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雷諾被襲
運動中最大膽最危險的是工廠工作。無產階級左派和後來的前無產階級左派在全法國許多工廠裡開展活動，包括里昂的布朗特和貝利耶廠、南特的巴蒂諾廠、鄧科克的造船廠，以及北部的煤礦。不過，位於巴黎附近比朗古爾的雷諾汽車製造廠是一個特殊的目標。
首先，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想恢復和擴大破壞活動，這種活動在工廠內已經進行，而且是用當時工人激進運動全面發展的一個部分。其次，他們想從秘密破壞活動轉向更加公開的反對「政府恐怖主義」的運動。「這使毛主義分子陷入了與法國總工會公開的直接的衝突。法國總工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努力把工人工作的重心放在麵包和黃油問題上。
在各種工廠鼓動組織了接近十二個鬥爭委員會（基本上採取1968行動委員會的模式）之後，毛主義分子進行了他們第一次大的戰役，引發了法國總工會的怒火。為了回應地鐵票價的上漲，毛主義分子把工人組織成大的集團。他們跳過拐角柵欄，拒絕付乘車費，八個地鐵警方官員試圖干預，被他們粗暴毆打、追趕，最後都跑掉了。法國總工會抨擊毛主義分子毆打公共事務工作人員。毛主義分子拒絕承認警察擁有無產階級一般僱員的任何特點，警察只被視為已有秩序法律標準的維護者。為了回應毛主義分子的行動，大批正規警察被部署到工廠附近的地鐵站，警察以暴力進行了報復。
毛主義分子在一次反對工廠食堂肉價上漲的運動中也觸犯了法國總工會，這次肉價上漲有法國總工會直接參與，因為它控制著食堂的管理委員會。毛主義分子散發小冊子反對漲價，呼籲採取行動。有些工人打了飯不付錢，這和地鐵事件中使用的是同一種策略。毛主義分子與法國總工會激進分子在食堂裡爆發了戰鬥，毛主義分子宣稱受到一大批移民工人的支持，指控法國總工會吸收了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人幫助自己同毛主義分子開戰。雖然毛主義分子在地鐵和食堂問題上都沒有取得勝利，但他們感到已經揭開了法國總工會不關心工人利益的官僚機構的真面目。
在這些最初的運動之後，毛主義分子把他們的注意力放在工作過程本身。他們採用一種任務輪流的策略，對按照勞動等級分工的工資區分提出挑戰。每一特定單位中的工人要教會下一個工人如何完成他的或她的任務。當每一個工人都能夠從事任何工種的時候，所有工人就要求付予他們最高的薪水，因為他們具有同等的資格。
他們也鼓勵與監督人員直接對抗。工人們開始自己計時，而不接受監督人員的命令。抱怨工作質量的監督人員被迫在那個崗位上代替工人，自己動手勞動。任何被認為是對工人或示威者非常專橫的行為或對移民工人實行種族主義的行為都會受到反警察工人組織的懲罰。有些監督人員被毆打，至少油漆車間的一個工頭被人當頭澆了一桶油漆。
對管理人員的暴力抵制增加了，與法國總工會的衝突也不斷升級。但是一個對法國總工會毫無好感的反等級的毛主義組織甚至攻擊無產階級左派的做法太不分青紅皂白，以至有兩次在工廠裡看到任何穿著白罩衣的低級管理人員和監督人員也進行攻擊。
越來越多的工廠警察被增調到比朗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工廠加快了對政治活動人士的解雇，不管參加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動。一些被解惑的工人被交給駐守在工廠門口的正規警察，被指控犯了罪。另外一些剛剛被解在和開除的工人則進行反飢餓罷工。提供道義方面支持的兩個重要人物是薩特和女演員西蒙·西格諾雷（Simone Signoret）。前者被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設法輸送進工廠進行檢查，但很快被警察驅逐上去；後者去看望反飢餓罷工的工人以表示支持。就在西格諾雷支持無產階級左派這次具體行動的時候，她的丈夫獲坦（YvesMontand）正與簡·方達（Jane Fonda）一起拍一部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戲劇化地表示支持的影片——《一切都好》」
衝突到1972年2月和3月間達到了高潮。23歲的前雷諾汽車廠工人、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被埃爾·奧維尼（P．Overney）和他的許多政治上活躍的同志一起被開除，他於2月25日星期五回到了工廠門口，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人進出工廠的時候向他們散發小冊子。他與工廠安全部門的一個頭頭特拉莫尼先生發生了口角。特拉莫尼站在離奧維尼很近的地方，拔出槍，打死了他。
次日，雷諾廠的工人發現工廠被准軍事警察完全包圍了。他們檢查每一個工人手裡的報紙。知道星期五槍殺事件並參加過示威遊行反對槍殺事件的五個工人被開除。星期二，成群結隊的警方再次包圍了工廠，又有四個工人被開除。星期四，在槍殺事件前後被開除的十一名工人又設法回到了工廠，公開呼籲工人起來抵抗。他們遭到特拉莫尼的保安人員的攻擊，並被交給了警方。五個人被控觸犯了反破壞分子法。
但是，對於自己的人被槍殺，對於激進分子及其支持者被開除，毛主義分子並不滿足於只是抗議。一個前無產階級左派突擊隊——新人民抵抗運動奧維尼團體——把比朗古爾最重要的人事官員諾各熱特（RobertNogrette）抓住並扣押在秘密的處所。毛主義分子以前曾把工廠老闆關押起來，直到他們同意妥協為止。在雷諾汽車廠的一個附屬廠裡，他們把老闆踢出了工廠，讓他在廠外呆了幾天。但是對諾各熱特的行動被認為是一種更嚴重的事態，引起了蓬皮杜（Pompidou）總統的注意和譴責。
作為釋放諾各熱持的交換條件，突擊隊組織要求撤銷對交給警方的工人所加的刑事指控，所有在奧維尼死後被開除的工人恢復原來的位置。他們從來沒有威脅要殺死諾各熱特。儘管實際上警察找不到他，也不會妥協，但大約48小時後他還是毫無損傷地被釋放了。毛主義分子希望工會譴責這一行動，工會這樣做了。但是不清楚他們是否想到另一方面來的壓力，即在奧維尼死後舉行的大規模街頭遊行和示威中曾宣佈與前無產階級左派團結起來的大部分其他極左派團體的否定反應。「甚至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最富對抗性，與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關係很好的一個組織——大多數極左派組織一起公開批評這一箭動。共產主義革命聯盟當時是拉丁美洲游擊戰術的重要支持者，它認為這一行動在法國的政治背景下毫無意義，特別是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毛主義分子還不想把諾各熱特殺死。實際上，那些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謝各熱特被毫無損傷地釋放了，因此這次事件以後，在雷諾汽車廠幾乎沒有可能再展開政治工作了。
2．在移民中開展工作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第二個重點是針對大量的移民工人進行工作。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聚集於最低下的工作，因此工資待遇也最低——有時與他們的實際技能或實際從事的工作根本不符。因此他們也最難以承受消費的增加，如地鐵票價、食品價格和房租。毛主義分子希望通過抗議價格上漲，推行崗位輪換的方法，從肉體上懲罰那些對阿拉伯人、黑人工人實行種族主義的監管人員，他們將贏得移民工人的支持，引發更大規模的激進行動。
另一個旨在吸引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阿拉伯工人的方法，是在工廠裡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員會。開始，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對印度支那的戰爭給予了高度的注意。他們自己的「越南根據地委員會」對南越的臨時革命政府和北越政府的努力表達了毫無批評的支持。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把他們引入一系列的與警方的暴力衝突之中，他們曾一度佔領了越南駐巴黎大使館，並在上面升起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子。但是，在前無產階級左派階段，他們的任務重點從越南問題轉移到巴勒斯坦問題，以更能吸引他們想要接近的移民工人人口。實際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回歸家園幾乎是惟一一個前無產階級左派給予了充分重視的非法國人的問題。
然而，毛主義分子並不限制他們接近移民工人人口以在工廠內把他們發動起來的努力。從1968年成立時起，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就開始注意移民工人的困境，這些工人被迫住在遍及法國的貧民窟（bidonivilles）裡，但主要集中在巴黎地區。bidon一詞意謂桶（如油桶），貧民窟的小屋就是用這種材料做的，它們被粘在一起構成屋頂和牆壁。暖氣、衛生間或自來水在這種臨時湊合的結構裡是見不到的奢侈品。這些無疑帶來了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高發病率，尤其是肺結核。
毛主義分子在貧民窟的幾個方面都很活躍。在譴責這種貧民窟存在的同時，他們堅持在摧毀貧民窟之前，應該提供可以接受的中轉房給這些移民工人居住。他們還試圖避免美國的模式——更新城區。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阿讓德的鬥爭尤其竭盡全力。阿讓德是巴黎的一個郊區，共產黨控制著這裡的市政府。支持無產階級左派的團體「紅色救援者」試圖提供一些服務設施，因為公共部門提供的不足或根本就沒有提供。在一個毛主義分子突擊隊組織的一次更公開化的行動當中，最時興的食物店遭到襲擊，美味食品被分發給貧民窟的人。雖然創立於1970年的一個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組織也開始在貧民區開展工作，但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是第一個到達那兒的組織。這些團體一起呼籲國內外注意這些惡劣條件的存在，而這種活動無疑對法國政府決定在極短時間內拆除它們起了重要作用。到1975年，幾乎所有的貧民窟都消失了。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既在大城市正常的移民居住區展開工作，也在專門為移民建造的居住區展開工作。在前一種居住區裡，他們圍繞著警察騷擾、白人種族主義暴力，以及房東們不負責任等問題組織活動。最常用的方法是抗租、抵制收回住房和強佔空閒的房屋。1975年，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幫助郊區的法國工人階級家庭用的就是這種辦法。在為單身移民工人或離開家庭、一年之中有十一個月單身住在法國的移民工人專門建設的住宅區裡，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鼓勵和支持移民與住宅管理者（很多人是從殖民地退役的前軍事人員）的種族歧視展開鬥爭，爭取對房屋的控制權，堅持要求適當的維修，抵制房租上漲（管理者強行向居民徵收定期上漲的房租）。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的早期工作，以及它以前的阿拉伯人成員和反制度的毛主義法國共產主義（馬列）聯盟的成員的繼續工作，在引起全國居民房租大罷工的鬥爭中，是一個重要的支持因素。經營這些住宅的最大的公司竟連續四年無法收齊房租。
3．走出城市開展工作
上面提到的這一切行動都發生在城市。但是，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走出了城市的社會環境，找到了一個比以前的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分子更為廣闊的天地。他們通過三種方法來發動城區以外的群眾。首先，創建後的第一年，無產階級毛主義分子組織郊區和小城鎮的商人設置路障，以抗議他們認為不利於他們的1969年立法。有些左派人士包括薩特批評毛主義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商人一起同警察進行的鬥爭。無產階級左派被指責支持的不是一個進步的行動，而是右翼布熱德主義的再現。
其次，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在法國西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和南部的奧辛塔尼（Occitanie）支持民族主義運動。70年代後期，科西嘉的民族主義達到了非常強烈的程度，但70年代早期和中期，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的人民最強烈地表達了他們在政治和文化上獨立的願望。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支持這些反對現狀的鬥爭，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比美國的毛主義分子所面臨的種族分離主義的問題更容易解決。一方面，他們知道民族主義運動常常是相當反動的，他們不想讓布列塔尼和奧辛塔尼的運動朝著那個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他們不願把任何具體的結構強加於他們。他們選擇把他們視為非殖民化的鬥爭，認為這樣他們可以在鬥爭中形成自己的特殊組織。實際上，這正是毛對中國之外的國家的革命運動所採用的那種靈活的態度——也就是說，每個國家走自己的道路。
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分子在走出城市的環境方面所作的最活躍的嘗試，是1971年和1972年在布列塔尼東南部的盧瓦爾一阿特蘭蒂克所發起的兩次夏季運動。這個地區的激進農民曾把他們的糧食運進城市，傾倒在大街上，在馬路上設置障礙，佔領加工廠，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訪問的農業部長拘押起來，後經警方解救才被釋放。上面這些運動很多都需與警察展開肉搏。
在此之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曾千方百計與郊區的人口建立接觸，1970年和1971年，他們組織了一個實際計劃，招募學生和其他年輕人走出城市，到農民家裡生活。這樣做有兩個具體的政治動機。一是反擊政府1968年以來針對極左派而進行的宣傳活動。青年革命者要讓農民看到，儘管在政府控制的電視上，他們看到也聽到過有關1968年起義的事和1970年政府因此而制定了「反恐怖分子法」，但他們決不是想使法國陷入混亂的人。這是一次公關的任務。
另一方面，這些年輕人絕大多數是城裡人，就像農民不大瞭解他們一樣，他們也不大知道郊區生活和郊區的人。他們要通過與農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從第一手資料入手瞭解農民的生活和感情。夏季計劃的制定也是為了「調查研究」。根據這種實際經驗他們得出結論：小的農場主和佃農受到通貨膨脹和歐洲共同市場的巨大壓力。科技效率的確證和國際歐洲資本主義市場所施加的壓力，只能看成是力圖讓小的農場主離開土地，使土地落入那些能夠更有效率地利用它的富人手中。西歐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被譴責為對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毫不關心，而毛主義分子則努力展示出對農民與土地的關係的尊重：
在最窮的農民中，很多人都有一片他們賴以可憐地生存下去的土地。他們與土地緊緊連在一起。對他們說「財產是偷來的」，從他們手中把土地搶走，是不可想像的。某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在中國，據說為了證明土地集體化的優越性，那些想單干的人也可以單干，直到他們自己看到自己錯了為止。這是惟一說服他們的方法。
後來，吸引農民親近土地的主要的不是錢，而是土地代表的東西，靈魂的投資。在城裡，在工廠，工作是毫無人性的。一個人為別人、為老闆工作，在悶熱中跟著流水線的速度運轉。他們製造汽車或機器的部件，但看不到最後的結果。誰都不會對工作有一種控制感。農民對土地的熱愛也是對勞動的熱愛，通過勞動他能創造出自己能夠控制的東西，活生生的東西。
今天小農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並不像「小資產階級自私的要求」那樣，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提供的高價和議會代表席位來解決。他們正在通過越來越多的新型的鬥爭，走向一個進步的未來，與人性的發展相一致。由於小農的敵人與人民大眾的敵人越來越趨一致，所以他們發現在這個工人鬥爭風起雲湧的時代自己並不孤單。
盧梭和蒲魯東的作品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更能體現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以及對農業生活的高度評價。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沒有區分用益權和所有權的不同。范魯東採用了盧梭對二者之間的區別，希望能夠允許這種與土地的特殊關係在更平等的條件下得以保留。與蒲魯東試圖通過為小範圍的農民提供國家信貸以保留鄉村個人主義的努力相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把中國農民公社的集體化模式視為一個樂觀的答案。但是，他們感到只有沒有土地的小農自己加入集體化，這一方案才是切實可行的。他們與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一樣都厭惡在集體化形式方面的官方強制行為，否認托洛茨基在農民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悲觀主義。
4．犯人的權利
在上面提到的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的行動中，很多都是非法活動。因此，毫不奇怪，從1968年6月1日到1972年3月20日間共有1035名極端左派分子被內務部長馬瑟林到人監獄，此外還有些被審前拘押但沒有宣判，而無產階級左派和前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還超過了定額。但即使在監獄裡，這些毛主義分子也找到了另一個發動鬥爭的舞台。
毛主義分子的策略是要求政治犯的地位，這一地位使毛主義分子能得到法國法律規定的某些權利。一旦他們的要求獲得承認，毛主義分子便要求一切犯人都應享受到更人道的待遇。政府的反應是否認在法國有政治犯，認為這一要求是譁眾取寵的花招。
犯人的要求得到了高牆外的支持，「紅色救援者」和被關押的激進分子的家庭組織了聲援示威遊行。在某些情形下，這些示威行動使更多的人被捕和被關押。審訊被利用作為論壇，現在拘押在獄中的人的父母或以前被拘押的人士可以談論監獄的條件。1970年9月1日，30名毛主義分子犯人開始絕食行動，要求承認他們政治犯的身份，結束毛主義分子一入獄就被獄方單獨關押的慣例，還要求有一個所有政治犯可以聚會的公共場所，一個更自由的探監製度，全面改善拘押條件，包括結束獄警對犯人的騷擾。
在絕食和聲援的示威遊行繼續進行的時候，政府在某些有關前拘押的問題上作了讓步。到9月22日，所有就審判拘押問題進行絕食的人（吉斯瑪除外）都被轉入監獄醫院。9月28日，法庭給予一個因在牆上寫口號已被單獨關押三個月的人以政治犯的地位。但是，犯人待遇的改變似乎僅限於審前被拘押者，因為吉斯瑪本人在十月判決後又被單獨關押了很久。
犯人生活條件及其反抗的信息主要通過兩個重要的途徑傳達給公眾，即馬斯佩洛的出版社和《人民事業》報。馬斯佩絡出版了題為《政治犯說的話》的小冊子，向公眾宣傳了絕食活動的情況。馬斯佩洛在第二個月刊登了吉斯瑪在法庭上的證詞的摘錄。這些材料的發行面極為廣泛，如果毛主義分子通過他們的小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來宣傳，就不會有這種效果。公眾獲知獄中毛主義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消息的另一個途徑是9月24日巴黎體育館滾石樂隊的音樂會。在大群的聽眾面前，燈光暗了下來，一個毛主義激進分子拿過麥克風，解釋為什麼毛主義分子進了監獄，他們在那兒正做些什麼。接著滾石樂隊唱起了「街頭再上」。差不多在絕食活動發生一年後，1971—1972年的冬天，法國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監獄暴動。很難說那些暴動與毛主義分子的煽動有一種密切的因果關係。事實是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仍然在監獄中宣傳，其組織和報紙都支持反對法國監獄基本條件的暴動，這已變成眾所周知的事情。「但是那時，無產階級左派毛主義分子從未宣佈「發起」過什麼事情。他們只是宣稱方法和誠心誠意的支持。他們為已經由大眾開始的鬥爭提供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