侍衛守護著。現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灰飛煙滅了，地壇卻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蕪的、沒有人照料的園子。
北京是一個熱點旅遊城市，可是外地遊客很少有到地壇去的。它被忘記了，被遺棄了，所以它自由了，它解放了。
我去地壇是因為史鐵生。
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是一篇讓我深深感動的散文。我想去呼吸一下地壇的空氣，我想去摸一摸地壇的樹木，我想去看一看地壇的建築，我想去感覺一下那些文字背後的淒涼與堅貞。
《我與地壇》的最後部分，是一名殘疾人對生命的思考。是關于歸宿與尋覓的思考，是關於時間與空間的思考，是關於"我"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史鐵生靜靜地面對著夕陽下的這片園子，喃喃自語道："我說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說不好是想還是不想，還是無所謂。我說不好我是像那個孩子，還是像那個老人，還是像一個熱戀中的情人。很可能是這樣：我同時是他們三個。我來的時候是個孩子，他有那麼多孩子氣的念頭所以才哭著鬧著要來，他一來一見到這個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對一個情人來說，不管多麼漫長的時光也是稍縱即逝，那時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實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當牽牛花初開的時節，葬禮的號角就已吹響。"這種徹頭徹尾的悲涼，這種明白如水的曠達，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因為我是一個身體健全的人，也因為我還太年輕。
我所經歷的悲哀，與史鐵生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連史鐵生殘缺的生命中，也時常迸發出火焰般的渴望與激情，我又什麼理由悲觀呢？
地壇裡的古建築全都破敗不堪。朱紅的顏色一塊塊地脫落，露出裡面慘白的骨肉來。它們曾經輝煌過，曾經光榮過。李後主的詞說："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在地壇，連雕欄玉砌都已經磨損了，再無當年的華彩。時間，只有時間才掌握著最後的判決書。
當我行走在地壇的楊樹下，當樹枝上的蟬在胡亂地鳴叫的時候，我想起了史鐵生散文裡的母親。那是一位四十九歲就離開人世的母親，那是一位深愛著兒子的母親。上帝為什麼要早早地召善良的母親回去呢？史鐵生在寧靜的地壇裡，聽到了這樣的回答："她心裡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位詩人的感歎："在背後我常聽到時間的翅膀像戰車一樣飛逝，而在前面卻是延伸著荒廢了的永恆沙漠。"我的眼淚又掉了下來。人類無法佔有和支配時間，所以，人類也就永遠克服不了自己的有限性。
母親曾經每天送兒子出門去，到地壇去。兒子回來的時候，母親還站在原地，保持著送兒子走時的姿態。史鐵生後來想，當自己出門到地壇散心的時候，母親是怎樣心神不定坐臥難寧，兼著痛苦與驚恐與一個母親最低限度的祈求。
史鐵生斷定，以母親的聰慧和堅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後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後的白天，她思來想去最後準是對自己說："反正我不能不讓他出去，未來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園子裡出了什麼事，這苦難也只好我來承擔。"
她是史鐵生的母親，她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母親。她蒼蒼的白髮飄拂在風中，她額頭的皺紋是時光的刻度。母親付出了愛，母親不希望得到償還。她付出，她願意。即使那是一種鑽心的疼痛，母親也堅定地承受。她像這片古老的土地一樣承受無盡的苦難，然後她默默地回到土地之中。
你去過地壇嗎？你去看過地壇裡頹敗的殿堂嗎？你去看過石頭縫隙裡青青的小草嗎？
那些走過石板路的精美的靴子已經破舊，那些靴子的主人的軀體也已經腐朽，而青草依然一年又一年地從石板中探出頭來，報告春天來到的訊息。
我在北京的時候，本想去看看你，可實在不想在那樣灰暗的天空下與你相見。每次到北京，北京天空的藍色都減少了一些，灰色則增添了一些。是工廠、是汽車、是窮奢極欲的人們闖的禍。
這是一種慢性自殺。人們卻一無所知地等待著滅亡的來臨。
聽說沙漠離北京城的中心地帶只有幾十公里的距離，聽說北京缺水的情況已經相當嚴峻——但似乎沒有多少人真正感到憂慮。《聖經》中說：
這地悲哀，
通過的青草枯乾，要到幾時呢？
因其上居民的惡行，
牲畜和飛鳥都滅絕了。
他們曾說："他看不見我們的結局。"(《耶利米書12：4》)
狂妄而邪惡的人，有權有勢的人，卻聽不見這樣的聲音。
沈從文當年說，北平高而藍的天空，感動得人直想下跪。今天，北京再也看不到"高而藍"的天空了。我真羨慕沈從文他們，要是我能夠在他們曾經擁有過的"高而藍"的天空下與你相見，那該多好。
當時，想在北京寫信給你，又被安排緊張的各種事務所迫，一直沒有靜下心來提筆。在喧雜的時候，我無法給你寫信。所以，又回來了。又在我的小屋裡給你寫信。
還是你來看我吧？"正是江南好時節，落花時節又逢君"，我相信，你會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認出我的，因為"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世間有情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四歲的生日。我雖然只有二十四歲，卻工作了將近四年，先後換了三個工作。在這一點上，我的人生閱歷比你豐富多了。
我上學很早，五歲就上小學了。上的是父親單位的子弟學校，所以也就沒有嚴格規定上學的年齡。父母工作忙，沒有時間照料我，便早早地將我送進學校。我是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也是成績最好的學生。因為年紀小，也因為成績好，老師一直都寬容著我的調皮。
我猜想，你從小一定是個規規矩矩的孩子。而我從小就調皮慣了，誰也管不住。小學我跳了一級，中學又跳了一級。還不滿十六歲，我就中學畢業，走進了大學的校門。我在我們大學的班上，同樣是年齡最小的學生。我比你小三歲，卻跟你在同一年裡上大學，你佩不佩服我呢？
今天過生日，身邊是公司裡的一幫同事。下班以後，大家簇擁著我去了一家餐館，這裡的獅子頭很有名。
你吃過淮揚菜嗎？比如風行天下的獅子頭和揚州炒飯？我想，你是四川人，你當然喜歡吃味道濃烈的川菜。但是，淮揚菜也有其獨特的風味，要是你來揚州，我會帶你去最有特色的地方吃好菜——你熟悉現代文學，應當知道朱自清筆下的小籠包子、周作人散文中的燙乾絲、曹聚仁多次提到的綠楊村以及讓豐子愷難以忘懷的小覺林……你要是真正嘗一嘗，你才知道它們的味道有多麼美妙。
雖然桌子上擺著好菜，但我卻沒有太多的胃口。同事僅僅是同事，同事不過是藉著替我過生日的由頭，大家聚一聚，高興一下而已。他們又怎麼能夠明白我千千結的心事呢？他們把我看作未來的"女強人"，他們卻不知道我其實是一個最軟弱不過的女孩子。只是，我從來沒有在公司裡流露出來過而已。
我需要有個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過生日。這樣的朋友卻只有一個，就是在遠方的你。
晚上應付完宴會之後，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個人躺在床上寫日記、聽音樂。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機號碼給你打個電話。
好幾次，撥了一半號碼，卻還是終止了。
此時此刻，你還在寫作吧？
寧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寧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會提前寄一份禮物給你的。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時間你在北京，我會去你住的賓館看你。見總是比不見好。我相信，見面以後，我們都不會失望，因為我們的文字與我們本人是渾然一體的。我們喜歡對方的文字、喜歡文字背後的靈魂，也會喜歡對方的人。
與你豐富的閱歷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紙一張"——從重點小學到重點初中，從重點高中到重點大學，然後繼續上研究生。確實，跟你的猜測一樣，我一直就是一個很聽話的乖孩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卻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評者。這真是一種有趣的錯位。
前幾個月，我在"水木清華"的論壇上，與一個網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長達將近一個通宵的"對決"。那次辯論在論壇上倍受關注，被形容為"西門吹雪大戰葉孤城"。
對方代表的正是那種直線思維的、重技術輕人文的、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理工科學生。他們在教育體制內規規矩矩地成長，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觀念。在我們激烈辯論的許多問題當中，就曾經談及批評者的立場問題。
當時，"捕快"在網絡上反問我說："如果沒有高考制度，你也許還在掃大街。高考制度改變了你的一生，你為什麼還理直氣壯地批評它？"
在網絡上，這樣強詞奪理的論調十分風行。我回敬他說："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擊，正說明我的觀點超越了我的現實利益。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價值立場，他的判斷不應以自身的利益為轉移，而應當站在更大多數人群的基本利益那邊。如果說每個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麼，你怎麼解釋那些與俄羅斯帝國為敵的貴族革命者呢？"對方啞口無言了。
我不喜歡網絡上罵罵咧咧的氛圍，不喜歡那種毫無節制的、"無知者無畏"的語言暴力。網絡上的青年們都很"愛國"，至少在語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義的盛行，使得這一代青年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們使用的是"文革"遺留下來的那套語言和思維方式。我稱他們為"網絡義和團"——在誕生於西方世界的網絡上毫無理由地辱罵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網絡論壇中去。在我有限的幾次加入討論的時刻，我力圖營造一種"有話好好說"的氣氛。不管對方多麼粗暴無禮，我依然保持冷靜和克制、保持對他彬彬有禮。我們需要改變的不僅是我們的知識結構，還包括我們每個人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用什麼樣的方式說話、用什麼樣的方式寫作，是反映我們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標識。
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網絡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話語權力上的"平等"——大家開始擁有了某種相對平等的身份，彷彿坐在一張虛擬的圓桌上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還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經歷上來。當然，我也意識到自己在生命體驗上的缺陷，"從校園到校園"的單薄履歷，必然導致與外部現實生活的隔絕。這種隔絕，對於一個純粹技術性的學者來說，不一定是負面的影響，有時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寫作者來說，卻是致命的傷害——書本是蒼白的，離開了生活的源頭活水，寫作將陷入危機之中。
魯迅先生後來為什麼要離開大學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於此。否則，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當地許多一流的大學裡去教書。然而，魯迅先生再也沒有走進大學的校門。
在北京的時候，魯迅先生已然深刻體會到：日益僵化的大學體制對知識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狀態具有無形的傷害。他不願繼續被這種體制所傷害，於是選擇了自由的、也是艱難的獨立寫作者的生涯。他的創作也就進入一個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獲得碩士學位以後離開北大，去尋找更加廣大的生活空間，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現實生存。儘管許多師長和朋友都勸我留下來，但我還是決定要離開。我不戀棧北大，儘管在它溫柔的羽翼下，我將獲得在其他地方無法得到的安寧和靜謐。但是，我更願意獨自去承受外面的風風雨雨。
北大僅僅是我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關鍵的驛站，而不是終點。
前兩天，我已經找好了房子，剛剛搬進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個名叫稻香園的小區。這是一個工人住宅區，樓房有些陳舊了，但環境倒還安靜。
書籍還來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實一個學生哪裡有什麼"家"，有的只是幾十箱子的書籍——的時候，書籍總是讓我最頭痛的"財產"。幾千冊的書並不算多，但僅僅是裝它們的箱子，就得找幾十個。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聽說我沒有任何電器傢俱，還以為遇到了一件輕鬆的工作，沒有想到移動這幾十箱子書，比搬運一個大家庭的物品還要累。
這些搬運工人，一聽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鄉。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比我歲數還小，卻已經扛起了生活的重擔。他們告訴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頭"，因此他們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塊錢。這讓我感到震驚。看到他們累得汗如雨下、氣喘如牛的樣子，我趕緊背著帶隊的工頭，悄悄地給他們每人加了一點工錢。雖然我也是一個窮學生，但我畢竟還有一點點能力幫助這些來自遙遠的家鄉的青年——至少能夠讓他們開心地吃上一頓紅燒肉。
我在《巴比倫猶太教法典》中讀到這樣的一個故事：有錢的農場主卡爾布·薩瓦爾的女兒決定跟拉比·阿基瓦訂婚了。阿基瓦當時是一個窮羊倌。當她的父親聽到這個婚約時，他發誓再也不給女兒一分錢、一份遺產。
這對年輕人冬天結婚了。他們很窮，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夠買些裝飾品多好，"阿基瓦撿下他妻子頭上的稻草說："我將給你買一個帶著耶路撒冷圖片的金的裝飾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來看他們，他喬裝成一個凡人。"給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們門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產了，可是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對妻子說，"我們以為自己很窮，可還有一個連稻草都沒有的人呢。"
那麼，我們也算是擁有稻草的人吧，我們還有幾分能力幫助那些沒有稻草的人。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與你這樣的人，會把擁有稻草也作為一種幸福的。
古猶太哲人萊維說："如果你想拯救一個人於淤泥之中，不要以為站在頂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夠了。你應該善始善終，親身到淤泥裡去，然後用一雙有力的手抓住他，這樣，你和他都將重新從淤泥中獲得了新生。"他的話是說給我們所有人聽的。
我願意嘗試著一點一點地開始做。每一次對他人的幫助，對自己傲慢的心態都將是一次洗禮。我在每一個細節上都意識到：與其說我在幫助他們，不如說他們也在幫助我。《聖經》中說：
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
你摘葡萄園裡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命紀24：19-21》)
這幾天，我正在辛苦地打掃、佈置新居。離開父母為我營建的家已經五年了，第一次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小屋，一定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下次你到北京，可一定要到我的小屋子裡來作客。那時候，我的小屋已經是一個寧靜的家園了。
寧萱，你信上說到了揚州的飲食，雖然只有寥寥幾句，卻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是一個貪吃的人，用文雅的話來說，就是"美食家"。所以，假如有一天來揚州，我會在你的陪同下開懷大吃一通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