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阿倫奧維治
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產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絕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儘管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脫年代的頭幾年仍然浸染著50年代的文化氣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樂進入城市之後，搖滾樂的音樂形式便出現了，但是迪倫（Dylan）仍然彈奏著無電聲放大的吉它，而甲殼蟲樂隊在音樂舞台上還幾乎沒有蹤跡。那個時代的「高雅」文化繼續散發著現代的真誠和文學的激情。聚集在雪松、白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裡的報頭士們基本上還不能夠被郊區的人們所接受，他們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來的力量經常被認為是他們的音樂與眾不同的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強烈地指斥一個社會把其優秀分子變為麻木無能的人，而有著嚴重俄狄浦斯情緒的凱魯亞克（JaCkKerouac）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取代麻省的洛維爾，於是重新回到母親的身邊。霍姆斯創作了《走開！》，隨即就隱身於大學校園教書去了。與50年代後期為數眾多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作品一樣，他的作品只是輝耀一時的燭光，而不是能夠引發一場運動的持久的火焰，事實上，經歷了「垮掉派運動」，只有凱魯亞克、金斯堡，以及舊金山市的佛淋蓋梯還依然活躍，他們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了；到了50年代後期，他們的反叛精神已經退化為一切失敗了的浪漫主義的政治和藝術所共有的那種玩世不恭、驚世駭俗的特徵。
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評思想的重要雜誌，雖然雜誌的代表人物放棄了這份刊物，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家取而代之已經相當久了。在這些新進作家的腦海裡，賈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費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開創的傳統已經模糊不清了，他們這一代人更偏愛特裡林那以「真實性和真誠為精髓的美學。特裡林美學的這一精髓已經脫離了獻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雜誌創辦人在政治上的激進。
1962年前，我經常出入於白馬酒吧，在那兒，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飯桌旁。當時，他笑聽著布倫丹·貝汗酒醉後講的故事和知識階層的政治難民們之間熱烈的交談，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了。儘管50年代壩區的難民大批地離去，但我們這些人仍然留在這些城市裡，有的為服裝工人聯合會工作。那時，這個工人聯合會正想通過吸收熱烈而激進的年輕人來使自己重新活躍起來。前社會黨革命派領袖、現任聯合會培訓協會會長泰勒（Gus Tyler）在那時就已經值得工人領袖們現在仍然沒有明白的道理：領導者脫離了群眾，就談不上發動群眾起來鬥爭。泰勒的試驗，也許可以稱之為約翰·劉易斯主義（JohnjL．Lewisism），在冷戰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失敗了。激進的煽動者如塞達瑞斯、布魯姆沃爾克等人大多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完全不願意進行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除非領導者允許他們發動產業工人中那些正在壯大卻沒有組織起來的部分進行階級鬥爭。他們還不瞭解合作的精神已經在工會領導者的心裡紮下了很，實際上，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用來挽救工業使其免於崩潰的實際方法。
塞達瑞斯為把僵化的國際婦女工人聯合會（IL－GWU）引入一個有組織的主動出擊、進行鬥爭的運動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後的結果卻令他感到沮喪，不過，他為自己傑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個宣洩口。他與幾個同事組成了工會代表聯合會（FOUR），不走發動群眾的道路，從而使積極分子的概念長期從工會的詞語中消失。這使在工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異常震驚。塞達瑞斯認為，如果一個工會失去了階級鬥爭的理想甚至於不再有對新社會的憧憬，那麼它至少應該能夠向它的幹部支付一份還過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環境。今天，「會中之會」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厭煩了的廣大工會官員的注意力。許多國際工會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談判。當然，服裝工人聯合會仍然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由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會代表們組成的工會領導核心堅持自我犧牲的原則。
培訓協會被解散了，但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進青年中最具獻身精神的人加入，工會不能指望再度成為美國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許會有人認為，60年代出現的新的社會運動，因其在一種雙重意義上背離了密爾斯（C．Wrisht Mills）所說的勞工形而上學（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勞工運動視為全球社會變革的閃電律；在與資本進行鬥爭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勞動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義思想勾畫出他們的希望。
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裡推推搡搡地走動著。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誌《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這次轉向右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並不隨波逐流。他們試圖與歐文·克利斯托爾派、錫德尼·胡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離，對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現一勞永逸地證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現的革命社會主義都優越。例如，有一個小團體團結在《持不同政見者》（Dissent）周圍，這份刊物是歐文·豪（IrvingHOwe）和劉易斯·寇澤（Lewis Coser）於1952年創辦的。還有一個更小的團體跟隨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幟下，這是朱利葉斯·雅各布森為在知識分子中保留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聲音而作出的嘗試。從一種角度看，豪與正在從先前激進的知識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數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斷：不管資本主義多麼可怕，斯大林主義以及東歐都代表著一種更糟的選擇。但是，豪仍堅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剝削和極權主義的對立中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他的同齡人則在一種有組織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們的信仰。
國際共運發生了後斯大林危機，緊接著，美國共產黨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魯曉夫（Khrushchev）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報告，之後，這一危機變得更加嚴重了。當時，由於認識到政治鎮壓是法西斯主義的預演，美國共產黨實際上已轉入了地下，因此，相對地說，美國激進青年多未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產黨，但仍為其保守和謹慎的行事態度而憂慮。黨內的爭論和隨後斯大林罪行的公之於眾使我們的心情無法平靜，黨內左派明明白白的錯誤也讓我們大為震驚。我們非常渴望與某些激進勢力有聯繫，但並不想加入美國共產黨，特別是因為黨的右翼已被和平主義者馬斯特（AJ．Muste）關於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組建政黨的呼籲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幾個夜晚，我乘船渡過哈得沙河，去聽取各個托洛茨基派別中左翼的意見。被稱為右派的共產黨領導人同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個新左派的前景展開了討論。他們討論了與蘇聯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保持獨立的必要性，在社會主義原則下不斷堅持民主權利的必要性，在群眾鬥爭的基礎上不斷努力以圖重新活躍勞工運動的必要性，也討論了對迅速發展的和平運動進行強有力干預的必要性。自從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敗了的競選中吸納了禁止核試驗的原則以後，和平運動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與總書記尤金·丹尼斯的中間派曾經結成聯盟阻礙過共產黨民主化改革的實現，因而在民主社會主義者中間引發了一場是否同少數有改革思想的共產主義者保持關係的爭論。同時，1959年，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工業民主聯盟認為到了該對塗於癱瘓的學生組織進行重組，使其恢復組織活動的時候了，於是請聯盟在密歇根大學的分會負責這一任務。作為一個團結的口號，「工業民主」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這是那個時代的併發症。學生領袖哈伯和湯姆·海登因此堅持這一組織中的學生社團的名稱應該改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他們二人與工業民主聯盟的主席麥克爾·哈靈頓所持政治觀點相同，但是堅持「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常委們都應該更保守一點。我第一次在白馬酒吧見到哈靈頓時，他正處於文學的新托洛茨基階段。他的文學批評比他的政治榮文更有名氣。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見者》中，他的觀點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相信能夠在工人社會權利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勞工黨的組織。他支持其組織中廣泛存在的「第三陣營」社會主義獨立聯盟的立場，而不是親西方路線的《持不同政見者》。
作為一個受到以前人民陣線影響的工會分子和民主黨積極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與哈靈頓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爭論過後來導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與哈靈頓一豪的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的有關問題：我的觀點是，勞動人民和工會主義者除了在民主黨內部尋求改革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反腐敗引發了對黨綱和黨章進行改革的運動，運動的多樣性以及50年代後期的和平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為新聯盟的產生提供了機會。新聯盟起碼要經受得住黨內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戰。當時哈靈頓持傳統的第2方立場，在世紀之交就已被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者接受。助年代的後期，哈靈頓的思想又改變了，但他不久便發現，新的激進派在他和豪離開的地方又振作起來。
因為紐約是一個民主的大本營，紐約的民主黨員們更為關注的是黨內的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擊敗共和黨的問題。在初選階段而不是在大選階段，意識形態和權力就受到了質疑。由一些工會活動分子（主要是服裝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師組成的自由黨早就失去了權力平衡的作用，變得無足輕重了。在1954年大選的災難性表現之後，美國勞工黨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積極分子現在已經加入了改革民主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的主要問題是它能否成為一個大眾自由黨，也就是說，在制定黨的政策方面，它能否發動起職業的選民來。
這些就是這架政治機器的最後歲月，它既是一種文化的形式，也是結構更加嚴謹的政治權力。這架機器建立在機構資助的基礎上，公民就業的社會服務系統的引人，社會總體服務系統的職業化，都使這些資助機構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於此，戰後，工人階級和中下層人民以及這架機器的選民基地越來越郊區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匯一百零八街的一家老式的愛爾蘭酒吧裡用晚餐的時候，發現酒吧提供日本飯食，卻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這是上西區的人開始向郊區移動的一個早期現象。同樣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只是藝術家們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納了後來民主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擁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爾德，費爾柴爾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記者；艾德·考什，一個擁有極大政治野心的律師；薩拉·斯科思考夫，一個年輕的職業政治家，我還是青年民主黨的領導人的時候，在新澤西州的伊塞克斯縣史蒂文森的競選活動中見到過她。
約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裡面工作過。這裡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眾注意有著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眾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只有在面對廣大聽眾的時候，他的言辭才會激烈起來。在約克維勒的萊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們是經由他的姐夫比爾·努周介紹認識的。比爾·努周是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的一名官員，他也曾一度榮耀過，在50年代後期出任過這一命運不佳的兄弟會的主席。他實際上已成為紐約勞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該會沒有放棄工會運動，但現在他只是兄弟會在當地的一個業務代理。努周要求我為雷恩進入州議會出一份力，雖然我當時住在新澤西的紐瓦克，但我還是答應了他。現任民主黨領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為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左翼黨失勢之後跟隨著愛爾蘭和意大利高政治家的東哈萊姆地區波多黎各選民開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馬克·雷恩由於為貧窮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贏得了聲譽。
雷思後來在立法界度過了短暫而有光彩的一段時間，也因此成為引人爭議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績就是揭露共和黨議會發言人卡利奧和一幫商人為掩蓋醜聞而制定的非法計劃。那個醜聞後來導致卡利奧下一次選舉失敗，而雷恩本人則一躍成為推行廉潔政府的政治家和和平運動活動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內的支持者舉行小規模的會議，以決定他是否應該尋求第十九選區改革民主黨的提名。這個選區是「U」形，開始於西區，接著在巴特雷彎過來，最後到達下東區。裡奧納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這是在幾近傳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薩皮奧（Carmine De Sapio）領導下，仍然強有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的一個產物。法布斯特恩並不比紐約議會代表團中其他議員更差。他在這架政治機器之外的政治基礎是下東區十分傳統的猶太社會。但這一曾經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於人員向郊外和向布魯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湧入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擊敗了薩皮奧本人，第一次贏得了西區大多數俱樂部的控制權。其他嚴重的挑戰在切爾西（Chelsea）地區加劇。在這一地區，新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負責的合作機構正在取代碼頭的貧民窟。為了同法布斯特思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須完成改革運動，雖然在阿爾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張改革的立法者，但他還不是這一地區的居民，該地區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請我做他的競選經紀人。我們一起進入了一個較上層的權力圈子，這個圈子裡有那時還沒有著穿競選的哈靈頓，剛剛宣佈參加議會競選的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還有曾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組織中做過頭頭、現在在約克維勒民主黨的俱樂部裡表現活躍的沃勒斯特恩。從一開始，雷恩就被指控為是外鄉人，身邊都是一幫來自外地的政治投機者。但是，他的競選活動受挫是由於另一個也許是更致命的弱點：他總是為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一個組織去戰鬥，這些問題對他來說，如果不是全不相干，也是次要的。因為改革運動是一種反體制的聯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黨內的腐敗現象，這些腐敗現象主要是指接受資助方面。簡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種適用於專眾人士億社會極分，以確保被選舉出來的官員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最優秀的人士會得到這些工作。在這些問題上，雷恩說得很響亮，但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過多地注意了那些推舉候選人的人。他以對公共問題的關注參選，雖然在一開始議會競選的時候，他不得不廣泛地使用反腐敗的主題。1962年春，我們試圖通過提出加強美國對越南的干涉，不斷提高對貧窮的關注，以及改善本區擺展居住條件和工作狀況的重要性等問題來猛烈攻擊那些改革派。事實上，在競選的最後，所有候選人都對霍恩翩綱領作出反應，認為越南問題是令人費解的，不正常的。不過，就運動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紐約、伊裡游、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黨顯然是站在黨的自由派的立場上，但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控制的問題，而越南問題、核武器和公民權利與該宗旨並無多大關係。另一方面，雷恩認為議會是制定國家政策的地方，程序問題使他毫無耐心。
改革運動是美國政治新風格的一個早在體現，大批中層職業人士和小工商業者參加了史蒂文森的競選運動，這使民主黨成為一個群眾組織，成為一個超越領導人聯盟的勞工、黑人、職業政治家和一部分資本家的群眾組織第一次有了可能。在這裡，中心問題是純潔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權利和經濟公平，雖然，毫無疑問，運動會成為解決這些傳統問題的手段。實際上，這一新的政治階層的一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勝利就是其典範人物，來自南達科他的歷史教師喬治·麥克高文（George McGovern）獲得了總統提名，成為政治家。
雷恩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失敗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議會的席位。他的以經濟公正問題至上為基點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台。後來，他通過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無休止地秘密調查這種相當古怪的方式重新進入了60年代的話語中。
整個60年代，我都與伊夫林·利奧普爾德（EvelynLeopold）保持著友誼。雷恩競選的時候，他正在參加考什競選的那些主要的活動。考什是代表村獨立民主黨參加競選的，當時，伊什林與數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住在西區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編輯道格拉斯大學學報的時候遇見他們的。海登那時是《密歇根日報》的編輯，正組織大學學報的編輯們爭取公民權利。我第一次來到二十一街，是漢伯接待了我。他是當地居民，現在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負責人。他身上沾滿了油墨，哈靈頓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視為有經驗可信賴的顧問一類的人物。與他的妻子凱西（Casey）住在公寓裡的海登和哈靈頓一樣是有著愛爾蘭天主教背景的中產階級的半西方人。像哈靈頓一樣，他舉例說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帶出教堂，但卻不能把教堂從孩子心中帶走」。
湯姆和艾爾那時正在為這個相對年輕而又規模很小的組織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這個會議將於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倫港舉行。湯姆負責起車組織的政治宣言。他剛從南部旅行回來，在那裡的一次公民權利的遊行示威中，他被當眾好揍一頓，這使他有資格成為一個家生命投人冒險的人。作為第一任「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主席，他顯然是最知名也許還是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但他決不是唯一的一個。他使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運動體現了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參加這一運動的大多數人都來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這樣的大學校園裡。「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聖誕節和夏季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其他時間人們通過信件、電話和兩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的校園訪問來保持聯繫。由於它的一些成員也是那時很有實力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重要活動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學裡的重要政治家、編輯，所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變得非常引人注目。儘管它在數量上還無足輕重，但還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就公民權利問題組織了有成效的幹部會議。它成為不斷發展的大學改革運動，特別是學生爭取參與校園決策的鬥爭的一個真正講壇。它也為學生和平運動提供了契機，有助於學生和平聯合會的成立。
當時，我可能誤解了民主改革運動，但是，我不會弄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道德至高無上的信條。這是60年代意識形態的主旨最為清楚的表達：力圖讓生活充滿一種現世的精神和道德內容，賦予日常生活以個人意義和目的。
改革民主黨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都相信他們自己是新的歷史的主體。學生作為黑人或作為一個新的階級的他信條只不過是這一代人把自己與舊的勞工哲學區分開來，宣佈自己有能力來命名那壓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種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資料，後由海登寫成的《休倫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個自由爭論的輪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強調了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後的一代，這一代不僅為自己擁有最優秀的頭腦而驕傲，而且也宣稱自己具有的主體性。
「參與民主」，為「人民」而奮鬥以「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這一目標明確地反映了他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些太年輕而又遠離直接權力的學生無法擔當民主改革的選舉大任，但是他們痛罵那些現存的機構。這是一個用他們自己的機構來取代原有的控制機構制度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改革只是在取消現存政治權力的範圍內才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實際上已經和伊夫林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們從辦公室下班回家，我從工會回來，我們會馬上投入到關於勞工運動、公民權利、民主黨和肯尼迪政府的長時間討論中去。作為一個相對弱小的政治團體，他們承認他們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尋找同盟軍。海登試圖從瓦爾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聯合汽車工會（UAW）得到資助，於是他去了底特律與他會面。但是，儘管讓學生組織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漢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鮑伯·羅斯（BOb R。88）和其他人並沒有討好工會和自由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相信勞工黨和自由黨的聯合在美國的政治中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確實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屬於過去的力量，應該被廢除掉。通過妥協和尋求暫時的聯盟，他們確實在尋找一種可選擇的方式來促使美國進入一個民主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