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獨裁政權實行貿易制裁是合理的和公正的，但這對於減輕來自南方的競爭壓力卻沒有多大幫助。許多工會人士希望以此來阻止工資降低和失業，這種希望是虛幻的。低工資國家的成本優勢所憑借的不僅僅是不講社會福利的企業和政府官員的政治壓迫或剝削手法。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數量相對較少，它們的出口增長主要是由於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在住房和食品保持低價格的情況下，居民對自己的收入提出的要求也較低。此外，這些資本主義的新興國家至今不必實行社會保險，因為它們的家庭結構幾乎還是完整無損的。當亞洲的政治家們被問及疾病和老年的問題時，他們通常的回答是「我們的社會福利體系是家庭」。更多地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這些新興國家的貨幣傾銷，它使這些國家的出口商品極其便宜。因此，即使西門子公司設在馬來西亞的芯片廠不得不向它的流水線女工每月支付700馬克的工資，而且該國有自由工會，這家工廠仍然還是有利可圖的。即使把最低工資提高一倍，在印度尼西亞和斯里蘭卡生產耐克牌運動鞋也還是值得的。遵守最低標準是必要的，它將在南方培植更多的社會公正，但是人們卻不大可能以此確保北方的工作崗位或者在北方創造新的工作崗位。
因此，許多遵循本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的法國經濟學家要求有針對性地使用貿易稅。如巴黎政府的經濟顧問熱拉爾·拉費建議，對亞洲的出口商徵收反傾銷稅，稅額至少要能補償出口國人為的幣值低估。但是這筆關稅收入不應流入國庫，而應當以歐洲貨幣結算劃入相應的出口商的帳戶。這些亞洲的出口商可以把這筆錢用作向本國進口歐洲商品的資金，這樣就能在貿易和匯率方面建立起一種較好的平衡。此建議雖然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實行起來卻是很困難的。在確定稅額的時候，任意獨斷恐怕將暢行無阻。誰也無法客觀地判定，何種補償是公正的，以及這樣做是否事實上封鎖了有關國家通向北方市場的通道，而這些國家為自身的發展正迫切地依賴著這條通道。
再者說，阻擋低工資國家的競爭，是否能從根本上阻止發達國家勞動力的急劇貶值，這也是成問題的。毫無疑問，來自東方和遠東的日益增長的進在工業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中造成了損失。在制鞋工業和紡織工業中，在計算機技術、精密機械和類似的部門中，歐洲、北美和日本這經濟三強中的所有國家的工作崗位都受到了損失，而世界經濟的後起之秀卻得到了好處。因此而降低的主要是對非技術性勞動和機械的流水線勞動的需求。英國經濟學家阿德裡安·伍德在一份依據經驗材料寫成的長篇研究報告中證實，自1980年以來，由於同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日益擴大，經濟三強各國的工業的勞動供給平均減少了15％。
但是，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計算，這種發展趨勢迄今為止對於絕大多數北方富裕國家來說一直是賺錢的買賣。因為隨著進口的增長，新興國家在其買主那裡的採購也在同時增長。從工廠設備到通訊衛星，它們最終不得不購買一切它們自己現在還生產不了的東西。在這一方面，沒有哪一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比德國更成功。迄今為止，這個地處歐洲心臟的經濟巨人，按相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計算，是世界上出口最強勁的國家。聯邦共和國不僅在同東南亞，而且在同中歐新市場經濟國家的交換中甚至達到了出超。不過大部分出口盈利都落在了資本密集型和科技導向型行業的帳上，如機器和設備製造、化學、電氣工程和精密技術等行業。
這一轉變是勞動危機的最重要的原因。絕大多數德國企業，此外還有法國的或日本的企業，由於全球化而賺了大錢。只是它們從其收入中支付給本國勞動力的份額在不斷縮減。不是總的富裕程度降低了，而只是工資所佔的比例，即經濟成就分攤在工資和薪金上的份額減少了。甚至在直到前不久還在考慮平衡問題的德國，工資所佔的份額自1982年以來也下降了10％。與此同時，工資總額在各個不同的職業群體中分配不均的狀況加劇了。難以替代的專業人才或者掌握特殊技能的服務業從業者幾乎不受國際競爭的影響，他們肯定還可以指望增加薪水。大多數其餘的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未經過培訓D的非熟練工人，工資收入則逐漸下降。
然而，這一進程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與亞洲或中歐的新工業化國家有關。對勞動力市場的巨大衝擊主要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相互間的迅速聯合造成的。即使在90年代，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跨國投資是在該國家集團內部進行的。雖然北方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所增加，但是這種資本轉移半數以上是用於開採原料或者建立服務性企業，如飯店或者銀行，因此與勞動力轉移關係不大。而增長更快的首先是富國之間的跨國的企業買賣和投資。從1992年至1995年，投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每年將近550億美元增加到970億美元，而在同一時期，這些康采恩投向經合組織國家的直接投資則從每年大約1110億美元提高到了2160億美元。同樣，這個富國俱樂部所開展的繁榮興旺的世界貿易，絕大部分也仍舊是在它的成員國之間進行的。
這些數據表明，經合組織國家間的資本聯合和貿易聯合已達到了何種規模。隨之而來的富裕國家自己相互間競爭的加劇，導致若干年來勞動生產率總的來講比經濟成就增長得更快。在競爭中加速實行的技術變革，越來越多地使勞動變得過剩。造成失業和工資降低的罪魁禍首不是南方和東方的廉價工人。他們充其量不過是使經合組織範圍內的合理化和降低勞務費用的螺旋繼續進行下去的工具和潤滑劑。
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用大量的研究著作填滿了所有的圖書館，這些著作試圖證明，引起就業危機的只是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的進步，而不是跨國的聯合和競爭。然而這種區分是純粹學究式的。在現實世界中，這兩種現象是不可分割地彼此結合在一起的，因為只有全球性的緊密聯繫才使得技術進步具有了那種今天能把數以百萬計的人排擠到社會邊緣的決定性力量。但是，要抗拒這種發展趨勢，設置貿易障礙和實行防禦性關稅恐怕是個拙劣的武器，只要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僅僅是針對著低工資國家的。只有當一個國家同時也阻擋來自其他發達國家的競爭的時候，它才能重建自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但是，為此它將失去自己所有的出口市場，因為競爭對手們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一種製造混亂的戰略。而相反的結構變化的代價又將是巨大的財富損失，儘管就業率較高。
經濟學家和經濟賢人們在一切場合總是告誡說，富國的國民將來必須自我克制，因為到處都有新的廉價勞動力大軍湧入市場，而同時他們卻隱瞞並且諱言，富國的總生產效益一如既往地在增長。所投入的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也在以同樣的甚至更快的速度遞增。因此絕不能說是窮國奪走了富國的富裕。
恰恰相反，正確的說法應當是：是那些北方和南方的特權者，即富有的有產者、資本所有者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獲取了經濟全球化在犧牲其餘居民的利益的情況下給他們帶來的在全世界範圍生產的——和日益增長的——財富的越來越大的份額。聯邦銀行關於個人收入來源的統計反映出，這一發展趨勢同樣也早就席捲了德國，儘管德國迄今為止一直存在著強大的工會和高額的社會福利費撥款。在西德，到1978年還有54％的可支配收入分攤在工資和薪金上。其餘的部分一半用作利息和利潤收入，一半用來支付養老金和社會福利費用。16年後，實際工資和薪金所佔的份額降到了僅剩45％。因為現在已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國民收入被用來支付有價證券利息和企業利潤的受益者的非勞動所得。
因此就不難理解，隨著世界的經濟一體化而發生的種種衝突，恰好都與分配鬥爭有關，而這種分配鬥爭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吃驚，即市場神話的信徒們直到現在還總是能面對他們自己和廣大公眾否認這個簡單的真理。例如在德國，該國圍繞經濟基地問題的爭論顯得越來越荒誕不經，並產生出極其錯誤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