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烏克蘭的白采爾科維附近編了隊。發給我一輛『吉斯—5』，我坐著它開到前線。嗯，關於戰爭用不著跟你講了，你親眼看見過，知道開頭是怎麼個情況。我常常收到家裡的來信，但自己卻偶爾才奇一封信回去。有時候你在信裡寫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觸，現在雖然退卻，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時就要讓德國佬嘗嘗滋味了。別的還有什麼可寫的呢？日子那麼沉悶，根本沒心思寫信。再說，我這個人也不喜歡婆婆媽媽，喊怨叫苦，最看不慣那種愛哭鼻子的傢伙，他們不論有事沒事，天天給老婆情人寫信，眼淚鼻涕把信紙弄得一場糊塗。說什麼他的日子很難過，很痛苦，又擔心被敵人打死。這種穿褲子的畜生，流著眼淚鼻涕訴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後方也並不比我們舒服。整個國家都得依靠她們！我們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樣的肩膀才不至於被這種重擔壓垮呢？可是她們沒有被壓垮，終究支持下來了！而那些流眼淚拖鼻涕的膿包，還要寫那種信訴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著勤勞的婦女的腿。她們收到這種信，可憐的人，就會垂下雙手，再也沒心思幹活了。不行！你既然是個男人，既然是個軍人，就得忍受一切，應付一切，如果需要這麼做的話。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兒比男人的還要多些，那你乾脆去穿上打擺的裙子，好把你那乾癟的屁股裝得豐滿些，至少從後面望過去也多少像個婆娘，你去給甜菜除除草，去擠擠牛奶好了，前線可不用你去，那邊設有你，臭味兒也已經叫人夠受的啦！
「不過，我連一次仗都沒有打滿……在這個時期裡，受過兩次傷，但兩次都很輕：一次傷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傷了一條腿。第一次是中了飛機上打下來的子彈，第二次是被彈片擊傷的。德國人從上頭和旁邊把我的汽車打了好多個窟窿。可是我呀，老兄，開頭總算走運。不過，走運，走運，最後可走到絕路上來了……1942年5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種極其狼狽的情況下被俘虜了：德國人當時攻勢很猛，而我們的一個122毫米榴彈炮炮位上差不多沒有炮彈了；我的車子給裝上炮彈，裝得車頂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裝運活兒，幹得軍服的肩膀都讓汗濕透了。我得鼓足勁兒趕，因為仗打到我們的跟前了：左邊不知誰的坦克在隆隆地響，右邊在射擊，前面也在射擊，而且已經聞到焦味了……
「我們汽車連的指揮員問我說：『衝得過去嗎，索科洛夫？』其實還問這個幹什麼呢。同志們也許正在那邊流血犧牲，難道我能呆在這兒不理不睬嗎？我就回答他說：『什麼話！我應該衝過去，這就是了！』『好吧，』他說，『那就快去！開足馬力！』
「我就開足馬力進去。我生平沒有開過那樣的快車！我知道運的不是土豆，運這種貨得非常小心，可是弟兄們在那邊空著一雙手作戰，一路上又是炮火連天，這種時候哪兒還談得到什麼小心呢！跑了約莫六公里的樣子，眼看著就可以拐到村道、開到炮兵連所在的深溝裡了。但這時候我抬頭一看——霍，聖母娘娘——我們的步兵在大路兩邊的原野上跑著，而迫擊炮彈已經在他們中間炸響。叫我怎麼辦呢？總不能向後轉吧？我就拚命開足馬力！離炮位還有一公里的樣子，車子已經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卻沒有能開到自己弟兄那兒……大概是遠射炮的一顆重磅炮彈落在我的車旁了。我沒有聽到爆炸，什麼也沒有聽到，只覺得頭腦裡好原有一樣東西破裂了。別的就什麼也記不得了。當時怎麼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離開排水溝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沒法知道。等到清醒過來，可怎麼也站不起來：我的腦袋抽動，渾身哆嗦、好像發寒熱一樣，眼睛裡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發響，週身疼得要命，彷彿被人家狠狠地打了兩天兩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陣，才勉強站了起來。不過，還是一點也不明白，我這是在什麼地方，出了什麼事。我的記性丟得乾乾淨淨。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倒下，就再也起不來了，就完蛋了。我站著，搖搖擺擺，好保暴風雨中的楊柳。
「等到恢復知覺，冷靜下來，往四下裡一望，我的心彷彿讓什麼人用老虎鉗給夾住了：周圍橫七豎八地散著我運來的炮彈，我那輛車子翻倒在不遠的地方，車輪朝天，車身給打得稀爛，可是戰鬥已經轉移到我的後頭去了……叫我怎麼辦哪？
「不瞞你說，這時候我的兩腿發軟，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樣倒下來，因為心裡明白，我已經落在包圍中了，說的更恰當些，給法西斯俘虜了。是的，在戰爭中就有這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