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意義上，《休倫港宣言》在延續美國民主政府的傳統觀念、個人主義倫理、社會公正和拒絕社會主義話語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過完全忽略蘇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與舊有的左派決裂了。在白勞德伯爵（Earl Browder）於30年代提出「共產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這句口號之前，就有人嘗試發明本土的激進話語。這裡原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或工人階級統治，但是卻有「參與民主」和米爾斯（MillS）、維伯倫（Thorstei Veblen）的傳統；拒絕表述清楚的馬克思主義概念。
帶來這一切的並不單單是冷戰，而是一種與激進的過去、宗派的爭論、外國的亞文化和毫無結果的計劃從根本上決裂的熱情。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去並非令人反感，只是它與現在的目的毫無關係。因此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促成組織的團結——海登和他的朋友們明白這一點。
這一新左派的歷史學家經常嘲笑「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任何會議上都花一半的時間先討論會議議程、確定爭論的原則。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有時把這種奇怪的程式歸咎於他們的缺乏經驗或是缺乏切實可行的政治文化。這種批評誤解了新左派的本質。用一個詞來概括，新左派的本質就是「過程」。這表明一種宗教體驗的回歸和昨天紅色政治之抽像概念的倒退。人們極其詳盡地制定出個人的和程序問題，以此作為一種把個人的東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種憑感情而言是憑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創造一個社會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全國性會議就是一種魔咒的放縱和氾濫。修辭的重複，程序的爭論，道德對善、和平等的召喚都是建設社團過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種心理的政治體驗。在將傳統的政治相互影響變為人們所描述的「運動行為」當中，「過程」扮演著瀉藥的角色。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黨走向分裂。
從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參加了這些會議。作為一名顧問，我與其他人一起被困禁在會議室內。這一工作實際上從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是，那時我的興趣還不足以把我帶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會議上來。我是被《休倫港宣言》的餘輝捲入這些會議的。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織杜波依斯俱樂部也向會議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他是個叫做馬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伙子，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人們認為沒有什麼害處。但是，當一個善意的共產黨人被允許旁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大會的消息傳到工業民主同盟那裡的時候，頓時一派嘩然。會議（已經成了新左派傳統的一部分了）期間，哈靈頓和其他委員嚴厲痛斥學生民主社會黨領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於30年代和40年代曾經有過親眼目睹共產黨統治美國左派那種痛苦的經歷，作為忠實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委員會的結論是共產黨不只在各種問題上犯有錯誤，而且它在會議上的出現也不利於民主左派的重建。這不是一個政治差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民主和專制能否共存的問題。
如果「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袖們乾脆同意禁止共產黨人參加以後的會議，這一事件就會平息下來，因為從來就沒有任何決議允許他們參加進來。但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卻選擇了把整個事件當成新老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次正面衝突之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尋找其他可能的渠道與勞工黨和自由黨進行接觸。前工會組織者、當時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雷·布朗（Ray Brown）、我、還有其他幾個人被邀請在全體大會上發言，主持研討會，隨時準備作他們的顧問。那時，我29歲，雷·布朗比我大一點。大部分學生已經進入研究生院或為自由組織和和平組織全職工作，年齡相差不過五到八歲，但卻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們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們和他們都相信一個新的運動正在誕生，如果不擺脫過去的束縛，它就不會成功。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一樣，我相信共產黨有些令人生厭，而且也相信反共產主義是50年代災難的根源，勞工和進步運動由於在對待像蘇聯這樣的問題上存在的偏見已經嚴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賴特·密爾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維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樣，相信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的運動只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義的主張之後才能發展起來。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產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產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係，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眾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制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只是不得已才為共產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產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但是，新的運動注定要拒絕以前人為榜樣，它既不選擇馬克思主義科學的道路來作為其創始人在麥卡錫時代投降之後從道德上進行補償的歷史替代物，也不選擇30年代夢幻破滅了的激進知識分子所走的冷戰自由主義的道路。相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是後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義第一次有組織的表達。他們的思想主要指向恢復業已衰退了的美國民主制度。更確切地講，是建立人人參與的新制度以取代現存的官僚機構。問題是如何利用已經存在於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顛覆因素。對於新左派來講，如果不是否定的話，談及蘇聯遺產的問題就毫無意義；舊左派的各種團體對實際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特點偏執地堅持被認為是左派在美國生活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新左派非常關注種族問題、第三世界革命問題，把公民權利和獨立運動與恢復民主聯繫起來，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將有助於重建中產階級的道德。
多數新左派都對一種集體遺忘症負有罪責，他們拒絕這樣的思想：歷史知識和生活傳統能夠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他們認為行動和體驗高於歷史和記憶。在這一方面，他們有一個廣泛傳播的信條：「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他們還認為老人們很自然地會以某種方式被記憶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為的習慣所困，是應該被埋葬的一代人。類似這樣的觀點只能給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僅僅如此，還有一種被薩特稱之為「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執的恐懼。換言之，承認行動的極限就是對失敗的追求。毫無疑問，這一謬論產生了一系列的災難。不走運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有一個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ERAP），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去干涉黑人貧民區和白人底層聚居區的活動，這產生了很強的宣傳效應，但對居民們卻沒有任何的好處。1963年，海登和卡爾·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戰略性的文件《邁向窮人的多種族運動》。
在這份文件裡，通過將學生和其他中產階級類型的研究和組織技能與窮人真正反對資本主義的需要和要求結合起來，他們為一個多種族的聯盟進行辯護。作者相信窮人這一「階級」是不同於工人階級的。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諸實踐，從而使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進入了紐瓦克、巴爾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學生運動也進行了沒有多少種族色彩但同樣鼓舞人心的努力，他們在黑人孩子中實行掃盲計劃，援助1964—1965年冬天哈萊姆地區的罷工。但是，文件中沒有說明的概念是：白人只有通過幫助黑人獲得自由才能夠有所補償。這一責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國傳統的廢奴主義概念一樣不再新鮮。
社團組織、選民登記（主要由南部黑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j組織）和教育計劃向自由黨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發起挑戰，從而為廣大參與者提供參與的便利。學生激進分子為改善居住條件、工作和收入狀況而鬥爭，反對酗酒和吸毒，矛頭直指自由民主專制的一面。
這些計劃大多在數年間便告終止了，但它們卻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教訓。拿紐瓦克計劃來說，在幫助實施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的時候，我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紐約抗租罷工得到發展，我出任紐瓦克的克林頓·希爾睦鄰委員會的副主席，一直幹到1963年。這是一個以保留社區多種族特色、提高生活條件為宗旨的組織。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該委員會成功地抵制了聯邦負責的城區重建計劃，從此聲名鵲起。聯邦城區重建計劃是由多個公司和自由黨人操縱的計劃，是政府改進陳舊的老城區的關鍵步驟。雖然該委員會在這一變化迅速的城市成為一支政治力量，能夠減緩人口遷移的進程，但是，我們正在抵制的人口和經濟的力量十分強大，難以阻擋。當「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決定向校外組織作出承諾的時候，在許多人當中，他們找到了我，咨詢應該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員會邀請了他們協助工作；事實證明這並不是無意安排的結合。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小組自稱為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並在該城市的南華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學生組織與委員會之間很快便產生了衝突。委員會把很多有興趣以實施準則和其他方式保留鄰居關係和財產價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視為自己的成員，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則把這些對像看成既有限又無可救藥的中產階級，因而與委員會分裂，逐漸將其所稱的轄區移到希爾下區，那裡的人們更貧窮，房屋更破爛不堪。在那兒，他們不僅劃定了一塊地盤，而且還分清了與委員會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他們認為貧窮的人和工人階級的居民經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階級的居民希望鄰居更安全，學校更好，街道更清潔，路燈更亮。而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地區生活，兒女缺吃少穿，靠領取社會救濟金過活的窮人則需要政治權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因而，對於這些絕望的選民來說，更適合他們的形式是聯合會而不是委員會。委員會在選區政治中陷入困境的時候，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則因為大多數來自下層的成員沒有進行投票登記而主張直接行動。這不是一個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團結最多數居民的問題（這是委員會的政策），而是一個弄清窮人與富人、人民與國家之間差異的問題。後來，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被迫為它在選區政治中獲得的利益進行辯護，圍繞著候選人和議程的具體問題，他們達成了傳統的聯盟。但是，這一組織在單一問題聯合基礎之外就社區組織的新政治進行了闡釋。一個聯合會不再包含貿易或藝術的內容，而是一個社團，一個大眾從分離達成融合的場所。
不論從宗派主義還是政治淵源來講，這一革新都是驚人的。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義傾向和個人的權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經成為紐瓦克社區聯合會計劃的領導人。但是，真正使這一組織有意義的卻是它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的象徵（如「社團」和「聯合會」），承認窮人自我表現的需要。回顧過去，我們發現更重要的是這一代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為後人向流行的再規模式進行挑戰提供了榜樣。在美國政治中對新左派進行闡釋的並不是他們建立的組織，而是對民主和集中對立統一的結構，對利益和社團對立統一的結構，對選舉和參與對立統一的結構。這種結構實際上為60年代後期多層次的運動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空間。
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向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衝動的產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裡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裡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裡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注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採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裡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繫，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也許會有人反對說公有社會的運動是天真的，它們的成功，大的方面講，取決於美國長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講，取決於越戰產生的經濟膨脹。確實，「參與民主」的觀念、理想社會的觀念、反文化的觀念是過於武斷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也是過於具體的。但是，將其特徵歸結為階級根源，或者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作為自我陶醉或更壞的東西而一筆勾銷，實際上就是從社會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事物。
在60年代確實有兩種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從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組織傳統的選民的人。第二類是文化的激進主義分子，藝術家、作家和尤為重要的搖滾樂手及他們的聽眾。對他們來講，性愛革命是一種政治運動。辨別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即使它們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們之間也還存在著相互明顯的敵意。文化激進分子認為，國家及其機構內部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自由，是與眾不同的自由，從政治方面講是脫離政府的自由。這一信條並不妨礙他們的政治行動，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園和其他地方進行吸煙聚會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動，這些公開的違法行為明顯表現出他們蔑視一切的態度；在下東區、舊金山的黑什伯裡和其他城市搞建築藝術和文化社團；在咖啡館朗誦詩和故事；新的衣著方式，新的性標準，以及暗中傳遞毒品的音樂會等等。
像「性、毒品和搖滾樂」這樣的口號沒有能夠遍及60年代社會現實的很多階層，經濟的反傳統文化群體，村落和各類其他社區最終屈服於人際間的爭吵、外部的經濟壓力，或政府機構的挑撥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都無關緊要。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不是這一代人那種誤把人數增加當作是政治權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賦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傲慢；這些越軌的行為只不過是歷史遺忘症的表面現象。美國的過去和其他國家的過去一樣神秘，在生活中佔有的份量也和其他國家的過去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的份量一樣重。區別在於美國人普遍認為，只有那些光榮的部分才構成他們的傳統，是美國人就應該克服一切困難。因此，新左派在雙重意義上是美國式的：它試圖為今天創造一個新的過去，而不是追尋真正的過去。它用一種尼采的方式宣稱他們的願望終獲實現，並有無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來。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跡，從根本上不同於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法國，「一切力量在於想像」的口號代替了所有的傳統關懷。
當時，學生和青年運動的很多老朋友都驚訝於新活躍分子的傲慢與自大。我們把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界線的忽略歸於他們的缺乏經驗、傲慢和妄自尊大。當然，這些大多是準確的。海登對批評無動於衷；卡爾·惠特曼，這個真正發起紐瓦克計劃的人，其說教到了一種荒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樣為他們的組織無所不能這樣的幻覺所困擾。這些因素都是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其他團體，如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西海岸自由之聲和反戰活躍分子，以及北方學生運動之中產生反對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為他們帶來了成績。1965年4月，華盛頓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為反對越戰而舉行的宏大示威遊行。但是，該組織沒有針對這一事件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以致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人士和激進分子都抱著懷疑的態度冷眼旁觀。而像馬斯特、斯陶頓·林德（Stoaushton Lynd）、傑利·魯賓（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為四月遊行和壯大的反戰隊伍進行聯絡工作。令人震驚的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仍然相信他們的未來有賴於在窮人和邊緣團體中間建立地方組織。這一觀點的主要傳播者是海登，此人後來成為有名的反戰活躍分子。
1964年，維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辦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從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帶到了紐約。雜誌是由學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導下發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教授；現在人們廣泛認為是他領導了美國歷史文學創作派，也被人稱為修正主義派。威廉斯與瓦爾特·米爾斯一起公開敦促年輕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躍分子同一切傳統激進主義方式決裂，特別是同把神聖的歷史權力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信條決裂。布爾什維克革命對於美國左派的命運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
50年代後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學生。他們當中有些是來自年輕的共產黨國家的難民，像維因斯坦、戴維·易金斯（Dave Eakins）、馬提·斯克拉（MarlySklar）、麥克爾·雷伯維茨（Michael Leibowitz）和羅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輕歷史學家，很多人還太過年輕，不能夠勝任領導50年代業已組織起來的左派。但是，他們同情激進的政治家。總的來說，這可能是那個時期所有美國大學中擁有最多有才華、有頭腦的追隨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為一個新的左派的發展提供知識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個議題在新的年代一到來的時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爾斯的《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作為這一知識分子先鋒組織在《休倫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爾斯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美國新左派的信條：放棄勞工哲學；不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陷入涉及蘇聯、中國或者任何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爭論；重新發掘美國傳統，特別是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承諾以及平等和團結，反對大公司在美國生活所有方面的統治；支持國外的民主自由運動，但不支持任何具體形式的政府——這些只是簡要的指導性原則，它們成為《左派研究》的綱領。
這一項目歷時七年，以提綱挈領的方法對美國歷史和現代政治進行的一次具體的考察。維因斯坦擔任領導，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幾乎為雜誌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錢，另外也因為他對威廉斯和米爾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則最忠誠。在他所研究的美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領域裡，他採用了這些思想來研究歷史上團結的和分裂的左派：選舉與直接行動，蘇聯的問題，階級與區域政治，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改革鬥爭，群眾黨與先鋒黨。雖然他以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也許正因為此，他發現左派右派對戴伯斯黨的背叛導致了美國左派的失敗。態度堅決地抨擊戰前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確實，從一開始，《左派研究》就試圖在美國重建一個多傾向的社會主義團體，以便能夠成功地爭取到選區席位，為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業以及公民權利和其他社會運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語境中，美國左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想恢復列寧主義，使列寧主義人道化；而另一派則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來取代它。威廉斯一米爾斯一線因斯坦的立場似乎是一個嚴肅而又站得住腳的選擇。
在最早的幾期裡，斯克拉寫了一些關於威爾遜時代的精彩文章。在這些文章裡，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義的根源。斯克拉認為作為對公司經濟活動的規範，這些改革表達的決不是大眾對資本的權力，相反，它是國家和大企業重新結合的信號。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由國家操縱的州際貿易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是競爭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領域壟斷進程的手段，其結果不會出現更多的大眾權力，相反，只會更少。
威廉斯、科爾克（Gabriel Kolko）和維因斯坦等作家合寫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國家》（1966）發展了斯克拉社會福利政策的觀點，形成了美國20世紀的新觀念。「共同自由主義」可能成為60年代美國歷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信條。此外，20世紀的平民黨、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團體不是有意無意地被當成客觀的社團主義者就是被斥之為受到嚴重誤導，拒絕明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代替社團政治。通過顯示社團本身也需要改革——雖然這一點已被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誇張——新左派歷史學家還希望說明人民陣線政治毫無意義，而共產主義者卻根據這種政治認為民主黨可以成為社會主義者切實可行的政治舞台。因為，舉例說，如果新政只是脫離軌道的極端主義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麼，30年代共產黨的成功無疑是社團自由主義的左的面孔。斯克拉和威廉斯為傳統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戰摧毀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產黨受到了來自斯大林主義的致命傷害之前，共產黨一直是一支推動社會進步的英雄的、強有力的力量。他們認為就算可以無視共產主義對工業聯盟的貢獻，那麼不管工業聯盟是否從工人的觀點中獲益，它都與社會主義的觀點毫不相干。《左派研究》並沒有走得很遠，並沒有對勞工哲學進行抨擊，因為它的大多數編輯仍然相信工人階級的主導作用。但是，儘管它們經常罷工，經常與個別僱主發生糾紛，它確實認為美國工會是社團自由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對手。
在維因斯坦到東部去了以後，因為大部分的編輯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裡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克桑達爾（Lee Baxandall）以及海倫·克萊莫（Helen Kramer）開始尋找新的編輯。在他們到達後沒多久，《左派研究》組織了一個歡迎會，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後期，當我還是紐約一個中學活動組織者的時候就認識維因斯坦了。我是立足於東北地區的石油、化工和汽車工人的國際代表。他邀請我加入《左派研究》編委會，我答應了。在那之後的三年時間裡，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編委會的活躍分子。吉恩·基諾維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編委會；同年，美國作家諾姆·伏魯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們的聘請，他在英格蘭居住時曾是《新左派評論》的編委。此外還有作家兼批評家、伏魯西特的大學朋友阿蘭·楚茲（Alan Cheuse）。此時的海登呆在紐瓦克，歷史學家林德則剛剛離開了耶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