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艾普特
大衛·艾魯特（以下簡稱「大衛」）；從本成田機場運動中，我發現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著農民與激進分子的聯合。農民開始起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政府採取激進態度；而激進分子大多從學生時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捲入過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這一運動到現在幾乎持續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
《社會文本》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我們正在思索這一事件的創造性。其絕大多數左派運動從未能夠動員起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惟一以與之相比的是歐洲發生的生態運動，但也實在發生得太晚，不能夠作如此的聯繫……
大衛：這是問題的關鍵。這種社會基礎標誌著日本左派的發端。我們今天稱之為環境的、生態的，或污染的問題都是如此。這一聯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紀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銅礦工人罷工。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從污染對礦工生活的損害（現代煉鋼科技帶來的後果）來看待階級鬥爭。政府和工業界都不認為銅的開採帶來的傷害和死亡應該是他們的責任。因此便產生了安汐暴動。在一定意義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後的形成。它開始於這樣的社會基礎，再加上一幫激進的基督教徒。這些基督教徒屬於較早產生的新教，後來逐漸從傳佈福音轉向社會問題。這一運動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從宗教人士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有些人開始閱讀列寧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開始於具體的問題上。即使運動是派生的，用來發動工人的思想是從國外引進的，但由於這樣的一些問題及其參與者——礦工、漁民、農民、工人和他們與激進學生的聯盟，這一左派有著貨真價實的真實性。後者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要。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農民佃戶的激進。在二戰前，在某些城區，共產黨和社會黨就很有勢力。激進運動的發動工作的一個障礙是：為了在日本組織活動，如何處理以前對人民許下的承諾，如何處理人民對小團體的忠誠，這些始終都很成問題。對於工會的會員來講，忠誠應該高於好鬥，這樣，工會才會是大部分公司的聯合，在日本有極少數激進工會幾乎還沒有達到工會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會會員，你很可能會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設你為本田或什麼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對手將會是豐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闆。因而左派面臨的巨大困難就是如何確立一個日本人能夠認可的真正的階級鬥爭。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是一種，農民的邊緣化是另一種，但同時反對二者是日本群體關係的一個傳統，在過去與叫做gumi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學習、參加五人隊（一種由關係密切的男人結成的組織，在某些範圍內，這種組織仍然存在）。社團的這一傳統使階級觀念的確立陷入絕望。一個人在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時候可以激進，但也應該支持社區的組織。
記者：這種組織是從哪裡產生的？是從單獨一個村莊裡產生的麼？
大衛：一個小村莊，或一所學校。長期以來，該組織生存下來，並通過強制得到了加強。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人在相互關係中很儀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語言本身把人們按年齡、職業、地域和社會地位大致地分開。舉例說，一個在學校裡年級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裡卻沒你的職位高，這一稱呼他的方式就會與他只是個下級的情況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來，在上級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論年齡，自己長過他。怎樣稱呼這樣的下級才得體呢？就這一稱呼方式也會有好大的爭論。因此，這是一個地位、年齡等所有細小方面的差別都滲透進語言裡的國家，這使左派更加難以開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屬於左派的歷史。一戰後，在日本共產黨形成的過程中產生的左派還是有可以誇耀的地方的。
記者：是不是像歐洲或美國那樣是從舊的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的？
大衛：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方面更具個性的人，如學者、文人作為新成員加入組織，但不吸納分離前就參加組織的人。馬克思主義者的運動至少是從1906年到大約1926年，在日本最負盛名的大學東京大學開始的。那時叫東京帝國大學。人們在秘密的團體裡碰頭，在經過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點見面，這是一種秘密的事情，因為警察總是在追捕他們。
記者：在那些日子裡，共產黨還是非法的，是嗎？
大衛：日本共產黨直到二戰結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狀態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於共產黨的建立。在組織的早期形式裡，人們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文本為中心，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係，產生了一批與眾不同的知識分子。他們過去常常從芝加哥查爾斯·克爾（Chenes Kerr）購買大量的書籍。有些還到美國旅行過。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早期組織已經建立了一種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傳統。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進的組織裡去——我曾研究過激進派別，他們有時會互相殺害，一些激進派組織接近於恐怖主義。但在組織內部，你會發現他們都清醒地意識到對別人的需要；對待某個個人的問題、需要、壓力等，都有一種幾乎是微妙的與眾不同的感覺。對於日本新左派，這些就抽像為一種對共產黨權力主義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別是他們堅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線的時候，也總是有權力主義的反對派。日本黨有著雙重特點：一部分是共產國際等的特點，但也有些另類的根勉強的傾向，而這些傾向在日本黨內所覆蓋的範圍比我熟悉的任何一個共產黨都要大。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為黨的路線的反對派之後仍舊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記者：現在你談論的主要是關於戰後時期，是嗎？
大衛：是。
記者：社會黨和這一時期的其他黨派的情況如何？
大衛：這裡你一定得記住，日本社會黨比普通社會民主黨都要更馬克思主義一些。今天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是新近從日本原社會黨分離出來的。日本社會黨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會黨更民主社會黨，但還右不過1950年前後分崩離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極典型的社會民主黨。
記者：他們是不是專門用了一個詞來指代我們說的「新左派」。
大衛：是的。但要理解這些，你就得回過頭去研究一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青年團，稱為Gakuren，共產黨在1947年前後重新建立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學生組織。這個組織沿著比共產黨更民主的路線運作，有來自各個大學的代表，代表們在會議中必須按照民主原則進行工作，主要組織也是黨在各個大學的各種支部。
記者：就像一種社會學的假設一樣，這些支部是否與你前面談到的Gumi有什麼關係？
大衛：我不知道，考慮到這種年齡等級體系內男人關係的貼近，我懷疑，他們之間至少存在一種隱喻的關係。人們真正加入黨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幾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為密切的關係或偶然的碰頭。一個老朋友叫某個人一起去參加一個會，那就可能是黨支部或小組，離開了就等於分離了，這一現象在日本左派那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誇張。
為什麼全日學生聯合會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屆黨代會和揭律斯大林主義後，對共產黨不再抱有幻想，而是離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們也有具體的日本問題要去追求，比如說，朝鮮人總是被歧視，這始終是新左派的一個主要問題。其他主要目標是對阿夷努人的歧視，但那是一個很小的少數民族；被稱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實在是一種不能觸動的等級制度。這些問題不能獲得通過，是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這是很難以消除的東西。這些問題是日本共產黨首要任務中列在比較靠後的位置。
但是也許全日學生聯合會分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共產黨決定成為一個合法黨，一個國會黨，在那以前它還從來都不是。社會黨是議會中必不可少的黨，而共產黨則處於地下狀態，雖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共產黨決定放棄秘密活動，參與地方競選，成為國會第三或第四大黨的時候成立的。
全日學生聯合會決定，這是不徹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說明階級鬥爭的問題：黨在每一個方面都背棄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們分裂了，採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過去，相當於美國勞聯一產聯（AFL－CIO）的SOhy。這一大的工會試圖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美國霸權的群眾示威，但是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很難開展工作：一是美國的佔領從總體上說還是相當受歡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卻並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黨的喜歡，因為他們取得權力利益的同時，可以說，那些事與他們無關。最重要的是麥克阿瑟改革廢除了地主一佃戶制度，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從未做過的方式發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動產，給那些曾很好鬥且農民意識很重的佃戶以社會地位，有些人成為日本共產黨的黨員，有些人成為極端行動分子，成為帶有浪漫、懷舊色彩的反國家偏見的半法西斯主義者——不是現在與三島相聯繫的那種個人化的偏見，而是農民武士的那種傳統——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間沒有國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級的家庭—…·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為佃戶的世界和非佃戶的世界。最後，這些差異都被土地改革摧毀了，政府負責投資郊區信貸，因為國家在戰後正處於匾乏狀態之中（我總的提一句，因為後面還要講到這方面的內容）。有些農民已經變為激進分子，參加了日本社會黨，或日本共產黨，但即使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農民而成了郊區的企業家，家庭結構也仍然完好無損。所以這是很難發動群眾反對美國權威的一個原因，除非你能訴求於下一代，那是全日學生聯合會的激進的一代，他們從對領空的軍事佔領和控制的角度來看待美國人的出現。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於已經回到人民手裡，隨著工業化向鄉村地區的擴展也開始消失。1960年——日本憲法呼籲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條約——日本新左派才真正開始致力於條約修改的話題。學生發動了成千上萬人，比工會曾設法去發動的人數多好多；在群眾的衝突中，他們包圍了日本國會，迫使首相石井辭職。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參與運動——意味著工會和其他運動的聯合。例如，一個被稱為保衛富士的運動在1947年開始，這是一次由母親們參加的運動，她們抗議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規模的運動最後在1960年連成一片，發起了一百多萬人參加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示威。這是日本真正的反對派。形式上仍然相對原始，但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山林佐賀的農民運動倣傚並發展了他們的經驗。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寶，而不是那些被公認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開始於1958－1960，特別是1960年反對安保條約之後。
全日學生會依次地包含有各種傾向。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Bundu。名字借自德國老激進分子邦德，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現在這些開始在全日學生聯合會外圍活動，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範圍。逐漸地，就有了三個學生會。既然這些組織已經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專門的學生組織而看成是職業革命團體，他們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進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嚴重的托派主義者，突然分裂成十個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別一樣。這些宗派規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間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有一種強烈的感情上的承諾責任心。他們在階級鬥爭的世界裡工作。但是既然階級鬥爭總是有，就像是永遠不會有決定性的勝利一樣，因此沒有什麼失敗會是真正的失敗。他們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瑣碎之中。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一分為二，同時五相向對方宣戰，一個稱自己為中央核心黨，另一個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一個發表決議宣佈另一個通過了一條法西斯主義的決議，戰術很快就升級為原則，舉例說，原則可以定為列寧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或日常細小的戰術問題融合為重大戰略原則。因此，沒有人聽到過的鬥爭要給出一個名字；例如一5·22鬥爭」，這成為一個能指來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鬥爭，直到某個「轉折」事件暴力的到來。當有人被殺，那個人就成為「5·22鬥爭」的烈士，等等。接著，整個事件就成為可怕的製作聖像的過程，有很多對策略的象徵進行公開的操縱，把象徵作為從歷史和日常事件構織鬥爭的基礎。
現在一切這類組織都以這種行動作為特徵（毛主義也是如此），某些組織，像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特明確的列寧主義立場（並不反對托洛洪溪．他們從日本共產黨的褻瀆了恢復了他的名譽）。列寧主義意味著你必須回到「將來應該做什麼」才能理解地下黨的真正本質。他們稱自己為真正的列寧主義者，以把自己與恐怖主義相區別。恐怖主義者是那些從這些組織中分離了出去的參加了日本紅軍的人（這部分又分三派）。日本紅軍中最極端和最暴力的部分是一個叫做聯合紅軍的小組織。他們到處搜索，佔據山脈，通過餓、毆打、強迫性自我批評等手段殺死14名自己的人以純潔他們的隊伍（大約發生在1971年）。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視這些人力恐怖主義者，即那些濫用暴力的人，或日反對列寧的概念。這很重要，因為，反對向無事般人濫施暴力就構成合法的鬥爭，整個定義已經說明其屬於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一個分支了。這是一個真正不同的組織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因為它有著很多不同的態度和一種責任感，它也允許成員今天去做激進的農民工作，這些人不會把每日的時間花在當恐怖分子上面。他們可能也有暴力的性質，但是他們相信他們代表著恐怖主義活動的對糅立面：他們反對國家，可能用暴力反對國家，但不是對同道中人不加分別地濫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