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分裂產生了兩個關鍵的組織：Chukaku－ha（中央核心黨）和Kakumaru －ha（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他們互相攻擊。核心黨是根據下面的思想而攻擊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他們認為：一切社會革命必須在執掌政權之前解決其激進派別的問題，否則就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他們從德國納粹歷史學來的一個教訓）。1978年，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殺害了核心黨的領袖（名字叫本田），而核心黨已經殺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黨34名高層領導人；在這些歷時十一年多的斗爭中，雙方共有大約77人被殺害。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有大約4000多名成員，核心黨有大約5500人，這些派別都沒參與山林佐賀運動。但是，因為這場戰爭，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不被允許在現場參加山林佐賀（Sanrizuka）反機場運動。今天，據說在現場參加斗爭的有17個黨派。本來1967年有22個黨派。最初支持農民斗爭和反機場運動斗爭的日本共產黨，1967年被農民從現場驅逐出去。全日學生聯合會被一個簡樸的基督教激進分子邀請參加，此人是一個年老的反機場聯盟的領導，一個很有趣的家伙，一個有些名氣的雕塑家，還擁有一個農具商店，他的名字叫井皈友村（Issaku Tomura）。下面是我前面提到的他與原激進新教徒之間的關系。這個人的父親和祖父曾是早期的新教徒，他繼承了反戰的傳統，是一個有很強個性的人。在被警察擊敗之後，他邀請學生會加入。這意味著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核心黨，但也有其他派別。每一派別必須同意遵守農民制定的紀律，組成一個聯盟，反機場聯盟稱之為反機場大聯盟。他們築起堡壘、團結的小屋，後來是真正的除御工事，以在機場附近建立一個無人區。那地帶變得充滿敵意，使國家即機場孤立於其他社會。那時階級斗爭是在社會與這個在斗爭中封閉起來的“國家”進行的，處於一個“活動”的空間，也是一個“符號的”空間。大約有36個這樣的小屋和防御工事。有些派別保留了一些，住了人，外部來的派別付的錢。核心黨是最重要的，與來自於Bundu的第四國際一道成為兩個重要的力量，雖相互懷有敵意，卻也能相互合作。機場的各派組織都在某種范圍內互相合作。毛主義分子已經分散。
當1966年在這一地區建設機場的決定很突然地做上的時候，這一花帶便轉變為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也成為各種各樣問題匯聚的地方。內閣本來決定在別的地方建機場，但是那個地方的農民進行反對並取得了成功。一周後，政府出於各種考慮決定把機場改在山林佐賀。山林位貿是帝國馬場所在地，天皇曾在此地建有一個小別墅（現在還有，正走向破敗）。馬場的大部分現在被征為機場跑道，馬場早在德川時期就是個美麗的地方，那裡的許多人最初都是馬場的佃戶。山林佐賀的交叉路四是游人們願意停留的地方，從那裡路向小屋和村在延伸出去。有一家歷史悠久的賓館可供他們遺留居住，還有美麗的木蘭花和15000棵櫻桃樹。
政府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它可以取得進入這塊土地的便利，像是公有的土地；但當地人被激怒了。這些農民都是以前的士兵，有些還參加過“滿洲運動”。大多數人都為他們在戰爭中做過的事感到震驚，為天皇以這種方式欺騙他們面惱火，發誓再也不會如此不加思考地接受權威。這些早期的經歷促使他們傾向抵制。這就是為什麼家庭一世界的事務如此重要：通過拒絕過去，他們也拒絕了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們在戰後與國家的主要聯系在於合作運動，這一運動穩定了米價，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支持，通過自民黨政府為擴大糧食生產的政策，也給他們帶來了好處。因此你面對的是這些以前當過兵的人，他們生了氣，因為政府曾經愚弄他們，而現在又來了第二次。所有的人都是經歷過戰爭的一代，即1921一1926年的那一代人，是激進派祖父輩的那一代人，這一代人很重要，因為年輕的激進派已被“收養”，有時甚至擠出農民的孩子（引起了相當大的內在張力）。這種“包容”也為激進派丟掉教條的年齡等級制度提供了一種方式——如果你不上學，不以這一標准行事，不進工廠工作，不在那兒打發其他時間，你簡直就不是日本人，在這個社會上就沒有你的位置。這是一個如此高度控制的社會，有著如此不可相信的自我控制，如果制度崩潰了，或你脫離了這種制度，那麼人們就會暴躁、發火。根據一個人尋求“真誠”生活方式的信仰，這一左派的傳統可以把一個人引向極端的孤立。它給個人以極大的壓力。因此通過被這些農民吸納，激進派以某種方式回到了日本社會，以一種恐怖主義分子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方式。
更改機場地址的決定於1966年出台的時候，農民們首先開始攻擊政府，以捍衛他們的土地，拒絕勘察員來到這塊土地。婦女是當中最為激烈的，她們把自己綁在樹上和推土機上，年老的婦女就收集糞便向警察漫撒，這些都是她們從保衛富士運動的那些母親身上學來的辦法。一旦這些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全日學生聯合會派出學生並出現真正的暴力，運動便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沖擊波。對於激進分子來說，農民就是農民，就是像越南農民一樣的人。這兒是日本的越戰，農民在混凝土的地窖裡儲存了大量的馬鈴薯，激進分子在地下築起了地堡，表達著他們與土地的關系。他們也在地堡之上築起了碉堡，結構像馬鈴薯窖，在推土機試圖要推倒碉堡的時候，可以退到地堡當中去。這是越南人地道戰的方法。這正符合反機場聯盟的要求。要建新機場的原因是東京機場已停滿了美國飛機，堆滿了軍需品。新機場之所以選在山林佐賀是因為這是惟一不會影響到現有航空線路的地方，藍天一14和美國人控制下的整個空中航線已經縱橫交錯。選定這一地點沒有適當考慮已在當地生活的人們。基本斗爭結合了越南的斗爭、階級斗爭、原始積累、雙重產業儲備軍的建立、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東南亞的農民。機場象征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在石井被他田取代的時候發生的一個重大轉變，池田政府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支持農業轉向支持工業。當石油運來的時候，機場所在的那個省發生的事基本上反映了日本正在發生的事情。過去美麗的農場，現在被可惡地污染了。自從海中消失了。機場地址的選擇現在損害到農業的最後一些不大的地區。因此，機場就成為反映下一階段政府政策的象征，政府精心制定的目標把1954－1960年間作為原始積累的基礎階段，呼吁要把收入提高一倍。讓農場主積累資本，然後把所有沒有能力的農民趕走——包括所有這些小農場主。有一些家族已在這裡種植收獲，從事農業生產一千多年了。那些當過兵的人，戰後來到這裡，把荒地開墾成今日報好的農田。所以，這種政策被農民和激進分子看成是資本主義正在摧毀日本。所有的問題都一起出現了。水侯市的人們與廣島和平游行者聯合起來。每一個人都聚攏到了現場。據估計，防御工事裡的激進分子——指揮這些工事的干部與各大學、各個工會和公民委員會都有聯系——據警方的統計（警方是很准確的）可能達到幾萬人到100萬人：這還只是真正走出來與使用推土機和吊車摧毀工事的警察展開直接斗爭的人。警察戴著頭盔，用護網罩住脖子，幾乎是中世紀的打扮。手上戴著沉重的防護手套，拿著碩大的盾牌，他們用盾牌打那些把自己綁在柵欄上和樹上的老婦人的臉。小松村是一個古老的村莊，機場的第一階段工程就從這裡開始。村子裡還有最後一棵孤獨的樹，成了村裡的聖像。有幾個人把自己綁在上面，綁在這片原始森林裡剩下的最後一棵松樹上。警察先是用水槍向他們噴射，接著吊車操下頭來，有人帶著鋸對著樹從空中鋸了下來。當然，同時針鋒相對的戰斗就開始了。這一次戰斗中數以千計的人受了傷，有五個人死亡。現在，人們沖出來，占領了碉堡，好讓警察不能摧毀這些建築物，不能夠鏟平這塊土地。
記者：今天警方還想摧毀這些碉堡嗎？
大衛：是的，讓我來解釋一下今天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第一次暴力沖突爆發於1967年。政府宣布要這塊土地，並開始了勘測工作。為了勘測，他們得先把清理工作做好，因為當地很多地方都是森林。農民馬上來制止他們這樣做。他們先向政府請願，沒有得到答復。政府決定讓警察進駐此地，向農民顯示一下力量。這時婦女們行動起來了。要知道日本婦女還沒有真正獲得解放。農民的妻子是這些小農場裡的苦力，要做農場裡所有的重活。她們是第一批使用激進手段的人。然後，逐漸地，反機場聯盟組織起來了，以村為基礎，每村一名代表，全村的人都很嫉妒那個被選中得到這一特權的人。如果一個村子決定向機場公司出賣土地，那就誰也沒有辦法再做什麼了。但是因為警方是如此粗暴——這個地區大約有27個村子，有七八個村子實際上在機場原來選址的時候就已經卷入了——大部分村莊，即使那些開始被機場分化了的村子，也變為親反機場聯盟的了。對於農民來說，部分問題是他們對家庭和村莊的義務，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反機場聯盟，永遠都不是一個個人的選擇。從這一意義上講，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原則而不是政治組織。農民的生活完全不同於激進分子，激進分子是從全區招來的，他們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以一個廚房為中心，通常很髒，幾乎不怎麼整理，這麼說吧，到處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電器、頭盔、牛角、幾百人的睡墊、煮米飯的特大號鍋——一切都相當簡陋。防御工事內由沉重的木頭築成，有鋼門，鐵絲網——有時，指揮中心會設在一所老房子裡，但是主要建在那些日本人用來作倉庫的小木屋附近，屋外是支架，屋內由膠合板構成。通常有一間漂亮的小屋供領導人居住，人們要進這個房間通常要脫掉鞋子。一旦下了兩，到處都是泥巴。很多戰斗就發生在這個多雨的季節。各派還是以各派為單位行動，很少有哪個派會提到另一個派。內部的生活是緊張的。
警察和機場當局在這個機場建設的第一階段是成功的；在建設第一階段的過程中，所有這些沖突都發生過。例如，在4000米標識處——國際法要求噴氣機起飛必備的標識——激進分子在三層水泥地堡上建起了一座龐大的鋼塔。地堡仍然存在，部分鋼塔也還留在那裡。70年代初，當警察進來拆毀那座鋼塔時，你可以想像那是什麼情景。成千上萬的人出來保護鋼塔。他們從日本各地收集來橡膠輪胎，澆上汽油，點燃它們——投擲燃燒瓶，使一些警察竟變成了人的火炬。每次瞥察成功地把鋼塔拆毀之後，它很快又被重建了起來。至今仍然有一大部分鋼塔留在那裡，如果你走到那裡去看看，你會看到跑道已不足4000米。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機場。由於激進分子和農民可以隨時不作警告便發起斗爭，所以它不僅使政府大為懊惱——國際航班進入這種武裝的軍營——而且還迫使警察和政府建了雙層防護欄，周圍布上高大的崗樓，結果看上去伊然像個集中營——上面建了永久性的房子，探照燈不停地搜索，警察用望遠鏡等早已過時的裝備進行巡視。堡壘包圍著機場，只有一面沒有，那裡是一些旅館。
這只是機場的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還沒有興建。政府從農民手中成功地購買了大量土地，價格甚高，但有十二個農民，十二個鼓動者，拒絕出賣他們的土地，因而使第二期工稷擱淺。多美皈代的工作是深認有足夠的家庭主義和村莊主義與這十二人相聯系，阻止他們向政府出售土地。
村民生活的親密關系是多美皈代的最大力量。堡壘的緊密聯系是各派別的力量。與此相對的是官僚統治的非個人性，是由機場象征的政府機器以及它所有的裝備和機構。實際上，山林佐賀這個在帝國地產上的道路交叉地，本身仍然相當簡單，非常平靜。有一段時間，我住在路口小教堂的頂層。我發現山林佐賀具有一個鄉間小城的種種便利，即使它被機場的護欄和一個巨大的崗樓切斷。這地方有三處被激進分子圍困起來，他們堅實的小屋和堡壘以其高大的崗樓注視著另一邊警察的崗樓。因此這是絕好的象征。激進分子戴著頭盔，白色頭盔代表中心黨，紅的或黑的頭盔代表其他黨派（根據顏色有時他們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但並不真正如此）。你可以根據頭盔的顏色區分有關的派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