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喜歡來檳榔嶼已經很久了。海洋性氣候和肥沃的土地上個世紀就引來了美國殖民者，他們在泰國一馬來西亞的西海岸前方的這個島嶼上建立了一個據點。該島首府喬治市今天也仍然繁華熱鬧。不過吸引外國人的已不再是種植園的熱帶水果貿易或旅遊觀光勝地。來自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淺色皮膚的客人們仍然還是在機場到港大廳的隨機行李輸送帶旁擠作一團。檳榔嶼的新魅力在於它的工業區。得克薩斯儀表公司、日立、英特爾、西蓋特和體利特·帕卡德等大公司都以巨大的招牌表明，沒有一家大電子康采恩能允許這裡沒有自己的工廠。馬來西亞太自豪地把這個他們從前當作浴場的島嶼稱作「硅島」，島上的工廠使這個東南亞國家上升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產品出口國，並且已經為30萬人提供了工作。
檳榔嶼只是這個從前的農業國25年來所經歷的這場經濟革命的許多令人驚訝的標誌之一。馬來西亞早已不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從1970年以來，國民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8％，工業生產的增長甚至超過10％。工業中的就業者今天已不再是只佔全體就業者的5％，而是佔到了25％，工業生產的產值已佔到整個經濟總產值的1／3。從1987年到1995年，這個2000萬人口的國家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達到一年4000美元。如果政府的計劃順利實現的話，到2020年，人均收入將再增加4倍，從而達到美國的水平。
正在引人注目地趕超上來跨入富裕地區行列的不僅僅是馬來西亞。南朝鮮、台灣、新加坡和香港早就被稱作亞洲「虎」，早在五至十年以前就已經達到了馬來西亞現在的水平。泰國、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南方地區最終也逐個起飛，以取得完全類似的成就而被稱作「龍」。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和工業家們都讚揚亞洲的經濟奇跡，稱讚它可以作為榜樣，認為它生動地證明了存在著一條擺脫貧困和不發達狀態的市場經濟的出路。然而，亞洲的繁榮與絕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很少共同之處。遠東的這些新興國家和地區無例外地奉行一種在西方簡直是禁忌的戰略：在經濟發展的各個層面上實行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從雅加達到北京，這些在國家的領導下從事建設的龍擴充了各式各樣的手段，用這些手段把發展置於控制之下，而不是如墨西哥再次經歷的那樣，像羊一樣被人牽上國際競爭的屠宰凳。對它們來說，融入世界市場不是目的，而只是它們——小心謹慎和深思熟慮地——利用的一個手段。
在所有亞洲新興國家，經濟對外國開放都遵循日本人所發明的那種航空母艦原則。在所有那些計劃者認為本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實力太弱和打算保護就業的經濟部門，以高進口關稅和各種技術規定阻礙進口。相反，當局和政府以一切手段，從減免稅直到免費提供基礎設施，促進出口產品的生產。這一戰略的一個重要手段是操縱匯率。所有亞洲國家都模仿日本的榜樣，借助於貨幣發行銀行的貨幣出售，人為地使本國貨幣的對外價值保持在低於其國內實際購買力的水平上。因此，儘管東南亞的平均工資按其購買力測算至少相當於歐洲水平的八分之一，但是按匯率計算，其價值僅為西歐的四十分之一。
不僅金融市場上短期的資本流動受亞洲的經濟發展專家們的干預，而且跨國康采恩的直接投資也要承擔明確規定的義務。例如，馬來西亞有計劃地組織本國的國有公司和私人公司參加康采恩的分公司。這就確保了有越來越多的本地僱員掌握適應世界市場需要的專有技術。此外，為了提高本國居民的整體技能水平，所有國家都把很大的一部分國家預算用來投資建設一個有效率的教育體系。
如果這還不夠，就用關於許可證和專利權的附加協議來保證技術轉讓。此外，關於本國生產者在為世界市場的生產中應佔有多少份額的規定，考慮到了要使足夠的出口利潤留在國內並流入本國企業的建設。在這方面，馬來西亞最成功的汽車是質子牌汽車，它雖然是與三菱公司合資生產的，但是70％的零部件是在國內製造的。不顧經合組織國家的汽車康采恩的徒勞的抗議，印度尼西亞也同兩家韓國汽車公司一起奉行同樣的戰略。所有這些措施都服務於一個共同的目標：政府在經濟上保持獨立自主，並保證無論是本國資本還是外國資本，都去完成政治上既定的目標。誰不合作，誰就滾蛋。
成功證明亞洲的經濟計劃者們是正確的。幾乎所有東亞新興國家在當初起飛的時候，都是像墨西哥那樣充當單純的原料或零配件供應者，起著跨國康采恩的延長的工作台的作用。但是政府主管部門中的領導者們從未忽視過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國內經濟，他們只不過是用康采恩分公司的出口來為本國經濟籌集資金。他們逐漸創立了本國的半國有半私有的大企業，這些大企業現在甚至已躍身於世界市場。不僅韓國有其勢力強大的、被稱作「財團」的企業綜合集團，如現代集團或者三星集團，它們把從汽車、電子計算機到船舶的多個生產部門同時組合在一個康采恩內。就連其居民人口只有2000萬人的較小的馬來西亞。也已擁有6個跨國公司。其中最大的西姆·達比公司在21個國家中沒有200多家子公司，擁有5萬名僱員。它的股本價值已經超過了譬如亞洲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
因此，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絕非是遵循著一個唯一的、普遍適用的原則。當老牌的富裕國家鼓吹國家減少對經濟的干預，給市場力量以越來越大的活動空間的時候，新興國家卻反其道而行之。同一批康采恩戰略家，他們在美國或德國直言不諱地拒絕國家對其投資決策的任何干預，而在亞洲卻心甘情願地讓數以十億計的投資屈從於國家官僚們規定的條件，這些官僚們理直氣壯地把他們的工作稱作中央經濟計劃。在兩位數的增長率中獲取的利潤，打消了一切意識形態方面的保留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