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之潛流 第2卷 第十四章 堅信(上)
    有位哲學家說過,好的婚姻僅給你帶來幸福,不好的婚姻則可使你成為哲學家。我並不奢望成為什麼哲學家,然而,婚姻的失敗,沒有使我一蹶不振。雖然曾經痛苦過,但是我發自內心堅信我們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部隊黨組織為了一個小小的連級幹部的婚姻問題,做了三次調查工作。毛主席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們的黨如此認真地對待我和李旭斌的婚姻問題,這麼慎重、這麼關心我們。是我自己辜負了黨的關心和培養,是我的革命意志脆弱不堅定,才造成現在這種不可挽回的結局。是我對不起黨!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後,我不怨天尤人,而是從心靈深處滋生起跌倒了爬起來再前進的願望。這個願望促使我開始認真閱讀《**選集》,從而,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我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不移、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理想絲毫不動搖。「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作好了長期接受黨組織考驗的思想準備。腳踏實地完成好每一天的工作、看好每一個病、開好每一張處方。我要求自己堅持不懈地像白求恩那樣,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技術精益求精。堅忍克己地像張思德那樣,不論職務高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韌不拔地像雷鋒那樣,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思想境界昇華後,人的精神面貌隨之煥然一新,我以驚人的毅力,頑強戰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日復一日,又獲得了同事和群眾的一致好評。正如柏拉圖所說:「征服自己需要更大的勇氣,其勝利也是所有勝利中最光榮的勝利。」

    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席捲而來。先是看到報紙上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接著,「紅衛兵」小將都離開了校園,到處去串聯、點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風。於院長說:「我們是醫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大家多看看報紙,多多關心國家大事就行了。」所以大家都是按部就班,正常工作。父親大概是歷史問題的原因,處事一貫謹小慎微。偷偷在家把我女兒小群穿過的老虎頭鞋子都燒掉了;兩張大床雕刻的花板上,凡是雕上龍鳳呈祥、觀世音送子等帶有迷信色彩的圖案全都挖掉。我說:「破四舊、立四新是一場思想革命,把這些手工藝術品破壞掉,未免太可惜了吧!這不是搞形式主義嗎?」父親嚴肅認真地批評我說:「形式主義都不肯搞,還談得上思想革命嗎?」我想想此話也有理,便默許了。他又說:「紅衛兵說,『留小辮子是復古現象,也屬於「四舊」之類。』我們學校兩位女老師的小辮子已經被勒令剪掉了。你的小辮子趁早自己剪掉吧,免得百日之憂,惹出什麼麻煩事來。」他怎麼知道我這小辮子是為李旭斌留的,寄托著我無盡的相思之情,怎能輕易剪掉?再想想:父親吃的鹽比我吃的米多,社會經驗豐富,政治敏感性強。還是聽他的話穩妥,我流著淚,剪下我拖在胸前的兩條辮子,珍藏起來。

    端午節後的一天,天氣特別悶熱,中午時分,醫院接到了縣衛生科的電話:「縣中的幾百名「紅衛兵」到茅山頂峰破「四舊」,砸菩薩去了。現在我們接到求救電話,有幾個人暈倒在山上,你們趕快組織醫生上去搶救,不得有絲毫閃失,這是個政治任務。」於院長著急地說;「真是官大一級壓死人,我們還距離三、四十里路呢!又沒有車,急行軍也要一個多小時才能到山下。」我靈機一動,說:「於院長,快跟供銷社聯繫,請他們用運豬的拖拉機把我們送到山腳下,可以爭取到半個多小時的時間。」於院長拍案叫絕:「好!這個主意好!」錢萬富說:「虧你想得出來,臭氣熏天,你積極,你去!」我說:「我當然去。」高醫生說:「治病救人,分秒必爭。馬虎點吧!」「對!對!」姚醫生他們也附和。

    我們五個人站在手扶拖拉機上,雖然臭氣陣陣襲來,人被顛簸的要吐,總算是及時趕到了目的地。滿山遍野都是戴著「紅衛兵」袖章的青少年,有的已經下山,詢問他們:「生病的同學在哪裡?」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還在山上躺著呢!」具體方位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背著自己的出診箱,分散著邊往山上爬、邊尋找。由於他們是昨天晚飯後從縣城出發,八、九十里路步行而來,徹夜未眠。這些嬌生慣養的孩子們,何時吃過這種苦呵!不出所料:有的是中暑、有的是疲勞過度腿肚子抽筋、有的是又饑又渴低血糖、有的是頭暈目眩要睡覺。幸虧我們及時趕到,一個個都得到了我們的及時救治,轉危為安。晚上,縣汽車站用幾輛客車把學生全部接回縣城,我們也勝利完成了這個所謂的政治任務。

    革命的烈火漸漸燒到了我們身邊,公社朱書記在大隊檢查生產,突然感覺腹部疼痛,強忍著痛到醫院來就診,我詳細檢查後,考慮可能是急性闌尾炎。我急忙請老蘇為他化驗,並對他說:「朱書記!你這個肚子疼可不是什麼腸胃不舒服,是急性闌尾炎,需要手術治療。」他說:「不行不行!現在開刀不是時候。」我堅持說:「現在開刀很及時,乾淨利落把闌尾切除,不留後遺症多好!」他又說:「你們還不知道吧?這幾天晚上我經常被『造反派』叫去接受批判,打倒我的大字報已經貼滿了會議室,這個時候開刀住院,有人要說我是在逃避運動。你還是給我打點青黴素,保守治療吧!」我又說:「朱書記,關係重大,我請高醫生來會診,聽聽他的意見吧!」高醫生檢查結束,正好化驗報告也來了,白血球很高,看了以後說:「必須手術,立即手術。」「能不能不手術?目前這個形勢下,很多情況不得不考慮!」「朱書記!我們醫生的職責就是治病救人,採取最佳方案恢復病人健康。」高醫生說話鏗鏘有力,我接著說:「朱書記,你就放心吧!誰能吃了五穀不生災?『造反派』也要講人道主義呀!」又是一陣劇痛,疼得他嘴歪歪的,他下決心似的說:「好吧!就聽醫生的話。」

    朱書記的手術很順利完成了,正準備從手術室送回病房,亂哄哄闖進十幾個人,直眉瞪眼地往病房去,幸虧我們早有防範。於院長兩腿分開,兩手撐腰在門口一站,說:「來這麼多人,哪個是病人?」「你才是病人呢!」不知是誰冒出這句話,於院長說:「醫院是看病的地方,你們當中既然沒有病人看病,來這裡幹什麼?」「別說廢話,把朱慶富交出來。」「別以為他躲在醫院裡我們就找不到。」於院長胸有成竹地說:「對不起!朱書記是急性闌尾炎,正在進行手術,有什麼話等他病好出院後再找他吧!」「什麼闌尾炎?早不開刀,晚不開刀,革命群眾覺悟起來了,要造他的反了,你們給他開刀了,分明是故意把他藏起來,逃避群眾運動!」接著就是口號聲震耳欲聾,「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聲音嚇的病兒哭的哭,鬧的鬧,能活動的病人和家屬都探頭探腦出來看熱鬧。於院長耐住性子說:「革命行動我支持,病人在我醫院裡,我也有責任保護。誰敢保證自己吃了五穀不生災?誰願意肚子給人隨隨便便開一刀?我說的是不是實話?等他病好了再革他的命不遲!再說,勞改犯還包外就醫呢,何況他是個公社黨委書記!這叫革命的人道主義。」這一席話把他們說的啞口無言,又不甘示弱,有人就喊:「保皇派!醫院都是保皇派!」於院長說:「好好好!保皇派就保皇派,以後你們批判我,好不好?今天就先請回吧!病人要休息,對不起!實在對不起!」於院長對這些人早已明察秋毫,並且審思明辨,終於把他們都支走了。可是,就在六天後,他們出其不意又來到醫院,把剛剛拆線的朱書記強行押走了!

    我選擇了醫生這個職業是個愛的事業。一個與病魔作鬥爭、救死扶傷、保護人類生命的事業。在每個醫院裡,出生和死亡時刻都有可能出現,人身的正氣和邪氣在相生相剋,生存與滅亡在激烈搏鬥,每個醫務人員都不分晝夜,不辭辛勞地幫助每一個病人與死神作鬥爭。在這裡,死亡得到有力的扼制,挽救了一個又一個生命垂危的患者,奏響了人類命運生存與發展的凱歌。然而,在那「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歲月中,這些本應聖潔的地方,也變得鮮血淋淋。一個大病未痊癒的朱書記,硬是被他們連推帶拉的押出去,到處去接受批判和鬥爭。錢萬富成天不上班,和集鎮上其他單位的一些人,也成立了一個造反隊,積極參與造反派活動。並且在醫院發展隊員,煽動醫院職工站出來造反,揪斗於院長。在一次閒談裡,吳秀娟說:「怎麼回事?凡是當領導的都要揪出來批鬥。」李淑芳說:「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面當然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小當權派咯,肯定是要挨斗的。」我說:「我認真看過《十六條》,朱書記、於院長他們這些領導,絕大多數人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還有的屬於條文中所指的第三類人,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在工作中有些缺點、錯誤,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小撮。」吳秀娟說:「怎麼是一小撮?明明是揪了一大片。」李淑芳說:「常州揪起來更凶,從市長、書記到區長,居委會主任都揪出來示眾了,工廠廠長、學校校長,反正,見到帶長字的就要揪,真有點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我說:「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號召大家,『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李淑芳說:「進行到底是什麼樣子?什麼時候才能進行到底?」我說:「誰知道呢!我總覺得現在有些做法不符合《十六條》的精神,也沒有人制止。還有,從我們認識的一些造反派來看,平日裡工作吊兒郎當的人,現在造反最積極,都成了造反派頭頭。唉!這文化大革命也不知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吳秀娟說:「錢萬富發動大家參加他們的造反組織,我才不理他呢!」我說:「我堅持認真上班,治病救人。也不參加任何組織。」李淑芳說:「不參加革命造反組織就說你是保皇派、觀潮派、不革命、反革命,一大堆帽子夠你戴的。」我說:「他不就是十幾個人的造反派頭頭嗎?當真他能一手遮天?」我還說;「你們的孩子都不在身邊,沒有什麼後顧之憂。我也要把孩子送到母親那裡去,以防不測。」吳秀娟說:「世事難料,還是想周到些好,有備無患。」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這樣的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麻煩,就在傻瓜與狂熱分子對自我總是如此確定,而智者的內心卻總充滿疑惑。」

    誰知我送孩子回家返回醫院時,汽車到站後,我人頭剛剛伸出汽車車門,一塊用鉛絲扣住的重木板掛到了頸上,一頂三尺長的高帽子就套住我的頭。我莫名其妙被幾個人連拖帶拉押下車,抬不起頭、直不起腰。只聽到錢萬富聲嘶力竭的口號聲:「打倒現行反革命張晶星!」「誰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砸爛她的狗頭!」「張晶星惡毒攻擊毛主席就打倒她!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我毫不示弱,質問錢萬富:「你為什麼亂揪人?為什麼要捏造事實誣陷我?」他說:「你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還不知罪?真是死到頭上還不知死。」又對大家說:「先押著她遊街,打敗她的囂張氣焰,再押到公社禮堂去開批鬥會。」誰知我被押到街上後,很多人見此狀況都議論紛紛,接著,有幾個人站出來阻攔遊行隊伍。其中之一說:「她是醫院的醫生,又不是當權派,你們揪她,鬥爭的大方向錯了。」另一位走到我面前,把高帽子和牌子都摘下了,並且說:「趕快停止吧!這是挑動群眾斗群眾。」錢萬富說:「她是現行反革命,她誣蔑毛主席是走江湖的、是賣藥的。」事發以後的一路上,我已經意識到是那句話惹的禍,便乘機解釋:「我沒有誣蔑毛主席。在幾個人閒談時,我說這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是比喻我對運動的不理解,根本不是他所說的那樣。」錢萬富卻叫喊著:「她在狡辯!她是抵賴!」又有一個人說:「我提個建議,現在提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就這個問題我們到公社會議室去召開辯論會,是真理還是謬論一辯就清楚。」「好!」「好!」「同意!」響應的人真不少,大家蜂擁而上,會議室一下就擠滿了人。有人說:「這個辯論會應該叫朱書記來主持會議。」又有人說:「他是當權派,有什麼資格來主持會議?」有人堅持說:「朱書記一天沒有打倒就還是這個公社的領導人。」錢萬富氣急敗壞地說:「決不能讓姓朱的來參加會議,上次就是這個張晶星把他藏在醫院開刀的,她是個鐵桿保皇派,當權派肯定會包庇她的,這樣,我們會不戰而敗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於院長也來了,他氣勢洶洶地說:「錢萬富,你想幹什麼?一天到晚不好好上班,到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錢萬富叫囂著:「你壓制革命群眾,包庇重用壞人。」於院長理直氣壯地說:「請舉例說明,不要大帽子底下開小車。」「看來你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保他們,好,我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剝開某些人的畫皮,讓革命群眾看看他們都是什麼貨色。毛主席說過,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而你眼裡的幾個紅人,都是地主出身,先說眼前這個人吧,差點兒矇混過關,當上軍官太太。她對黨、對社會懷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來了,她認為反攻倒算的時機到了,便蠢蠢欲動,惡毒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你說她有本事,她有什麼本事?給人家孩子看病,倒霉的老趙,三天死去兩個兒女,這不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嗎?還有一個人,更是對人民刻骨仇恨,反右鬥爭時,他就大放厥詞,攻擊我們的黨,被定為小右派,他不思恢改,在縣醫院時,竟敢把活人送進了太平間。」「啊!」下面聽眾一片嘩然,他得意洋洋,做出動作繼續說:「第二天,當家屬到太平間運屍時,死人突然伸出手來,說:給點水我喝喝,我渴死了!嚇得來人是連滾帶爬地叫喊,殭屍鬼!殭屍鬼!」如此蠱惑人心的內容,怎不叫人義憤填膺?不明真相的群眾一哄而上,要到醫院揪出這個殺人魔王。我說:「我可以證明沒有這個事!因為我們學校離醫院很近,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我學習三年,並在醫院實習一年,從未聽到過此事。」我的話根本無人想聽,只聽到亂哄哄的叫嚷聲「他們是一夥的,不要相信她。」「把殺人魔鬼揪出來示眾!」「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定要把殺人魔鬼揪出來示眾!」口號聲一個接一個。此時,一個宏亮的聲音把在場的所有人都鎮住了:「大家鎮靜!各位都認識我,我既不是當權派,也不是造反派。」一看是吳部長,立刻有人說:「吳部長,你來主持會議。」「對,吳部長來主持正義,我們聽你的。」「好,請吳部長講話。」也有人說:「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應該有造反派來主持會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誰怕誰?」話音剛落,一個鏗鏘有力的講話聲吸引了人們。「我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倒霉的老趙,不錯,幾年前,我是三天失去兩個孩子,怎不叫人悲痛欲絕?可是,怎麼能說張醫生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呢?我的大女兒第一個生病,就是她給看好的,我應該感謝她才對呀!是我自己糊塗一時,沒有聽她的話,及時到醫院就診,沒有相信科學,而是讓老人的迷信思想牽著鼻子走了,我悔恨在心。沒有想到事隔多年,有人還來往我傷口上撒鹽,並且借此機會揪張醫生,我今天慎重告訴你們,把我當槍使?做夢去吧!我老趙是什麼人?是老黨員!決不會做沒有良心的事。」話音未落便響起一陣掌聲。我心靈深處在默默地說:老趙同志,感激你,敬重你,在我身受圍攻之時,你能挺身而出,為我洗刷不白之冤,太難能可貴了。於院長說:「關於張醫生說的那句話我也瞭解清楚了,她們三個人閒談時,她說,這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就是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意思。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著怎樣的戰略部署。你錢萬富能知道嗎?你講給大家聽聽。」「呵!呵!」下面一陣噓聲。有位小學老師說:「我想講幾句,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從字面上來分析,藥裝在葫蘆裡,外面看不到,當然不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藥。這是常用的一個比喻。張醫生用在這裡就是表示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瞭解。怎麼可以說成毛主席是走江湖的,賣藥的,這也太荒謬絕倫了,依我看,歪曲事實的人才是別有用心。他們這樣說法,客觀上已經起到了誣蔑和攻擊的目的。」錢萬富理屈詞窮,一時搭不上話來。吳部長抓住時機為我進行解釋:「剛才有人說張醫生家庭出身是地主,這也不符合事實,由於工作需要,我親自作過調查,她家是中農成分,父親是小學校長。所以,什麼反攻倒算,都是莫須有的罪名,她的問題就到此為止。還有其他人的問題,我們會調查清楚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毛主席的教導。大家都要聽毛主席的話,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隨著吳部長的結束語,人們嘰裡咕嚕離開了會議室。錢萬富目的未能達到,當然對我更加懷恨在心。回到醫院,李淑芳見到我表情很不自然,我估計是她告訴錢萬富的,雖然並不恨她,細想想,覺得媽媽早就提醒過我,「言多必失。」「禍從口生。」「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從今開始,還真要多長個心眼了。不設防是會遭殃的。然而,我更看清了真正的黨員還是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是我學習的好榜樣。

    我牢記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教導,凡是不開批判會,我就天天堅持在門診室上班。六六年夏季,天氣特別悶熱,病人也多,站的站,坐的坐,都擠在門診室,對面的醫生也是造反派,上的是自由班。我忙的滿頭大汗,隨著一張張處方開出去,圍著的人員也減少了,此刻,有個年輕人耀武揚威地走到我面前,以命令語氣說:「我有要事,先給我解決一下。」我認識他叫嚴小武,是米廠的工人,經常來混病假,來揪朱書記有他一個,押我遊街也有他。便不卑不亢地說:「看病請掛號,拿著病歷單來。」「掛號?老子不看病。」「不看病,你到看病的地方來幹什麼?」「哼!你們看不好我的病,我要轉院。」「轉院?」「對,我要轉到南京醫院去看病。」我想:我這個處方權是黨和人民給的,醫生既戰鬥在拯救生命的最前線,也站在階級鬥爭的前沿,決不能讓他以看病的名義出去遊山玩水。便說:「對不起!轉南京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誰知對方喜皮笑臉地說:「嘿嘿!翹尾巴了,是不是?我斬掉你的資產階級尾巴!」我義正詞嚴的回答:「你沒有病,不需要轉院。」「什麼,什麼?你敢再說一遍?」他拔出匕首往桌上一喙,嚇的病兒哇哇大哭,其母親驚駭地看著他說:「你,你要殺人?」我安慰說:「他不敢!」誰知嚴小武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拔出匕首猛撲過來,我快速反應,身子一閃,抓住他的手。可是,我的臂力怎能抵擋住一個小伙子,眼看著亮光光的尖刀迫近了自己的胸膛,我用盡全身力量推開他,隨著他臂膀的一個弧形動作,刀刃刺進了我的大腿。那患兒被嚇的尖聲哭號,那婦女緊緊摞住自己的孩子,高喊:「救命!殺人啦!」同志們趕來時我鮮血直流。嚴小武抓住血淋淋的匕首,渾身發抖,門口堵滿了人,他跳窗逃跑,人們高叫:「抓住他!抓住他!」吳秀娟著急地說:「趕快去縫合!治傷要緊,他能跑到哪兒去?」高醫生為我做了清創縫合手術,共縫了三針。傷口癒合後,我仍然堅持上班。我牢記毛主席的詩詞:「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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