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份備忘錄引起了塔特爾的不安。他本來就對百慕大會議感到懷疑。兩三天來他一直沒睡好，他在考慮對這一切該做些什麼。在他看來，佈雷克-朗一向是個相當穩健的人，一個冼練而自恃的紳士，非常瞭解內幕，是一匹識途老馬，在各方面看來絕不是一個惡棍。
但塔特爾還是對國務院最近發出的命令感到不滿。這些命令禁止通過國務院的密碼傳送猶太人發自日內瓦的有關滅絕罪行的報告；而且他深知，他發給歐洲事務科的一切情報都如石沉大海。他本人也不喜歡詳細講述有關迫害猶太人的恐怖情況，他一直把沒有反應當作是官僚主義的延誤或疏忽。但是如果朗對此應負責任，而且是故意這樣做的話，也許應該讓總統知道實情。怎樣告訴他才好呢？
最後，他大刀闊斧地壓縮了斯魯特的備忘錄，把其中辛辣地諷刺佈雷肯裡奇的話語砍去了稜角。他通過瑞士外交郵包把這份用打字機打成的修訂文本送到華盛頓，並附上一封手寫的說明信，上面標明是送呈總統親啟的緊急信件。
親愛的總統先生：
函內附件的作者曾作為我方人員出席百慕大會議，後來憤而辭去他在外交部的職務，以示抗議。他曾經享受羅茲獎學金留學英國，並在伯爾尼和我一起工作過。我認為他是個有傑出才智的人，一貫極端可靠。
我不想加重您的沉重擔子，但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我不得不這樣做：第一是對歐洲猶太人面臨的厄運；第二是對您本人在歷史上的地位。這份報告可能有助於為您提供一份補充材料，它反映了官方報告沒有反映的在百慕大會議期間發生的真實情況。恐怕我是傾向於相信萊斯裡-斯魯特的。
順致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忠誠的，
比爾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機密備忘錄
百慕大會議：美國和英國合謀參與滅絕歐洲猶太人
一 歷史背景
自一九四一年初以來，德國政府一直在從事一項殺害歐洲猶太人的全面行動。赤裸裸的事實遠遠超出人類以往所有的經驗以致沒有現存的社會機構對付得了當前的情況。
因為戰爭的關係，德國成為國際上的亡命之徒，而只有德國人民可以過問它的作為。由於實施了警察國家的恐怖政策，納粹政權已經迫使它的人民馴良地屈從於它的野蠻行徑。然而，可悲的事實是，自從希特勒執政以後，群眾對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政策的反抗一直停留在最低限度上。
大屠殺的根源在於德國人那種廣泛而深遠的文化傾向，一種鋌而走險的浪漫的民族主義，是對西方人道自由主義的極端反動。這個思想體系美化尚武的德國「文化」那種野蠻的自我吹噓，即使在沒有公然宣揚惡毒的反猶主義的時候，它也已經包含了這種思想。這是一個複雜而難以捉摸的問題。哲學家克羅齊認為，這種野蠻的傾向可以上溯到羅馬時代的一件往事，即阿米紐斯在托伊托堡森林中取得的勝利。這次勝利使德國人的各個部落不再能受到羅馬法律與生活方式的有益影響。不管根源是什麼，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和得到擁戴表明這種傾向的持續不衰。
二 盟國的困境
百慕大會議之所以要舉行，是因為大屠殺的秘密已經外洩。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公開地聯合提出警告說，罪人將受到懲罰。這種官方的揭發在美國和英國引起公眾要求採取行動的強烈願望。
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對待猶太人的策略上擊中西方自由主義的惟一致命弱點。
除了猶太人以外，採取行動的呼聲來自新聞界、教會、進步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等等。但所有其他的勢力全都是冷若冰河的沉默和無動於衷，它們阻撓了一切行動。
猶太人希望於英國的是開放巴勒斯坦，讓他們得以不受限制地移民，這是旨在減輕納粹壓力的一個顯而易見的步驟。但英國外交部認為，在戰爭的目前階段，它不能冒阿拉伯人反對這個步驟的風險。對美國來說，一個同樣是顯而易見的行動是通過緊急法案，接納受到希特勒威脅的受害者。但我們的極端的限制性法律乃是國會的意志，而國會是反對改變我國的「種族結構」的。
如果盟國的自由主義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介乎理想與神話之間的某種東西，這種步驟是可以採取的。但事實是，阿道夫-希特勒已使盟國處於困境。
因此便召開了百慕大會議。開幕時大吹大擂，被說成是盟國針對納粹暴行所作的反應。會議產生了一種採取行動的姿態，以安撫要求採取行動的人。而事實是無所作為，以符合現行政策。這是嘲弄。那些從事外交活動的奴僕心懷鬼胎，故作姿態，他們的大言不慚、吹牛撒謊、腐敗透頂都是與此互為表裡的。
在這一切裡，最大的罪行莫過於在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罪行面前可悲地無所作為。
那就是問題的核心。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納粹屠殺猶太人還不過是報章上牽強附會的報道，重大的戰事新聞使這些報道不為人知。德國人這種行動是如此野蠻，如此難以理解，又如此遠遠不同於人們到處都已習以為常的有點厭惡猶太人的感情，以致公眾輿論乾脆不予理睬。在戰爭的烽火中，這是輕而易舉的。
三 會議
這次會議商定的宗旨是「解決政治難民問題」。在議程項目中極力避免使用「猶太人」這個字眼。而且，惟一可以討論的「政治難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國的難民。就是說，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這些議事規則是保密的。還沒有片言隻語洩漏到報刊上去。
有朝一日，會議記錄終將暴露在世人面前。這些記錄終將表明，一切都是枯燥無味、弄虛作假的東西，是外交上虛與委蛇、裝模作樣、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徑。每一次擴大議程項目範圍的嘗試都受到挫折。每次有關採取具體行動的建議——即使是為了減輕中立國家裡難民麇集造成的壓力——都遭到阻撓。沒有資金或沒有船隻；或沒有地方可以容納；或這些人帶來太大的安全問題，因為他們中間可能混有間諜或搞破壞活動的人；或者有關行動可能「干擾戰爭努力」。
玩來玩去都是一套推卸責任的把戲。美國人主張把北非和近東作為收容難民的地方。英國人堅持開放西半球。最後，他們衷心地對消極的結論達成協議；為了製造採取行動的錯覺，他們同意使奄奄一息的難民委員會恢復活動，這個委員會是一九三八年同樣以失敗告終的埃維昂會議建立的。
對那些不得不參與這種幾乎是赤裸裸的卑鄙勾當的代表進行譴責是容易的。他們只不過是傀儡，他們執行他們政府的政策，最終還是體現他們國家的公眾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