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托彷彿沒有聽見她最後的問題，繼續說："幾個月之前，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實驗。理論上更加複雜，但是做起來比較簡單。我決定自己動手做。"他看著她，半含歉意地說。"那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到芝加哥，或其他地方去的理由。你是第一個知道我在幹什麼的人。只需要再過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就可以知道……"他沒有把句子講完。他能說什麼呢？說到那時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必須公開鞭撻自己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開始一項新的實驗？既然斯塔福的實驗在你們實驗室裡很成功，為什麼不讓哈佛的人再重複一次？或者，更加簡單：請他們從哈佛過來，在你們的實驗室裡與斯塔福一起做實驗？就像你們那樣。"
葆拉一點不傻。他很讚賞地想：我不妨再談得更加深入一點。"假如，下一次，它不行怎麼辦？記住，這個實驗不是幾天時間就能做完的：要幾個星期才能完成。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場的情況下才能成功，那麼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實驗。至少，在我所談論的社會合同中不算。知道嗎，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必須如何處置這件事？在同一份雜誌上發表聲明說，實驗因為某種不知道的原因無法重複。在克勞斯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看來，那就是我的廣義腫瘤發生理論的終結。那就不是諾貝爾獎的問題，而是關乎我的名譽。你知道那個字：Schadenfreude嗎？"
"不。"
"那是德語裡面的一個字，有點像格式塔或者世紀病，它有一種特殊的意味，英語裡面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詞——與'心滿意足'還不完全一樣。你的聲譽越好，你撤回研究論文的影響就越大，對手也越發幸災樂禍。"
葆拉大叫起來："我簡直不敢相信你說的話。你們這些科學家，社會契約的支持者，當有人犯錯誤的時候，你們竟然會像其他人一樣覺得幸災樂禍？甚至在他承認錯誤的時候？"
康托不由得歎息一聲。"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慚愧，我也犯過這種錯。我是說有幸災樂禍的感覺，"他迅速地補充說。"我從來沒有不得不撤回發表過的文章，希望這一次也不要這樣。因為這種事情是很少有的，無論是真的無辜，還是有什麼別的——"
"'別的'是什麼意思？"葆拉打斷他。
"數據被人為操縱。甚至徹底出錯……"
"會有這種事嗎？"
"不經常發生。"他堅定地回答。"剛才我說了，人們的記憶長久得令人難以相信。我猜想是終身難忘。我們互相依賴，需要絕對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學界的信譽毀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復。一般來說，就是身敗名裂。"
"你們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麼呢？絕對完美？"葆拉問。
"當然不是，不過，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會影響許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譴責和指控就會是'你為什麼要如此匆忙公佈？為什麼不等到實驗結果被證實以後？'"
"那你怎麼回答呢？萊昂納多，如果有人問你的話？你為什麼這麼匆忙發表？"
"坦誠地說，大多數科學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們信奉嚴格實驗的方法，相信它的規則，以及知識進步的最終的客觀結果；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是難免犯錯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點。我現在談論的是人性的弱點。我們全都知道，在當代科學中最偉大的職業風險是同時發現。如果我的理論正確的話，我絕對肯定，或遲或早，有人會有同樣的想法。在我這個競爭激烈的領域很可能很快就會出現這種事。激勵科學家的動力——他的自尊，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很簡單的願望上：得到與自己同等的人——這個世界上的那些克勞斯們——的承認。只有原創思想才能得到這種承認和讚譽，這就很愚蠢地意味著你必須是第一。因此爭取獲得優先權的動力很強大，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包括我在內，建立優先權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誰最先發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語，葆拉，我讓你失望了？"
她遲疑了很長時間才開口。"與其說是失望，不如說是醒悟。這就是為什麼你沒有告訴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嗎？這麼說還沒有人先公佈？"
他點點頭。"我想是的。"
"萊昂納多，最後一個問題，"她隔著桌子身體往前傾，"你為什麼要自己做這個實驗，整天埋頭在實驗室裡面，什麼人都不見？為什麼不讓你那位斯塔福做這項實驗呢？第一次實驗不是他做的嗎？他不是你實驗室裡最優秀的嗎？這一次有什麼不同？"
"好的科學家一次只改變一個變量。"
葆拉-柯裡看上去很不解。"這話什麼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
分道揚鑣
還記得克勞斯，傑裡說的那個在哈佛研究癌症的人嗎？那個連康托都想要給他留下印象的人？傑裡說克勞斯給他提供了一份博士後工作，從下個月開始。他決定接受了。這樣他就可以與克勞斯的網絡"接通"，方便以後找工作。
康托獨自完成了檢驗他腫瘤形成理論的實驗。最終，這第二個實驗得出的結果與他所希望的完全一樣：有問題的蛋白質結構上的變化真實完好地反映在蛋白質的模板——核糖核酸——的成份變化上。他維護了他先前的樂觀看法：先是一種完好的理論，現在是一個更加完美的實驗。
這一次他沒有急著在《自然》雜誌發表。康托控制住內心的感情，表現得十分冷靜和謹慎。他打電話給克勞斯：現在哈佛的研究人員不必再做康托-斯塔福實驗了，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第二個實驗，這個實驗做起來要簡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