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常務副局長半年以後，老板將局裡的工作交給我，他自己則像當年的孔夫子一樣，周游列國去了。
老板臨行前對我說，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裡的事情很無奈。
陶小北已辭去公職，到了美國。偶爾給我來個電話。小北走後，空出一個總工程師位子。另外還缺兩個正科長：政秘科長和督察科長。紀檢副書記羅一強、李小南、馮富強、康鳳蓮、老宋以及張不錯和王某某，這段時間工作特別賣力，到我辦公室跑得很勤。
羅一強眼巴巴瞅著那個總工程師位子，馮富強盯著督察科長，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長。若羅一強做了總工程師，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長，又會空出紀檢副書記和工會主席兩個正科位子。康鳳蓮想做工會主席，張不錯和王某某則想爭那個紀檢副書記。
若這幾個人做了正科級，又空出幾個副科級位子，同志們挨個遞補，幾乎人人有份兒。因此局裡從上到下整個“動”了起來，大家工作都特別起勁，呈現出一種爭先恐後的局面，上下班沒有一個人遲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門，樓道裡便會響起雜沓的腳步聲，那是司機、通信員、政秘科副科長之類在樓道裡跑：司機跑著去開車門，通信員跑著去我辦公室打掃衛生，政秘科副科長跑著來提我的公文包。
看著這麼多人圍著我忙前忙後，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難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電影鏡頭一般，一幕幕從眼前掠過。我的眼睛不禁有點濕潤，這些年，不容易啊！過五關斬六將，斬顏良誅文丑，終於由那樣一個結結巴巴的魚在河，變成了今天這樣一個不怒自威的魚在河。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上大學的時候，我曾用這句話“要求”過自己，將此作為畢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個“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現在看來，這樣的追求是多麼的可笑和幼稚。對現在的魚在河來講，我會嘲弄地問自己：為什麼要做一個“清者”呢？一個成熟和老辣的人，就應該變得像我現在這樣：清濁難分，真偽難辨，撲朔迷離。這樣才會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圍著我像小兔子一樣跑來跑去呢！
孔子編《春秋》時，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我現在不已成為玻管局這麼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賢者”甚至是“親者”了嗎？而我剛到玻管局那幾年，能是這麼多的“者”嗎？那時我只是一匹東北挽馬。這種馬原產東北平原，後由頓河、卡巴金、奧爾洛夫、阿爾登等馬與當地馬雜交而成，兼具了這些馬的優長，最主要的特點是“性溫馴，抗病力強”。什麼叫性溫馴？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麼叫抗病力強？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裡干活，從不向單位領導請病假，有個頭疼腦熱抗一抗就過去了。那幾年，我給誰尥過蹶子？就是小牛那廝給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著面對，即使被這廝踢傷，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著自己身上隱隱作痛的地方。我啥時向閻局長請過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帶病堅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問題是我卻從不把這些委屈當做是委屈！委屈意味著你失去了什麼——因為失去了什麼，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這種“失去”當做是一種“得到”——我甚至把這種失去當做是我獲取得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如果說最初在玻管局那幾年，我還真有什麼“經驗”向同志們介紹的話，那也只有兩點，一是我始終注意不讓局裡的同志們反感我。我材料寫得好，往往能文不加點，下筆千言，像張季鸞當年給《大公報》寫社評那樣倚馬可待。局裡有幾個同志甚至稱贊說，魚在河那家伙，寫材料就像喝礦泉水一樣輕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給閻局長寫一篇一萬多字的報告只用小半天時間，而且念出來要多順溜有多順溜。有些懂得一點兒歷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將我比作晉朝的袁虎。正因為局裡的同志們普遍認為我有一點兒才氣，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時時處處表現出謙遜的一面，從未將自己的那條小尾巴翹起來（我們每個人屁股後面可都有一條小尾巴啊！因為我們人類是從猿進化來的）。二是獲得了閻局長的好感。閻局長認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閻局長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寫點材料，那還不是閻局長您手把手教出來的？閻局長聽說您當年才是紫雪一支筆啊！您的筆鋒當年市委市政府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當時市政府還有一個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筆和被稱作一枝花的那個漂亮女同志，當年在市政府系統可是爭奇斗妍、競相開放呢！——而您憑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臉蛋！有時閻局長在我寫的材料上改一兩個字，我會當著閻局長的面這樣說，閻局長您真是我的一字師啊！瞧這個字改的！還有這句話！一個“審時度勢”，一下就將整個材料“拎”起來了！我寫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亂著放在那裡，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這一改，相當於給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條繩索，一把抓下去，竟將一堆大白菜全抓起來了——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時我總是這樣變著法兒往閻局長心坎兒上說好聽的話，從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樣恃才負氣——恃才負氣的人古往今來都不會有好結果，孔融最後竟觸犯曹操，被曹所殺。還有楊修、禰衡。禰衡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麼“擊鼓罵曹”，能有好果子吃？閻局長當然沒有權力像曹操殺掉孔融楊修那樣隨便砍掉我的腦袋，但我若觸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將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閒置那些國有資產那樣將我閒置在那裡，那樣的話還能有我的今天？我曾聽說過這樣一個笑話，我們紫雪市某單位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副主任科員，這個人之所以臨退休還是個副主任科員，主要原因是個人性格有缺陷，喜歡給領導提意見，並且和誰都相處不好，最後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鬧開了矛盾——幾年時間有意不使用它，心裡還幸災樂禍地對那話兒說：讓你再和我鬧別扭，你越和我鬧別扭，我越要閒置你——看最後吃虧的是誰！
這個人和自己身體的一個器官賭氣，最終吃虧的是誰不好說，可我若和閻局長鬧意見，最終吃虧的是誰則是明擺著的。禰衡和曹操鬧意見，最終吃虧的是誰？曹操倒是沒有殺禰衡，備馬三匹將他送到了劉表那裡，可最後還是借黃祖之手殺了他。吃虧的不還是禰衡這恃才放曠的黃口小兒？正像一個父親和兒子劃拳，兒子說：哥兒倆好啊！哥兒倆好！父親只得反復說：魁啊魁啊（虧啊虧啊）——禰衡死時才二十五歲，你說虧不虧？
一時虧是為了一世不虧，當初虧是為了現在不虧！現在我還虧嗎？過去是我在別人牙唾之余分殘羹一杯，現在是別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說，征戰多方，攻心為上；牢籠有術，馴心實難。我的體會是，要馴別人的心，先得馴自己的心；正因為我當初馴了自己的心，現在才可以去馴別人的心。我曾經口吃過，可我現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個同志不會在我這個“親者”面前“諱疾”呢！比如我剛在全局大會上傳達畢市裡的某份文件，並口若懸河地作了流暢的報告。散會後，局裡的某一個“馮富強”點頭哈腰端著我的水杯跑進我辦公室，原本想拍拍馬屁，對我深入淺出的講話水平和令人艷羨的口才表示欽佩之情，“角度”沒掌握好，脫口說出這麼一句蠢話：“魚局長，你怎麼不口吃了？”
我當時已在辦公桌前坐下來，正像閻局長那樣舉在臉前看一張本省的日報，此時像挪動那種暗室的門一樣將臉前的報紙移開，面無表情地直視他。我並不出聲，只是用面部語言反問他：
“我口吃過嗎？孫子才口吃過！”
“馮富強”見我面有慍色，早反應過來，迅速“聽”懂了我的“表情”語言，在自己嘴上狠擊一掌說：“對！對！魚局長何曾口吃過！馮富強你才口吃過——你才是那個口吃的‘孫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蘇東坡曾如此感慨過人生被消磨於紙墨中。我現在“磨人”和“馴心”（馴別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過了閻水拍和馬方向。吳國的季札在魯國看周代的樂舞，對各諸侯國的樂曲都發表了意見，從鄶國以下他就沉默不語。“自鄶以下”這個成語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談。我在玻管局如今也會時不時來個“自鄶以下”。譬如我說：“老喬同志不錯！”“小高同志是個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對馮富強、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給他來個“自鄶以下”。我甚至會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樣捉弄這幾個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見匈奴使臣，自己卻持刀站立床頭，接見完畢，叫人問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說：“魏王雅然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麼說，在外人眼裡還覺“雅然非常”。我若和馮胡牛玩這樣的惡作劇，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樣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瑣相，甚至比“東食西宿”的齊人之女還令人鄙夷。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其女雲：欲東家食而西家宿。馮胡牛這仨家伙，在我眼裡啥時不是露出這樣一副“東家食而西家宿”的賤相呢！——問題是只要我一不高興，他們就東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馮胡牛在內的局裡的同志，對我則都會如匈奴使臣稱譽曹操那樣，豎起大拇指說：“此乃英雄也！”
自從我擔任常務副局長後，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豎大拇指啊！我從早到晚看到的是張張笑臉，博我歡心的人不知凡幾。奧迪成為我的專車。每天早上小蘇將我從家裡接過來。我背著手慢步向大樓門走去時，小蘇早搶前一步將門推開。我做了常務局長後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門，始終背著手那樣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門前門自然會“洞開”。進了玻管局大樓，我沿著樓梯低著頭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時間，身後跟著幾個剛來上班的同志，他們怕打擾我，並不超過我向前走。要麼跟在我身後慢慢走，要麼折身到老喬的門房待一會兒。待我已到辦公室了，他們才“登登登”跑上樓。
我上樓的時候，也有一些人下樓。比如小牛小馬小胡。他們正輕快地拍著樓梯扶手，“登登登”低著頭往下跑，猛一抬頭看見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腳步，望著我，將最生動的表情呈獻給我。我知道他們在看著我，等待著接我的眼風，可我偏不給他們眼風。當然若是那些年齡大一點、資歷老一點的科長、副科長，我會抬頭沖他們客氣地點點頭。可若是小牛、小馬、小胡這些人，我卻始終不理他們，只顧低頭往上走。他們迎面下來，在與我相距四五個台階時，就停下腳步不敢動了。就像一只驚慌的老鼠，突然看見了一只碩大的貓。我知道他們在沖我嫵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們。直到我超過他們幾級台階了，我還是不理他們。他們的脖子最初是沖我俯著，而後開始仰著。他們就那樣仰著脖子用目光追隨著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轉個彎兒看不見了，他們只得出了聲：“魚局長，你剛來啊？”或者：“魚局長，你開會去啦？”此時我才仿佛發現了他們，並不說話，沖他們淡然地點點頭。他們便會顯出如釋重負的樣子，“登登登”跑下樓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聲後我都裝作沒聽見，一聲不吭繼續向上走。這就等於我站在樓梯台階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腳，這一腳踹得夠疼的。我當時沒有聽到他“登登登”跑下樓去的聲音。可以想得來，他當時腿一軟，拖著沉重的腳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樓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會心情不好，晚上甚至會“輾轉反側，不能成眠”，而我卻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讓別人睡不好！這是我總結出的又一條人生經驗。而成為“魚局長”以後的我，用鼻子哼一聲，或者一個眼神：瞥誰一眼，不瞥誰一眼，都可以讓別人睡不著覺。
我的眼神已練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種眼神，針對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種眼神是給陶小北的。小北從美國給我打來電話，我接她電話時的眼神閃現著動人的光芒，既熾熱又柔和。雖然小北並不能看到我的這種眼神，但我卻覺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發熾烈、越發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陽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這樣的“陽光”下開始一點點融化，直至融為一河春水。這樣的目光裡還有一種純潔。我的心靈在那一刻變得純淨起來。齷齪和卑劣不知跑哪兒去了。我成為一個可愛的魚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牽著陶小北的手在小河邊戲水，在樹林間奔跑，讓小北歡快的笑聲驚飛樹梢頭的鳥兒。
第二種眼神是給柳如葉的。也有柔和，有時也熾熱，但有時又有那麼一點玩世不恭，有時甚至有一點孟浪，還有一種暗示和挑逗。有時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開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撫摸她瓷實的乳房。我的目光若是風兒，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紙張，吹一下，飛走一頁；再吹一下，又飛走一頁。直到將她吹得一絲不掛，然後任我錘煉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葉之間的第三種眼神，是給李小南的。
第四種眼神是給鄭向洋市長的。這種眼神裡只有恭順和敏捷。這種眼神是被動的，因為我總是像小牛小胡他們捕捉我的眼神那樣，千方百計捕捉鄭市長的眼神。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我的眼神一下就跳進了鄭市長的窗戶裡去，因此我的眼神已變作了鄭市長的眼神，我的眼睛變作了鄭市長的“第三只眼睛”！鄭向洋市長瞅茶杯，我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並迅速去給鄭市長茶杯裡注滿了沸水。鄭市長有點厭惡地瞥某一個人，我也便有點厭惡地瞥某一個人。鄭市長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訴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輕松一下，我就趕快像崔琰那樣扮作魏王接見那個匈奴使臣，讓鄭市長雄赳赳地執刀立於一旁。鄭市長若喜歡柳如葉，但鄭市長背著手走進藍天大酒店大廳時，卻不能用目光追隨柳如葉。因為在任何公眾場合，都有很多只眼從各個角度照射、窺視和觀察著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葉，哪怕只是那種“一瞥”，也會被別人看出“端倪”來。尤其是惠五洲書記的秘書，就會將這樣的目光放大，也許就會有一個系統針對這束目光做文章。於是一束目光就變成了一段故事。這樣的故事累積多了，鄭向洋市長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穩了，哪一天甚至會被掀翻，讓鄭向洋市長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個大跟頭。
可鄭向洋市長又實在想看看柳如葉那張俏臉，此時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場。有一次，雷秘書打電話告訴我，他要隨鄭市長去省裡開會。雷秘書這以後常與我通電話，我們已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著熱線聯系。我們甚至常常互發短信問候。比如：“我隨鄭市長在北京，你呢？”“我在局裡上班。”我這樣“回答”雷秘書。“問李小南好！”雷秘書又發過來。“她也問你好！”我再發過去。有時我們也發一些有趣的東西，但不一定是黃段，我們其實很少發黃段。有一次他隨鄭市長在三月十二日植樹歸來，坐在車上給我發來一首題為《植樹》的打油詩：
一路警笛聲聲，
下車前呼後擁；
栽了幾棵小樹，
干活三五分鍾；
記者左拍右照，
任務勝利完成；
地方中午設宴，
喝個迷迷瞪瞪；
先去三樓桑拿，
再去五樓歌廳；
次日頭版新聞，
大幅照片刊登；
市裡領導植樹，
取得圓滿成功。
我當即給他回發了兩個類似的短信，其一題為《領導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著稿子念念；
檢查工作，隔著玻璃看看；
群眾上訪，糊弄糊弄勸勸；
接待上級，酒桌殷勤獻獻；
項目動工，鏡頭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鄉扶貧，年末下去轉轉；
主要精力，上級領導見見。
其二題為《干部使用種種》：
褲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褲改女褲：交流使用；
襯衣改褲衩：降職使用；
風衣改圍裙：掛職使用；
背心改乳罩：雖說是平調，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書互相發來發去的，大多是這樣一些具有諷刺現實意味的東西。又比如：“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學校像賓館，校長像老板，學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書和我建立起這種親密關系，使我隨時可獲知鄭市長的行蹤和去向。那次鄭市長去省裡開一周會，我是在第四天找了點差事趕到省城的。當然不是我一個人，還有柳如葉。我帶柳如葉去省城秘密會見鄭市長那一年，“性賄賂”這樣的提法還遠未在報紙上出現，可見我是“開風氣之先”。我們在一個四星級酒店住下來，充分享受了高檔賓館的“人性化服務”。那天晚上，我撥通了鄭市長的手機。鄭市長沒帶秘書和司機，直接進了我提前預訂的高檔包房。我們在包房裡唱歌，跳舞，喝啤酒，談人生。我們說一會兒話，在柔美曼妙的樂聲中跳一會兒舞；再說一會兒話，再跳一會兒舞。鄭市長和柳如葉跳舞的時候，我一直在考慮啥時候借故離開。我知道離開太早不好，離開太晚也不好。正當我盤算何時離開恰到好處的時候，鄭市長問到了我的工作，並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讓我擔更重的擔子，將馬方向調到“銅行辦”或“能源辦”去當主任。“這個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現在惠五洲馬上就要調走了，看他再逞能！”鄭市長竟恨恨地這麼說了一句。
我們說這些話時，柳如葉出去了。我當時十分感激地望著鄭市長，說我一定不辜負他的培育之恩。還能有比這更大的恩情嗎？沒有了！我差點兒就要對鄭市長說出什麼“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類話來，話到嘴邊覺得我畢竟不是柳如葉，無法向鄭市長“委身”，才又改口。
為了使鄭市長調走馬方向的決心更堅決一些，也為了我擔任玻管局長更快更保險更有把握一些，我當時幾乎不假思索，毫不遲疑使用了“落井下石”這種手法。我對鄭市長說：“馬（指馬方向）這個人品質就是有問題，有一次他親口誣蔑過您呢！我一直想給您說，可這又有違我一貫的做人原則——我給自己定了一條做人的基本原則，決不能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轉述別人說過的話也不成！”說到這裡，我臉上現出十分不情願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將這句話說出來，就等於自己打了自己一個耳光。
“你說嘛！給我說有什麼關系！”鄭市長用鼓勵的目光看我。
“為了對您負責，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決心似的，對鄭市長說：“一次他、他（我又結巴了！）跟我說，鄭市長您氣量不大，不是一個‘大人’，他當時原話怎麼說的來著？總之不是說您‘不是一個大人’，就是說您是一個‘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說下去了，總之就是這個意思！”我這樣說著，臉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憶著馬方向的“原話”。最後有點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臉，然後低下頭。
鄭市長想了一下，明白了，臉氣得像柳如葉的臉一樣白。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這個混蛋！”
我心裡暗暗叫好：有這幾個字就行了，馬方向死定了！
這番話竟是我編造的！馬方向有一次和我談到市裡一些事，是說過這樣一句話，但不是說鄭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長，想給局裡再爭取幾個干部編制，再調幾個同志進來，人事局長沒有答應。他因此對人事局長很有意見，和我說起這事時，氣咻咻地評價人事局長：那是一個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卻靈感突至，移花接木，並當即嫁接成功。
柳如葉進來時，我倆已“密談”完畢。鄭市長起身和柳如葉跳舞。一曲舞畢，重新坐下時心情已完全好起來，興致蠻高地讓我給小柳講個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講：“懷孕女人和壞了的蘿卜有何共同點？有三種答案。不動腦筋的說：都沒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蟲子惹的禍；滿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鄭市長大笑，小柳也笑起來。我看他倆開心，又講了一個。我對小柳說：“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兒叫什麼名字嗎？”沒等小柳回答，我又接著說：“李白妻子叫‘趙香樓’，女兒叫‘紫煙’。為什麼？有詩為證——日照香樓生紫煙！”
鄭市長復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撲哧笑出聲來。鄭市長一邊笑一邊又邀小柳跳舞。待他倆跳到光線幽暗處時，我悄悄兒地溜了。
和鄭向洋市長建立了這種親密無間的感情，成為鄭向洋市長的另一只眼睛後，我再看馬方向時，便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這就是我的第五種眼神。
我擔任常務副局長後，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長閻水拍辦公室辦公。閻水拍老局長擔任正處級咨詢員這三年，馬方向局長一直在四樓他原來的辦公室辦公。閻水拍老局長退休後，辦公室騰了出來。那次我從省城陪鄭市長回來，和馬方向局長談局裡的工作。我提出讓馬方向局長搬進老局長閻水拍辦公室，馬方向局長淡淡地對我說，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間，三樓四樓都一樣。然後馬方向局長又對我淡淡地說：“干脆你直接搬進去吧，要麼我搬下去，你再搬上來，麻煩。”
我當時還在三樓政秘科長的辦公室辦公。馬方向局長的意思是，讓我直接搬到對門閻水拍老局長辦公室裡去。馬方向局長以為他這樣說了，我也不會搬的。若是過去的魚在河，我肯定不會搬的。可我是現在的魚在河啊！我怎麼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會給馬方向局長心上添堵，可我就是為了給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麼“流”呢？果然我搬進閻水拍老局長辦公室後，聽說馬局長一怔，一句話沒說。那天本來原定開黨組會，臨時改期，馬局長說他有點不舒服，不到下班時間，就提前回家了。
自從在鄭市長那兒獲取了那個重要信息後，我就開始用第五種眼神看馬方向局長。這種眼神裡很少再有謙恭。有時候卻有一種漫不經心或者不以為然，甚至會有一種“視而不見”或者“漠然視之”。這樣老板跟我說話便不再像過去那樣無所顧忌，有時他甚至得反過來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談某項工作，談了半天我卻始終專注地看著牆。一只蒼蠅被粘在了牆上。這只蒼蠅為什麼會被粘在牆上呢？老板剛在那兒用膠水貼了一張作息時間表，剛貼上去，他又覺得那兒不合適，叫小高進來揭起貼在了另一個地方。我進門時小高剛出門。牆上的膠水尚未干透，這只倒霉的蒼蠅剛好落在那兒，於是它的腳被粘住。我看它時，它正痛苦地拼命掙扎著，欲離開那個恐怖的地方，可卻離不開。於是它沒被粘住的幾只腳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覺得人可以簡單地分作兩類：一類是“蒼蠅人”，一類是“膠水人”。做“膠水人”當然比做“蒼蠅人”好。我若是“膠水人”，小牛小胡馮富強就是“蒼蠅人”，我要將他們一個個粘在牆上。我現在甚至連馬方向局長都想粘在牆上呢！
那天老板給我談那些工作時，我去了一次廁所，看了一會兒蒼蠅，接了兩次手機。其中一次到老板辦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辦公室裡面接。在辦公室裡面接的時候，我大聲講話，差不多講了有十分鍾。接完手機收了線，才對老板說：“你繼續說，我聽著呢。”
老板那天給我談的是局裡的人事安排問題。比如讓某某做總工程師，某某做政秘科長，某某做工會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長。我其實根本不想跟他談這個問題。於是我就上廁所，看蒼蠅，接手機。老板見我一直不接他的話茬兒，甚至不接他的眼風，終於退縮了。他也就不再說什麼，只說了一句：“咱們以後再談吧！”
隨後老板就出國去了。
局裡沒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變後的楊虎城一樣，是被“委員長”逼走的！
下來還有各種眼神，我用這諸多眼神分別去看局裡的同志們。他們都要到我辦公室來捕捉我的眼神。科長，副科長，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打字員，通信員，駕駛員，我至少用五至六種眼神區別對待他們。或冷漠，或熱情。我想讓他們高興，我就用眼神告訴他們；我想讓他們不高興，也用眼神告訴他們；我想讓他們有點兒高興又有點兒忐忑，同樣用眼神告訴他們。
我用眼神指揮著玻管局。我用眼神籠絡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擊人、報復人。我的目光如電，電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會亮起來，像一個電動玩具一般歡實地蹦𢌥起來；我突然掐斷電源，它的一只臂還在向上翹著，沒有復歸原位，可卻已經不會動了，可笑地將一只手舉在空中。我目光中的電流既可以讓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晝，出現那種燈火輝煌的動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間變得漆黑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