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委會從一開始就因思想路線的不同而有了內部的分裂。看到一個由知識分子和活躍分子組成的組織出現了分裂是會感到有些離譜，但是ig65年以後的每一次會議都反映了這一組織在某些方面存在著類似的爭端。最主要的問題是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和團體有多麼重要，他們應該如何對待。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幾乎不掩示自己對學生、反傳統文化群體和公民權利組織的輕視。充其量不過居高；閒下地對他們作出一到和藹可親的姿態。其主要任務是針對當時的重要政治鬥爭提供不間斷的社會主義分析，用武斷而又尖銳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的過去進行評估。在刊物的政治態度方面，我基本上與維因斯坦站在一起，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必定會否定壟斷資本主義，刊物應該用具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代替美國的激進主義。同時，作為各種新運動的參與者，我擔心基諾維斯的老左派主義會摧毀刊物對各派創新精神能夠很快接受的特點。不幸的是，與在美國左派問題上的很多其他爭論一樣，這些爭論太過經常地形成對立：不是新的社會運動，就是意識形態的政治（雖然有人尖銳地批評僅左派的立場）。
最後，大家都同意對各種組織以新聞報道和調查的形式進行批評。我為《左派研究》撰寫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關於勞工運動和社團組織的，是從社團自由主題的角度寫的。其觀點總是向改革派清楚地顯示沒有採納日晚的社會主義或反壟斷觀點的激進組織和社團的本質。經常得到伏魯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認為運動就是一切。雖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個托派分子，出身於一個有名的左翼學者家庭，但他深受馬斯特激進的反戰主義觀點影響。由於歷史學家們奇怪地低估了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領導的組織的重要性，所以，對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動進行回顧還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裡，馬斯特是衛斯理教派一個傳播社會福音的牧師，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組織了美國勞工黨。這一組織在1934年托勒多那場著名的汽車工人罷工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那場罷工是為產業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的三場鬥爭中的一場。在一次嘗試問托派分子進行合併的災難性的慘痛經歷之後，馬斯特向著宗教左派的立場後退了半步。從30年代後期到1968年逝世，他組織和領導了一系列和平主義組織，最有名的是和解聯誼會（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戰爭抵制者聯盟（WarResisters League）、種族平等聯合會（CORE）。一戰期間，地勸告一些應徵入伍者從良心上反對戰爭。這些人中就有後來成為和平運動中反戰派的繼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幫助明確了核裁軍運動的目標並抵制徵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為制定反戰聯盟的無例外原則而奮鬥，以使共產黨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進派都能同獨立的左派、自由黨，甚至是社會民主黨一起戰鬥。在這一原則下，將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到了50年代，馬斯特成了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同時他還是有卓越才幹的激進分子的組織者。他的觀點問共產黨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根本的衝突。雖然化尊重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進步的立法議員們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導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將其作為實現社會變革最好最道德的對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義在美國最傑出的倡導者；但同時他又實行一種獨特的列寧主義，並把它作為一種組織手段用以領導美國激進的現實政治鬥爭。表面上看，馬斯特實行或建設實行一種不確定的組織方式，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進行干預，包括和平、公民權利運動、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諸多方面。他以個人的聲望與正在發展壯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關係。他平靜而堅定的談話方式，他在政治上明顯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輕的人，特別是正在尋求社會自由黨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進分子。他在50年代業已衰竭的左派主義中發出一種不同的聲音。對他來說，直接行動不僅是達到具體目的的激動人心的策略，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邊，你就正擔負著見證人類不平等，見證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經超過建立一個可以共享的公共設施，打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林德就深受馬斯特的影響，我也一樣。
馬斯特自己有其隱含的理論，認為學生／中產階級的職業人員是一種歷史的力量。雖然工人階級已經顯示了在經濟公平和社會和諧方面的熱情，但是，馬斯特仍然在尋找另一些願意為拯救人性獻身的人，願意為喚起人們注意社會不公平、發動改革而奮鬥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隨者——中產階級——的力量。這些追隨者中，有些成為公眾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無聞，他們是職業的政黨工作人員，極富創造性，願意為了理想長時間工作，同時可以只拿很低的薪水。
馬斯特死的時候，他的合作者分裂為不同的思想傾向。「走向和平」組織的鮑伯·吉爾摩（Bob Gilmore）頑固地滑向和平運動的右翼，變得越來越反共，在風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為這一組織的主流。貝雅·拉斯丁在與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組織了華盛頓大遊行、獨立組織了紐約激進分子群體之後，成為菲利浦·蘭道夫協會（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協會走向黑人自由運動中好戰派的對立面。拉斯丁總是徘徊於激進的反戰主義和對聯合陣線（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極端的忠誠之間。最後，他與工人聯合會結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陣營裡，在60年代民主解放運動覺醒的時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義信仰。作為主要的和平主義活動分子，他超越了馬斯特；但是，他缺乏後者的權威和妥協的才能，同時也缺乏使一個組織保持思想靈活的必要素質。
我第一次遇到馬斯特是在1963年，那時我任礦工委員會的主席，正在尋找名人為我們捍衛肯德基礦工權益的努力助陣。漲時，礦工們正被控以陰謀罪接受審判；他們未經許可便發動了罷工反對公司以及他們自己腐敗的工會。馬斯特當時在一些宗教圈子裡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幫助我們聯絡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長、民主黨領袖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此人現在變成了一個環脾氣的治鬥士。但是，直到反戰運動早期的那些日子，我才逐漸認識了馬斯特。我們坐在一起，協調委員會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員會開始得到發展壯大，隨後就爆發了勇敢的、紀律嚴明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華盛頓大遊行。我們都住在上西區，是鄰居，因此我經常在會後驅車到他西90號公寓的家。我瞭解到，大眾心目中那個神聖的、性情有些暴躁的斗上形象只是真相的一部分。馬斯特是一個戰略思想家，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還絕對他相信反對美國干涉的鬥爭是大眾激進運動的關鍵。他要求我也相信這一點。
後來，我成了和平勞工網絡的一分子。那時，六十五區的錫格·倫斯（Sid Lens）、托尼·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衛·利文斯頓（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聯工人聯合會的高爾曼（Pat Gorman）、服裝工人聯合會的弗蘭克·羅森布魯姆（Frank Rosenblum）．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伊米爾·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資助下進行網絡的組織工作。馬住其是石油化學工人聯合會的常委之一，很顯然，他也是反戰運動中勞工黨最有才能的群眾活動組織者。當時，我對他的謹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過批評，但是他能夠聽得進各方意見。鑒於美國工人長期以來的反共情緒以及他們認為戰爭工作會消滅失業現象的態度，鑒於喬治·米尼（GorgeMeany）對任何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公開表示敵意，馬佐其因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當然，我早就退出了，因為1966年之前，在工會內外的反戰活動中，我已經變成了公眾人物了。
在馬斯特的影響下，1965年8月，林德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個會議，其目的是為了給許多正想發動窮人、學生和黑人的新團體提供一個論壇。《無人代表者的議會》，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旨在抗議有代表參與的政府的虛偽，宣稱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參與。該書促成了新反戰運動第一個全國性協調委員會的建立。這是一個由我和傑利·魯賓、弗蘭克·艾姆普斯帕克（Frank Emp。pah）領導的委員會。
林德和海登與舊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於具體問題，而是在於後者依賴政府行動、立法方法以及機構組織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進分子一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新型的社會文化關係，而不是重組經濟所有制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早期的政治經濟權利下放、創建非官僚形式、「讓人民決定」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以及用「社團」代替「社會」報p遵循托尼斯對於這兩個詞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導者，政府應該被視為一個為爭取社團、和平以及有關「人民」的其他問題而奮鬥的場所，而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過，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廢除政府的權力。
儘管林德那種緩慢的道德說教式的西海岸話語有的時候讓紐約人覺得無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編委會的內部分歧並不是因為成員的性格各異，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礎到底應該是什麼這個問題上有著根深蒂固的分歧。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的確是因政見不同而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但是，他們仍然分別是徹頭徹尾的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而海登和林德則對「運動」這一概念有著極深的宗教式信仰，他們爭論說《左派研究》應該報道正在出現的社會運動中的活動；這一論點得到了其他委員會成員的贊同。論辯的中心議題是雜誌究竟有沒有權力和責任去批評這些運動。海登尤為堅持，認為外面的知識分子應該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們在當代政治話語裡的中心地位，並置身於普遍的解放運動。
這涉及到雜誌作用的中心議題。這些年以來，《左滋研究》也許是數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響以及擁有最多讀者的一種刊物。雖然發行量並不是很大，但它所刊發的文章卻廣為人們所討論。它的編輯都是運動中全國知名的人物。它的觀念被認為是最前衛的。維因斯坦、基諾維斯，還有我都把這本雜誌看作是一個公認的新社會主義黨派的理論喉舌，這一新黨派將在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中逐漸獲取領導權。放棄了舊有的左派組織在我們並不意味著喪失了組織一個大眾的社會主義黨的希望。這個大眾社會主義黨可以推選自己政府部門的候選人，擔當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並最終在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中建立影響。海登、林德和伏魯什特認為，這些與現實太過脫節。他們及新的激進的一代並不想把自己局限於主流政治這個圈子裡。相反，他們正在尋求一種方式，通過行動去證實他們的社會存在和個人存在，去建立一個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制基礎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從這些論戰中，你可以看到導致運動在60年代後期走向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維因斯坦認為，沒有政治方式的運動將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經常是精確的批評卻沒能應對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論點。在他們看來，要建立運動，必須為好多議題而奮鬥；這並不意味著想要去改變現存的社會，而只是想提供另一種可能性。維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舊左派明顯錯誤的經濟決定一切的論調；海登和林德則對政治本身發起了挑戰，認為政治作為一種控制的形式，其壓迫性遠甚於經濟剝削。
我們這些委員會裡的社會主義者也沒能駁倒新激進主義的第二條原則：對個人絕對控制權的渴望；個人的權力已經被代表制的政府、工會官僚和非個人的大機構系統地剝奪。新左派意欲將權力重新還給個人（這一提法同通常會混為一談的「還權於民」不同，後者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運動的口號，其中個人利益是附屬於集體利益的）。在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後來的吉爾斯·德魯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責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導一種微觀自由政治來對抗維因斯坦、基諾維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觀政治。
維因斯坦最終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強化了諸如階級鬥爭、社團又由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馬斯特的妥協立場的，他對萌芽於個體性的、精神恢復的和愛的運動更感興趣，此時的他對從理性主義的概念，即聯盟、聯合及政黨集團發展而來的政治策略不感興趣。革命將重塑我們的人性、讓我們回歸自己，並且，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重建我們的「人種』L運動必須以尊重其主體尊嚴為基礎、否則它就將不可避免地倒退回傳統的利益團體政治裡。激發這種理論的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義左的傳統，而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林德後來同愛麗斯·林德合寫了一本書《等級和檔案》，他在書中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在這本書中，工人們自己站出來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奮鬥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編委會內部的分歧日益擴大。當林德、海登和伏魯西特知道已無法控制維因斯坦的立場時，他們最終還是辭職了。維因斯坦隨後於1967年解散了雜誌並遷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後，在那裡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即現在的《社會主義評論》），這是一份尋求一個新政黨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維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組織了新美國運動（NAM）。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包含了公有社會和傳統激進政治的原則。從一開始，新美國運動就更接近於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而不是議會政治的思想。它有一個相對保守的對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是由哈靈頓、豪和其他人於同一年建立的。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反倒比維因斯坦自己的組織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一樣，林德和海登也是嚴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運動首先必須是一場美國的運動。這種左的孤立主義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全球美國壟斷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如尊重。他們都想在美國傳統之上建立運動；問題是。他們發現的傳統是相互對立的。林德推崇梭羅，而海登在密歇根寫的碩士論文是關於萊特·米爾斯的。雖然維因斯坦從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受益良多，並一直饒有興趣地追讀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至於基諾維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經改造過的意大利派的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信仰一個多中心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推崇葛蘭西（Gramsci）；但是，他也對建立一個有朝一日可以對執政府權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政黨感興趣。1964年，當他還是拉特各斯大學資歷不深的歷史教按時，就宣稱他看好越南的全國解放陣線，從而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
然而，在60年代以後，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識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躍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看不破激進運動兩派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傾向於當時流行的反知識主義潮流，我們則變得日益以對理論的需求來解釋一切。對海登來說，理論貶低了具體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對自己所稱的理論到底是什麼也不甚了了。維因斯坦幾乎算不上一個理論家；基諾維斯關於理論話語的觀念又太過傳統，不足以讓對手嚴肅對待。事實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家都是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不過，雜誌也的確刊登過真正理論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有兩篇文章是關於作為新社會鬥爭形式的社區聯盟的，它們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哈羅德·克魯茲（Harold Cruse）對共產黨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雖然片面但卻精彩的歷史性的批評。馬丁·斯克拉儘管已不再參與雜誌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幾篇文章中仍然從歷史的角度成功地闡述了社團自由主義。
在最初的幾年裡，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內的幾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漸捲入了一場重要而局部的運動——反戰鬥爭。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戰爭的逐步升級，在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注意。隨著1968年大選的來臨和。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海登、秋林格、魯賓和阿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戰領袖不可避免地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那個夏天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的選舉。民主黨的許多人並不在乎實際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議深深地動搖了民主黨之後，有些人確實被選舉政治所吸引。但是，運動的組織者多數是馬斯特的學生，「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老領袖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文化激進分子如霍夫曼，他們仍然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抗議和對抗將清算我們文化中的罪惡：反戰運動是一個表達大眾意願、揭露選舉代表制的虛偽、發動人們起來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機會。只有少數人把運動作為改變國內權力關係，建立一個新的反帝聯盟的手段。
那時，戰爭被廣泛認為是我們的文明墮落的表現，是和資產階級理性與科技理性一樣無用的表現。反戰示威，直接衝突，是一種補償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萬的青年正在芝加哥與警察進行搏鬥的時候，年輕的運動也在走向分裂。此時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已是一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全國擁有數萬成員，但也受到宗派爭吵的困擾。爭吵是從1967年一個毛主義派別進步工人黨的加入運動開始的。進步工人黨組成於1960年，是晚近從共產黨派生出來的一個組織，它的產生部分是因為中蘇分裂的結果，部分是因為持不同政見的人認為共產黨是毫無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進步工人黨發現學生運動遠不是中上層階級子弟的娛樂，對其進行政治介入確實是有價值的。進步工人黨使一貫質樸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成員們第一次不得不宣佈他們的政治不只是把模糊的民主激進主義和強烈的反戰立場進行一般地結合。進步工人黨推出了他們精心設計的馬列主義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它從未準備背離自己的組織而加入當時還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組織。因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他們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駕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學生活動分子已經畢業，加入了反戰行列、工會、社團組織、學術研究，或者進入了自由主義的主流政治和職業。原有的新左派主義者大多已經進入了媒體。那時，不得不站起來回敬進步工人黨的是全新的一代領導人。有一段時間，他們試圖重新闡釋上一代領導人留下的不夠明確的思想理論：青年是一個階級，是歷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鋒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早期的領導人從不認為他們那一代人是「先鋒隊」或「歷史的主宰」。對他們而言，歷史的主宰是「人民」——窮人、黑人——簡單地說，是英和反國家的立場進行辯論外，他們不願意更進一步。他們的後人別無選擇，只能加入思想的鬥爭，只能面對堅定而又有能力的進步工人黨。此外，在要組織政治上的反對黨的形勢下，誰都不能否認毛主義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成就有著明顯不同的毛主義對女權主義有著很深的影響，而且使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黑人走向激進。它還成了那些放棄改良主義卻又無法認同蘇聯的多數激進分子的庇護所。
類似「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這種論辯，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為人所知是因為這次討論是公開的，有著直接的組織影響力，並且，發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裡。從1965年以來為反戰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工入黨現在向它挑戰，指責它以最低要求的口號限制了自己的發展，而把廣泛的思想政治問題留給了（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列寧主義先鋒隊——這是一種對歐洲托洛茨基主義者有意無意的直接反對。其他組織也這樣干涉。到了60年代末，整個獨立的左派都在爭論是否把不同的組織轉變成一種黨的前期形式，如果轉變的話，下一步應該如何做。對應於激進運動的較大的分裂，「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分裂成四個主要的派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