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阿爾明-馮-隆的《軍事領袖希特勒》）
片刻的歡樂
四月十二日，羅斯福的死訊傳來，我正在視察柏林防務，那主要是去替斯佩爾調查破壞計劃的準備工作已經進行到了什麼程度。剛一回到地堡，我就聽到歡呼聲響徹長長的樓梯。我走進去，正碰到那兒在開慶祝會：香檳、蛋糕、跳舞、音樂、興高采烈的祝酒，應有盡有。在一片歡騰和迭次祝酒中，希特勒坐在那兒，樂陶陶地笑著向大伙看，右手緊握著左手，以免它不停地哆嗦。戈培爾不惜降貴紆尊，走過來迎接我，一面蹣跚地走著，一面揮著一份報紙。「今兒晚上，瞧這兒人人喜氣洋洋，我的好將軍！局勢終於發生了大轉變。那條瘋狗死啦。」
就是為了這件事舉行宴會。現在德國期待的轉變到了，「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跡」正在重演，俄國女皇的暴死解救了腓特烈大帝的危難，這一切又重見於一九四五年。星象學家的話可真應驗了。他們早就在預言，四月中旬會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不用說，俄國軍隊正在朱可夫的指揮下沿奧得河集結，有一個地方離開那地堡只三十五英里；艾森豪威爾的部隊向易北河挺進；南方英美聯軍正突破我們意大利的防線；另一支由科涅夫統帥的俄國大軍在巴爾幹島苦戰，企圖比朱可夫和美國的軍隊更快抵達柏林；而炸彈則日夜不停地從整個柏林上空像雨點般落下來。我國的軍工生產實際上已經停頓。我們各地軍隊的汽油和彈藥即將用完。從東西方逃來的千百萬難民堵塞了各條公路，以致武裝部隊都無法調動了。黨衛軍經常命令這裡或那裡的火車調軌，這就阻礙了鐵路運輸。然而，在總理府底下水泥地洞裡那種環境中，以上這一切又算得什麼呢？那兒已經變成了夢鄉與幻境。任何可以尋找來寬慰自己的借口，都被吹噓成為一個「大轉變」，雖然它們都不能像羅斯福的死訊那樣帶來片刻的歡樂。
第二天，紅軍佔領了維也納，這件事多少使大家洩了氣。然而，就在那一天，我和斯佩爾正坐在那裡談破壞柏林這一嚴重問題的時候，納粹勞工陣線首領萊伊到了，他興沖沖地宣佈，說一個什麼德國不知名的天才剛發明了「死光」！製造這種死光，跟製造機槍一樣既簡單又便宜。萊伊已經親自看過了計劃，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已經為他檢驗了這種武器。只要斯佩爾立即將這種武器大規模投入生產，就會給戰局帶來一個大轉變。斯佩爾裝出一本正經的神氣，當場委任萊伊為「死光製造局局長」，賦有全權去徵用所有的德國工業，以斯佩爾的名義去製造這種神奇武器。萊伊高興得一路胡言亂語，走了出去，於是我們又重新去討論那個傷腦筋的問題。
這些徹頭徹尾是鬼話的「神奇武器」和「秘密武器」一直使斯佩爾感到難堪，自從我當上了他與最高統帥部之間的聯絡官後，也使我感到難堪。一些將軍、廠長、政界中頭面人物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會走過來，用臂肘碰碰我，向我眨眨眼睛。「現在該是元首使用秘密武器的時候了吧？什麼時候才使用它？」我的妻子，這位將門之女和地道的軍人之妻，也憂心忡忡地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直到現在，戈培爾一直借「官方透露」和小道傳播的方法來宣傳這種惡毒的幻想，那只是為了要使人們繼續流血，讓納粹的癌症繼續擴散。
黨獨攬一切
到了一九四五年，即癌症已經擴散到了祖國各地。黨內像萊伊之流的混蛋和流氓把持了所有的政府與軍事機構。武裝黨衛軍已經變成一支對立的軍隊，它把最好的新兵和裝備一起吸收了去。一月裡，希特勒竟然派海因裡希-希姆萊去指揮維斯杜拉河方面集團軍，迎敵紅軍突破北方陣線後發動的正面攻勢。結果當然是遭到一場慘敗。希姆萊指揮作戰的辦法是槍決那些無法遵照他的命令在絕望的情況下守住陣地的將領。後來，他更發出恫嚇，要連那些將領的家屬也一起槍決。在他管轄的地區，橋上和村裡到處都吊著德國軍人的屍體，上面還標著「懦夫」或「逃兵」字樣。
不用說，所有這些國社黨的「妙計」只能進一步削弱我軍日益衰竭的戰鬥力。俄國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萊的防線，直抵波羅的海，截斷了東普魯士和拉脫維亞的大部分德國軍隊。多虧鄧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爾克更為艱巨但被人遺忘了的救援行動，才保全了那些軍隊和許多平民。後來人家發覺，原來希姆萊那時候正在秘密通過瑞典單獨進行和平試探，同時還異想天開地在安排一次談判，準備釋放那些劫後餘生的猶太人，以此換取巨額贖金。
最後，可惜為時過晚，希特勒才派海因裡希將軍去替換這個庸懦無能的壞蛋。可是，這時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納粹本色。美國人在一次神出鬼沒的突擊中佔據了雷馬根橋，希特勒就大發雷霆，命令槍斃四個優秀的軍官，怪他們沒能夠及時炸毀那座橋。這些人當中湊巧有一個就是我的妹夫，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難的。
斯佩爾與希特勒
自從當上了斯佩爾的聯絡官，我就發現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驗，因為我執行破壞任務時，恰巧處於斯佩爾與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間。元首在敵軍東西夾攻的情況下，正頒布一項「焦土計劃」。要用我們自己的炸藥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設施全部炸毀。所有各地武裝部隊撤退時，都應炸壞橋樑、鐵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車絕跡的沙漠」；我們要放水淹沒魯爾區的煤礦，爆炸鋼鐵廠、發電廠、煤氣廠、水壩，實際上是要德國成為一個百年內無法居住的地區。斯佩爾試圖諫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罵，說反正德國人已經證明自己不配繼續生存，或者說一些這類強詞奪理、毫無心肝的胡話。
斯佩爾和所有的納粹一樣忠心耿耿。他對希特勒那樣像狗似的阿諛奉承永遠使我感到噁心；然而，同時他又是一位現代工藝專家，對國家的軍工生產恪盡職責，這就必然會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知道那場戰爭已經輸定，於是幾個月來就一直冒著生命危險，試圖打消希特勒的破壞命令。有時候，他靠連哄帶騙，終於撤銷了這些命令，他堅持的理由是：我們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橋樑以及其他設施，來幫助實現元首的神機妙算，進行反攻，恢復失地。也有時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毀一兩座橋，而保全了一個地區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這種兩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處境為難了，因為我必須去應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將軍。我必須勸誘他們延緩執行這些命令。自從處決了那四名雷馬根的軍官，再要說服這些將軍就更加困難了。於是，在軍事會議上，我只好誇大那些已經執行的破壞工作，避而不談其餘的事。正像斯佩爾一樣，我是在玩命。幸而這時候元首已經深深墜入夢境，所以你可以憑自己的運氣每次在會上隨便回答一兩個問題，就那樣混過去。
再說，這時候哄騙他的人也不止我一個。四月裡召開的這些會議已經成為紙上談兵，根本不去接觸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現實。希特勒總是全神貫注地看那些地圖，調度一些影子師團，指揮大規模的反攻，爭論一些撤退的細節，表面上一切都像他從前那樣，但實際上這些事連一件也沒發生。我們都心照不宣，約齊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話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舊保持著我們對他矢守的忠誠。約德爾和凱特爾發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條、切合實際的命令，要挽救當時正在崩潰的局勢，以免我們隨著德國的光榮一起毀滅。當然，這情形是無法持續下去的。現實肯定就要來衝破這個夢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