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一股稱作毛主義自發者（Maospontex）的非清算主義分子建立了一個叫「無產階級左派」的組織，同時，一份名為《人民事業》（CDP）的報紙開始出版。「無產階級左派」成為最有攻擊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行動隊，而《人民事業》報便成為它的大眾的信息隊。
前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的一部分，「無產階級左派」，在開始時並沒有吸收很多人。但它得到了一次在數量和力量上壯大的機會，1969年2月和3月間，南泰爾「3·22運動」的一些激進分子加入到它的行列。「3·22運動」在1968年巴黎大學南泰爾校區的起義中起了一種催化作用。雖然它實際上是一個包括傾向毛主義和法蘭克福派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同情者的人們的聯盟，但其主要聲音和公眾形象主要是由丹尼爾·科思一本迪特，著名的「紅色丹尼」）和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一起建立的。有一些騎牆派，他們在清算主義和自發的毛主義的爭論中，決定加入無產階級左派。
60年代的最後一年半的時間裡，無產階級左派和《人民事業》引起了法國權力機構的極大不滿，於是被宣佈為非法，報紙編輯被起訴並被投入了監獄。這一次，他們被指控的罪名與有傷風化並無關係，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指控。
在成立的最初兩年裡，無產階級左派試圖調和「反權力主義的青年暴動」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分歧。它派其成員深入到費林斯的雷諾汽車製造廠，因為這個廠在1968年曾發生革命。政府和這個國有工廠的管理層以及法國總工會設在當地的機構都對這個工廠的政治工作很敏感。衝突轉化為暴力鬥爭，這個在1968年起義中被警方鎮壓過的工廠又一次出現警察的行動。
中學的組織和發展也被放在優先的地位，就像美國的「地下氣象」組織的方式一樣。無產階級左派採取了一種不定型的二戰形象，鼓勵高中學生加入無產階級左派非武裝的暴力鬥爭中去。」不僅到貧林斯和其他工廠，也深入到移民區和工人階級的郊區。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生活在最初兩年裡代表了運動組織結構的頂點。這一階段，在國家、地區，以及局部層面上都沒有一個委員會的機構。委員會召集和協調階段性的「工人大會」以做出各項決議。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們相信，他們正在致力於消除群眾與領導人之間在決議制定方面的差別，工人大會被認為達到了最大的政治平等。雖然這是一種有意識的目標，但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比別人更有影響的人物，這些「領導人」的性別比例很不協調，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無產階級左派中的人並沒有與「革命萬歲」中的人顯示出同樣的敏感性。
政府越來越厭煩毛主義分子在工廠裡製造出來的麻煩。但是解雇和逮捕激進工人並不管用，因為總是還有激進工人取而代之。即使運動早期組織得比後來更嚴密一些，但仍然有些過於雜亂，政府要直接攻擊並非易事。
因此，1970年3月，政府決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組織的最顯眼也最夠得上手的機構——報紙。《人民事業》的兩名編輯勒布裡（Le Bris）和勒當泰科（Le Dantec）被逮捕並被告上法庭。警方還開始控制這份報紙，攻擊和逮捕賣這家報紙的報販。單只是賣報就會被判一年監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權。
在勒布裡和勒當泰科被逮捕後，一位名叫阿蘭·吉斯瑪的前大學教師——教授聯合會的領導人，也是1968年起義中三個最著名人物之一（另外兩個是科恩·本迪特和學生會領袖雅克·桑法日）——成為《人民事業》報的編輯。由於參加1968年的起義活動被從教學崗位上解雇了，他先靠攏到「3·22」組織的周圍，後於1969年上半年加入了「無產階級左派」。
但是，1968年起義爆發後，戴高樂主義者通過了「反破壞分子法」（Lot Ant一Gasseur），按照這一法律，吉斯瑪遭到逮捕。根據這一法律的條款，任何參加示威遊行的人，任何參與組織示威遊行的人，都要對其行為負責。那是在審訊勒當泰科的前兩天，一些團體組織集會。吉斯瑪發表了演說。審判那天肯定也會有一次示威活動。警察禁止了這次示威活動——這是他們的慣用伎倆。但不管怎樣，示威活動還是舉行了；警察強行驅散了群眾；有近490人被捕；吉斯瑪以煽動罪被指控，雖然他當時並不在場。在這次事件中，沒有人被殺或被指控謀殺，政府逮捕吉斯瑪的過程與芝加哥過去抓捕和懲罰無政府主義者的手法是相同的，當時，那些無政府主義者並不在秣市大屠殺（the Haymarket Massacre）現場。
不過，與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吉斯瑪並不是被吊死的。自由民主顯示了它較為人性的一面。他被判並執行18個月的監禁，其中有5個月要單獨關押。勒布裡已經被判了8個月監禁，勒當泰科被判了一年。這兩個人被判服刑僅僅因為他們編輯《人民事業人除了對《人民事業》的編輯處以監禁外，政府還在吉斯瑪的審判期間通過行政命令禁止了無產階級左派。
但是，無產階級左派並沒有消失，它改名為「前無產階級左派」。《人民事業》報也沒有停止出版。相反，在吉斯瑪被捕後，薩特再次擔當了一份出版物的名譽指導，這一次是《人民事業人出版人馬斯佩洛（Francois Fran－cois Maspero）也走上街頭加入到賣報的行列。這是公開地向政府挑戰，逮捕和審訊這些世界知名的人士顯然不能用逮捕和審訊不怎麼知名的年輕激進分子的辦法。馬斯佩洛被逮捕，但只是以無證營業的輕罪勒令停止；至於薩特，政府就根本沒有對他採取任何行動。
無產階級左派激進分子相信，有一種內在辯證正在發生作用，因而運動在某些時刻「自然地」到達了某些階段，而這是一種他們和政府都完全控制不了的辯證邏輯。所以，雖然堅信高度自願主義的「行動政治」觀念，運動仍然有一種強大的非自願主義的成分。例如：政府對無產階級左派的禁令會使下一個「自然的」地下階段到來。即使政府沒有禁止無產階級左派，在環境和運動內在的不可避免的動力中，還會有其他因素促使這一階段的到來。
1970－1971年的主題變成了「擴大抵制」，重點放在地方、邊遠組織的行動上。這些組織有的已經存在；有些就必須從零開始。工廠的基層委員會還是原來的範疇。但1971年春天，新激進分子的罷工力量正在工廠裡建立起來，以便切實可行地對付壓制基層委員會工作的企圖，懲罰那些虐待工人的老闆和管理人員。委員會還在中學裡組織起來。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組織也建立起來，最後，一個支持無產階級左派的廣泛的組織網絡建立了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紅色救援者」（SecourRouge），由馬斯佩洛領導，參與和積極的支持著中有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薩特。還有「人民事業之友」，這一組織的人賣報以擴大《人民事業》的支持者隊伍。「真理與公平委員會」有一些不同。它並不像前二者那樣從事非法的行動。他們調查、確定並公有資產階級法律不公平的實例，它們如何被扭曲使用來損害被剝削者、維護富人和有權階級的利益。他們用來評價統治政權的方法是統治階級不會也不可能用來評判自己的方法。
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現在遵從肯尼思·肯尼斯頓（Kenneth Keniston）對「運動」的界定，而不是遵從一種形式組織。「根據內在的轉變及其針對外在環境的行動，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者都是法國左派方面最有活力的人們。他們的行動幾乎總是戲劇性的。他們有時甚至就是故事影片中的素材，尤其是在毛主義或同傳毛主義的導演們手裡，例如讓一百克·戈達爾，他執導的《中國人》並與他的合作者讓一皮埃爾·格林合導的更廣為人知的《一切都好》。「此外，由於薩特、馬斯佩洛和其他文藝界名人的支持，由於，吉斯瑪的號召力和1968年特殊的氛圍，人們便不難理解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戲劇及其勉力。現在讓我們從四個不同方面更近距離地審視被禁前後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的具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