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從前有人要問我什麼事最難，我會給出很多答案，考試、追女生、甚至是一千五百米體育達標，可是現在我只有一個答案就是辦學，辦一所綜合性的大學。
或許是不自量力也或許是好大喜功，也或許是……總之原因很多，這所大學辦的並不輕鬆，我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至少現在我還沒有學會做一個好的領導，我將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歸功於走運，並且經常誠惶誠恐，這就導致了很多事我都要事必躬親，放不開讓屬下去幹。可是我自己就能幹的好麼？事實證明我不是一個全能型的人才，雖然不少東西和領域我都知道一些，可是來源出處都一知半解，一叫真就不行了。偏偏是我的名頭大，牌子亮，凡是到我的課時學生們一個不少，還有其他學院專業的學生來旁聽，弄得我很緊張。
結果講課的時候經常會遇到難堪的情節。「老師，這是為什麼啊，老師你是怎麼知道的啊？」多是這樣沒有營養的問題。
「沒有什麼為什麼，這些都是老師的老師告訴老師的，你只管記住，包管好用就是了！」我經常的這樣回答，至於老師的老師是誰就更不在你們所知的範圍內了，你們也不需要知道。儘管我知道這樣不對，可是沒辦法很多知識是現在急用的，來不得現去推敲解釋或者是闡述，拿來主義在我這裡盛行其道。久而久之，我在平壤大學得了一個「好用老師」的稱號，事實證明我所教的確實是管用，有些知識用著用著就發現它的來由了。
當然了我也有做的明白的，自然是我的本行——獸醫，其實這樣說也有些不恰當，因為我作的是畜牧育種的工作。對於良種的培育實際是要歸咎於遺傳學了，但是此事人類的知識或許只局限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這是種簡單的認知，而且還帶有世俗階級思想。真正的遺傳學要到此後二百年後的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來開創，而人類通過掌握的遺傳學技術來培育良種要到二十世紀的下半葉。
簡單的來說就像高中生物課上講的孟德爾的豌豆實驗大A小a一樣，可是真正說道育種這哪裡夠，涉及道雜交，復交，回交等一些列的手段來鞏固表現出來的優良性狀。總之這不是一句話解釋的清的，也不是一年兩年能見成效的，一個優良品系的建立少說要十幾年，多說要數十年，除非使用分子生物學，基因工程等手段，但是在這個時代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只能一步步慢慢的來。不過好在老丈人塞桑雖然貪心，但是做買賣還是很地道的，在給我的馬匹中有不少蒙古好馬，借助這些好馬估計可以使育種的時間加快。
既然這事急不得，那也只能按部就班了，先建立建立了種馬場，隨後是種牛，種羊，種豬，就是種鵝、種雞也不放過。反正這些東西我告訴了他們繁殖的程序和步驟任何人都干的來的，至於為什麼，不要和我問為什麼！叫你怎麼做就怎麼作，怎麼老是為什麼呢，真是不懂得陞官之道，上級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做好了自然有賞，做不好也不是你的責任，於是就出現了很多我樹立的榜樣，譬如豬官，牛官，馬官。不要小看這些人啊，這些人至少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都是很有權威的，叫那些豬啊，馬啊的做什它就得做什麼。
所謂辦學難，其實還不是難在這上面，難就難在沒有方向，教學的人不知道要教什麼，或者是教成什麼樣，而學習的人只知道學習，不明白自己要學什麼。所以整個大學顯得雜亂無章，科研成果確實不少，可是大多無用，更多的就成了純粹的浪費。這樣下去不行，我看著這一個月平壤大學的支出，簡直是個巨大數字。
「300萬兩，都幹什麼了？要花費300萬兩。」我騰的一下長了起來，咱不怕花錢，可是這錢你也得給我花對地方啊，看著厚厚的帳薄我眼睛也紅了。
「我掙錢容易麼，一個月就讓你們花了300萬兩！這300萬兩能養多少軍隊啊，一個士兵一個月的糧餉才五兩，加上吃用最多不過十兩銀子，300萬兩一個月能養三十萬的軍隊，就是十萬的部隊也夠三個月的了。說說你們都拿這些銀子幹什麼了？」
我怒道，一把將帳薄摔在桌上，「砰」的一聲，將在座的人都嚇了一跳，或許在他們眼裡我一直是一個很和藹的人，何時見我發這麼大的脾氣。負責管帳的是當年在杏林書院那個引起罷課的付延軍，這時他嚇得臉都白了，唯唯諾諾的說道：
「先生您不是說過不怕花錢麼，各個學院最近都在進行各種研究，所以花費是大了些」他還要繼續往下說，被我攔了回去。
「我說不怕花錢，你就給我這麼個花法麼，進行研究，你看看你們最近一個月都給我研究出什麼玩意了，哪件東西有用，都是破爛，讓我花錢買破爛麼！」我實在是氣瘋了，居然拿我的話當擋箭牌。付延軍再不敢說話了，倒是許光啟開口勸道：
「元度啊，你消消氣，大家著不也是在上火麼，誰知道這銀子花的這麼快啊！」他不說還好，一說我火氣就大，300萬的銀子裡他自己就花了足足80萬兩，幹什麼啊吃錢麼，仗著有我老師的名頭就可以這樣揮霍麼，李之藻也不善，這個月他要去了60萬，吳有性算是少的了也拿走了30萬。其他的這個10萬，那個5萬的，一加起來就那麼多了，其實單單維持這個大學一個月估計有30萬兩銀子足夠了，可他們足足花了十倍。我也能理解付延軍，他不過就是一個管帳的，誰管他要能不給呢！
「好了，這個月就這樣了，銀子花了的我也就不追究了，相信你們都認為花的有理，我建議建立一個學術評審委員會和一個基金委員會，學術評審委員會由各院的院長擔任，至於基金委員會由捐助大學款項的各個東家組成。此後每一個研究項目的立項和撥款必須經過這個學術評審委員會半數以上的人通過，才能呈報給基金委員會，基金委員會再經過半數以上的人數同意才能撥款，從下個月開始實施。對於這之前申請的研究項目，現在開始由學術評審委員會逐個清查，對那些沒有意義的研究項目，馬上停止，收回資金。」由不得他們不同意，我才是這所大學最大的股東，再說這是節省資金最好的辦法，朝鮮並不富裕，尤其是接受了那麼多的移民，財政已經顯得有些緊張了，並且這些移民還在不斷的乘船湧來。
確定了這個標準以後，平壤大學的日常開銷開始小了起來，研究方向開始偏重於商用和軍用領域，尤其是軍用得到了我的大力，有些研究項目儘管沒有通過但是假如我發現其有研究價值會額外的撥資金，那些發現我有這個偏好的人更是投我所好，將精力都偏重於軍事。這大概是源於我最開始為了鼓勵研究而推行的一項政策，就是凡是獲得資助的項目，主持者都會得到5%——10%不等的提成作為獎勵，在銀子面前大多人不能免俗，尤其是這些讀書人，掙錢的本事不大，花錢的本事不小，一直都清貧的書生們此刻都紅了眼，想從中為自己謀得一些好處，畢竟這是名利雙收的好事。
學術評審委員會的出現遏制了這種現象的愈演愈烈，仿照現代研究課題的申請方法和標準，我制定了研究項目申請標準，側重於實用，但是對基礎學科的研究也有一些傾斜政策。對於那些學習成績好，具有鑽研精神的學生，建立了獎學金製度給予鼓勵，這樣極大的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本來這時的教育就不成體系，也沒有辦法成體系，基礎太薄弱了，幾乎所有學科都要從頭開始，前人可以借鑒的少之又少。
中國在古代有什麼科技？記得竺可楨先生早就指出，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指南針只能算是發現，因為那本來就是存在的真理，中國人比西方人多發現了那麼多年，但是沒有用羅盤和指南針去開創航海時代，而是任憑道士裝神弄鬼的看風水；火藥就更是歪打正著了（我就不用說了吧，也不好意思說）；造紙和印刷術雖然比西方早，但是印刷出來的書大多都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很少來宣傳和傳播科學知識。其他的能拿上檯面的那點東西也都是在生產中積累的經驗（中國發展了幾千年還能沒點經驗的積累？），根本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理、定理體系（這一體系早在古希臘就已經在西方建立起來了），更別說建立在這一體繫上的科學了。在傳統漢文化中，一切與科技有關的東西只能算是拙蟲小技，文章才是千古大事。
要改變這些哪是一著一夕的事啊，這才是大學雜亂無章，沒有套路的根本原因，因為沒有套路可尋所以才四處亂闖，摸著石頭過河，研究項目的申請制度無疑的對科學體系化產生了良好的作用，每個項目申請前必須對其可行性，和前人所作的工作進行調查，這無形中將從前看似不相關的東西聯繫在了一起，使之脈絡逐漸清晰，並且以書面的形式進行記錄和總結，資料多了，各學科的雛形也就開始漸漸的形成，分工不斷精細，原始和化學、物理、生物、地理等學科呼之欲出。
其實前人的經驗和技術真的是很豐富，只是國人一直不重視紀錄和發掘，致使很多技藝失傳，這無非是儒學對各種其他學科的敵視和排斥，當然了平壤大學也是有這麼一些人存在的，自命清高頑固不化者我也有辦法對付，你不是喜歡鼓吹麼，你不是安於清貧麼，那麼我就隨你的心願，凡是這些人所申請的研究項目，我幾乎一概不予批准，那些參與其中的學生獲得獎學金的比例少之又少。
純粹生活與精神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學生，很少能有人抵得過豐厚的獎勵的。沒有多少時間，這些儒家八股的堅實信徒們都開始了動搖，隨後出現的「變節」，與此同時我樹立了李之藻這個典型。亞里士多德雖然經常胡說，但是讓他說對的地方也是不少，尤其是他的邏輯演繹理論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所以我撥了專款資助李之藻《明理探》的翻譯工作。李之藻所獲得的《名理探》是1611年在德國印行的，全書二十五篇，此前李之藻只翻譯了前十篇。在我的資助下，李之藻聚集和很多學生來和他一起推敲和翻譯這本《明理探》，並且請來了湯若望和傅泛際。這個翻譯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爭論和討論的過程，對於很多眼裡士多的謬論都進行了修正，對於所有參與這次翻譯的人自然是優惠多多了，將那些成天還在背八股的學生羨慕的不得了，紛紛另投師門。
在平然大學我不反對任何學說，但是明顯的我的資助是有傾向性的，所以日子一長很多不受我抬進的東西逐漸的沒落，雖然說學術是神聖的我不應該厚此薄彼，可是我還是這樣做了，其實這樣總比強令取消要好的很多。
可以說「名理探」是一門工具科學。雖然經典的三段論概念、判斷、推理對有些問題不太和用，但是對大多數問題還是有用的，正是因為它的存在，平壤大學能夠在短時間內在數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並且將這種成果逐漸應用於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