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亞洲奇跡也有其陰暗面：與經濟繁榮攜手同行的是腐敗、政治壓迫、可怕的環境破壞，以及對無法律保護的職工（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常常是毫無節制的剝削。例如耐克：這種昂貴的運動鞋在歐洲和美國售價達150美元，在印度尼西亞，有大約12萬男女工人在這家康采恩的聯營企業中縫製和沖壓這種鞋，他們的日工資還不到3美元。這即使對印度尼西亞的國情而言也是不足以餬口的工資，但是它卻符合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個最低工資標準適用於該國8000萬勞動力中半數以上的工人。為了保持這一優勢，30年來一直執政的獨裁者蘇哈托的軍政府把一切工人抗議活動都扼殺在萌芽狀態。例如，當印尼西冷市22歲的耐克鞋廠工人通裡斯·西圖莫朗於1995年秋動員他的同事們罷工的時候，當地的軍人立即把他關進廠區內的一個儲藏室囚禁了7天，並且審訊了他一晝夜。他後來總算獲釋，只是失去了他的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如兩位全國知名的工會女會員蘇吉亞蒂和馬爾西納，則為自己的勇敢獻出了生命。人們在她們試圖組織裡工的工廠的廢料堆裡，發現了她們被嚴刑拷打摧殘得血肉們的護照。
在中國，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借助中外合資企業確保自己參與這個中央帝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爆炸式的發展，目前這種中外合資企業已經超過15萬家，其中許多企業甚至更加肆無忌憚地對待自己的工人。在100多萬女工中，有許多人不得不在她們的工作台前從事縫紉、沖壓或者包裝工作每天長達15個小時，需要時甚至更長。一家地方報紙寫道，「人們被迫像機器一樣工作」。女工們進廠時常常不得不繳納數額相當於好幾個月工資的抵押金，如果她們違背企業主管的意願離開公司，她們就拿不回這筆抵押金。夜裡她們被圈在擁擠不堪的宿舍裡，宿舍門通常被鎖上，一旦發生火災這裡就變成了死亡陷阱。甚至連北京中央政府都承認，勞動保護法被置若罔聞，1993年僅6個月之內就發生了11000多起工傷死亡事故和28000多起火災。而與此同時，當局卻以中國工人階級的名義禁止任何抵抗，尤其是在為外國技資者設立的經濟特區內。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1996年6月報告說，「凡是抱怨或者試圖建立工會的人，通常立即被判處關3年勞動營，目前有幾百名工會會員正在坐牢」。
面對東亞國家進軍搶佔世界市場份額的這種——按西方國家的標準——不可接受的做法，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卻持令人吃驚的克制態度。西歐國家的政府首腦們最近一次表演對問題故意視而不見是在1996年3月初，當時他們正在曼谷與8個居領先地位的亞洲國家的政府首腦為促進相互間的經濟關係而舉行會晤。當演講人一個接一個地在會議中心呼籲各國相互理解的時候，100多個群眾組織的代表在一個與之相對抗的代表會議上抗議亞洲工廠中非人的勞動條件。與此同時，五萬多名泰國人在自己的政府首腦的駐地前建起一片帳篷營地舉行示威，反對本國不斷增長的財富的不平等分配。但是在公開場合，任何一位歐洲貴賓對此都未置一詞，相反，德國總理同英國首相一樣，寧願在幕後的會談中熱心地為那些仍在使用德國的或英國的名義的康采恩爭取大宗訂貨。與此同時，戴姆勒一奔馳公司董事長於爾根·施倫普通過傳媒宣稱，德國必須準備「向亞洲學習」，而德國工商業代表大會則提出了一份研究報告，其中讚揚了印度尼西亞專制制度的「政治穩定」和「特別好的投資條件」。
這一類蠢話傳遞著一個後果嚴重的信息：只要有利於世界經濟，環境和健康保護、民主和人權都應該放棄。對此，國際工會組織工會咨詢委員會，即設在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僱員代表機構的秘書長約翰·埃文斯告誡人們，「我們絕不能容許把獨裁政權視為取得經濟成功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主政體中才能夠對收益的分配進行爭論。」因此同世界各國的絕大多數工會會員一樣，埃文斯很久以來一直堅決主張，以對有關國家實行貿易制裁來懲罰違反人權和環境標準的行為。
借助工會支持當選的比爾·克林頓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形式上甚至也接受了這一要求。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結束時，美國代表主張把一個社會附加條款和一個環境附加條款列入世界貿易組織協定。據此，那些可以證實是在違反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最低標準的條件下生產其出口產品的國家，應在世界貿易組織中被起訴，必要時應處以懲罰性關稅。然而，反對上述附加條款的木僅是那些有可能受到指控的國家。它們的反對本來應該是可以被克服的，因為由於新協定排除了許多從前的保護性關稅和貿易障礙，這些國家不得不由於新協定而失去許多。這項動議首先是由於歐盟國家而遭到失敗的，歐盟各國——除了法國以外——全都對這項動儀表示反對。該計劃尤其在德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那裡遭到了嚴厲的拒絕，正如法國報紙他界報《外交月刊》尖刻的評論那樣，在這些國家，「人們相信自由貿易就像孩子們相信聖誕老人一樣」。因此，儘管談判總計延續了7年多的時間，人們最終未能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施一項全世界適用的貿易法規。
儘管如此，反對人們所要求的遵守最低標準，並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主要標準，如禁止使用童工和強制勞動、禁止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以及保障工會自由等等，本來就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早已批准的那些聯合國公約的組成部分。以貿易制裁相威脅只不過是要賦予這些已生效的條約以強制手段罷了。與此相反，持異議者如德國聯邦經濟部長京特。雷克斯羅特或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魯傑羅卻宣稱，如果在世界貿易中實施社會規則，「新貿易保護主義就有可能通過後門溜進來」。富裕國家就可以在社會問題的借口下設法擺脫來自南方國家的廉價品的競爭。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日內瓦談判中也以同樣的理由論證道，如果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列入社會附加條款，只會再次拒絕讓南方的窮人分享富裕。
但是這一論據充其量只具有宣傳的價值，出自歐洲政治家之口則近乎偽善。當事關有影響的聯合會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的時候，歐盟委員會和歐盟各國政府是不會在其貿易政策方面持矜持態度的。只要歐洲的企業還沒有及時在低工資地區為自己搞到一塊生產基地，該委員會迄今為止一直是根據提出起訴的行業聯合會的申請徵收嚴厲的反傾銷關稅，特別是對來自亞洲的進口商品。從中國產的滾珠軸承到韓國產的攝像機，直到俄國產的基本化學藥品，布魯塞爾的貿易監管者們在世界貿易組織締約後仍對100多種產品實行這種懲罰性關稅，其令人難以相信的理由是，供貨商為了不正當地贏得市場份額，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出售商品。與此相比，實施社會的和生態的最低標準絕不是什麼原則上的新東西，它所涉及的只是公平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或深受環境污染之苦的居民。那裡的執政者們斷言，工會自由或者禁止使用童工將會使窮人更窮，這是十足的謊言。情況恰恰相反，如果說他們的貿易收益將會受到威脅的話，那麼這恰恰是因為這些南方非民主的精英們最終將被迫讓更廣泛的居民階層分享本國的經濟成就。此外，如果把確認違反人權行為的工作委託給聯合國組織的有關主管機構去做，那就能輕而易舉地防止人們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社會附加條款的基礎上保護主義地濫用進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