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麼說，仍然有待建設的第二期工程所在地，是充滿防禦工事和房子的那個地區？
大衛：是的，它們戰略性地分佈在那裡。而且建築也頗有意思，越是激進的派別，堡壘越多；極為常見的是中心黨的那種做法，激進分子像士兵一樣被分派在那裡，他們在那裡一住幾年，然後被派到另外某個地方。
記者：第一期工程什麼時候完成的？
大衛：機場1978年啟用。原打算那年三月啟用（實際上，最初第一期工程計劃在1969年前後完成），所以你可以想像超出預算多少，單是安全費用就非常可觀。激進分子，特別是中心黨，已經支配了千葉縣火車司機支部（其他部分被馬克思主義革命派支配）。機場依靠這個組織提供燃料。千葉支部（我曾經採訪過他們的領導）非常贊同多美皈代。激進分子還有計劃建設的輸油管的地圖。本來是可能鋪設那種輸油管的，但每次剛鋪設下去，便會被人炸掉。於是所有的燃料不得不用油罐車運輸。由於這個組織千葉支部的成員是火車司機，所以中心黨隨時可以在48小時內使機場關閉；而且他們已經做了好幾次了。雖然有一個不成文的協議不那樣去做，但政府必須行為得當，在反對激進分子方面不能走得太遠。
記者：那麼，在這次運動中，這些年激進派或外圍支持者一直沒有什麼損失嗎？
大衛：不，當然有。對一種政治運動的生命週期進行推測是很有趣的——這一次持續的時間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長。不妨稍微回顧一下計劃1978年3月啟用機場的事，當時第四國際從其在政府建築師辦公室的各種追隨者和支持著那裡得到了一份機場的詳細計劃（不要忘了，學生長大，進入該負責任的年齡段的時候，他們並不會必然地失去對於運動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個責任心強，高度保密的社會，有著一群智慧而忠誠的官僚，也幾乎不可能保證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門都已遭到了滲透）。他們掌握了這些計劃，就開始籌備舉行一次抗議機場計劃付諸實施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這只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們是怎樣進行這項工作的。多美皈代發動了5000個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別墅附近的山林佐賀公園。公園看起來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約120個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們發動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遊行隊伍被警察包圍，警察的飛機在空中盤旋。那時的書記是家雜貨店的店主，不是一個農場主，但他是一個很好鬥的傢伙，非常強硬。
因此，那時停戰協議起著很大作用。大約共有17個組織留在現場。農民組織反機場聯盟已經分化，規模變小。友村先生是整個事件團結的真正象徵，他死於癌症。秘書長——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還沒有能夠補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個農民，他拒絕正式成為主席，因為他說沒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來為止。他讓來自別的組織的會員來看他——這種相聚幾乎是無法見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說他們永遠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處，他們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樣，他很有魅力，喜歡添枝加葉地談論一切……這一地區的廣泛支持已經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難說；因為這一運動已經作為廣島反戰運動、反核運動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東京大的遊行中，你會發現鄉間的農民與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台上。給你舉個例子，在採訪了幾位農民之後，我參加了東京的一次中央核心黨遊行，那些農民中有兩個正在那裡要發表講話，一個是位婦女，是反機場聯盟婦女團的頭，另一個是石島先生，一位很窮的農民，他發現回答問題有些困難，不是因為他不想回答，而因為他剛從保衛富士的示威中回來，那是母親們的行動，他喝了過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車上……同在主席台上的是來自日本其他各個城市的抗議團體代表，這些都是很能以各種方式給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記得，這類派別曾出現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遊行中，不可思議的虔誠和簡單的頭腦，常與激進好鬥、自我中心和多頭指揮聯繫在一起，但這兒幾乎沒有這些。這裡非常強調的是事情的意義，也就是承諾。在艱苦樸素方面，它比老左派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防禦陣地裡的生活是極端艱苦的，幾乎沒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婦女，因為他們認為婦女帶來一種難以控制的成分，但還是有一些婦女的，她們卻非常堅強。農民的妻子們也很堅強，她們可以說下流的笑話，可以愉悅，可以讓人喜愛，特別是他們的丈夫不在場的時候，但是她們還是同樣地為丈夫服務。
現在這一運動正在混合進很多其他團體。它不可能再使問題明確而具體。人們從沒如此富足過。農民，即使是這些農民也有了選擇。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部分時間做農活，部分時間到工廠做工；你真的可以用這種方式賺到很多錢。所以現在已沒有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沒有鄉村農民的鬥爭。這些農民喜歡做全職農民，願意因此而少賺一點錢。有一段時間，運動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人們需要物質的空間——掌握國家，創造一種無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進主義和工業化問題。所有這些運動的背後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業發展只不過等於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復東南亞共榮圈的老計劃。他們把以顏的付諸武力、現在改為經濟手段推進的日本舊帝國使命的恢復看作是一個潛在的現實。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這樣的人不只是抱怨執政黨，也批評議會政府，這一切是這麼有趣，他們是硬幣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圍繞各種問題相聯合的一個穩定的反對派。機場在各種亞象徵中恰巧成為最看得見、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個。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議的問題，很多人強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題，這些問題要麼太局部要麼太分散，因而不會引起議會或政府的重視。在你處理得益於成功統治的選民問題、多數派聯合問題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注意，太多的人被邊緣化了。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議會和民主機制的局限是什麼？我本人恰好對工人參與很驚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會成為另一種官僚手段；組織這種參與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後再進行管理卻是一場災難。不過日本這種社會參與的情況是不同的。它有一種自發性和持久性。一旦適當的問題被發現，它就會在任何時候發生，帶來各種各樣運動，其實這些本來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種普通的議會選舉中的，不足以強大到作為一種利益團體來行動。因此，在利益集團、工人的參與與超議會的反對派之間的某個地方，你會發現有關這方面更大的意義。
記者：我的另一個問題產生於把新左派同像氣象地下組織的人們這樣的小集團與全體大眾之間的關係鮮問題進行類比——這種事在美國永遠不會有……是不免這一運動組織方式有什麼不同？
大衛；如果你考慮這些年參加山林佐賀運動的人數，那麼你就得與成千上萬的人打交道，他們都是日本相當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著交叉部分的許多特徵。舉個例子，人們經常問我，我在日本做什麼。我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種傳染病。過了一會兒，他們（通常是妻子會重新問及這個問題）說，你知道，「你應該跟我的兒子、侄兒或其他什麼人談談」。每個人都參加過或知道某人參加過……其次，你還得與很多當時有廣泛基礎的激進組織接觸。有一個叫作「京都禪宗」的並不是什麼派別，有大量人參加。「京都禪宗」寬容個人的激進立場，它的成員傾向於成為策劃者或技術統治論者。他們在咨詢公司或政府部門中工作。儘管如此，他們傾向於保持激進主義，珍視他們對這一運動的參與。你可以說，有一大批人有激進的體驗和同情激進派，這很有些法國的傳統。他們很容易被誘惑，但他們保持著激進的精神。他們成為激進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變），所以當他們在社會內起作用的時候，他們保持著自己的意見。
記者：但是你不認為這是由於這次運動的民族主義色彩造成的嗎？
大衛：不，我不認為它是民族主義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它也反美國，反工業化，但不一定反現代主義：他們不是懷舊的，他們不是環境的浪漫主義者，也不是塞拉俱樂部那一類型的。這一較大的群體不同於派別本身，但都認識派別中的人。派別的成員都來自於同樣的家庭和大學。實際上，公務人員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的素質。
日本的新左派運動是建立在舊的對抗論的基礎上的，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對國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須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裡面，儘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義者。今天發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島現象）已逐漸變得更強大了，下一代學生就是今天這一代，已逐漸滑向右派，與有些右派人士的轉向左派有著相同的基礎。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義或重新軍事化。老一代包括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著某種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這種事發生。有很多反國家主義走向極端右派，也反議會。因此，在它衰落的時候，人們有一種感覺，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擁有更穩定的特點。它的力量不取決於它的受歡迎程度和加入該組織的人數。
這還有另外兩種後果。一種是它使左派擺脫恐怖主義。日本紅軍的三個翻版已經完全被摧毀。即使那些遠赴貝魯特的人，特別是聯合紅軍，他們的重要理論家已經在巴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認現了很多錯誤，他們頭腦簡單地期望發起一場革命。這一被稱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體，可以相當殘酷，他們與在以色列向機場掃射的人是一樣的。我遇到過一些這樣的人。今天，我要說他們對他們的過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當年在山區藏在山洞裡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話，差不多都在監獄裡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記者：另一個基本問題將與消費主義和日本美國化的到來有關。美國化到什麼程度將會引入一種媒體政治（恐怖主義經常被用這些詞來解釋）？到什麼程度會使這種運動與美國或消費社會的反傳統文化有根本的聯繫？
大衛：它並不像美國的反傳統文化。我想把它描述為老左派各種特徵的混合，有著驚人的真誠和相當程度的個人尊重，還有實際經歷的共同生活：為了在某種事業框架下集體生活，他們放棄了很多東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蕩，沉湎於批評的歡樂。舉例說，幾乎談不上吸毒，幾乎從未聽說過；也很少飲酒；如果你在這些共處的小屋裡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飯和會議後。
記者：他們是怎樣過文化生活的？他們聽音樂嗎？他們對政治劇感興趣嗎？
大衛：不，很少。第四國際的知識分子領導者受過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數人並非如此。你必須記住他們長期生活在警察的監視之下，雖然不是逃犯，但總是感到自己會被騷擾。他們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養，願意談論有關文化的問題。在社會生活的隨意化過程中，特別是在美國反傳統文化抹殺個性的特點面前，不管他們將看到什麼，他們都不會有所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很日本化。
記者：但是就最廣義的文化而言，舉個例子，既然他們與農民一起工作，他們對農民文化感興趣嗎？或者他們根本對文化就不感興趣？
大衛：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進人士。外圍人士感興趣，如記者，職業藝術家。舉個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極好的電影，片長差不多四個小時。故事集中發生在一個小村子裡，片中都是遠景鏡頭，農民的臉，很有風格，幾乎就是一部能樂劇。可以說，人們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雖然可能不吸引美國的觀眾，因為影片有長時間沒有聲音的片段，讓人困惑，故事進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進分子當中，對文化幾乎沒有什麼偏見；我曾經翻譯過一些刊物，很像是工會的刊物——它們討論一些實際的事情，遊行、示威、罷工，但是幾乎沒有文學或文化的甚或歷史方面的內容。至於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傾向於很好地生活，報傳統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瞭解爵士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是文化人。但是他們確實對作為語言新形式的文化、農民信仰或其他此類的東西不感興趣。無論如何，農場主不適合於農民這個範疇。他們實際上是小農商人。
記者：接下來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日本的女權主義及其在這類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衛；當然，日本的女權主義的力量還很薄弱。在這些運動中也有個別的女權主義者和女強人。但女權主義運動本身還沒有得到很多支持，還沒有引起什麼問題。你知道知識分子已經廣泛地發動起來了，在各種事業中出現了很多女教師、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動分子。山林佐賀的運動試圖喚起婦女的意識，而且，它也確實鼓舞了激進的青年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