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菲舉起一隻手摀住臉，掩住了她的表情，但因為她的肩膀在抽動，我還以為她在笑呢。我錯了。她的眼淚又流了下來，痛苦的眼淚，好像她永遠無法擺脫痛苦似的。突然我意識到，一定是我的故事喚起了她對兒子的思念。我默不作聲地讓她哭，等著她的哭聲慢慢減弱。終於，她轉過頭對我說：「斯汀戈，弗吉尼亞有語言學校嗎？」 「你想幹什麼？」我問，「你是我所認識的最有語言天賦的人了。」 「我的英語還不行，」她回答說，「哦，我知道我的口語已相當不錯，甚至還能閱讀，但我必須學會寫。我的英語寫作太差，那些拼寫太奇怪了。」
「唔，我不知道，蘇菲。」我說，「或許在裡奇蒙德或諾福克有語言學校，但它們離南安普頓都很遠。你為什麼問這個？」
「我想寫寫奧斯威辛，」她說，「我想把我在那兒的經歷寫出來。我想我可以用波蘭語、德語或法語來寫，但我更想用英語寫……」
奧斯威辛。在過去幾天裡，一連串的意外讓我把它忘到了九霄雲外，而現在它又像一陣旋風似的吹回到我的腦際，令我一震。我看了蘇菲一眼，她端起杯子猛喝幾口，然後打了個嗝。她說話時已有些含混不清，給我一種不祥的預兆。我真想奪過杯子把酒潑到地上。我恨自己的軟弱，毫無主見，不管是什麼吧，反正這種時候我無法阻止蘇菲。等我們結了婚再說吧，我想。
「對那個地方，人們還有好多東西不瞭解！」她的語氣很強烈，「有好多事我甚至沒有告訴你，斯汀戈，雖然我已經對你講了很多。但我沒告訴你那裡日日夜夜被焚燒猶太人的煙霧籠罩著，沒告訴你我在比克瑙差點被餓死，也沒告訴你一個看守剝掉一個修女的衣服，然後放狗去咬她，把她的臉和身體咬得不成樣子，幾小時後便死去了。還有……」這時她住了口，眼睛望著空中，然後又說：「還有好多事情我都可以告訴你，但也許我應該把它寫成一部小說。你瞧，如果我學會英文寫作，就能讓人們明白納粹是如何趨使你去幹你絕不會幹的事情，比如說霍斯。如果不是為了吉恩，我決不會去勾引他，想讓他和我睡覺。我也決不會裝作仇恨猶太人，或者撒謊說父親那本小冊子有我的功勞。還有那台收音機。我沒有偷它也是為了吉恩，我差點因這事死掉。可是，斯汀戈，難道你不明白嗎，那裡是怎樣毀掉我的兒子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能對抵抗組織說，因為吉恩，我不能把我為霍斯工作時獲得的情報告訴他們。我不能對別人說一個字！因為我害怕……」她停了下來，聲音顫抖著。「我很害怕！他們使我害怕一切！為什麼我對自己的事情不說實話？為什麼我不能告訴人們我是一個膽小鬼，一個令人憎惡的罪惡的同謀？我幹的每一件事只不過是為了自救！」她大聲呻吟起來，那聲音壓過了火車的匡當聲，旁邊的人們紛紛掉過頭來看著我們。「哦，斯汀戈，我真受不了了！」
「噓，蘇菲！」我勸著她，「你不是同謀，不必抵毀自己！你知道，你只不過是一個受害者。今年夏天你曾告訴我，是集中營使你的行為異於往日。你說過你無法判斷自己或別人幹的事。所以我求求你，蘇菲，求求你，這些事不是你的錯。求求你，蘇菲，別再折磨自己啦！——這會讓你發瘋的。別再想它了！」我壓低聲音，並且用了一個我從未曾使用過的十分親暱的字眼，令自己也吃了一驚。「求求你別想了，親愛的，為了你自己。」「親愛的」這個詞兒像炸彈似的從我的嘴裡蹦了出來，而且用的是丈夫的口吻——不管怎樣，我必須說出來。
今年夏天無數次湧到嘴邊的話幾乎脫口而出——「我愛你，蘇菲。」對說出這話的期盼使我的心狂跳不已。但我正要開口時，蘇菲說她要去洗手間。她把杯裡的酒喝完，這才離開。我擔心地看著她那搖搖晃晃走到車廂尾部的背影，然後開始看《生活》雜誌。後來我一定打瞌睡了，或許完全睡著了。整晚的勞累不眠和緊張不安，使我一下子沉沉睡去。當我被列車員的聲音驚醒時，至少已過了一個小時甚至更久。蘇菲還沒有回來，恐懼猛然像無數只手在我的身上亂抓。我害怕極了。外面一片漆黑，隧道的燈一閃而過，我知道列車正在離開巴爾的摩車站。一般情況下我要花兩分鐘時間才能穿過擁擠的人群來到車廂尾部，可現在僅用了幾秒種，我便從胸貼著胸背靠著背的人群中擠了過去，推搡著肩膀和臀部，碰倒了一個小孩，不顧一切地撞開女廁所的門。我為什麼會認為她還在那兒？一個披散著滿頭亂髮，下巴上撲滿金盞花粉的肥胖黑人婦女衝著我怒吼：「滾出去，你這瘋子！」我趕緊跑開了。
我發瘋似的把頭伸進一間又一間包廂，希望能看見蘇菲的影子。兩種情形在我的腦海交替出現：或許她迷了路，跑進某一個包間裡睡著了；或者，她在巴爾的摩下了車——哦，媽的，這種情形簡直不堪想像。我又打開更多的包間和洗手間的門，穿過四五節豪華車廂的餐廳，滿懷希望地掃視著每一個進餐者。幾個系白圍裙的黑人侍者在過道上來回穿梭，車廂裡瀰漫著一股烹調的油香味兒。最後只剩下娛樂車廂。一個收銀台，一個管理員——一個討人喜歡的灰髮中年婦女。她抬起頭，一雙充滿哀傷的眼睛看著我。
「對，一個小可憐兒。」聽清我急急的詢問後，她回答說，「她在找電話。想想看，在火車上！她想往布魯克林掛電話。可憐的，她在哭。唔，好像還有點醉。她朝那邊去了。」
我在車廂盡頭找到了蘇菲。那地方無人去，噪音很大，鎖死的玻璃門上罩著鐵絲網。此時，早晨的陽光正照射在上面，透過玻璃可以看見馬裡蘭綠色的松樹林。蘇菲正坐在地板上，背靠著牆，那頭金黃色的頭髮在風中飄著，一隻手還抓著酒瓶。就像幾周前那次奔向大海深處的游泳一樣，她愧疚、悲傷、絕望，已走到她不能再走的地方。她抬頭看著我，對我說了句什麼，可我聽不清。我俯下身子，此時——我從她蠕動的嘴唇讀出一部分，通過她悲傷的聲音讀出了另一部分——我聽見她說：「我覺得我不行的。」
也許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旅館服務員是最見怪不怪的。但我至今仍感到奇怪的是，當一位自稱威爾伯-恩特維斯特爾的年輕牧師身穿顯然非基督教教職人員穿的印度斜紋西服，惹人眼目地手持《聖經》，身邊帶著一位蓬頭垢面、滿臉淚痕、爛醉如泥、一直咕噥著外國話的妻子，出現在離國會山不遠的議會飯店時，服務台那位年老的登記員究竟是怎樣想的？在四十年代前後，未婚男女不能在旅館登記住入同一個房間；還有，用假名謊稱夫妻登記也被視為重罪。如果女士醉酒的話，則風險更大。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冒一次險。但我必須把自己設計成一個十分虔誠的角色，這樣比較容易矇混過關。於是我在火車即將進站前，翻遍衣箱找出了一本黑色真皮封面的《聖經》拿在手上，然後在旅館登記薄上大大方方地寫上我的地址，以證明我的身份的合法性：聯邦神學院，裡奇蒙德，弗吉尼亞。看見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吸引而不再注意蘇菲，我鬆了一大口氣。這位臉部肌肉下垂的老先生是南方人(有許多南方人在華盛頓打工)，對我極為信任。他用南方風格的問候語親切地說：「祝你們愉快，尊敬的牧師先生及夫人。你屬於什麼教派？」
我正要回答說「長老會」，但他已經像警犬似的衝著虔誠的同夥親切地吠叫起來：「我嘛，我是一個浸禮會教徒。我到華盛頓的第二浸禮教堂做禮拜已經十五年了，那兒有一位優秀的布道者，威爾科克斯牧師。你聽說過他嗎？他來自弗吉尼亞的福魯萬納縣，我也是在那兒土生土長的。當然了，他還很年輕。」我開始朝房間走去，蘇菲沉重的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他搖鈴叫來這旅館的惟一的侍者，一個睡眼惺忪的黑人男孩，然後遞給我一張卡片：「你喜歡海鮮嗎，牧師？你可以去濱水區的這家餐廳試試，叫河佐閣，它們有這城裡最好的蟹餅。」當我們來到陳舊不堪污跡斑斑的豆綠色電梯門前時，他繼續說：「恩特維斯特爾。你與波哈屯縣的恩特維斯特爾家族有關係嗎，牧師？」我真的回到了南方。
議會飯店是一家三等旅館，我們住在七層一間乏味悶人的鳥籠式的小屋子裡，窗戶朝向一條僻靜的小街，中午的陽光可以略微透一些進來。蘇菲早已又累又乏，還沒等那個黑人服務生接過我的二十五美分並走出屋子，便一頭撲倒在床上。我拉開印著鴿子圖案的窗簾，推開窗戶，一股溫暖的十月暖風一下子吹走了室內悶人的氣味，使空氣變得清新起來。我能聽見遠處火車站傳來的隆隆的火車聲，以及近處一支軍樂隊演奏的咚咚鼓聲和號角聲。兩隻蒼蠅在天花板上嗡嗡叫著飛來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