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工業中的變化以實例顯示了全球一體化的令人喘不過氣來的速度。工廠人員的削減，80年代的生產的收縮，這一切還只不過是開端。汽車工業把迄今為止不斷擴大的各道工序遷移到配件供應者所在地那裡去，在這些地方可以就地安裝完整的現成組件，如車軸系統、空調設備或儀表盤等。目前，在美國最新的汽車製造廠中，幾乎只有三分之一的製造工序是在本廠完成，其餘生產部分是由供貨者承擔，而後者在它們的用戶出價的壓力下也不斷推進合理化。在最新的強大生產力的推動下，如今勞動越出一切界限發生相互交錯和不斷簡化的過程，一國是如此，一個企業也是如此。
德國的汽車只在豪華級範圍內還有地位。大眾汽車製造公司的新型車「POI。」，雖然是在沃爾夫斯堡組裝的，但是幾乎有一半部件來自國外。供貨者的名單從捷克開始，經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直到墨西哥和美國。豐田公司在海外生產的部分，已大於在日本本土的生產，反過來，如果美國汽車工業被迫放棄日本廠家的供貨，它就會垮台。但是，「德國製造」的廠標改為「梅塞德斯製造」或「福特製造」的廠標，這也造成了混亂。在激烈的競爭中，汽車設計師們早已發現，如果超出公司範圍來聯合生產一些部件，那會節省許多錢。今天，在德國各牌號的汽車上，裝配的已不是上百種不同的汽車發電機，而只是十來種微型發電機。生產交錯化和簡化甚至不僅僅限於動力部分或甚至整部汽車。「沃爾沃」牌汽車使用的「奧迪」型柴油發動機是匈牙利製造的。梅塞德斯公司購買六缸發動機用於大眾汽車公司的新型微型車「Viano」上，甚至顯赫的羅爾斯一羅伊斯公司也把寶馬的發動機裝配在它自己的傳統的貴賓車上。
同時，各大公司不可阻擋地實行聯合、聯合經營和合併，使效益發揮到頂點。大眾汽車公司除奧迪公司外，還吃掉了西班牙的賽特公司和東歐的市場名牌廠家斯科達公司。寶馬公司收購了英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公司羅韋爾公司，福特公司則接管了日本第四大汽車製造廠商馬自達公司的經營權。福特公司聯合大眾公司在里斯本南部地區建立了一個大型轎車製造廠，只不過是以兩個不同的牌號名稱經營的。福特公司把所生產的汽車稱之為「Galaxy」，大眾汽車公司則以「Sharan」的牌號出售這種汽車。菲亞特公司和標緻公司也有類似的做法。克萊斯勒公司也讓三菱公司在泰國為自己生產小轎車，運到美國裝上美國牌子，而在荷蘭，三菱公司同沃爾沃公司聯合進行生產。
可見，汽車工業已織成一個綜合性的覆蓋全球的網絡，其產品因頗具靈活性和機動性而受到讚譽。現在生產者本身只是一個成本要素，無權的棋子，可以隨時被擠到一邊去。單是在德國汽車製造部門中，從1991年到1995年，就失去了30萬個工作崗位，而同一時期汽車的年生產量幾乎保持不變。這一趨勢目前還沒有結束的跡象。福特公司的歐洲分公司經理阿伯特·卡斯佩斯表示，『到2000年為止，我們計劃每年將效益提高六至七個百分點」。「現在，我們要用25小時才能生產一輛警衛車。到2000年，這個時間將降到17個半小時。」大眾汽車公司的口號則是：「汽車更多，用工更少」。在四年內，生產率應提高30個百分點，該公司財務經理布魯諾·阿德耳特曾如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大眾汽車公司將逐年裁減七千到八千名工人。該公司董事會卻向它的股票持有者保證，在同一時期內，銷售利潤將增長四倍。
由於生產的跨國交錯化，失業更帶有威脅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國社會經濟政策的從前的對抗戰略目前已經鬆動。在90年代之前，經濟上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分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日本創造了終身僱用制。適應過程中的犧牲救平均加以分攤。集體的社會保證不僅在社會價值層次上，而且在企業的實踐活動中，都被看得重於謀取更多的利潤。在法國，專家治國論者推行一種民族的工業政策，而且往往獲得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一政策確立了法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同時卻沒有使一般的生活標準降低。德國曾以其高度發展的教育體系和特有的勞資合作關係而光輝照人。技術、人力和社會氛圍的高超水平，補償了要求並不那麼高的一些部門的損失。
現在，這一切似乎不再有多大價值。突然，日本的一些公司經理們也醉心於簡化管理和貨品外購，他們就好像是他們美國同行的異姓兄弟一樣。在難以解僱人員的地方，他們就把他們的員工降低為收入較差的檔次，降低工資或者調遣員工到小的分支機構中工作，或委派以代理崗位，以迫使自行辭職。甚至公然解雇的做法，用日本武士的隱喻語言來說也就是「砍頭」行為，也不再被社會宣佈為禁忌。首先遭此命運的還只是臨時工，未婚婦女和年輕的輔助工。間或也輪到資深的中層管理人員，有時整個工廠和管理中心都停止活動。一家電子公司的經理牛尾次郎指出，「從前，我們有苦同當，並且信賴政府。」「往後，支配一切的將是市場規則了。」這種結果政府還試圖加以掩飾。據公開報道，失業者占就業人數的4．5％，不會再多，但這只是統計上的騙人數字。誰尋找工作超過六個月，就不再列入名冊。只須按美國的方法進行統計（這種方法也並非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失業率將達8．9％，這是大藏省1994年的一份內部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結果。據一位批評者估算，現在在日本已達就業年齡的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尋找工作。從前充當社會團結保護者的政府，如今自己就向前推進上述這種過程。非調控化和貿易自由化，已使得整個整個的部門變得軟弱無力。從前的貿易盈餘已縮小為一個很小的部分。對此，富士公司的經理石很正忠作了看來十分淺顯的說明：日本的體制「脫離國際的平均狀況是太遠了」，所以現在應當有所改變。
這個論據也為我們星球的另一端的人們所接受。法國各大公司五年來也不斷裁減人員。令人焦憂的不僅僅是高達12個多百分點的異常的失業率。此外，就業者中有大約45％的人不得不滿足於不穩定的工作狀況，嚴如一名臨時工，在解雇方面沒有任何保障。
1994年，有70％的招雇是臨時性的。同時，工會會員減少，影響降低，特別是前景不妙。跨國市場毀壞了工會的力量基礎。歐洲聯盟各國幾乎家家如此，只有英國是例外，因為在那裡，還在撒切爾時代，政府和企業家們就共同把工資和勞動條件壓低到今日葡萄牙的水平。
在富裕的德國，體制轉變帶來了極明顯的後果。德國收益最好的工業部門即化學工業部門的一些董事會就展示了這一點，並且給人以深刻印象。就1995年這個營業年來說，三家最大公司即赫斯特公司、拜爾公司和巴斯弗公司宣佈獲得三家公司歷史上最高盈利。同時，它們預告要在國內進一步裁減人員，雖然上一年它們已削減了15萬個工作崗位。拜爾公司總經理曼弗雷德·施奈德透露說：「我們知道，人們會感到這是矛盾的。」但是，公司的高額利潤不應當讓人看不到這樣的真相：「拜爾公司在德國是處於壓力之下的」。
施奈德用這短短兩句話就清楚說明了公司的前景。因為，拜爾公司和它的競爭對手一樣，由於傳統的原因並且由於公司中心所在地的關係，仍是一家德國企業。而後來者1．G．法本染料工業公司平均有80％的銷售額是實現在國外，並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員工在德國本土工作。法蘭克福的那家大化學公司的高層經理尤爾根·德爾曼問道：「在赫斯特公司中，還有什麼是德國的？」「我們最大的零售市場是美國，我們的科威特的股票持有者所佔份額比我公司全德股票持有者加在一起所佔份額還要多，我們要研究的是國際性課題。」不能正常運轉的，只是德國的證券公司，因為人們再也掙不到錢了。這可能是誇大其詞，但比較而言也許適用於該公司的美國分部或亞洲分部。同時德爾曼又保證說，他的公司在德國自然負有一種「社會使命，因為我們也把自己當作德國的國家公民」。只不過從前人們總是「有些誇大愛國主義的意義」。一個全球性公司的高層經理如今恰好沒有可能再去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這不僅僅是德爾曼個人的問題。德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財產得承擔義務」，並「為公共福利服務」，然而，這一條款看來是他的大多數同行都再也無法執行的。從前，只是在美國經理們才以利潤為中心來劃分他們的各個機構，這些機構或者獲得最大盈利，或者被清理了事。如今，赫斯特公司也逐漸淘汰老的化學工廠，拜爾公司的愛克發集團則陷入改組陷阱，後者雖然獲得利潤，但只佔銷售額的3％。於是，德國股份公司的陳！日的構想被打破，並且一種新的、但又完全是老面孔的企業文化開始行時：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在德國許多大公司中成了把握時刻的咒語，歸根到底這無非意味著要像歷史上人們所熟知的那樣，去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以造福股票持有者。1996年5月，藥業鉅子希巴一蓋奇公司和桑多茲公司決定實行合併，它們當時抱定的是同樣的目的，這一行動因威脅要大批裁減人員而激怒許多瑞士人。甚至維也納大主教克裡斯托夫·捨特爾恩，這位長期在弗裡堡大學任教的人土，也捲進了爭論。他說：「世界上兩家最大的化學公司，雖然它們經營得是最好的，卻要實行合併，並且為此要『解放』15000個工作崗位。這決不是全能的上帝『自由市場』所強加於人的事情，而只不過是少數人追逐紅利的貪慾所使然。」