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傾向是革命青年組織，它馬上一分為二。第一個派別後來變質為「他下氣象」、「草原之火」等組織。他們認為美國現在處於革命前的形勢下，按照舊有的觀念，爭取政治權力的武裝鬥爭即將爆發。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見的力量是受壓迫的黑人大眾和被忽視的反傳統青年。這一聯盟堅持以示範性的暴力行動來反對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將最終摧毀現有制度。現在，批評家們經常認為「地下氣象」組織是虛無的、幼稚的和不負責任的、偏執妄想的。某些低級刊物還因其性試驗、精英主義和滑稽可笑的行為指責它們。但是，他們會感到，「地下氣象」的成員是他們整個這一代人共產主義無政府衝動的延伸。他們誤讀了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團體一樣，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政府和大企業中被壓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預言法西斯主義會隨時出現。結果，他們從事冒險的、象徵式的暴力行為，以表明現有制度的脆弱，顯示他們自己的力量。但是，這些有時是田園詩般的行為與重建一個人類社會的理想是完全脫節的：假如一個人接受了多元主義只是權威的另一種形式這樣的前提，那麼這些來自明顯封閉的自由主義話語世界的「行為批評」還是有情可原的。
對現存世界的總體批評需要對全體人口進行廣泛的調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這樣的例子。「地下氣象」的悲劇在本質上並不是由它的行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國完全錯誤地等同於上述國家所造成的。那麼，問題就在於，它們怎麼會犯下如此愚蠢的一個錯誤。部分原因就在於社團建設的性質。像其他社團一樣，它們為自己創造了一種話語，加強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種「家庭式」的表達。正像每一個家庭都會產生一套行為準則、價值、習慣，「地下氣象」組織的人也堅持它的成員必需接受加入組織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組織的時候必需的嚴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嚴格的對組織的忠誠高於一切的制度。組織有效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現實，以適應它對現實的介入方式。「地下氣象」組織繼承了新左派的傲慢與自大，並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唯我論的形式。他們的感情、觀念和思想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別人表現的。他們變成了在學校、在街道等待著指導把他們送入戰鬥行列的廣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氣象先鋒隊——的論壇。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義者，都無可救藥地陷入了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注定不能夠為歷史作出真正的貢獻，因為他們已經被人利用了。地下氣象派的暴力最為激烈地表現在語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動如銀行爆炸上。這些青年被一種深厚的正義感所驅使。後來，他們又被明目張膽的取代主義鼓動起來。群眾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導師，而地下氣象家族也不得不對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覺醒。
革命青年組織的另一個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強調工人階級和黑人，而不是青年，應該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副主席卡爾·戴維森（Carl
Davidson）、麥克爾·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鮑伯·埃維肯（Bob Avakian）的領導下，這一組織痛斥新左派的美國觀，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就是說，採取與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黨對立的態度。黨的組織形式也遵循相應的路線。這是對早期新左派的徹底反駁，是進步工人黨的鏡像。組織裡沒有任何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動聲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為是的風格。有一段時間，我們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電影，但像所有的重放電影一樣，它已經失去了原始的語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業已存在的主流派作為第二個傾向逐漸回到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雖然當初他們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這些人是社團的組織者：麥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後來組織了「麻省公平負擔協會」；保羅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們建立了中西部學院，訓練社團和「公民行動」的組織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動聯絡會的領袖，後來建立了爭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協商會；當然還有海登本人。
歷史地看，這一群體在人民陣線的意義上講是老左派。他們的任務是把像環保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外圍組織這樣的新選民帶入工人自由黨的聯合中，並為民族政治議程帶來新的議題。後來有一個為安全、乾淨、廉價的能源而奮鬥的議題成為70年代布斯領導下的聯合政治的中心議題。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可能是這一主流傾向的典範形式。它聯合了「能源和利用」組織、工會和公民團體，開展了反對大公司運動，反對那些應該為提倡和製造核能負責、為提高石油和電力價格向立法委員施加壓力的大型公用設施部門。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是新的公民組織在地方和國家範圍內的基本榜樣。除了反對大公司這一點，新公民團體大多拒絕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政治。近幾年，公民行動聯絡和聯合組織已經以自由黨候選人的名義重新加入了當地的民主黨政治，對扭年代和40年代的進步政治在原有指導思想方面進行了重新改造。但是，從一開始，選舉政治就附屬於超國會的立法機關和街道活動。雖然60年代湧現出很多主流的東西，但是它們把這一些統統拋在身後，而在民主黨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種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種須向是新女權主義組織的形成，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及。這裡，我想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和反對男性新左派性別主義中形成的極端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反戰組織和各種各樣的反傳統文化群體都有一個基本看法：對一個男性領導者來說，女性是油印員，沖咖啡、做飯的人和床上伴侶。在早期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中，雖然女性在成員中佔有很大比例，但我回憶不出任何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當運動進入社團組織或群眾反戰活動時，女性應該在實際工作中擔任負責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經有過的話，她們也很少被當作領導。至於社會反應方面，我記得有幾個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組織白人母親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凱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貝蒂·加曼（BettyGarman）；紐瓦克的吉爾·漢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確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領袖。但是，我也同樣確信，她們受到了大量的辱罵，人格也受到過侮辱。在《左派研究》編委中，在主要的反戰聯盟中，在反傳統的文化團體中，我們只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權主義運動遠非一代人的特徵；它代表著、發動著、體現著女性本身作為一個大的性別團體的利益。
第四個傾向雖然規模很小，但並非不重要。有這一傾向的團體保持著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會的目標和美國社會的民主革新。傑瑞米·佈雷切（Jeremy Brecher）、布魯斯（Bruce）、凱西·布朗（Kathy Brown）、保羅·佈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茲·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會主義的作家和公共活動家。在思想方向上，他們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確實是反政府主義者和反官僚主義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這一傾向。對於我們來說，新左派的兩個悲劇是列寧主義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義的聯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回到了喬治·盧卡契（Georg Lukacs）、羅莎·盧森堡（Rusa Luxemburg）、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及後來薩特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在新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摒棄了無效的政黨政治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同時，我們努力保留工人委員會的反議會、或至少超議會的觀念。我們讚揚削平代後創意大利未經工會允許的突然罷工，我們從法國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靈感。
這一傾向並不是一次運動，但很多新刊物都有著同樣的觀點。一些地方組織的活動都是通過它們得到啟示的。最終，這種新馬克思主義激發了其在大學裡的復活。這種傾向雖然逐漸消失，但是今天它作為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在激進分子中仍然在廣泛的活動範圍內保留了下來。
60年代，我退出了工會，決定與我過去的職業政治生涯告別。1966年，我被指控「在勞工運動中領導了共產主義反戰的陰謀活動」，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於是，我在新左派組織中的正式活動便結束了。出於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學和原子能行業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對右翼的壓力作出了反應，把我派往加勒比執行一項組織任務，這樣便避免了不得不開除我的局面。最後，我向組織清了假以撰寫《虛假的承諾》一書。而後來，我回大陸旅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尼克松（Russ Nixon）建議我去看一看紐約反貧窮組織的人們。接著，我接到了前工會人士、機械師、就業部的部長助理鮑伯·什拉克（BObSchrank）的僱請，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厭倦了旅行和汽車旅館，厭倦了工會的日常工作。雖然對我來講，工會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部分，但勞工領導人的生活已不再屬於我了。
作了一年的計劃開發者之後，我成了下東區就業計劃的負責人，作為一個社區活動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員，我又打發了隨後兩年的時光。黨派或工會組織陶醉於激進派的道路，我選擇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條道路。作為公民的行動，下東區不能夠沿著同樣的路線進行組織，其大多數活動已經在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中組織起來。當我們為抵制戴維·洛克菲勒在曼哈頓下區建設高速公路而展開鬥爭的時候；當我們試圖在貧民區開展合作公寓運動並在60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金季裡與警察搏鬥的時候；當我們向城市當局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奔走的時候，所有活動以當地的意大利人為同盟軍，以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波多黎各人為基礎的。組織者是從分散於社區各處多個社會機構中招募來的。這是社區活動的黃金時代，我們通過為尼克松設計窮人收入保障計劃以取代約翰遜漫天邊際的反貧窮運動，促使莫尼漢（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會混亂和下層社會組織問題發表了講話。
莫尼漢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誤解》提到了1970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的一個專題小組討論會，我和哈靈頓都參加了那個關於反貧窮計劃的價值的討論。我有些隨意地提到該計劃最好的特點是聘用了很好的組織者，而莫尼漢就此作為證據，認為計劃被無可救藥地引入了歧途。現在回顧起來，我認為各種以窮人的需要為指歸的計劃是整個60年代最有趣的特點之一。這些計劃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活動（自經濟危機以來第一個救濟金權益方面的活動）提供了支持，使城區復興計劃沒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培養出了一代組織人才。他們通過工人農民的鬥爭以及公共事業領域尚未完成的組織，與公民權利、反戰和學生運動中的組織者一起，幾乎重新恢復了工人組織的活力。
這些社團組織者之所以不選擇毛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反對自我治理的社會的權力主義意識形態，毛派和托派的立場給他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馬克思主義對於理解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寧本人創立的列寧主義又不適用於我們社團的建設。我們相信，美國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國際主義的，尤其應該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鬥爭考慮過來；但是我們更相信，它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美國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正置身於最活躍的反戰派的行列，對孤立主義的人民黨主義的危害性有著充分的瞭解，因此，試圖重溫美國共產黨歷史惡夢的危險更讓我們心有餘悸。
「新共產主義者」侵入工廠組建工人先鋒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沒有成功，雖然從邏輯上講，他們也時有收穫。他們制定了有份量的宣言，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擊敗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黨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會像1919年一樣背叛工人階級。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為了象徵性地消滅敵人，他們使用著暴力的語言。
各種托派團體相比較而言就相當理性，他們拒絕用暴力行事，並不預言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就要到來，但他們既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也強調先鋒隊的重要性。他們的工會工作更成功，這是因為他們支持卡車司機國際工人兄弟會、鋼鐵工人和電信工人聯合會中最進步的普通工人暴動，並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義的背景。但是，他們發現自己在改革鬥爭中反對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會主義好鬥分子，而對於這些人，誠實的契約和民主的工會是一種限制；而那也可能成為這種「打入內部論」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個重要派別「消失」了，成為與之相近的激進主義，包括為反對核武器及其控制機構的鬥爭，女權主義為社會自由和經濟平等的鬥爭，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以經濟學和社會學為主的各類學科中確立了地位的學術研究。經常地，我們會失掉作為激進派的特徵，這種特徵並不是由宗派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後存在下來的數個社會主義派別所構成。很多激進分子都感到民族運動爆發的時機已經過去，左派也沒有機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傾向；它已變成了仍然迴響在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中的一種亞文化，一種美國生活，但在別處，它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擁護者。
60年代後期，我已經成了那時新左派的主要週刊《衛報》的專欄作家，當時，它是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者就激進派的策略進行辯論的地方。很顯然，我的任務就是拓寬由群眾運動創造的左派公眾領域，媒體也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寫兩類文章：時事政治和勞工運動發展的分析，以及歷史和社會理論方面的連載文章。內容有馬爾庫塞（Marcuse）的哲學，對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工會的命運，美國左派的狀況等等。同時，我在下東區為爭取城區空間的鬥爭中仍然活躍。
在我而言，60年代結束於一群《衛報》編輯的抗議，他們抓住生產方式，抗議《革命青年運動》第二期那篇論新共產主義運動一個派別的文章。這些抗議人士是「地下氣象」的同情者，或是獨立的反權力主義者。1970年3月，我在群眾團體創建的另一份短命的報紙《解放了的戰士》上面發表了一篇譴責兩個派別搞宗派主義的文章，就此放棄了我的專欄，結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參與了在東哈萊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計劃，這也許是使義務教育運動經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動。為了在現行權力結構之內爭取空間，等待下一次機會，我們嘗試向官僚發起長期的進攻。那些建立新組織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日子永遠也不會磨滅掉這種感覺：這是一場防禦戰。我們現在正致力於保存我們60年代取得的各種各樣的成績。我知道，事情在變得更好之前總是會先變得更壞。
假如資本主義沒有違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許以美好生活的諾言，那麼，30年代的經濟危機確實不會產生一個廣受歡迎的左派。因為美國夢是經濟安全的同義詞。於是資本通過封閉經濟機會的邊界而摧毀了社會契約。當然，年輕工人的經濟狀況已經比那些掙扎在貧困線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長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個人幸運地有了一份工作，這並不就意味著尊嚴：做這一時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恥辱。到1933年，在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中發展的群眾組織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人，被納入新的產業工會和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手工業協會。
60年代的造反運動是由另一種被破壞了的契約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間重建美國夢的努力中社會制度的高度成功產生的結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從本體驗過文化的匿乏，這使他們有可能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種族歧視和貧窮視為後期資本主義道德墮落的信號。這些想法事實上是中產階級對郊區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為經濟安全的代價，消費社會要求其白人階級、中產階級受益者接受當前社會為歷史的最後階段。、對於新的歷史主體來說，這實在是難以接受的代價：基於平庸生活的一種快感。
戰爭的結束把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大眾的視線中移走。當活躍分子被迫回到經常以本地為基地的單一問題的運動的時候，或者通過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取代別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動權的時候，這一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幾年前，彼得·科萊坎克（PeterClecak）告訴過我，60年代永不磨滅協成就是它帶來了文化的變革，尤其是建立了關於性愛、性別和種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要建立傳統政治權力的新制度，這一點是可以原諒的。那時候，該組織雖然不能在全國，也應該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當選的獨立選民。這些無疑會減少我們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進攻中所承受的損失。然而，儘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勝利，自由黨整個一代人背叛了他們最為珍視的信仰，民主黨內進步聯盟也分崩離析，但是，他們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歷史出現倒退的制度和思想。當然，正像布萊希特提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所寫的那樣，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我們的司法制度曾經充斥著因果報應的教條，也一度讓總統更有可能為自己寧肯在國庫囤積十億噸奶油也不願拿出來讓飢餓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擾亂農產品價格的行為進行辯護。儘管格林納達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實行門羅主義，「蒙提祖馬的客廳」（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歡迎，的黎波里的海岸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多數美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保守黨固守著政治權力，控制著20年代還沒有出現的公共政策話語。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動亂表明了形成一種聲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多麼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會留給一個安全的制度，而壓迫並不是必須的。真正的檢驗是看工人是否通過犧牲辛苦所得來接受制度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中產階級是否仍然有投身職業的激情，少數派和婦女是否同意她們已經永遠地被擊敗了的結論。也許，那些仍屬於60年代無可爭議的遺產的其他世界將會像童年一樣從記憶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會團體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扮演中心的角色，那麼，它們還存留於我們這個時代，提醒著我們：與反動派的最大壓迫正好相反，與社會理論所做的最為悲觀的預測也正好相反，未來並沒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