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正面回答楚雁潮提出的問題。自尊心使她不願意承認自己在煞有介事地「培養發展對像」之前並未討得明確的令箭，而組織紀律又提醒她不可假傳聖旨，便索性放著膽子做了一個大得沒邊兒而又不留把柄的許諾：「楚老師，您不要有任何顧慮，對每個有入黨要求又符合條件的同志，黨的大門都是敞開的！黨，是我們的母親啊！」
楚雁潮又是一陣激動。他確信，鄭曉京是代表著黨組織來關懷他這個徘徊在黨的門外的青年；那麼，他現在所面對就不是自己的學生而是「母親」了。兒子對母親有什麼話不可以說呢？
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覺得要傾吐心中的疑慮是那麼困難！
「組織上……審查過我的歷史嗎？」他試探地問。
「歷史？」鄭曉京覺得奇怪，「一個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青年，還能有什麼複雜的歷史啊？」
「哦，我說的是……我的家庭。」
「您的家庭很簡單嘛，職員出身，您的母親是小學教員，還有一個姐姐在……在商店裡做會計工作。就這些嘛！」
鄭曉京回答得很準確，看來，她對班主任做過一番起碼的調查研究。但這並不全面，以致楚雁潮不得不提醒她：「還有，我的父親……」
鄭曉京一愣：「我印象中好像您沒有父親？」
「一個人怎麼能沒有父親！」楚雁潮這句話幾乎是喊出來的，從童年時期起他就不能忍受鄰家的小孩和同學們認為他「沒有父親」的侮辱。但不知為什麼，他現在「喊」出來的這句話卻聲音非常低，而且顯得沙啞，「我有父親，但是他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在履歷表上都填過的，組織上不瞭解嗎？」
他的臉漲得紫紅，期待地望著黨的代表。他希望鄭曉京再仔細回想一下，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這些情況，組織上都掌握，並不成為你入黨的障礙。那麼，他會毫無矯飾地立即流下熱淚，而不管最終能否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也為卸下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遺憾，他等了一秒、兩秒……一直等了很久，兩眼直直地望著，卻沒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權力雖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鄭曉京並沒有看過楚雁潮的檔案——那種被某些人稱之為「生死簿」的東西。現在，她為自己準備不足而貿然採取的行動感到隱隱的恐慌，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您的父親，」她預感到那一定是個不妙的角色，只能往壞的方面猜測，「是地主？資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聲音低得幾乎自己都聽不見，也許僅僅嘴唇在嚅動。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麼呀？」鄭曉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頭，在當今社會中最壞的稱謂輪番向他壓過來，使他難於承受！看來，「母親」並不瞭解他的父親，他後悔自己主動地引出了這個話題。現在他想後退也已經不可能了，僅僅出於維護自我的尊嚴他也必須澄清這位舉足輕重的鄭曉京對他的種種誤解，何況他要說的都已經白紙黑字記載在檔案裡，對黨組織來說，也根本不成其為秘密！
他緩緩地抬起頭來，臉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漲成的紫紅褪去了，玳瑁眼鏡後面的雙眼不再猶疑閃爍而恢復了平靜。現在，鄭曉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語講台上的楚雁潮，他鎮定自若，侃侃而談……
那已經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國正處在國共兩黨之間「圍剿」和反「圍剿」的激戰之中，上海則是在文化上兩股政治勢力你死我活的戰場。
那時候，楚雁潮還懷在母腹之中。8月31日——母親說過無數遍以致使楚雁潮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學教國文兼英語的父親剛剛下班回家，還沒來得及脫下長衫，聽得樓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為是熟人來找，便應聲走出亭子間下了樓。這時候，母親無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卻看見兩個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親撲過去，一個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個飛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親嚇壞了，放下抱在懷中的姐姐就往樓下奔，但是父親已經被拖進了一輛不知什麼時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車，一溜煙地開走了！
母親哭著，喊著，拚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車。
她到處哭訴，到處打聽，沒有任何音信。她哀求校長為她做主，校長躲都躲不及：「學校出了這種事體，誰能想到？楚先生個人的所作所為，與本校無涉！你問你的丈夫去！」
到哪裡去問？父親無影無蹤。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劃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親在絕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親早已有的囑咐，命名為「雁潮」。誰能夠想像母親在怎樣艱難的境遇中帶大了這姐弟倆？一個小學教師的薪水不足以養活三口之家，她還在星期天給人家洗過衣服，當過娘姨（保姆）。姐姐僅僅讀完了小學就輟學了，可是母親堅持讓雁潮讀書，因為他是這個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親在燈下仔仔細細地檢查兒子的作業，逐字逐句地糾正他的差錯，一邊感歎著：「要是儂格阿爸還在，唉！儂格阿爸，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
但是阿爸永遠也沒有回來。母親希望雁潮快些長大，長成像父親一樣的男子漢，「文章寫得交關好，英語講得交關好」。楚雁潮從來沒見過父親，家裡竟然連父親的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因為他不可能預先知道自己將突然地一去不回，沒有任何準備。兒子就永遠也無法認識父親，只能千遍萬遍地在想像中追尋。後來這個家被房東驅趕著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沒能留下父親的什麼有研究價值的遺物。他的遺物也無非就是一些和母親共用的書，一些舊衣服和一把舊雨傘，還有一函線裝的《楚氏族譜》，母親一直捨不得丟掉，因為那上面記載著楚家的血脈，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過「翰林待詔」，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書時的最後一代則興辦了「國學」。上面當然沒有來得及印上父親和楚雁潮的名字，但這條千古未絕的血脈正是由他們延續下來的。儘管母親有千種遺憾萬種感傷，但她覺得惟一對得起父親的是給他生了個兒子，留下了根。
父親恐怕早就死了，也許就在他被抓走的當天晚上。
是誰殺死了父親呢？不知道。二十多年來，母親、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沒有找到任何線索。父親到底是個什麼人呢？不知道。無論他是作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殺害，還是作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懲罰，都應該留下一點蛛絲馬跡，供後人做一個結論。但是沒有。也許是因為父親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邊都數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沒有記著他，沒有留下哪怕只有幾個字的記載。
這個謎，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許多年，也沒有找到謎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歲。他錯過了佩戴新中國第一批紅領巾的年齡。進了高中，他和許多純潔得像水一樣的同學一道，虔誠地遞交了入團申請書。但是，一次、兩次、三次……直到他畢業，也沒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別人嗎？不是，從校長到每一個同學都公認他是最優秀的學生。原因只是由於他那個不明不白的父親。誰知道你是什麼人的後代？也許你父親是個罪有應得的特務、歷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經是個革命者，誰又能保證他被捕之後沒有叛變投敵？總之，一切都沒有人能證明。一個中學生就這樣被翻來覆去地審查了許多次，而每次都是以問號開始又以問號結束，在這個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佈滿了迷霧，把一顆飽含熱血的心扎得干瘡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