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要造成一種民主的氣氛，每人都感到自己是戰鬥中的一員。然而這一系列改革使得一些老式軍官對毛十分惱火。他們願意為實現未來的民主而戰，但不希望在他們領導的軍隊中看到民主的舉動。
毛還為士兵們制定了紀律、在群眾中的行為準則。早在長沙讀書時，毛就已發現，對中國的士兵來說，掠奪周圍的老百姓似乎已成了傳統。
搶劫和強姦本是軍人們常作的一些事。然而，在井岡山，幾個星期過去了，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給他們帶來了太平盛世。戰士們幫助農民春播，給年老體弱者砍柴，送還從農民那裡借來的鐮刀，買菜如數付錢，住宿在有年輕姑娘的地方也不騷擾她們。這一切簡直是天翻地覆。
毛正在努力證明，他領導的軍隊與中國人熟悉的舊軍隊有天壤之別，他要建立軍民魚水關係。
毛從未上過軍事學校，而其他的紅軍高級將領大多都在軍校學習過*。他僅有的軍旅經歷就是曾給長沙駐守部隊的一名軍官當過六個月的傳令兵。和中國老百姓一樣，他討厭在軍隊中所見到的一切。
例如，周恩來(黃埔軍校)、林彪(黃埔軍校)，彭德懷(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朱德(雲南陸軍講武堂)。很多年後，毛說：「打仗的時候，我從未讀過兵書，我們也從來不帶著書本打仗。」[12]
不做普通一兵，他是要直接成為一名軍事家。他認為，軍隊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標，軍隊的一切行動都要服從這個目標。作為軍事家，毛是偉大的，因為他跳出了純軍事的羈絆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我們能說毛是民主主義者嗎?他的新中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與民主毫不沾邊兒。但是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相信，決定性的力量存在於民眾之中。
他認為，每個人都有其長處，總的說來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毛對別人的此類特點很敏感：不善適應(如象毛在東山學校讀書時那樣)，與人無爭(毛1919∼1920年在北京的處境)，無拘無束(他幾乎一生都如此)。他有非凡的組織才能，因為他知道，只有充分聽取民眾的意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需要朱的通力合作，因為他當時處在兩種勢力的夾擊之中。上海的李立三認為毛軟弱無能，而井岡山地區的豪紳們卻驚恐地發現，毛決不是無能之輩，於是就求救於國民黨的軍隊來剿滅「赤匪」。
在茅坪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毛提出了兩個觀點：[13]一是「集中兵力」，只有當我軍戰鬥力優於敵人時，方可包抄出擊。毛認為，當時紅軍的力量還很弱小。
第二個觀點是關於工作作風，當然，不僅僅指工作作風。毛把政治和武裝鬥爭看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不可分割。「每個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堅持開展武裝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把槍和書結合起來。這將使紅軍在廣大的農村紮下根，然後隨著革命高潮的到來向城市推進。黨中央仍留在上海，這一事實本身就充分顯示了毛與李立三觀點之間的根本性衝突。李立三的黨只是一群城市知識分子，根本不是一個能夠戰鬥的黨。
起初，毛並未想長期佔據井岡山。這個根據地的建立不是以勝利始而是以撤退始，是在吸取失敗教訓後所進行的一種新嘗試。但是毛慢慢地發現紅色力量能夠在山區生存下去，雖然國民黨仍在南京統治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
毛總結說：「根據地對於紅軍就像屁股對人一樣重要。」如果沒有機會坐下來休息，一個人肯定會因疲勞而倒下。1928年中國紅軍正是如此。
茅坪路線仍是懸在空中，毛無法把這∼理論完全付諸實施。整整一個夏天他不得不和黨中央鬥爭。上海和長沙的那些掌權的敗事者們叫毛十分惱火，他就像一條暴怒的鮭魚隨著「高潮」跳上跳下。
這種局勢7月份發展到白熱化，湖南共產黨的兩個特使帶著李立三的指示來到井岡山給毛施加壓力，企圖制服毛，讓他舉行大規模的出擊。
為了尋求支持，毛召開了一次會議，表決結果是反對南征。但是特使亮出兩張王牌：一是朱德同意他們的意見，另外，很多來自湘南的戰士也都渴望離自己的家鄉近些。這次出征在毛的反對下開始了。
南征的結果可以說是∼場大災難。仗打敗了，部隊損失慘重。原來紅軍佔領的村鎮又落入敵人手中。毛趕忙來到湘南勸說朱德回到井岡山堅持茅坪會議制訂的戰略。他成功了，但是，井岡山的大部分地區已被敵人佔據。
湘南沒有出現革命高潮，現在應該做的是抓建設和教育，而不是到軍閥和國民黨力量強大的城裡去冒險。
長沙來的兩個特使嘲笑道：「山溝裡怎麼會有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山溝裡是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但是，毛堅信不移地認為，中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莫斯科和上海在爭取政權的過程中可能有所幫助，也可能幫不上忙，但是山區將是建立新政權的關鍵。
到1928年10月，毛和朱又奪回了井岡山的大部分失地。共同的鬥爭使他們的關係也更加親密。朱德對這次南征很是悔恨。同時，他越發欽佩毛的頭腦了。
把井岡山根據地比喻為人的「屁股」或許有些道理?也可能毛溫和的土地政策是明智的?上海對毛仍然不滿。但是他在局部地區獲得了道義上的勝利。到1928年底，他實際上已成為當時湖南組織渙散的中共力量中的頭號人物。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因為當時在中國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召開這次會議。嚴峻的事實比大會的任何決議都更有說服力，大會的報告五個月後才傳到井岡山。這一事實本身說明，井岡山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第六次黨代會選出了一個極左的政治局，李立三獨掌大權。沒有人提議選舉缺席的毛為政治局成員，就像沒有人建議感謝蘇聯人為大會提供的低劣的伙食一樣。
代表大會(顯然是在蘇聯人的敦促下)正式提出農村根據地是走向革命勝利的有效一步。這是新的政策，它平息了對毛的井岡山之舉的根本性非難。起碼毛又回到了中央委員會。
然而，第六次黨代會根本不贊成毛的方針。他們僅僅把農村根據地看成是等待革命高潮到來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視為革命的中堅力量(但是很少)。他們認為吸收遊民進入共產黨比不擴大黨的力量還要糟。
不知毛是否考慮過他在歷次黨代會中的角色?已經舉行了六次代表大會，有兩次(第∼次和第三次)他起過一定作用，有兩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他成了旁觀者，還有兩次他乾脆沒有參加。
毛髮現自己再一次步入了一個三角的陣勢之中。二十年代早期的三角是共產黨——莫斯科——國民黨。現在的三角是共產黨(上海)——莫斯科——井岡山。
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一個黨員之間很少見而的政治組織。人數最多的一次大會是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黨代會，到會者也只有八十人。黨都是通過信件聯絡來組織和開展鬥爭的。
有時信件從發出到收閱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此期問此政策很可能被彼政策代替，雖然指令都是來自上海。當上海草擬重新執行一種政策的信件的同時，很可能一封發自莫斯科的信已在途中，信中指示執行另一種政策。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學究們竟然想奪取政權，統治一個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確實令人驚訝。
然而毛時常獲益於這種中世紀的聯絡方式。1927年11月制訂的極左路線，他在四個月後才聽說，這樣，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動的時間。
當然，有時也會因信件的姍姍來遲而損兵折將。1928年巾期，在莫斯科就已批判了極左路線，可毛在11月份才接到報告。在此期間，他迫於極左路線的壓力，執行了他們的土地政策，使紅軍失去很多支持者。
毛的文筆往往犀利不凡，但是，在黨內鬥爭中，一支雄辯的筆並不總是能解決問題。當有人站在毛這一邊時——例如朱德——他們發現毛令人信服。但是，他寫文章的語調常會觸怒一些人。毛寫文章總是像在宣佈某些真理，這使那些不贊同他的觀點的人很不愉快。他的嫻熟的運用格言警句的技巧，是一把雙刃的利劍，使要表達的思想鮮明生動，然而，那些不會運用格言警句的同事們，不喜歡他的這一風格。
如果說毛提出一些格言和比喻顯得有點兒狂妄，那只是因為它們脫離了黨內文章常見的枯燥與繁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