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遠征並未減少上海對毛的非難。雪片一樣的信件很快就追上了毛，內容都是極左的指示。
李立三仍然只會坐在辦公桌旁狐假虎威發號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釋六大決議(毛也是如此)。整個1929年，他發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為中心；不要建立根據地；不要進行土地改革，因為條件尚未成熟；把紅軍分散成游擊隊。他還命令毛和朱離開軍隊到上海接受批評。
朱怒氣沖沖，毛則神色不變。兩個人都違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過他們盡可能對信件表示遵從。過去的一年，他們都是這樣敷衍過來的。
令人驚奇的是，毛從未離開過中國共產黨：在1924年當他被譏諷為「胡漢民的秘書」時；在1927年第五次黨代會批判了他所堅持的土地政策時；在1928年他被指令離開井岡山時；直到1929年，及以後的一、兩次類似的情況的時刻，他都未退黨。
他之所以還留在這個圈子裡，是因為他堅信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終究會到來。他的靈活機智的工作方法有時近乎機會主義，但是，他要實現的目標一直是共產主義。
進而言之，毛不滿足於建立起只包括一、二個省的王國。中國的面積比整個歐洲還要大。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與法國1789年大革命時的全國人口相等。為了中國的未來，為了取得最後的勝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國性力量。沒有共產黨，毛和朱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初就建立起這樣的武裝力量。
毛走地方路線，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義的。
如果說毛在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脫離了中國共產黨，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追隨他。他被看作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但他只是居於黨的權力機構的中層。*
*第二次茅坪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會，負責湘贛邊界地區的黨務工作。在十九名委員中，毛排在第十五位。
他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國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又常常偏離黨的路線。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並多次做出讓步以便留在黨的機構中。
1929年，毛得了瘧疾。這場大病持續了三個月，有好幾次是在生與死之間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寧，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員歷盡千辛萬苦才把藥送到(共有兩個人護送這些寶貴的藥瓶，其中一個在半路上被砍了頭，另一個總算闖關過卡回來了)。
毛在福建境內的一座草舍裡養病，這裡距江西東部較遠，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醫生救了毛的命。傅連璋醫生是被紅軍爭取過來為紅軍做事的。在長汀，一位英國浸禮會教徒給他取了個教名叫尼爾森。
李立三路線的影響是毛在江西時面臨的主要問題，這一點可以從朱德在毛生病期間的舉動得到說明。朱德好像失去了舵手，開始對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動游擊」喊得最響的時候，他也離開瑞金去「發動群度」了。
誰也不知道毛在聽到朱德的這種無益的妥協時有何感受。無論如何，朱德的從命收效甚微。幾個月後，他又回到毛的路線上來了。
到1929年末，毛又復出，他已從疾病和對朱德的失望中解脫出來。他準備在福建的集鎮古田召開一次重要會議。支撐在山裡的稻草床上，他草擬出時今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
毛像一個雜耍演員，他把幾個球同時拋至空中，在較為熟悉的問題上和李立三展開了論戰。
他對如何管理軍隊提出了強硬的觀點，他對一些人的「單純軍事觀點」感到痛惜。毛堅持說：「軍事是完成政治任務的一種手段。」實際上這是對朱德的批評。一些效忠於黨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對毛是個問題。古田會議並不是一帆風順，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權力之爭。為了取勝，毛巧妙地運用了他鍾愛的手段，他開始轉向秩序和紀律。
紅軍已不像在井岡山時那樣是一支兄弟隊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討論政治問題了。有些官長對政治原則似懂非懂，甚至連一點政治思想都沒有，卻被吸收為黨員，只因為他們是官長。毛批評了這種做法，但是，他有時也只得聽之任之。
在《古田會議決議》中，他主要強調的是紀律。他批判了「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官長應允許騎馬，司令部應比連隊配給較大一點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就像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輕留學生的一記耳光。合格黨員的一個標誌應是「必須沒有發洋財的念頭」。可如此多的人靠獎學金留學去了，又有如此多的黨的領導人到外鍍金。把一半的時間浪費在橫穿西伯利亞的火車上，他從未放棄自己的觀點。在他給林彪(當時是春風得意的年輕軍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此信後來取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封寫於1930年1月的信，既表達了他對未來的堅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
這時的毛是相當樂觀的，他認為，革命的希望就像「躁動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已可觸摸得到。是不是毛已開始贊成李立三形而上學的高潮論?而就在此時，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觀。毛為此責備他們，他的推理比他的樂觀主義更具有打擊力。
鬥爭隨著整個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它的漲落不僅和自己的力量有關，同時也取決於敵人的力量。這是一個簡單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謹慎，因為軍閥之間還沒有相互殘殺，所以當上海命令他多方出擊時，他感到十分吃驚。到1930年，他已敢大膽地行動了。因為這時蔣介石受到兩個軍閥的攻擊，同時日本人也正向中國施加壓力。
1930年3月，共產國際的官僚機構拋出了一條荒誕的消息。他們出版的新聞簡報《印象通報》(Imprecorr)上刊登了一則毛的訃告!訃告中說毛死於肺結核，並稱毛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驅」
這一過失並不是克里姆林宮在中國問題上犯的最嚴重的錯誤。
隨著1930年的過去，起始象蛤蟆一樣把自己吹得脹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他和毛之間奇特的拔河賽搖動了每個人的立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在江西的成功使他與李立三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儘管李立三為紅軍逐漸擴大的影響也有所觸動。朱毛軍事武裝(主要是紅軍第四軍)是當時左派在全國範圍內最有力的武裝。但這一事實並沒有使李轉向毛的建立長期農村根據地的思想。他說，「在山裡」建立政權純粹是「開玩笑」。
不管怎樣，李確實想利用朱毛的軍隊來進一步實施他的攻擊幾個主要城市的計劃。他很快就取得了這種權力。
彭將軍攻佔了長沙，徒勞無益地堅守了十天，最後被趕了出來。賀龍將軍(他的生活不久就和毛的生活交織在一起)被派去攻打武漢，但他沒拿下這座大城市。
毛和朱的目標是南昌。他們徒勞地佔領江西省府24個小時*，工人沒有起來，國民黨沒有垮台，軍閥的軍隊也損失不大。
原文有誤。朱毛紅軍從未佔領過南昌。——校注
毛從進軍南昌的失敗中得出的唯一結論是：李立三的路線已徹底破產。
離開閩贛邊界去攻打南昌之際，毛對這次出征肯定也是心存疑慮。離開長汀時，他在一首詞中寫道：
百萬工農齊踴躍，
席捲江西直搗湘和鄂。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既無百萬，也很難說得上狂飆，另外，一支外國歌曲真的會使毛感慨萬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