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失敗的硝煙還沒有散盡，李又玩弄了一個伎倆。長沙失利後一個月，李告訴彭德懷再試一次，並命令朱和毛也參加這次會戰。紅軍人數已超過兩萬，是中國共產黨迄時為止最強大的一支軍隊。毛帶領隊伍進攻了十二天，但國民黨軍隊有飛機、大炮和軍艦……。
毛放棄了戰鬥，沒有服從李的命令(帶著彭和朱)。他用實際行動反對李，又回到了贛南。
李立三垮台了。兩個月內，他失去了黨內一切職務。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樣，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訓受責，繼而進監獄。
進攻長沙的後果是導致開慧和毛的繼妹被殺害。他的兩個兒子被救了出來，但毛直到很多年後才見到他們。他家的土地被國民黨查封，更甚的是，他們還掘毀了他父母的墳墓。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這位「紅鄉紳」再也沒有靜修的好去處了。毛在井岡山和江西沒收了許多地主的財產，現在他才知道被沒收財產的滋味。
難以理解的是，毛頗欣賞他在韶山的名望。後來他向埃德加·斯諾談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時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這似乎有點兒自鳴得意。
毛接著說；「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當時種我家田地的人，說我已經回來視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裡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毛總是感覺到，那個靠得住的鄉土世界對他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評者並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剛從蘇聯學習回來的一夥新人，他們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於了，要與一夥新的對手——28個布爾什維克作鬥爭。
這「28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莫斯科學習的一群左派中國留學生，他們受到斯大林的賞識，因為他們站在反對托洛茨基的立場上。他們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導師就是校長維克多·巴威爾·米夫。米夫同時還是斯大林遠東政策的得力顧問，因此，他不久就從大學的校園來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鮑羅廷。
28個布爾什維克除擅長理論外，對其他事情一竅不通。的確，他們都缺乏經驗，其中的兩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黨中央時都只有24歲。
他們倆和毛除了都是中國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於地主家庭，性情溫和。博古的父親在清朝時曾當過縣令。兩人都曾是上海大學的學習尖子，又同時在十幾歲時就離開中國去蘇聯學習(毛在十幾歲時還沒有離開過湖南)。
他們於1930年離開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出人意料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舉行的中央委員會上，他們倆竟取得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米夫從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像是歡迎王和博的回國，毛寫了一篇題為《反對本本主義》的文章。文章主題是論述「山溝的馬克思主義」和在莫斯科學到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毛提出的口號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這一時期，是毛自1926年以來日子最好過的一段時間。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開始對農村工作有些好感，儘管當時的黨中央遠在上海的法租界內。毛在1930年9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27年以來的第一次)。
以毛為政治首領的江西根據地工作進展順利，到1930年底，根據地的面積已擴展到一萬九千平方英里，管轄人口三百萬。幾次攻打城市的慘敗進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紅色農村根據地的聲望。
李立三的「玩笑」變成了現實。許多黨的高級官員來到了山裡，黨中央決定成立「蘇維埃政權」為中國的臨時政府，這樣就使對農村根據地的重視具體化了。在李立三以後的政治氛圍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黨內的重要政治人物。
與李立三進行了三年的鬥爭，現在，毛不得不應付這一鬥爭遺留下來的一個棘手問題。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隨者們不歡喜毛和他的思想，並密謀反叛。其中有些是滲透進來的AB團分子(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團」)。國民黨搞AB團的目的就在於向中國共產黨滲透。
毛得到警報後，迅速行動，在富田囚禁了幾個反對他的領頭人物。這一行動將反叛推向了高潮，幾千人趕到富田企圖釋放被關押的人。幾千名武裝戰士參加了這次長達幾個星期的戰鬥。這是共產黨陣營內發生的第一次重大事變。
毛贏得了勝利，但他沒有因取勝而變得寬宏大量。他違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內部鬥爭方針，他殺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如果說這個事變使毛再也不像以前那樣受到愛戴，但卻使他的統治地位更加鞏固了。*——
AB團非反布爾什維克團，富田事變有著特殊的環境，對其處理毛確有失誤之處。——校注
一天，一個自稱是毛的老同學的人拜訪毛，他是毛在東山高小時的同學肖三。肖三已與共產黨人心心相繫，(他與愛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隨波逐流地加入國民黨，轉而退了出來，後又去了歐洲獻身文化事業。)當天晚上，毛邀肖三談了很久。
他倆談到了如何教文盲識文寫字的問題。這次交談彷彿是毛開始戎馬生活之前的回聲，然而，也預示了他拿起槍之後的生活。根據地的穩固發展使他能再次考慮作教師的問題，教育別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舊業。
毛領導下的江西政權開創了一個自由時期，人們可以像寄一封信那樣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隨意離婚。婚姻應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生兒育女也不能做為維繫婚姻的紐帶。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樣，是帶有革命精神的。在舊中國，最底層的人們結婚並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調查時發現只有10％的遊民和1％的長工能找到妻子，他對此大為震驚。而且在舊中國，離婚幾乎不可能，對婦女來說則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實施後，出現了一派結婚與離婚的繁忙景象。姑娘們把當地的蘇維埃政府當做婚姻管理局，她們等在那裡，直到那些不耐煩的幹部為她們找到男人才罷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離，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團員在「向封建主義開戰」的名義下，胡亂地發動所謂自由婚姻運動。
1919年，長沙的那位新娘自殺後，毛也撰文提倡「戀愛自由」。然而，當新舊思想交戰時，毛選擇了中間立場，這一點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出發點。他希望每個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對無節制地縱慾、早婚、獨身和其他異常行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許多同事所希望的要嚴厲。他不同意將男子的婚姻年齡降至20歲以下，女子降至18歲以下。他堅持紅軍戰士的妻子，只有徵得丈夫的同意或是兩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況下方可提出離婚。*——
*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規定的約束。這種區別也預示了毛在延安時對結婚，離婚和性的問題進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問題是抗日。因此，毛在這方面採取了強硬的政策。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農民自由地結合，但他也不贊成二十年代一些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觀點。他認為應給農民保持自己傳統習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過於輕率地處理男女之事。
這一點很合毛的性格，他篤信誠實的鄉土美德。他不同於那些五四型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大膽的社會實踐是件令人激動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開慧或子珍的婚姻在當時的環境中都是穩定的。確實，毛並不看重結婚的儀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們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確定，這種關係就會穩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發生突變。
毛在江西時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經歷。兩個人開始同居就視為「結婚」，不管他們是否已領了證書。這樣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這是中國的一大變化。同時，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穩定的家庭式愛情作為所有人的規範和權力。
毛的革命最終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具有諷刺意味。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改變了一切，因為它改變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為規範並無多大改變。
蔣介石正準備用武力剷除共產黨。從某種程度上說，自李立三向蔣的城市發動幾次進攻之後，這是以牙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