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生產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神話
他默不作聲地坐在那裡，雙手握合在兩腿之間，緊抿著雙唇。墨西哥人赫蘇斯·岡薩雷斯恐怕從未想到過他會落到這步天地。他曾苦幹多年才取得了電工資格，終於在蓬勃發展的機動車輛工業中找到了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按時領取工資，並且似乎是有保障的。他的工廠為墨西哥的摩托車和拖拉機安裝減震器，那裡原來一切運轉正常。但是後來一切都崩潰了，首先是貨幣，然後是貿易，最後是國民經濟。他的公司倒閉了。現在這位30歲的拖家帶口的父親在墨西哥城中心喧鬧的聖何塞大街的人行道上打發日子。他坐在一個白鐵皮製的手工工具箱上，在一塊硬紙板上以潦草的字跡為自己打出「電工」的廣告，希望能接點零活兒干。他不再指望會有好日子。他說，這場危機「持續的時間將比我們料想的要長得多」。
赫蘇斯·岡薩雷斯的命運1996年在墨西哥屬於正常情況。在處於就業年齡的墨西哥人中，有半數人或者沒有工作，或者是在影子經濟中打零工。一年半以來，按居民人均計算的經濟效率下降。政治動亂、罷工和農民起義震撼著這個國家。而政府及其美國顧問們曾經計劃過的事情則完全不同。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三位不同的總統順從地遵循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的建議。他們使絕大部分國有工業企業私有化，為外國投資者清除障礙，降低進口關稅並使這個國家向國際金融體系開放。1993年墨西哥同美國和加拿大甚至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借助於該協定，這個國家將在十年內完全與北美市場融為一體。新自由黨人國際聯合會找到了一個模範學生。1994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終於接納墨西哥加入這個富國俱樂部，以此作為對墨西哥人的這條被誤認為可以作為榜樣的路線的獎勵。
乍看上去這個計劃似乎運轉正常。許多跨國康采恩開辦或者擴建了生產企業。出口每年增長6％、1982年還使該國陷入危機的國家預算中的外債在減少。此外，墨西哥還第一次經歷了雖然人數不多但是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的崛起，他們創辦新的企業並且繳納稅款。但是從這一奇跡中獲益的事實上只是少數經濟部門和一小部分居民。化學、電子和汽車行業中新的、生機勃勃的新興工業高度依賴進口，只提供了比較少的新工作崗位。從前國有的大工業落到了幾個大股東手裡。僅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個生產著一半國民總產值的公司帝國。與此同時，迅速向美國開放使重要的民族經濟部門遭受到美國的競爭。進口浪潮淹沒了這個國家，勞動密集型的中小工業屈服了。單是在機器製造業中，就有半數企業不得不關閉，在此前一向穩定的紡織行業情況也是如此。實際的經濟增長降到了人口增長率以下。被大力推行的農業資本化本該促進出口並幫助抵禦強大的美國競爭者，但是它卻產生了災難性的結果。數百萬墨西哥農業工人因採用機器而失去了工作，流入本來就已過分擁擠的城市。自1988年以來，進口的增長比出口的增長快4倍，使貿易逆差不斷增加，1994年達到的數額相當於所有其他拉美國家貿易逆差的總和。然而此時墨西哥的發展戰略已不能退回去了。為了取悅於選民和使進口貨價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國貨幣升值。此舉不僅扼殺了國內經濟，而且還將美國投資信託基金500多億美元的短期投資引進了這個國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後果產生了：靠借貸維持的繁榮土崩瓦解，比索貶值勢在必行。由於害怕受騙的美國投資者發怒以及害怕引發世界範圍的金融危機，華盛頓的財政部長魯賓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提供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緊急貸款（參見本書第三章 ：負有限責任的專制）。這雖然拯救了外國投資者，然而卻使墨西哥陷入了一場經濟災難。為了重新贏得國際市場的信任，埃內斯托·塞迪略總統命令他的國家繼續實行休克療法。實際上高於20％的年利率和政府開支的大幅度縮減引發了6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短短幾個月裡有15000家企業倒閉，300萬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購買力縮小了至少三分之一。
在進行了十年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之後，這個位於格蘭德河以南擁有上億人口的國家此時的處境比從前更糟。從南方薩帕塔人的農民游擊戰到無法償還急劇躥升的貸款利息的大約100萬有組織的中產階級人士，各種各樣的抗議運動在動搖著這個國家。女社會科學家和地域學專家安妮·胡夫施米特評價說，墨西哥仍然是一個門檻國家，不過它不是正要跨入富裕地區，而是「正處在邁向無政府狀態和內戰的門檻旁」。
因此總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場冒險，其結果即使對於北方強大的鄰國來說也是消極的。當美國的裝配廠最初遷移到南方的時候，克林頓政府還可以論證說，在美國的出口工業中，向墨西哥不斷增加的商品輸出在美國本土創造了25萬個新工作崗位。但是隨著經濟的衰退，墨西哥人對美國產品的需求也衰退了，1994年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順差變成了逆差。美國本土預期要增加的工作崗位成了泡影，反之，所有那些因在墨西哥使用廉價勞動力而降低了工資成本的公司的贏利卻增加了。比索貶值使許多美國康采恩，此外也使許多德國的和亞洲的汽車和電子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甚至還撈到了額外的好處。這些公司中的工作崗位為許多墨西哥家庭提供了生存基礎，但是它們彌補不了國內經濟的崩潰所造成的損失。因此墨西哥難民的人數再次上升，他們非法地並且常常是在冒險的情況下渡過格蘭德河，進入美國尋找活下去的機會，儘管同墨西哥締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嚴格地阻止這種遷移。
因此墨西哥的經驗揭示出，指望通過完全的市場實現富強奇跡是天真的幻想。一個欠發達的國家如果不目標明確地促進工業發展並通過關稅壁壘來保護自己，無論什麼時候它試圖與來自西方發達工業國的占壓倒優勢的競爭者較量，失敗都是可以預見的：自由貿易僅僅意味著實現強者的權利——不僅是在中美洲。
歐洲的墨西哥是土耳其。由於希望迅速推進現代化，安卡拉政府與歐洲聯盟締結了一項關於建立關稅聯盟的協議，該協議於1996年初生效。土耳其的工業家們期望通過這個協議把更多的產品出口到歐盟。然而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的現代化崇尚者同墨西哥人一樣，低估了開放給他們自己的市場帶來的後果。自從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按歐盟的條件輸入到土耳其以來，外國的廉價產品成了暢銷貨。半年之內土耳其的對外貿易結算表上就出現了巨額赤字。雖然出口增加了10％，但是進口卻增加了30％。出於對其受到威脅的外匯儲備的擔憂，伊斯蘭繁榮黨領導的新政府立即開徵6％的進口稅。但是按照與歐盟締結的關稅協議，這樣的保護措施只允許實行200天。土耳其困在陷阱裡了。
這再一次證明，滿懷希望而資本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無防護地融入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其遭受的損失大於得到的利益。這一認識當然絕不是什麼新發現。與迷信市場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同，南半球較貧窮國家的許多執政者早在許多年前就懂得了這一點，並且為自己的國家開闢出一條更加明智得多的走向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