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回憶(1941-1945) 正文 第四十九章
    埃裡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齡、一頭白發的女秘書站在門口探進頭來。“有一位叫萊斯裡。斯魯特先生來了,帕米拉。”

    在倍爾美爾大街上陳舊的小小辦公室裡,帕米拉坐在她父親的轉椅上哭泣。冷風搖撼著松動的窗扇子,十二月的陰沉天氣,中午時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裡面,一條羊毛披巾把頭和耳朵都扎得緊緊的,還是覺得寒氣逼人。房間裡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可以說只能聞到點熱氣味,僅此而已。

    斯魯特走了進來,帕米拉兩手擦著眼睛,趕忙站了起來。他手裡拿著一件俄國的皮裡子大衣和一頂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個瘦個子,現在一套細條子衣服象是掛在身上,還露出招褲來,兩眼通紅,眼眶發黑。

    “你好,萊斯裡。”

    “帕姆,聽到你父親的不幸消息我很難過。”

    “我不是在哭父親的死,我已經忍受過來了。什麼風把你吹到倫敦來了?你在伯爾尼工作這樣快就結束了嗎?要喝點威士忌暖和一下嗎?”

    “天啊成得靠它救命。”

    她指著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說:“這是他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他沒來得及寫完。《觀察家》要它。我正在給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淚引出來的。”

    “什麼文章?新聞電訊稿嗎?”

    “哈,不是,那不成了古董了嗎?這是一篇戰地隨筆。他定的題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遞給他半杯純威士忌,向他舉起了另一個杯子。“請吧。當時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這篇東西,蒙哥馬利的新聞官來電話要他立即就去會見。”

    帕米拉樵懷憂傷的面容、腫脹的眼睛、蓬亂的頭發、疲弱的聲音,這些都可以歸因於她的哀傷,斯魯特心裡這樣想,可是現在她似乎油盡燈滅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她情緒最低落的時候——她曾經有過情緒非常沮喪的日子——也不曾喪失掉其頑強不屈的鋒芒、不露聲色的外表下面的一種令人傾心的英俊氣概。如今斯魯特看到的則是一個年過三十、抑郁憂傷的婦人。

    “你相信預感嗎?”威士忌使她的聲音沙啞。

    “我說不上來。你怎麼啦?”

    “韜基有過一個預感。我知道,我本來也可以乘那輛吉普車去的。連蒙哥馬利的新聞官都給我開了綠燈,這對一個婦女是特別的破例。韜基突然象騾子一樣蠻不講理肥我攆開。他干脆大發脾氣屏得我也火氣上來了。我們是在火頭上分手的。這樣我才活了下來,坐在這裡跟你一起喝酒。”她傷心地舉起杯子,一飲而盡。“萊斯裡,我是徹底不信神鬼的,只相信看得到、聽得見和摸得著的樁樁件件。可是,他卻知道了。你別問我什麼道理,觸到地雷是一件意外的不幸,這我知道,可他預感到了。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臨終絕筆之類的東西。”

    “你還記得拜倫。亨利嗎?”斯特魯問道。

    “可不,當然記得。”

    “上星期我在裡斯本遇見了他。我擔心還會有更壞的消息。‘諾思安普敦號’沉沒了。”斯魯特本來含有幸災樂禍的醋意,想把這個消息告訴她,他自己對這一點也感到有愧於心。並不是他對帕米拉有什麼過不去,也不是對維克多。亨利怎麼樣,但在他們兩人的羅曼司中,他曾扮演過不堪一擊的情敵,這種不好過的滋味一直留在他心頭。但她聽了也沒有動感情的樣子。“帕姆,你在這裡各方面都有熟人,是嗎?你能不能打聽一下亨利上校是否還活著,再給拜倫發個電報?拜倫在裡斯本所能得到的消息,只是聽那裡的一些海軍人員說,那條軍艦在海戰中被擊沉了。”

    “干嘛不去找你們的海軍武官?”

    “他上蘇格蘭去了。”

    “那好,”她輕松地、幾乎有點愉快地說,“咱們就打聽一下拿利上校的下落吧。”斯魯特覺得,如此對待沉痛的消息倒是一種異乎尋常的表現,實在異乎尋常。事實是僅僅講起這個男人,她就活躍起來了。她吩咐那位秘書打電話給空軍少將勃納一沃克。“那麼,拜倫怎麼了?娜塔麗呢?”

    “拜倫找到了她。找到了她,還有孩子。”

    “我的天啊。找到啦!在哪裡?”

    “馬賽。吃飯的時候他足足跟我講了兩個小時。真能寫一本小說。”

    “可不是嗎,那一家子!他怎麼找到的呢?娜塔麗現在哪兒?”

    斯魯特剛剛開始講拜倫的經歷,電話鈴響了。是勃納一沃克打來的。帕米拉立刻親呢地把帕格。亨利和拜倫的情況告訴了他,叫他“親愛的”。她掛上電話,對斯魯特說:“他們有一條專線直通華盛頓。他會盡快接通的。你見過我的未婚夫嗎?”

    “見到過一次。在華盛頓你們大使館裡的一次迎賓行列裡。你也在場,不過那時他還不是你的未婚夫。”

    “哦,當然不是。亨利上校也在那裡,還有娜塔麗。現在還是繼續講在馬賽發生的事吧。再喝點威士忌嗎?”

    “那還用說,只要你捨得。”

    “人家對我都很好。我有的是酒。”

    斯魯特相當詳細地告訴了同拜倫偶然相遇的情況,並且說拜倫還在千方百計地打聽家人的下落。盟軍入侵北非那天,通往馬賽的電話中斷了。後來拖了很久才斷斷續續地恢復了通話,但他卻一次也沒打通過。他有三十天的假期,在這期間他天天在裡斯本各家營救機構的辦公室裡廝混。“

    “娜塔麗到底怎麼啦?怎麼會那樣膽小怕事?怪不得拜倫會那樣生氣,帥B米拉說。

    斯魯特兩眼呆呆地望著她,茫然地重復了一句:“她是怎麼搞的?”

    “萊斯裡,記得不記得,有一天你把門上的鑰匙丟了,就是這個姑娘爬進你在斯克裡勃路的那幢房子二樓的窗子。你還記得嗎,在萊哈爾飯店的時候,我用ˍ只盛湯的碗把菲爾的頭打破之後。她怎樣面對那些憲兵而毫無懼色?當時我們都叫她雌獅子。”

    “這些又有什麼相干呢?她要是想和拜倫偷越國境的話,那才叫發瘋呢。”

    “那又怎麼樣?拜倫不是有外交護照嘛。難道還會比現在的處境更糟?”

    斯魯特眼圈發黑的兩眼閃爍著紅光。在帕米拉看來,他就象發高燒似的。但他卻溫和而鎮靜逾常地對她說:“咬,我的寶貝,我來老實地告訴你她的處境可能會糟到怎麼個地步。能給我再來那麼一小杯燒酒嗎?”

    帕米拉在斟酒,斯魯特就從上衣口袋裡拔出來一支鋼筆,坐在帕米拉的書桌旁,開始在一張黃色的紙上畫了起來。“瞧,這是戰爭爆發前的波蘭,對嗎?華沙在北面,克拉科夫在南面,維斯杜拉河橫貫其間。”這是一張畫得很熟練的地理略圖,一揮而就。“希特勒打了進來,他和斯大林瓜分了這個國家。側地一下!這條線的西邊是德國占領下的波蘭。占領軍政府。”一條彎扭的粗線將波蘭一分兩半。斯魯特在這條線的西邊畫了三個又粗又黑的圈圈。“你瞧,你已聽說過集中營嗎?”

    “是的,聽說過,萊斯裡。”

    “但這幾個集中營你可沒聽說過。我剛花了四天的工夫同這裡的波蘭流亡政府人士交談過。事實上我就是為了這個到倫敦來的。帕姆,這是相當精彩的新聞題材。你不是正在繼續你父親的工作嗎?”

    “我在試著呢。”

    “那好,這個內容也許會成為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新聞。把這個消息報道出去的記者將會載入史冊。在這三個地方——這樣的地方另外還有,只不過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得到的目擊者提供的材料都是有關這三個地方的——德國人就象處置耗子那樣,成批地消滅活人。德國用火車從歐洲各地把他們運到這些地方。這是一場利用鐵路進行的大屠殺。猶太人一運到,德國人就用一氧化碳或用步槍行刑隊把他們殺死,然後再把屍體燒掉。”他用鋼筆一個圈一個圈地點著說:“這個地方叫特雷布林卡,這裡是盧布林,這是奧斯威辛。如我所說,這樣的地方還有的是,但這三個地方已得到證實。”

    “萊斯裡,集中營已不是新聞了。這一類新聞已經報道過多年。”

    斯魯特朝她苦笑一下。“你沒聽到我的話。”他壓低嗓門,用咬牙切齒的耳語聲來加強他的語氣。“我講的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對一個一百萬人進行的大屠殺。就在我同你談話的這個時候,屠殺正在大規模地進行。這是一個荒誕絕倫的計劃,一個用了專門建造的巨型設備來進行的規模龐大的秘密行動!你不叫它是新聞?那麼什麼才算得上新聞呢?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罪行。它使過去的一切戰爭相形見細。這是地球上生活的新現象。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情,眼下已大約完成了一半。這難道不算是一篇新聞報道嗎,帕米拉?”

    帕米拉看過許多關於毒氣室和集體槍殺的屠殺報道。這一切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兒。當然,德國秘密警察是一幫窮凶極惡的暴徒。單是為了從世界上清除這批家伙,這場戰爭也是值得打的。消滅歐洲所有猶太人的計劃當然是有點言過其實,危言聳聽,不過她也曾看到過這種講法。很顯然,這種講法全是別人兜售給斯魯特的;也許是因為他的工作情況不妙,也許由於他未能忘懷娜塔麗,而現在對於隨意拋棄自己所崇拜過的一位猶太女子又感到內疚,所以他現在就這件事情抓住不放。她低聲說:“親愛的,這我可真無能為力。”

    “我看倒不見得,不過我們剛才是在談娜塔麗。拒絕和拜倫同走,這可得要有了不起的勇氣,比起爬進二樓的窗口來,這個勇氣可要大得多。出境簽證她還沒拿到手。火車上擠滿了德國秘密警察。要是出點兒事的話,她和孩子就會被他們攆下火車。可能就這麼把她關進集中營。可能就把她押上東去的另一列火車。然後他們把她和孩子一起殺掉,再燒成灰燼。那可真是太冒風險了,帕姆,即使她並不知道得這麼詳細,她在骨子裡也已經預感到了。她知道出境簽證就要到了,她也知道德國人對官方文件敬若神明,這是制服他們的一件法寶。這件事她做得對。我曾經把我的看法講給拜倫聽,他聽了氣得臉色發白,並且——”

    這時電話鈴響了,她作了個抱歉的手勢叫他不要說了。

    “誰呀?啊,這麼快?”她眼睛張得大大的,放射出寶石般的光芒。她向斯魯特頻頻點頭。“好哇!太好了!謝謝你,謝謝,親愛的,八點見。”她掛上電話,眉開眼笑地對著斯魯特。“亨利上校安然無恙!你知道,要是從海軍部打聽這個消息得等上一個星期。你們的陸軍部把鄧肯的電話立刻轉接到海軍人事局,他馬上就得到了回音。亨利上校現在正在回華盛頓的途中。你看是我打電報給拜倫呢?還是你打?”

    “這是拜倫在裡斯本的地址,帕姆,還是你打吧。”斯魯特急匆匆地在筆記本上寫了個地址撕了下來。“聽我說,這裡的波蘭人正在把他們的文件匯編成一本書。我可以給你弄到這本書的校樣。還有,他們找到一個從特雷布林卡逃出來的人。就是這個集中營,”——一根皮包骨頭的手指使勁地點著桌子上的那張略圖——“華沙附近。他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穿過了納粹歐洲,把照片送出來,把真相說出來。我通過翻譯跟他作了交談。沒法不相信他說的,他的經歷是一篇《奧德賽》那樣的史詩。搶先發表的話是會引起轟動的,帕米拉。”

    帕姆覺得很難集中注意力聽他講話。帕格。亨利安然無恙地活著!在返回華盛頓的途中!這給她的計劃、她的生活平添了新的前景。至於斯魯特的“搶發新聞”,在她看來,他未免有點過份著迷。她仿佛聽見她父親在說“沒價值,絕對沒有。過時的貨色”。勝利才是新的內容,歷經四年的災難和挫折之後,在北非、在俄國、在太平洋所取得的勝利,還有反擊德國潛艇的勝利,是這次戰爭的真正的偉大轉折點。而德國人對歐洲的恐怖統治以及對猶太人的暴行,則象潮汐表那樣已為人所熟知。

    “萊斯裡,明天我去跟主編談談看。”

    斯魯特直挺挺地向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心潮濕,輕輕地一握。“好極了!我在這裡還要再呆兩天,你要找我,可以打電話到多爾切斯特飯店,或者美國大使館,分機是739.”他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臉上浮起昔日在巴黎的微笑,使他推懷的面頰和喪魂落魄的眼睛閃出亮光。“謝謝你的好酒,老姑娘,謝謝你傾聽了一個者水手的故事”

    他歪歪倒倒地走出了門。

    第二天,主編興味索然、沒精打采地聽她說著,嘴裡咬著已經滅了火的煙斗,邊點邊咕啃著。他說這裡的波蘭流亡政府早就向他提供了所有這些材料。他刊登過其中的幾篇。她可以在卷宗裡翻到這些材料,地地道道的宣傳品。不論根據什麼新聞標准,這些報道都是無法核實的。有關屠殺全部猶太人的計劃,那是猶太復國主義分子透露出來的,為的是迫使白廳開放巴勒斯坦,接納猶太移民。不過,他還是願意在下個星期見見斯魯特先生。“啊,他明天就要走了嗎?真不巧。”

    但當她表示要去華盛頓寫一些那邊的戰爭努力的報道時,這位主編便喜形於色。“好哇,那就去吧。試試你的筆頭吧,帕姆。我們知道,韜基晚年的稿子都是你起草的,什麼時候可以把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日落》交給我們?我們急著要呢。”

    斯魯特聽說有兩位外交官在往返於蘇格蘭和蒙特利爾之間橫渡大西洋空運指揮部的轟炸機飛行中失蹤了。北大西洋的空中航線並不是人們喜歡的路線,在隆冬天氣中就更其不是了。舒服的大客機都在南方的航線上,南下到達喀爾後,一家伙飛越陽光和煦的海面直達巴西突出部,然後北上百慕大,再向前就是巴爾的摩了。但這條航線是供大官們走的。只有兩條路線讓他選擇,在護航艦隊裡作十天航行,或者是皇家空軍橫渡大西洋空運指揮部的飛機。

    在去蘇格蘭飛機場的火車上,他碰上了一位同路去美國的美國橫渡大西洋駕駛員,此人中等身材,瘦長結實,是一位陸軍航空兵上尉,留著牙刷般的小胡子,有一雙骨碌轉的眼睛。卡其上衣上鑲著三排勳標,開口便是髒話,一肚子的飛行故事。他們兩人共坐一個小間。這位駕駛員不停地呷著白蘭地,他說他要喝得醉醒醒的,並且保持這種醉意,直到遠遠離開普雷斯特韋克機場的跑道。在普雷斯特韋克機場起飛有墜毀的危險。他曾參加過幾次為摔死在機場跑道上的駕駛員舉行的集體葬禮。向西飛進北大西洋的颶風時,就不得不冒險超載汽油。空運指揮部不得不把一批又一批的駕駛員運回去,因為經海路運輸拆開裝運的飛機既要多花時間,又要多費手腳。而且德國潛艇也把它們摘掉太多了。所以各戰區的盟國空軍實際上都是依靠這些橫渡大西洋的駕駛表門集結力量的。雖然沒人把他們放在眼裡,但他們卻在整個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

    這列塵土飛揚的舊火車眼嘟眶卿地慢慢穿過白雪茫茫的田野。駕駛員一路上打開話匣,斯魯特耳福不淺,飽聽了他的畢生事跡。他名叫比爾。芬頓,戰前就以駕機飛行為業。一九三七年以來,他曾為許多國家的政府干過民間的和軍事的飛行工作。他曾在印度一中國航線上駕駛過運輸機(他說是“飛越駝峰”)。起飛時,要用響著喇叭的吉普車趕走跑道上的黃牛、水牛,然後升到五英裡多的高空,越過高高地旋轉在埃佛勒斯峰上空的冰雪風暴。他曾參加過加拿大皇家空軍飛到英國。現在他在為陸軍航空兵空運轟炸機,經南美洲到非洲,然後越過非洲到波斯和蘇聯。他曾在沙漠迫降過;也曾在愛爾蘭海面上依靠橡皮救生筏漂浮過兩天;還曾用降落傘落到緬甸的日本占領區的,然後徒步長途跋涉走到印度。

    他們在暴風雪中抵達普雷斯特韋克,斯魯特不僅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分享了比爾。芬頓的白蘭地之後已醉意醒腦他還對戰爭具有了全新的視野。在他昏昏沉沉的頭腦裡閃過了一幅幅圖景:各種各樣的飛機,成千上萬的轟炸機、戰斗機、運輸機在地球上空南北東西穿梭飛行,同天氣搏斗,和敵人盡戰;轟炸城市、鐵路和行軍的縱隊;越過海洋、沙漠和高山;這是一場修昔底德1所無法想象的戰爭,一場由象比爾。芬頓這幫子人駕駛的飛行器在這個星球上滿天橫沖直撞的戰爭。直到今天為止,他從未想到空中的戰爭。至少是在此刻,他念念不忘的那份《萬湖會議紀要》、那畫著三個黑圈圈的波蘭地圖和那每日一列一列載著千千萬萬猶太人去屠場的歐洲列車,算是從他腦海中消失了。而他對這次飛行也就更加感到心驚肉跳,害怕得差一點走不下火車。

    他們到達機場的時候,飛機正在做起飛前的准備。他們穿著臃腫笨拙的飛行服、救生背心,戴著厚厚的手套,降落傘在背後蕩到膝蓋以下,步履瞞珊地走出報到室。室外大雪紛飛,他們沒能一下子看清飛機。芬頓領著斯魯特朝飛機馬達聲響處走去。飛機能在這樣的天氣起飛,對萊斯裡。斯魯特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一架四引擎的轟炸機,裡面沒有座位。機艙的地板上,有十多個返回去的渡運駕駛員橫七豎八地躺在墊貨板上。飛機艱難地起飛了,斯魯特的腋窩裡直淌冷汗,芬頓沖著他的耳朵大聲嘶喊著,說根據天氣預報,逆風風速每小時一百英裡。他們也許不得不在格陵蘭那個北極的鬼屁眼裡著陸。

    萊斯裡。斯魯特是個膽小鬼。他知道這一點,並且早就不再想克服它了。甚至乘坐一輛愛開快車的人駕駛的小汽車,他也會神經高度緊張。每次乘飛機,哪怕是乘DC—3型飛機作一小時的短途飛行,在他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此人現在自己就坐在一架拆掉了全部設備的四引擎轟炸機裡,在隆冬十二月裡越過大西洋向西飛行;這架嚎叫著吱吱咯咯響的舊飛機,冷風通過漏氣的空隙不斷鑽進艙內,象啼饑嚎寒般的響聲一直不停。飛機迎著冰雹在上升,冰雹打在機身上象機槍一樣僻僻啪啪,它顛簸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好似一只風箏。借著從結了冰的窗口透進來的股俄亮光,斯魯特能夠看到那些躺著的駕駛員發青的面孔,布滿汗珠的額頭,也可以看到一只只顫抖著的手把香煙或酒瓶挪近緊閉著的嘴唇。這些飛行員看上去跟他完全一樣,也已嚇得魂不附體了。

    芬頓在火車上曾對他講過,北大西洋的逆風在低空時風力最大。飛機得爬高上升,超越這種氣流,進入空氣稀薄的高空,以節省燃料;但上升到這樣的高度,機身上結冰非常快,除冰器根本來不及工作。同時,化油器在零下氣溫中會冷卻結冰,繼而引擎就會熄火。毫無疑問,很多飛機就是這樣報銷的。當然,開始結冰時你可以設法繼續升高,越過濕冷的氣層進入干冷氣層,那就得靠氧氣面具來維持生命。否則就要迅速下降,也許要降低到緊貼海面的高度,那裡的暖和氣流可以將冰融化。斯魯特明知故犯地問了他一聲:“難道在水面就不存在結冰條件了嗎?”

    “那還用說,當然有,”芬頓回答說,“我告訴你我的一次經歷。”接著他就大講起一件令人毛骨驚然的往事。有一次在紐芬蘭海面上,機身結滿了厚冰,差點旋轉著沖進海裡。

    飛機繼續翹首向上爬升,零散物件也不斷地朝後滑去。有些駕駛員煤縮在破毯子裡打鼾。芬頓也舒展四肢躺下閉上眼睛。突然機身上發出一陣金屬的撞擊聲,頓時嚇得斯魯特的心髒停止跳動——或者說他覺得是這樣。芬頓睜了睜眼睛,咧開嘴朝他笑了笑,並且做了做手勢,表示機翼結了冰,橡皮除冰器在除冰。

    在噪音難忍的機艙裡,在破冰敲擊聲中,斯魯特弄不懂怎麼能安然入睡。他想這種人即使釘在十字架上,也能立即睡著。他的鼻子凍僵了,手和腳也失去了知覺。但他確實也打了個腦,不過一種令人惡心的感覺弄醒了他:聞到了一股橡皮氣味,一件冰冷的東西緊貼到他的臉上,好象在上麻醉一樣。黑暗中他睜開了眼睛,耳朵裡響著芬頓的喊叫聲:“氧氣。”一個模糊的人影帶著個拖著根長橡皮管的氧氣面具,在踉踉蹌蹌走動。斯魯特覺得他一生中從未這樣冷過、這樣麻木過、這樣渾身難受過,也從未這樣准備好一死了事。

    突然,飛機轟鳴著向下俯沖。駕駛員們坐了起來,翻起魚白眼睛四處張望。斯魯特在極度痛苦中產生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慰藉感:這些老練的駕駛員竟也如此害怕。一次可怕的、大幅度的垂直俯沖之後,機身上的冰又一次被抖碎了。飛機又恢復到了平飛狀態。

    “不會飛到紐芬蘭去的,”芬頓在斯魯特的耳朵邊吼叫著,“這兒是格陵蘭。”

    元首指示說:“我們是優秀種族。”

    我們就喊萬歲(噗妹!)

    萬歲(噗妹!)

    對准元首的臉。

    格陵蘭機場跑道旁的木頭房子兵營裡,電唱機一小時接著一小時不停地放這首歌。這是僅有的一張唱片。這個飛機場是用鐵絲網圍起來的一片寸草不生的地面,鐵絲網陷在爛泥裡面,到處都是積雪。斯魯特從沒想到過世界上竟有如此荒涼的地方。跑道太短,起飛得碰運氣,所以飛機加油後不得不等到有了起碼過得去的起飛條件再起飛。

    對元首不熱愛,就是不要臉。

    所以我們就喊萬歲(噗呼!)

    萬歲(噗昧!)

    對准元首的臉。

    斯魯特認為,此時此地這首平淡乏味的小調表現了美國人對希特勒和納粹的那種致命的寬厚觀念——大言不慚的笨蛋,莫名其妙的旅屁蟲,高呼萬歲,喳,喳。音樂的編排把各種嘈雜的噪音——牛鈴、玩具喇叭、鐵皮罐頭——同一個德國軍樂隊低音伴奏混雜在一起。飛行員們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懶懶散散地躺著,唱片放完了,有人再把唱針移到開頭的地方。

    芬頓躺在斯魯特的下鋪,看一本全是姑娘的雜志。斯魯特探下身子,問他《元首的臉》這支小調怎麼樣。芬頓打著哈欠說,希特勒那混小子聽了會不舒服。斯魯特從上面爬下來,坐到了上尉旁邊,向他傾吐了自己對屠殺猶太人的心情,並且氣憤地表示,要是這類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難怪沒人肯相信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了。

    比爾。芬頓一面翻著裸體女人的畫頁,一面若無其事地說:“胡說。老兄,誰會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國人也真怪;竟會去追隨希特勒這麼一個瘋子。他們中間有很好的飛行員,但作為一個民族,他們是個禍害。”

    戈培爾開口說,“世界和宇宙都是我們的。”

    我們就喊萬歲(噗妹!)

    萬歲(噗呼!)

    對准戈培爾的臉。

    戈林開口說,“他們休想轟炸這地方。”

    我們就喊萬歲(噗昧!)

    萬歲(噗呼!)

    對准戈林的臉。

    “但是又有誰能幫得了猶太人的忙呢?”芬頓將雜志扔到一邊,伸個懶腰,打個哈欠。“等到這場戰爭結束,會有五千萬人送命。日本人從一九三七年以來一直打中國人。你知道不知道餓死了多少中國人?沒人知道。也許一干萬,也許更多。你到過印度嗎?那是個炸藥桶,英國人捂蓋子是捂不了多久的。印度一旦爆炸,你就會看到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伊斯蘭教徒、佛教徒、祆教徒都會相互殘殺,殺得地獄也容納不下。德國人殺的俄國人比猶太人還多。老兄,這世界是個屠場,向來就是個屠場6些混賬的和王主義宕恰恰就沒把這點放在心上。”

    難道我們不是超人?

    純粹的亞利安超人?

    啊呀呀!我們是超人,超級的、道地的超人!

    芬頓聽了自己這番話心裡很高興,更加來勁了。他坐直起來,拍拍斯魯特的肩膀說:“告訴我,難道斯大林比希特勒好些嗎?我認為他也是殺人犯。可是我們還是把我o性產的一半轟炸機飛到那裡送給他——免費,無償,什麼都不要。有些非常好的飛行員還因此送了命。我現在也是在玩命。為的是什麼呢?因為他是我們這一邊的殺人凶手,就是這個理由。我們正在干的不是為了人類、為了俄國或是為了別的什麼東西,而是為了救我們自己的狗命。老天在上,我為猶太人感到難受,別以為我不是這樣,對他們我們實在愛莫能助,只有把德國人打得屁滾尿流。”

    所以,我們喊萬歲(噗妹!)

    萬歲(噗呼!)

    對准元首的臉。

    在蒙特利爾郊外龐大的加拿大空軍基地,斯魯特打電話給歐洲事務司,司長告訴他立即在蒙特利爾飛機場趕乘去紐約或華盛頓的第一班飛機。斯魯特打電話的時候,芬頓正走過電話亭,手臂上挽著一位穿著紅色狐皮大衣、身材高高的漂亮姑娘,這姑娘走起路來屁股一步一扭,一雙綠色的眼睛死盯著芬頓,象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芬頓手上夾著一支在冒煙的雪茄,漫不經心地朝斯魯特揮了揮手,會意地咧了咧嘴,就走過去了。短促的一生,快樂的一生,斯魯特腦子裡閃過一個辛酸的嫉羨念頭。

    斯魯特出乎意外地高興,他居然對於DC—3飛機的起飛和穿過厚厚的雲層爬升都毫不在意了。這架客機看上去實在大,艙裡豪華,座位寬舒柔軟,女服務員又是如此迷人,倒象是在乘坐“瑪麗皇後號”郵船,而不是在乘坐飛上天去的東西。他說不清楚是由於上次乘坐轟炸機使他害怕飛行的心理麻木了呢,還是因為他根本就是神經失常,已經到了徹底崩潰的邊緣。不管怎樣,不再害怕總是令人高興的事。

    他從報攤上匆忙買來了一份《蒙特利爾報》。現在他攤開報紙,頭版上就有一張埃裡斯特。塔茨伯利和帕米拉的照片,他不由得坐直起來。他們站在一輛吉普車旁邊,塔茨伯利穿著一件肥大的士兵工作服,咧開嘴高興地笑著,帕米拉穿著便褲和襯衣,神情消瘦委頓。

    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埃裡斯特。塔茨伯利倫敦無線電通訊。這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電訊是英國著名記者的最後一篇報道,是他在阿拉曼觸發地雷身亡之前不久口授的。未完成的初稿後由他的女兒和合作者帕米拉。塔茨伯利整理發表,現經倫敦《觀察家》特許轉載。

    一輪又紅又大的太陽懸掛在黃沙起伏的遠處地平線上空。沙漠的寒夜已經開始降臨基德尼山嶺。這片灰蒙蒙的沙丘高地這時候已人獸絕跡,留下的只有死人,還有兩個情報官和我。甚至連蒼蠅也飛走了。早一些時候蒼蠅還雲集在這裡,黑壓壓的一片星集在屍體上。它們糾纏著活人;成群結隊地停留在人們的眼睛邊和濕潤的嘴角邊,吸吮著人們的汗水。當然,它們更喜歡死人。明天太陽爬上對面的地平線時,這些蒼蠅又會回來繼續它們的盛宴。

    在暮色已臨的一片紅光中極目望去,唯見遺屍遍地,在這裡戰死的不僅僅是這些德國士兵和英國士兵。非洲軍團也在阿拉曼這塊土地上死亡。非洲軍團是一個傳奇,是一個能攻善戰的敵人,它是一個威脅,同時也是一種光榮,用丘吉爾的話來說,是值得我們與之一戰的勁敵。現在還不知道隆美爾是否已經死裡逃生,也不知道他那些被擊潰的超人士兵是否會被第八軍一網打盡。反正非洲軍團已全軍覆滅,被英國的武器一舉粉碎了。我們在這裡,在非洲西部大沙漠勝利了,一個堪與克雷西、阿讓庫爾、勃倫海姆和滑鐵盧戰役媲美的偉大勝利。

    騷塞的《布倫寧戰役》中的詩句在這裡,在基德尼山脊上,回蕩在我耳邊:人們說,勝利後的戰場是一幅怵目驚心的景象,因為這裡有成千上萬的屍首在烈日下腐爛,可是你須知道,一場著名的勝仗之後一定要有這樣的現象。

    屍體確實多不勝政,看了使人怵目驚心,但更為顯眼奪目的是,在這片奇異的美麗荒原上,炸毀和燒毀了的坦克遍地都是;結伏著的殘骸伸出長長的炮筒,在柔和的灰白色、棕褐色和粉紅色的廣差沙地上,投下延長的青灰色影子。這裡是一幅同基德尼山脊最不協調的情景:在原始荒涼的沙漠曠野裡,到處是一堆堆被擊毀的、翻倒的二十世紀機器;而在人們的想象中,這裡應該是古代身穿盔甲的勇士們騎在駱駝上、戰馬上或漢尼拔大象背上作戰的情景。

    這些士兵和機器是從多麼遙遠的地方來到這裡葬身沙場的呀!是什麼不尋常的接題演變的事件把這些年輕人從來因河畔和普魯士、從蘇格蘭高地和倫敦、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送到這裡,在這遙遠的非洲,在這於旱和荒涼得象月球一樣的地方,用噴火的機器相互廝殺?

    然而這就是這次戰爭的標志,象這樣的戰爭還從來沒有過。這次戰爭的戰火燃遍了全球,象基德尼山脊這樣的戰地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比比皆是。人們離鄉背井,被送到不能再遠的地方,帶著人類為之驕傲的勇敢和耐力,用人類為之感到羞恥的可怕的器械相互殘殺。

    再過一會,我就要坐吉普車回開羅去,在那裡我將口授一篇我在這裡所見的電訊。現在太陽已接觸地平線,我看到離我不到五十碼的地方,兩個情報官員正從一輛炸毀的德國坦克裡往外拖一個駕駛員。這個德國駕駛員渾身焦黑,頭已經沒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豬肉的氣味,腳上穿著一雙漂亮的靴子,只燒焦了一點兒。

    我感到十分疲憊。有上個我所厭惡的聲音對我說,這次戰役是英國在陸地上所取得的最後勝利,我們的軍事歷史可以拿這一堪稱最輝煌的勝利作為終結。取得這一勝利主要依靠不遠萬裡從美國工廠運來的機械。今後不論在什麼地方作戰,英國士兵將一如既往,英勇地去戰斗,但戰爭的主動權正從我們手中消失。

    我們人數少,力量弱。現代戰爭是對工業的一場血淋淋的、叫人為之膽寒的檢驗。德國工業的生產能力在一九零五年就超過了我們。我們是全憑毅力撐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今天地球上的兩個工業巨人是美國和蘇聯,德國和日本已不是它們的對手。現在它們已從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奮起來,從事征戰了。托克維爾的預想行將在我們這個時代實現,它們兩家將要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陽是在大英帝國的土地上沉落的,我們還在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過我們,大英帝國的太陽永不沉落。我們的帝國是在探險家們的技能中誕生的;是在我們的義勇騎兵的驍勇中誕生的;是在我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天才的創新精神中誕生的。我們搶先起步,潛據世界前列已長達二百年之久。我們陶醉於龐大艦隊保護下的長期太平盛世,我們認為這種太平盛世會永世長存。於是我們昏昏入睡。

    在這裡,基德尼山脊上,我們抹去了嗜眠症帶來的恥辱。如果說歷史就是兵戎相見,那就讓我們現在開始體面地退出這個舞台;但如果歷史體現了人類精神向世界自由邊進的進程,那我們就永遠離不開這個舞台。英國的思想、英國的制度、英國的科學方法將以新的面貌在其他國家為人們指引道路。英語將成為這個星球的語言,這一點現在業已肯定無疑。我們已經是新時代的希臘了。

    你們也許會反對說,可是新時代的主題是社會主義,對此我還不能十分肯定。即使能肯定,那麼卡爾。馬克思,這個傳播經濟上的伊斯蘭教、一文不名的穆罕默德,他的嘈雜脫耳的教義就是建立在英國經濟學家理論上的。他的基督啟示錄式的幻想就是在大英博物館對他的盛情接待中創立的。他閱讀的是英國書籍,生活靠英國的慷慨大度,寫作得到英國自由的保障,同英國人合作,死後葬在倫敦的一個墓地裡,而這一切人們都忘記了。

    太陽落山了。夜幕就要降臨,寒冷頃刻將至。兩位情報官員招呼讓我搭他們的卡車。靛藍的天空中湧現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後朝阿拉曼戰場上的死者環顧一眼,輕聲地為這些可憐的亡靈祈禱,曾幾何時,這些德國人和英國人在托布魯克的咖啡館裡一遍又一遍地唱著“麗麗。瑪琳”,摟著同一批賣笑姑娘。現在他們一起躺在這裡,他們的青春欲望已經冰冷,他們的思念家鄉的歌曲也沉寂了。

    “晦,這件事可真是下踐作孽!”

    小威廉明妮說。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說——帕米拉。塔茨伯利寫道:正當我父親用慣常韻味背誦這些詩句時,電話鈴響了。是叫他去會見蒙哥馬利將軍的電話,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輛卡車卻送回來了他的遺體。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預備役軍官,他被葬到亞歷山大郊外的英國軍人公墓裡。

    倫敦《觀察家》要我續完這篇文章。我試了試。我雖然還有父親手寫的三段筆記手稿,但我寫不下去。我只能為他續完騷塞的詩句,我父親戰地報道的生涯也就是以這句詩結束的——“這是一個著名的勝利。”

    這時飛機在惡劣天氣的上空嗡嗡飛行,天空明亮湛藍,陽光照射在覆蓋大地的白雲上,使人目眩。斯魯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裡。他心裡在想,從伯爾尼一路來,不僅僅在距離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裡,在中立的舒適氣氛籠罩下,對猶太人的關懷好似一株瘋長的植物在他心頭成長。現在他已回到現實中來了。

    如何才能喚醒美國的輿論呢?怎樣才能擺脫“元首的臉”那樣的傻笑、芬頓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熱諷呢?最重要的是,怎樣才能和“基德尼山脊”這樣的文章競爭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寫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繪了一場大屠殺,但對歐洲猶太人來說,不存在基德尼山脊這樣的機會。他們手無寸鐵,根本談不上戰斗。他們大部分人甚至連想也沒想到,一場大屠殺正在進行。送往屠宰場的綿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們要轉而去想別的東西。現在有一場驚心動魄的世界性戲劇供人觀看,這是一場賭注下得最大的競賽,主隊最後會獲勝。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終究是無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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